1915年，歐洲戰火沖天，無暇顧及東亞，日本經過明治維新，政治、經濟、科技得到了騰飛，漸漸地把眼光投向殘弱的中國，特別是自《馬關條約》以來，不斷地覬覦我國的領土。日本乘此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滿蒙山東及其他權利。到了1919年，歐洲戰場結束，在巴黎和會上，北洋政府外交失敗，將戰敗國德國佔領的青島轉讓給了日本，激起國人憤慨，日本又強迫中國代表追認“二十一條”的行動，北洋政府外交形勢十分嚴峻。
《巴黎和會》劇照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幾所高校的學生3000多人在北京彙集，宣讀《北京學生界宣言》，並遊行示威、散發傳單、高呼口號。這次運動，有隊伍、有指揮、有旗幟、有口號, 要求懲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張宗祥等。北洋政府派大批的軍警進行干預，一部分學生不滿意於只有政府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旗幟與口號，決議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
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家僕人見人數眾多，立刻關閉大門，有學生翻入牆內，破門而入，場面失控。當日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3人恰好在曹家聚會，曹汝霖、陸宗輿二人從後門溜走，章宗祥遭到示威學生毆打，回去時順道燒了曹宅（即趙家樓）。
事實上，當學生闖入趙家樓，放火燒房時，全副武裝的軍警都不為所動。章宗祥遭學生毒打，而在場的幾十個帶槍軍警竟然束手無策，他身邊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說：“我們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學生）。”後來軍警抓了幾個掉隊學生應付差事，當需要指證時，這些在場軍警無人願意出來指證。甚至是那些被學生打傷的軍警，也不願意出來指證學生，他們聲稱當時學生人數多至數千人，“當場既未看清，事後亦無法證明”。
其實在五四之時，軍警為求學生不要遊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據張鳴《北洋裂變》一書介紹，當時北洋政府面臨著極為尷尬的境界，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學生的愛國熱情，稱他們“純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學生，把運動平息下去，這必然導致所謂的鎮壓不力。其時的軍警也很為難，要維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結果只能窩窩囊囊，被動的接受學生的進攻。最後北洋政府迫於國內外的壓力，只得釋放被捕學生。一場新的革命正在孕育，中國人民開始真正覺醒！
當年火燒趙家樓的參與者，即後來的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許德衡，在為《五四群英》一書寫題詞中無比自豪地說：“泱泱大國，五四群英；心憂天下，身無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趙家樓火，萬眾一心；燒盡腐惡，與民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