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東苦難史：膠東闖關東 魯西出響馬

來源:鳳凰網歷史

清末民國時期的山東，是個亂象頻出、災難屢臨的省份。天災與人禍交織之下，山東人民被迫作出了不同的抉擇：闖關東和群起為匪，成為膠東和魯西各自特色的現象。

那麼同為一省、同是苦難重重，為何膠東和魯西人民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呢？這還要從山東省獨特的人文和自然風情說起。

一、清末以來山東苦難現狀

1 “四畝豐，三畝窮，一畝兩畝不得生”

山東人口在清末葉始終處於高位，在北方諸省歷來居冠（這恐怕與傳統印象中河南人多並不相符），咸豐元年時山東人口全國第四、北方第一（前三名是江蘇、浙江、安徽），到了同治、光緒兩朝，因為南方諸省受到大破壞，山東遂成為人口狀元。然而這個狀元名號的背後，卻是山東人民無限的苦難。

山東行政區劃圖

清代耕作技術和田地開墾數量並沒有隨著歷史車輪的前進提高多少，新型高產農作物帶來的紅利也很快被人口爆炸抵消。山東省耕地總數在光緒十三年達到頂峰，統計數字為125941000畝，人均佔有耕地僅3.43畝。其餘時間，大部分徘徊在3畝甚至3畝以下的水平。當時的耕作水平，據1904年出版之《東方雜誌》撰文稱，“率一歲之所食統計之,約以四畝供一人之食。”故而山東民間傳有“四畝豐，三畝窮，一畝二畝不得生”的說法。德平縣（在德州市境，解放後廢縣）人均耕地僅2.7畝，萊蕪縣僅1畝左右，生活極度艱難。膠東半島黃縣（今龍口）、蓬萊、海陽、棲霞、掖縣（今萊州）都不同程度出現了糧食短缺的現象，蓬萊甚至一年所產糧食尚不足半年之用。

如果只是人地矛盾突出，山東人民或許還不至於太苦。老天爺似乎總有使不完的力氣，可著勁兒往齊魯大地傾洩火力。

2 旱河潮交織的重災之省

各種災害之禍首推旱災，山東降雨帶有明顯的北方特點，夏秋集中、冬春稀少，省境內又多丘陵，不利儲水，在水利設施較為落後的清末民國，這種氣候特點極易發生旱災。1860至1931年70餘間，除1882年、1895年外，其餘無年不旱。同為人口大省，山東又不像河南、安徽、江蘇，即便大旱，好歹南北之間降水差異大，總有個別地方不旱，糧食可以調劑。山東省東西寬、南北短的形勢，導致一旱就是全省一鍋端，極少有幸免的，故而民諺雲：“水災一條線，旱災一大片。”旱災時莊稼收成銳減，普遍不到正常年份的四、五成，低的只有一二成，甚至絕收。曹縣、鉅野一帶荒年外出討飯成了慣常之景。

黃泛區

母親河黃河在山東好像是後孃一樣，1855-1938年83年間,黃河有57年發生決溢,共計378次，平均3年2決口。作為黃河入魯第一站，曹縣更是被頻繁的決口、河溢整治的銷魂徹骨，當地老百姓夏季只要一見雨下的大就開始收拾討荒的物件。人們口口相傳：“一年決，二年荒，三年四年吃不上。”可見“黃禍”之慘。

潮災則是山東在華北諸省的獨一份兒。省境瀕臨渤海和黃海，海岸線低平漫長，極易發生潮災，重潮災區有無棣、利津、沾化、廣饒、壽光、濰縣、昌邑、萊州，較輕的有陽信、濱縣、博興、平度、膠州、諸城、寧海、文登、榮成、日照等。潮災的危害有二，一則直接破壞船隻和淹溺人員，二則海水倒灌地下水，使土地鹽鹼化。至今青煙威沿海地區的糧食單產都大大低於內陸地區，一大原因就是土壤鹽鹼度過高。從上述災區分佈看，潮災為害最烈的基本都在半島東部，這也是移民高發之地。

歷代文人墨客多視“觀瀾聽風”為風雅之事，但對於沿海地區的農民來說，那些被風潮捲起的“堆雪”、“銀線”卻是一場災難

3 軍閥換得比變臉還快

事實上，在奉行人定勝天理論的中國人民眼中，什麼人多地少，什麼自然災害，只要有充足的時間，再大困難都能克服。但是，多災多難的山東省，近代以來似乎倒了血黴，天災之外，還有人禍來組團兒圍毆。

清末乃至民國，軍閥混戰成了主題詞。山東省地大人多，又是津浦線的南北樞紐之地，是以來徵兵者、來佔地盤者、來打仗者絡繹不絕，正兒八經地城頭變幻大王旗。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四分五裂，先有張懷芝統治山東兩年（1916.5-1918.11）,後張樹元（1918.6-1919.12）、田中玉（1919.12-1923.10）、鄭士琦（1923.10-1925.4）、張宗昌（1925.4-1928.4）、孫良誠（1928.5-1929.5）、陳調元（1929.5-1930.9）相繼入主山東。

（張宗昌）

越往後軍閥派系特徵越明顯，而明確的軍閥屬性也決定著他們進入山東，除了吸榨人民的膏血，幾乎沒有別的目的。特別是網紅詩人軍閥張宗昌督魯期間，聚兵號稱20萬人，與豫、蘇、皖等鄰省軍閥接連開戰。為了支撐高昂的戰爭消耗，張宗昌不惜竭澤而漁地加徵、預徵田稅，有些軍隊還公然入鄉搶掠，行徑與土匪無異，山東省各種附加稅竟然達到正稅的4倍。同時還到處拉夫徵丁，強徵耕牛、驢馬為軍隊運輸，弄的合省騷然，無計為生。1927年有人統計，山東受戰禍波及較深的有濟寧、金鄉、嘉祥等13個縣,受災的耕地面積達456萬畝,受災人口達490餘萬人。1929年《山東民報》哀嘆：“總之魯省鎖鑰津浦，綰轂南北，自直魯軍閥為禍以來，天災人禍無歲無之，救恤不惶，向所積儲，供億俱窮，富者室如懸磬，貧者何以餬口，是以餓斃者累累，全家服毒自盡者，觸目皆是。”

天災人禍交織如此，山東人民還怎麼安處本鄉、甘為良民？

二、家家戶戶闖關東的“東三府”

晚清民國大規模的“闖關東”現象，即關內（指山海關）百姓大批量移民東三省（黑吉遼）生產開墾之事。移民至東北者以魯、直、豫三省為多，山東人佔比最高。據估計，清末至九一八事變前，魯直豫三省每年至東北者大約50萬左右，而山東人有30餘萬。在山東移民中，又數山東東三府為最，20年代山東軍閥混戰時，東三府每日浮海北渡者最多達二三千人。所謂東三府，是指清末登州府、萊州府、青州府，其地大致包括今天的濰坊、青島、日照、煙臺、威海，大致就是膠東。

油畫，闖關東

闖關東有政府層面的引導，清末葉東北邊疆受到沙俄蠶食鯨吞，清廷的封禁東北政策導致邊境人口稀少，不足以抑制沙俄的逐步推進。有鑑於此，清廷大踏步放開了移民政策，鼓勵關內民眾積極向東北移民屯墾。山東省迫於日漸沉重的人口壓力，屢屢向東三省協調移民之事。東北廣闊的空間、優良的農業生產環境，也極大激發起山東人的移民創業熱情。而山東省最先作出反應、移民力度最大的，就是東三府。箇中緣故，當然與前述天災人禍關聯極大。但之所以呈現出與魯中、魯西迥異的狀態，也有東三府獨特的地域特點。

1 風氣高度開化的膠東

同為山東人，膠東地區風氣與魯中、魯西有著極大差別。這種差別不僅體現在魯西人聽不懂膠東話上，更多地反映在經濟、文化和風俗等方面。

山東自古號稱有魚鹽之利，主要指的就是膠東漁業和製鹽業發達。數千年風俗浸移，自然打下了獨特的地域烙印。

清末以來，特別是膠濟鐵路通車後，大概是整日穿行於山東省東西兩大區域，對風格迥異的膠東生活留下深刻印象，膠濟鐵路車務處頗有比較意味地對膠東人民的“民生狀況”作了概括：“東部濱海之地,民性冒險,故出外經商者甚多。福山、黃縣、昌邑、掖縣之人,足跡所至,幾遍沿海各埠。又以地多岩石,稼稿維艱,故民多從事漁鹽。”

又有人具體統計過黃縣（龍口）人民的從業狀況，“農十之三,士與工十之二,商十之五。”重商風氣下的膠東，安土重遷的觀念自然要比傳統農業區域淡化的多。

當鄉里遭難、生產凋敝、不足以滿足生存所需時，他們大多會自然而然地選擇離開本鄉，到有利可圖的地方維持生計。如山東登州府,“地狹人稠,境內所產,不足以自給,故民多逐利於四方。或遠適京師,或險涉重洋。奉天、吉林,絕塞萬里,皆有登人。或為富商,或挾重資,南抵蘇廣,北赴遼瀋,舟航之利,捷於他郡。”

特別是近代青島一帶遭受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外國資本和文化最早通過此地傳入山東，也客觀上迫使膠東進一步轉向開放。膠東地區幾乎家家都有闖關東的，以至於青年人若不去東北走一遭，便會被鄉鄰視作沒志氣。

2 海上交通便利促進移民

山東與東北交通最便利的當屬海道。1861年煙臺因為海灣條件優良，取代登州成為膠東最大的港口，與東北的聯繫日漸頻繁。黑龍江為了招攬各地屯墾移民者，到各省開設移民墾邊接待處，其中山東的第一家接待處就設在煙臺。煙臺與大連海路僅90海里，來往非常快捷，故而移民政策甫一開放，膠東半島人民就一擁而上紛紛闖開了關東。

清末的青島港

青島於1891年開埠，清朝始駐軍於此。後來德寇強佔青島，將之建設成為近現代化的外貿大港，國內外商船雲集，客船吞吐量大增。雖然青島處於膠東半島南海岸，但相比炮火連天的津浦線，以及直奉戰爭時打成篩子的出關之路，海運還是安全得多。1928年和1929年，受北伐戰爭、日寇侵入等因素疊加影響，膠東向東北移民者暴增，青島、煙臺、龍口三大港，兩年內渡海到東北求生者達到120萬人。

3 商貿傳統深刻影響著膠東

清中葉之後，山東人口大增後，自產糧食不敷所用，官方常從東北調糧，渠道多是海運。兩地間商貿往來亦隨之增多，19世紀80年代,山東沿海民船約5250餘隻，其中駛往遼東者達3000餘隻，佔比57.1%。

發達的海運業，為東三府居民到東北做工、墾殖提供了便利條件。事實上零星的闖關東在清中葉已經開始，據有關統計，清嘉慶至咸豐、同治年間，先後到過東北的山東人有400餘萬。不過彼時山東的內在矛盾尚不突出，闖關東者大多是春去冬回，正月間出門到東北做工，到冬至或臘月中旬則回家。這種候鳥式的務工行為，反過來又大大刺激了海運業的繁盛。

東北人對山東人踏實質樸、肯出死力、敢於探險的精神很是欽佩，因而山東人在東北生根發芽比較容易。清末大連人口大概60餘萬，其中30多萬都是膠東人。許多村莊都是山東人整體搬遷過來，村子內部完全是膠東風俗文化。連片的山東莊深刻地改變了大連當地風俗，就連當地方言也硬生生被改造成了膠東味兒。闖關東先驅者們在東北開闢出來的空間和經驗，無疑給家鄉百姓樹起了一個新的方向：生活過不好，闖關東去。似乎在他們眼中，關東不再是一個地理方位，而是到處堆積著金子、原木與糧食的極樂之地。

三、無處不匪的魯西

水深火熱的晚清民國，膠東人民忙忙活活地闖關東，魯西卻開啟了滿地皆匪的地獄模式。當然並不是說膠東無匪，也不是說魯西人民沒有闖關東的，魯西土匪多，只是相對而言。晚清民國之山東，土匪橫行無處不有，呈現出全省皆匪、西南最盛的特點。

清朝中後期，由於山東地處近畿，匪患雖有但是鬧騰不起來。袁世凱竊國後南北對立，特別是北洋軍閥開始混戰後，山東土匪連片大起。而其發端之處，正是號稱山東第一大匪窩的曹州。據北洋這第六鎮統制吳長純向袁世凱報告：“省西南一帶十數州、縣幾無完土。”袁世凱稱帝前後，魯省土匪開始蔓延開來，曹州、鉅野、梁山、鄆城、壽張、濟南、泰安、東昌（今聊城）、昌邑、蒙陰、平度等地皆有匪情。

建國後處置當年的土匪

1 民風剽悍的山東第一匪窩

曹州（轄區相當於今菏澤市）自古號稱剽悍之區，每逢亂世盛產揭竿起義者，如隋末單雄信、徐勣，唐末黃巢。蓋因其地處於魯豫蘇皖四省交界，政府控制力本就極弱。又是黃河入魯之處，水旱災害頻仍，社會動亂的危險係數極高。到了清末民初，各種不利因素疊加，災荒連年，軍閥們又瘋狂地抓丁徵稅，無路可走又不善商貿副業的曹州人，只好撿起了老傳統，當起了土匪。

由於軍閥政權對社會控制極度紊亂，廣大縣鄉幾乎成了土匪的天下。曹州所屬之十一州縣,幾乎無地無匪,團伙人數不一,最多者可達七八千人,活動範圍達充、沂、泰三府。據山東《續鉅野縣誌》記載“東省土匪蔓延全境,而曹屬一帶尤為吃緊。其最烈者,一在濮縣（今河南濮陽）之紅船集,縱橫數十里,無一片淨土。以張佔元為首一在鉅野之金山、玉山等處,其成群結夥,動以萬計。”

魯西一帶，因匪禍“村莊之被劫者數萬戶,人民之被殺傷者數千口,地方勒贖之錢又數十百萬貫”,“其他若曹之李寨、袁樓、高地圈以及黃河灘一帶,無一處不被擾。”土匪之多剿不勝剿，而短命的軍閥政權也無心剿匪，導致土匪越來越多。富戶財產被搜刮淨盡，中產者一變為貧民，窮困者幾乎不免於死。迫於生計的民眾，只好與土匪通同一氣，“是以充、沂、曹、濟一帶,上產之家必通匪,不通匪則無以保業；中產之家必蓄匪,不蓄匪則無以安生；貧窮之人必為匪,不為匪則生活無路”。

2《水滸傳》情景的驚人再現

魯西一帶是《水滸傳》小說情景主要發生地，我們以往總是帶著謳歌起義者的態度看待《水滸傳》，並批判明清歷代對《水滸傳》的封禁。持這些態度的人，真應該讓他們去民國初年的魯西體驗一下土匪遍地的生活。事實上，《水滸傳》描寫的搶劫錢糧、攻州破府的情景，在近代魯西得到了真實的再現。

1918年，清平縣胡官屯（清平縣今廢，縣境分屬高唐、臨清等地）突然接到土匪通知，索要5000洋元、快槍20枝，否則就攻寨焚掠。胡官屯拘押土匪的使者，拒不給錢給槍。不料其人乘夜逃回，匪首大怒，遂聚攻打胡官屯的寨牆。當時魯西為防土匪侵害，有勢力的豪強成立槍會武裝對抗土匪，一般村莊則築起寨牆進行抵禦。這情景，與祝家莊、曾頭市何異？梁山好漢打下祝家莊，盡取村坊中糧米而去。胡官屯被打破後，土匪洩憤，在屯中燒殺姦淫，致一村中被殺百餘人。婦女有被汙辱後自盡的，幼兒有無處可逃被父母扔進井裡的。種種慘無人道，令人不忍卒聞。

殺人放火受招安的理念，也被近代土匪們完美地繼承下來了。官兵在治匪的過程中,一般對小股土匪都極力進剿,而對大股土匪則多招撫利用,進行改編,以擴充軍閥實力。例如山東巨匪劉黑七就曾多次接受招安，稍一平靜、休養生息後，便又復起為亂。而經過軍閥政府屢次招安補血的劉黑七，竟至於竄擾山東、河南、河北、江蘇、安徽、遼寧、吉林、熱河、綏遠、察哈爾、山西等十幾個省。曾經制造過臨車劫車大案的孫美瑤匪部，也被軍閥招安，孫部成為官軍後仍然保持建制獨立，仍以土匪的一套行事，令地方上不堪其苦。

孫美瑤部土匪

3 土匪來源的複雜化

近代山東的土匪，不光是走投無路的農民。土匪的一大來源是軍隊。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後，其軍隊被打散，一部流竄入山東，魯匪毛思忠遂勾結這一股無主之兵，往來竄擾於魯西南一帶，在豫皖蘇魯四省交界之處左出右入、南竄北襲，山東軍閥政權對其徒負呼呼。

軍閥政權為了快速擴充實力，在招募兵員時往往不擇手段、泥沙俱下，編成軍隊後又不甚關注訓練教育，有些兵員甚至就是從土匪轉化而來，這樣的軍隊毫無忠誠和紀律可言。有的是被打散或譁變後，公然穿著軍衣，光天化日入城搶劫。有的是軍閥政權潰敗，軍隊就地轉化為土匪，為惡甚劇。

就連各地自發組織的民團，也有轉化為土匪者。民團是由各地豪富的鄉紳地主組織的自衛武裝，初衷是為抵抗土匪。然而由於鄉紳地主也存在私心，勢力強大後，由於官府控制力弱，難免不對鄰近村鎮的財富產生覬覦，有時竟會搖身一變，成了搶劫他人的土匪。

更不要說帶有封建會道門性質的“紅槍會”等武裝組織，其組織結構與土匪一般無二，一遇情況合宜，也會變成無惡不作的土匪。

土匪之患給山東人民特別是魯西區域，製造出無窮的深重的災難，考量其原因，更多的是天災重於人禍。所以直到國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統一，山東的匪患才逐步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