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後，一部分網友為張雨綺叫好，認為她“有氣就撒，剛到不行”，是新時代女強人的“標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警惕，認為“如果張雨綺是男生，評論一定會一邊倒罵家暴吧”。
事實上，以張雨綺袁巴元這一事件為例，如果女方持刀傷人情節屬實，的確會構成對男性伴侶的家暴。這一點也給了我們警示：接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
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群來說，求助更加羞於啟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那些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被大眾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後，一部分網友為張雨綺叫好，認為她“有氣就撒，剛到不行”，是新時代女強人的“標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警惕，認為“如果張雨綺是男生，評論一定會一邊倒罵家暴吧”。
事實上，以張雨綺袁巴元這一事件為例，如果女方持刀傷人情節屬實，的確會構成對男性伴侶的家暴。這一點也給了我們警示：接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
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群來說，求助更加羞於啟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那些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被大眾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01.“你一個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無論是媒體的報道、機構的調查，還是政府和民間機構提供的援助渠道，資源都更多地集中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這個設定裡。我們普遍認為，男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即使存在，也是罕見的，實則不然。
在中國，社會學教授風笑天（2010）在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N=22025）的研究分析中發現，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國性教育工作者陳潔瑜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早有關注。她告訴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導的調研中，許多男性訪談者認為男性不會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也沒有人舉出男性作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例子，無論是關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陳潔瑜認為這可能反應了一種認識上的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性在訪談中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經歷。她說，人們談論親密關係暴力時，往往會有這樣的預設：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肢體暴力或者婚內強姦，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這個預設包含了兩個誤解。a. 第一個誤解是“男性不會是肢體暴力或者關係內強姦的受害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的身體力量不如男性，在異形間的對抗中，男性總是會處於優勢，因此，他們不太會“被打”或者“被強姦”。
但男性被施以肢體暴力的案例並不鮮見。在風笑天的調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肢體暴力，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2.5%。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反親密關係暴力機構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來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當事男子，因長期被妻子在身體看不見的部位掐出傷痕，連夏天也不得不穿長袖襯衫來掩飾。
當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出現時，當事人往往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毆打後，姚威（化名）鼓足勇氣走進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迴應則讓他落荒而逃。
“就感覺他憋著笑，還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當時覺得周圍所有人都瞅著我，笑話我。如果地上有一個洞，我立馬就能鑽進去。” 在此以後，姚威沒有對任何人講起自己的遭遇，直到離婚。“難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親密關係暴力嗎？”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陳潔瑜說，b. 第二個誤解是“親密關係暴力只有肢體暴力這一種形式”。其實，肢體暴力僅僅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經濟控制、情緒/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五種形式，身體以外類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視。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後，一部分網友為張雨綺叫好，認為她“有氣就撒，剛到不行”，是新時代女強人的“標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警惕，認為“如果張雨綺是男生，評論一定會一邊倒罵家暴吧”。
事實上，以張雨綺袁巴元這一事件為例，如果女方持刀傷人情節屬實，的確會構成對男性伴侶的家暴。這一點也給了我們警示：接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
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群來說，求助更加羞於啟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那些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被大眾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01.“你一個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無論是媒體的報道、機構的調查，還是政府和民間機構提供的援助渠道，資源都更多地集中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這個設定裡。我們普遍認為，男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即使存在，也是罕見的，實則不然。
在中國，社會學教授風笑天（2010）在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N=22025）的研究分析中發現，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國性教育工作者陳潔瑜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早有關注。她告訴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導的調研中，許多男性訪談者認為男性不會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也沒有人舉出男性作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例子，無論是關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陳潔瑜認為這可能反應了一種認識上的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性在訪談中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經歷。她說，人們談論親密關係暴力時，往往會有這樣的預設：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肢體暴力或者婚內強姦，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這個預設包含了兩個誤解。a. 第一個誤解是“男性不會是肢體暴力或者關係內強姦的受害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的身體力量不如男性，在異形間的對抗中，男性總是會處於優勢，因此，他們不太會“被打”或者“被強姦”。
但男性被施以肢體暴力的案例並不鮮見。在風笑天的調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肢體暴力，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2.5%。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反親密關係暴力機構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來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當事男子，因長期被妻子在身體看不見的部位掐出傷痕，連夏天也不得不穿長袖襯衫來掩飾。
當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出現時，當事人往往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毆打後，姚威（化名）鼓足勇氣走進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迴應則讓他落荒而逃。
“就感覺他憋著笑，還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當時覺得周圍所有人都瞅著我，笑話我。如果地上有一個洞，我立馬就能鑽進去。” 在此以後，姚威沒有對任何人講起自己的遭遇，直到離婚。“難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親密關係暴力嗎？”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陳潔瑜說，b. 第二個誤解是“親密關係暴力只有肢體暴力這一種形式”。其實，肢體暴力僅僅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經濟控制、情緒/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五種形式，身體以外類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風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體暴力的比例為22.7%，遠高於他們遭受肢體暴力的比例（2.5%）。
但是，當一個男性遭遇非肢體暴力時，人們往往更不容易將他們當做受害者來看待。
在父權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領域的權威位置都被默認保留給男性；人們對“男性氣質”存在一定的想像與期待，男性是堅強、剛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則被認為更感性、脆弱、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思維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陽剛與陰柔、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會分別被用來形容男性和女性。
“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父權文化不但對女性進行壓迫，同樣給予了男性壓迫。”王大為說。當父權社會的結構實際上將男性禁錮在單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內化這樣的價值，極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於深受“男性氣質”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於尋求幫助。王大為表示，“相比於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獨。”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訴，尋求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但對於大多數男性來說，他們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遠不會談論這些話題。
即便他們邁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難順暢地說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王大為說，男性受害者們往往並不會將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在過往的援助中，大多數女性受害者們打來電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則大多則先是用隱晦的方式詢問：“如何解決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衝突怎麼辦”。在之後的深入瞭解中，援助者才會發現，他們曾經遭受了不同類型的、嚴重的暴力對待。
一位來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電王大為尋求幫助，在電話接通後，他欲言又止。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農村，經濟條件不好，花費很大代價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對他日漸不滿，從言語暴力漸漸發展到出軌，甚至帶著情人對他進行了毆打。
在與王大為的三次交流中，這名受害者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自己，他不斷重複著這樣自我貶損的話：“是我太無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綠帽子，被瞧不起……”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後，一部分網友為張雨綺叫好，認為她“有氣就撒，剛到不行”，是新時代女強人的“標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警惕，認為“如果張雨綺是男生，評論一定會一邊倒罵家暴吧”。
事實上，以張雨綺袁巴元這一事件為例，如果女方持刀傷人情節屬實，的確會構成對男性伴侶的家暴。這一點也給了我們警示：接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
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群來說，求助更加羞於啟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那些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被大眾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01.“你一個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無論是媒體的報道、機構的調查，還是政府和民間機構提供的援助渠道，資源都更多地集中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這個設定裡。我們普遍認為，男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即使存在，也是罕見的，實則不然。
在中國，社會學教授風笑天（2010）在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N=22025）的研究分析中發現，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國性教育工作者陳潔瑜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早有關注。她告訴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導的調研中，許多男性訪談者認為男性不會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也沒有人舉出男性作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例子，無論是關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陳潔瑜認為這可能反應了一種認識上的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性在訪談中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經歷。她說，人們談論親密關係暴力時，往往會有這樣的預設：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肢體暴力或者婚內強姦，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這個預設包含了兩個誤解。a. 第一個誤解是“男性不會是肢體暴力或者關係內強姦的受害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的身體力量不如男性，在異形間的對抗中，男性總是會處於優勢，因此，他們不太會“被打”或者“被強姦”。
但男性被施以肢體暴力的案例並不鮮見。在風笑天的調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肢體暴力，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2.5%。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反親密關係暴力機構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來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當事男子，因長期被妻子在身體看不見的部位掐出傷痕，連夏天也不得不穿長袖襯衫來掩飾。
當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出現時，當事人往往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毆打後，姚威（化名）鼓足勇氣走進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迴應則讓他落荒而逃。
“就感覺他憋著笑，還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當時覺得周圍所有人都瞅著我，笑話我。如果地上有一個洞，我立馬就能鑽進去。” 在此以後，姚威沒有對任何人講起自己的遭遇，直到離婚。“難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親密關係暴力嗎？”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陳潔瑜說，b. 第二個誤解是“親密關係暴力只有肢體暴力這一種形式”。其實，肢體暴力僅僅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經濟控制、情緒/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五種形式，身體以外類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風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體暴力的比例為22.7%，遠高於他們遭受肢體暴力的比例（2.5%）。
但是，當一個男性遭遇非肢體暴力時，人們往往更不容易將他們當做受害者來看待。
在父權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領域的權威位置都被默認保留給男性；人們對“男性氣質”存在一定的想像與期待，男性是堅強、剛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則被認為更感性、脆弱、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思維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陽剛與陰柔、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會分別被用來形容男性和女性。
“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父權文化不但對女性進行壓迫，同樣給予了男性壓迫。”王大為說。當父權社會的結構實際上將男性禁錮在單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內化這樣的價值，極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於深受“男性氣質”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於尋求幫助。王大為表示，“相比於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獨。”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訴，尋求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但對於大多數男性來說，他們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遠不會談論這些話題。
即便他們邁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難順暢地說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王大為說，男性受害者們往往並不會將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在過往的援助中，大多數女性受害者們打來電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則大多則先是用隱晦的方式詢問：“如何解決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衝突怎麼辦”。在之後的深入瞭解中，援助者才會發現，他們曾經遭受了不同類型的、嚴重的暴力對待。
一位來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電王大為尋求幫助，在電話接通後，他欲言又止。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農村，經濟條件不好，花費很大代價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對他日漸不滿，從言語暴力漸漸發展到出軌，甚至帶著情人對他進行了毆打。
在與王大為的三次交流中，這名受害者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自己，他不斷重複著這樣自我貶損的話：“是我太無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綠帽子，被瞧不起……”
02.“打人是不對，但是你也不要搞同性戀了”
當我們和陳潔瑜聊到男性作為受到忽視的受害者群體時，她還提出了人們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另一個認識誤區：
親密關係暴力被窄化為僅僅發生在異性戀關係之間，然而，它其實同樣發生在性少數群體的親密關係中。
事實上，在我們採訪的過程中發現，這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發佈的中國首份親密關係暴力的全國網絡調查報告《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顯示，通過對（包括877名非異性戀者在內的）3334名對象的調查，同性戀與雙性戀的親密關係受暴比例分別為“68.3%”與“67.6％”，甚至略高於異性戀群體的“62.7%”（備註: 此處“受暴”的定義是在過去一年內，至少遭受過一次包括身體、精神、語言、性、或經濟上的暴力）。
然而，性少數群體作為一個本身在社會主流話語中本就未被承認的群體，能夠獲得的幫助和支持非常少。
“從肢體衝突到性暴力、經濟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從涵蓋的暴力類型來看，性少數群體與異性戀親密關係的暴力沒有大的差別。而最大的不同則在於，性少數群體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後，無處依靠，甚至無人知曉。這是別人看不到的受害群體。”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後，一部分網友為張雨綺叫好，認為她“有氣就撒，剛到不行”，是新時代女強人的“標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警惕，認為“如果張雨綺是男生，評論一定會一邊倒罵家暴吧”。
事實上，以張雨綺袁巴元這一事件為例，如果女方持刀傷人情節屬實，的確會構成對男性伴侶的家暴。這一點也給了我們警示：接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
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群來說，求助更加羞於啟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那些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被大眾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01.“你一個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無論是媒體的報道、機構的調查，還是政府和民間機構提供的援助渠道，資源都更多地集中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這個設定裡。我們普遍認為，男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即使存在，也是罕見的，實則不然。
在中國，社會學教授風笑天（2010）在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N=22025）的研究分析中發現，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國性教育工作者陳潔瑜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早有關注。她告訴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導的調研中，許多男性訪談者認為男性不會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也沒有人舉出男性作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例子，無論是關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陳潔瑜認為這可能反應了一種認識上的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性在訪談中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經歷。她說，人們談論親密關係暴力時，往往會有這樣的預設：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肢體暴力或者婚內強姦，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這個預設包含了兩個誤解。a. 第一個誤解是“男性不會是肢體暴力或者關係內強姦的受害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的身體力量不如男性，在異形間的對抗中，男性總是會處於優勢，因此，他們不太會“被打”或者“被強姦”。
但男性被施以肢體暴力的案例並不鮮見。在風笑天的調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肢體暴力，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2.5%。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反親密關係暴力機構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來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當事男子，因長期被妻子在身體看不見的部位掐出傷痕，連夏天也不得不穿長袖襯衫來掩飾。
當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出現時，當事人往往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毆打後，姚威（化名）鼓足勇氣走進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迴應則讓他落荒而逃。
“就感覺他憋著笑，還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當時覺得周圍所有人都瞅著我，笑話我。如果地上有一個洞，我立馬就能鑽進去。” 在此以後，姚威沒有對任何人講起自己的遭遇，直到離婚。“難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親密關係暴力嗎？”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陳潔瑜說，b. 第二個誤解是“親密關係暴力只有肢體暴力這一種形式”。其實，肢體暴力僅僅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經濟控制、情緒/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五種形式，身體以外類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風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體暴力的比例為22.7%，遠高於他們遭受肢體暴力的比例（2.5%）。
但是，當一個男性遭遇非肢體暴力時，人們往往更不容易將他們當做受害者來看待。
在父權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領域的權威位置都被默認保留給男性；人們對“男性氣質”存在一定的想像與期待，男性是堅強、剛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則被認為更感性、脆弱、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思維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陽剛與陰柔、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會分別被用來形容男性和女性。
“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父權文化不但對女性進行壓迫，同樣給予了男性壓迫。”王大為說。當父權社會的結構實際上將男性禁錮在單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內化這樣的價值，極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於深受“男性氣質”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於尋求幫助。王大為表示，“相比於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獨。”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訴，尋求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但對於大多數男性來說，他們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遠不會談論這些話題。
即便他們邁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難順暢地說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王大為說，男性受害者們往往並不會將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在過往的援助中，大多數女性受害者們打來電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則大多則先是用隱晦的方式詢問：“如何解決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衝突怎麼辦”。在之後的深入瞭解中，援助者才會發現，他們曾經遭受了不同類型的、嚴重的暴力對待。
一位來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電王大為尋求幫助，在電話接通後，他欲言又止。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農村，經濟條件不好，花費很大代價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對他日漸不滿，從言語暴力漸漸發展到出軌，甚至帶著情人對他進行了毆打。
在與王大為的三次交流中，這名受害者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自己，他不斷重複著這樣自我貶損的話：“是我太無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綠帽子，被瞧不起……”
02.“打人是不對，但是你也不要搞同性戀了”
當我們和陳潔瑜聊到男性作為受到忽視的受害者群體時，她還提出了人們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另一個認識誤區：
親密關係暴力被窄化為僅僅發生在異性戀關係之間，然而，它其實同樣發生在性少數群體的親密關係中。
事實上，在我們採訪的過程中發現，這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發佈的中國首份親密關係暴力的全國網絡調查報告《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顯示，通過對（包括877名非異性戀者在內的）3334名對象的調查，同性戀與雙性戀的親密關係受暴比例分別為“68.3%”與“67.6％”，甚至略高於異性戀群體的“62.7%”（備註: 此處“受暴”的定義是在過去一年內，至少遭受過一次包括身體、精神、語言、性、或經濟上的暴力）。
然而，性少數群體作為一個本身在社會主流話語中本就未被承認的群體，能夠獲得的幫助和支持非常少。
“從肢體衝突到性暴力、經濟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從涵蓋的暴力類型來看，性少數群體與異性戀親密關係的暴力沒有大的差別。而最大的不同則在於，性少數群體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後，無處依靠，甚至無人知曉。這是別人看不到的受害群體。”
社會公權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2015年年底，中國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通過表決，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郭林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開表示，“在我國，還不曾發現同性戀之間的暴力事件，因此，新出臺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共同生活的人員不包括同性戀。”
在彩虹暴力終結所遠程陪護的一個案例中，當地的公安局“一面說打人是不對的，一面告誡受害人，但是你們也別搞同性戀了。”這樣的公共事件與發聲，也讓性少數群體對於社會支持系統有了本能的不信任感。
一邊是社會支持渠道的缺乏，另一邊是群體本身的不信任，暴力中的性少數群體愈發面臨很少求助的境況。官方的支持系統對性少數群體的歧視和忽視，與性少數群體對他們的不信任，在無聲地相互影響著。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後，一部分網友為張雨綺叫好，認為她“有氣就撒，剛到不行”，是新時代女強人的“標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警惕，認為“如果張雨綺是男生，評論一定會一邊倒罵家暴吧”。
事實上，以張雨綺袁巴元這一事件為例，如果女方持刀傷人情節屬實，的確會構成對男性伴侶的家暴。這一點也給了我們警示：接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
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群來說，求助更加羞於啟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那些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被大眾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01.“你一個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無論是媒體的報道、機構的調查，還是政府和民間機構提供的援助渠道，資源都更多地集中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這個設定裡。我們普遍認為，男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即使存在，也是罕見的，實則不然。
在中國，社會學教授風笑天（2010）在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N=22025）的研究分析中發現，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國性教育工作者陳潔瑜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早有關注。她告訴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導的調研中，許多男性訪談者認為男性不會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也沒有人舉出男性作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例子，無論是關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陳潔瑜認為這可能反應了一種認識上的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性在訪談中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經歷。她說，人們談論親密關係暴力時，往往會有這樣的預設：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肢體暴力或者婚內強姦，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這個預設包含了兩個誤解。a. 第一個誤解是“男性不會是肢體暴力或者關係內強姦的受害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的身體力量不如男性，在異形間的對抗中，男性總是會處於優勢，因此，他們不太會“被打”或者“被強姦”。
但男性被施以肢體暴力的案例並不鮮見。在風笑天的調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肢體暴力，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2.5%。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反親密關係暴力機構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來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當事男子，因長期被妻子在身體看不見的部位掐出傷痕，連夏天也不得不穿長袖襯衫來掩飾。
當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出現時，當事人往往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毆打後，姚威（化名）鼓足勇氣走進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迴應則讓他落荒而逃。
“就感覺他憋著笑，還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當時覺得周圍所有人都瞅著我，笑話我。如果地上有一個洞，我立馬就能鑽進去。” 在此以後，姚威沒有對任何人講起自己的遭遇，直到離婚。“難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親密關係暴力嗎？”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陳潔瑜說，b. 第二個誤解是“親密關係暴力只有肢體暴力這一種形式”。其實，肢體暴力僅僅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經濟控制、情緒/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五種形式，身體以外類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風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體暴力的比例為22.7%，遠高於他們遭受肢體暴力的比例（2.5%）。
但是，當一個男性遭遇非肢體暴力時，人們往往更不容易將他們當做受害者來看待。
在父權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領域的權威位置都被默認保留給男性；人們對“男性氣質”存在一定的想像與期待，男性是堅強、剛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則被認為更感性、脆弱、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思維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陽剛與陰柔、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會分別被用來形容男性和女性。
“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父權文化不但對女性進行壓迫，同樣給予了男性壓迫。”王大為說。當父權社會的結構實際上將男性禁錮在單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內化這樣的價值，極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於深受“男性氣質”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於尋求幫助。王大為表示，“相比於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獨。”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訴，尋求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但對於大多數男性來說，他們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遠不會談論這些話題。
即便他們邁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難順暢地說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王大為說，男性受害者們往往並不會將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在過往的援助中，大多數女性受害者們打來電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則大多則先是用隱晦的方式詢問：“如何解決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衝突怎麼辦”。在之後的深入瞭解中，援助者才會發現，他們曾經遭受了不同類型的、嚴重的暴力對待。
一位來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電王大為尋求幫助，在電話接通後，他欲言又止。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農村，經濟條件不好，花費很大代價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對他日漸不滿，從言語暴力漸漸發展到出軌，甚至帶著情人對他進行了毆打。
在與王大為的三次交流中，這名受害者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自己，他不斷重複著這樣自我貶損的話：“是我太無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綠帽子，被瞧不起……”
02.“打人是不對，但是你也不要搞同性戀了”
當我們和陳潔瑜聊到男性作為受到忽視的受害者群體時，她還提出了人們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另一個認識誤區：
親密關係暴力被窄化為僅僅發生在異性戀關係之間，然而，它其實同樣發生在性少數群體的親密關係中。
事實上，在我們採訪的過程中發現，這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發佈的中國首份親密關係暴力的全國網絡調查報告《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顯示，通過對（包括877名非異性戀者在內的）3334名對象的調查，同性戀與雙性戀的親密關係受暴比例分別為“68.3%”與“67.6％”，甚至略高於異性戀群體的“62.7%”（備註: 此處“受暴”的定義是在過去一年內，至少遭受過一次包括身體、精神、語言、性、或經濟上的暴力）。
然而，性少數群體作為一個本身在社會主流話語中本就未被承認的群體，能夠獲得的幫助和支持非常少。
“從肢體衝突到性暴力、經濟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從涵蓋的暴力類型來看，性少數群體與異性戀親密關係的暴力沒有大的差別。而最大的不同則在於，性少數群體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後，無處依靠，甚至無人知曉。這是別人看不到的受害群體。”
社會公權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2015年年底，中國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通過表決，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郭林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開表示，“在我國，還不曾發現同性戀之間的暴力事件，因此，新出臺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共同生活的人員不包括同性戀。”
在彩虹暴力終結所遠程陪護的一個案例中，當地的公安局“一面說打人是不對的，一面告誡受害人，但是你們也別搞同性戀了。”這樣的公共事件與發聲，也讓性少數群體對於社會支持系統有了本能的不信任感。
一邊是社會支持渠道的缺乏，另一邊是群體本身的不信任，暴力中的性少數群體愈發面臨很少求助的境況。官方的支持系統對性少數群體的歧視和忽視，與性少數群體對他們的不信任，在無聲地相互影響著。
03.“出櫃威脅”成為性少數群體親密關係暴力的原因
較之肢體暴力，容易被忽視的精神暴力也更加頻繁地充斥在性少數群體親密關係中，《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2015）顯示，在嚴重精神暴力方面，同性戀和雙性戀無論是施加還是遭遇的暴力都顯著高於異性戀者，雙性戀者遭遇嚴重精神暴力的比例（25.7%）甚至高於同性戀者（21.8%）和異性戀者（18.2%）。
報告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性少數群體經歷的心理暴力常常與針對“出櫃”（即暴露同性戀身份）的威脅和恐嚇相關。
在忍受了男友一年多的“冷暴力”之後，男同性戀者燕子終於與男友分隔兩地，燕子鼓起勇氣提出分手，卻遭到了對方的威脅，說要把燕子的個人信息和照片發佈到學校的貼吧，“讓大家看看，這個人是個同性戀”。
“我當時非常害怕，只能打電話請求他，從晚上十點一直到凌晨四點”，男友提出了很多過分的要求，最終，因為害怕出櫃，燕子選擇了順從。
回想自己被“出櫃威脅”的經歷，燕子開始反思性少數群體裡的暴力，“因為我們是性少數群體，受到暴力的那一方發聲會更加困難，甚至根本不敢發聲，所以，施暴的那一方就會變本加厲。”
“出櫃威脅常常會將暴力升級，因為害怕被出櫃，暴力受害人往往會選擇忍受暴力，同時更難向外求助。往往在這個封閉的過程中，暴力開始急劇惡化。”彩虹暴力終結所協調人李悅告訴我們，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後，一部分網友為張雨綺叫好，認為她“有氣就撒，剛到不行”，是新時代女強人的“標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警惕，認為“如果張雨綺是男生，評論一定會一邊倒罵家暴吧”。
事實上，以張雨綺袁巴元這一事件為例，如果女方持刀傷人情節屬實，的確會構成對男性伴侶的家暴。這一點也給了我們警示：接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
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群來說，求助更加羞於啟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那些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被大眾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01.“你一個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無論是媒體的報道、機構的調查，還是政府和民間機構提供的援助渠道，資源都更多地集中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這個設定裡。我們普遍認為，男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即使存在，也是罕見的，實則不然。
在中國，社會學教授風笑天（2010）在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N=22025）的研究分析中發現，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國性教育工作者陳潔瑜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早有關注。她告訴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導的調研中，許多男性訪談者認為男性不會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也沒有人舉出男性作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例子，無論是關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陳潔瑜認為這可能反應了一種認識上的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性在訪談中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經歷。她說，人們談論親密關係暴力時，往往會有這樣的預設：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肢體暴力或者婚內強姦，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這個預設包含了兩個誤解。a. 第一個誤解是“男性不會是肢體暴力或者關係內強姦的受害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的身體力量不如男性，在異形間的對抗中，男性總是會處於優勢，因此，他們不太會“被打”或者“被強姦”。
但男性被施以肢體暴力的案例並不鮮見。在風笑天的調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肢體暴力，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2.5%。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反親密關係暴力機構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來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當事男子，因長期被妻子在身體看不見的部位掐出傷痕，連夏天也不得不穿長袖襯衫來掩飾。
當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出現時，當事人往往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毆打後，姚威（化名）鼓足勇氣走進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迴應則讓他落荒而逃。
“就感覺他憋著笑，還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當時覺得周圍所有人都瞅著我，笑話我。如果地上有一個洞，我立馬就能鑽進去。” 在此以後，姚威沒有對任何人講起自己的遭遇，直到離婚。“難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親密關係暴力嗎？”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陳潔瑜說，b. 第二個誤解是“親密關係暴力只有肢體暴力這一種形式”。其實，肢體暴力僅僅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經濟控制、情緒/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五種形式，身體以外類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風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體暴力的比例為22.7%，遠高於他們遭受肢體暴力的比例（2.5%）。
但是，當一個男性遭遇非肢體暴力時，人們往往更不容易將他們當做受害者來看待。
在父權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領域的權威位置都被默認保留給男性；人們對“男性氣質”存在一定的想像與期待，男性是堅強、剛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則被認為更感性、脆弱、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思維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陽剛與陰柔、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會分別被用來形容男性和女性。
“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父權文化不但對女性進行壓迫，同樣給予了男性壓迫。”王大為說。當父權社會的結構實際上將男性禁錮在單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內化這樣的價值，極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於深受“男性氣質”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於尋求幫助。王大為表示，“相比於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獨。”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訴，尋求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但對於大多數男性來說，他們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遠不會談論這些話題。
即便他們邁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難順暢地說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王大為說，男性受害者們往往並不會將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在過往的援助中，大多數女性受害者們打來電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則大多則先是用隱晦的方式詢問：“如何解決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衝突怎麼辦”。在之後的深入瞭解中，援助者才會發現，他們曾經遭受了不同類型的、嚴重的暴力對待。
一位來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電王大為尋求幫助，在電話接通後，他欲言又止。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農村，經濟條件不好，花費很大代價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對他日漸不滿，從言語暴力漸漸發展到出軌，甚至帶著情人對他進行了毆打。
在與王大為的三次交流中，這名受害者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自己，他不斷重複著這樣自我貶損的話：“是我太無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綠帽子，被瞧不起……”
02.“打人是不對，但是你也不要搞同性戀了”
當我們和陳潔瑜聊到男性作為受到忽視的受害者群體時，她還提出了人們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另一個認識誤區：
親密關係暴力被窄化為僅僅發生在異性戀關係之間，然而，它其實同樣發生在性少數群體的親密關係中。
事實上，在我們採訪的過程中發現，這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發佈的中國首份親密關係暴力的全國網絡調查報告《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顯示，通過對（包括877名非異性戀者在內的）3334名對象的調查，同性戀與雙性戀的親密關係受暴比例分別為“68.3%”與“67.6％”，甚至略高於異性戀群體的“62.7%”（備註: 此處“受暴”的定義是在過去一年內，至少遭受過一次包括身體、精神、語言、性、或經濟上的暴力）。
然而，性少數群體作為一個本身在社會主流話語中本就未被承認的群體，能夠獲得的幫助和支持非常少。
“從肢體衝突到性暴力、經濟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從涵蓋的暴力類型來看，性少數群體與異性戀親密關係的暴力沒有大的差別。而最大的不同則在於，性少數群體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後，無處依靠，甚至無人知曉。這是別人看不到的受害群體。”
社會公權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2015年年底，中國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通過表決，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郭林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開表示，“在我國，還不曾發現同性戀之間的暴力事件，因此，新出臺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共同生活的人員不包括同性戀。”
在彩虹暴力終結所遠程陪護的一個案例中，當地的公安局“一面說打人是不對的，一面告誡受害人，但是你們也別搞同性戀了。”這樣的公共事件與發聲，也讓性少數群體對於社會支持系統有了本能的不信任感。
一邊是社會支持渠道的缺乏，另一邊是群體本身的不信任，暴力中的性少數群體愈發面臨很少求助的境況。官方的支持系統對性少數群體的歧視和忽視，與性少數群體對他們的不信任，在無聲地相互影響著。
03.“出櫃威脅”成為性少數群體親密關係暴力的原因
較之肢體暴力，容易被忽視的精神暴力也更加頻繁地充斥在性少數群體親密關係中，《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2015）顯示，在嚴重精神暴力方面，同性戀和雙性戀無論是施加還是遭遇的暴力都顯著高於異性戀者，雙性戀者遭遇嚴重精神暴力的比例（25.7%）甚至高於同性戀者（21.8%）和異性戀者（18.2%）。
報告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性少數群體經歷的心理暴力常常與針對“出櫃”（即暴露同性戀身份）的威脅和恐嚇相關。
在忍受了男友一年多的“冷暴力”之後，男同性戀者燕子終於與男友分隔兩地，燕子鼓起勇氣提出分手，卻遭到了對方的威脅，說要把燕子的個人信息和照片發佈到學校的貼吧，“讓大家看看，這個人是個同性戀”。
“我當時非常害怕，只能打電話請求他，從晚上十點一直到凌晨四點”，男友提出了很多過分的要求，最終，因為害怕出櫃，燕子選擇了順從。
回想自己被“出櫃威脅”的經歷，燕子開始反思性少數群體裡的暴力，“因為我們是性少數群體，受到暴力的那一方發聲會更加困難，甚至根本不敢發聲，所以，施暴的那一方就會變本加厲。”
“出櫃威脅常常會將暴力升級，因為害怕被出櫃，暴力受害人往往會選擇忍受暴力，同時更難向外求助。往往在這個封閉的過程中，暴力開始急劇惡化。”彩虹暴力終結所協調人李悅告訴我們，
我們呼籲官方、民間各類機構組織、大眾，在關懷異性戀伴侶中女性受害者的同時，關注男性和其他性別身份的受害者，關注性少數伴侶關係中的受害者。對一種對象的最嚴重的排擠，並不是在話語領域內去反對它，而是把它驅逐到話語的範疇之外，它不被談論，從而被人遺忘，這些他者，從此成為了行走在這個世間的憧憧鬼影。
而我們至少可以做的，是儘自己的努力，營造一種寬容的話語氛圍，允許他們存在。這是我們能夠為他們，同時也為我們自己所做的最少的事情。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後，一部分網友為張雨綺叫好，認為她“有氣就撒，剛到不行”，是新時代女強人的“標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警惕，認為“如果張雨綺是男生，評論一定會一邊倒罵家暴吧”。
事實上，以張雨綺袁巴元這一事件為例，如果女方持刀傷人情節屬實，的確會構成對男性伴侶的家暴。這一點也給了我們警示：接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
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群來說，求助更加羞於啟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那些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被大眾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01.“你一個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無論是媒體的報道、機構的調查，還是政府和民間機構提供的援助渠道，資源都更多地集中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這個設定裡。我們普遍認為，男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即使存在，也是罕見的，實則不然。
在中國，社會學教授風笑天（2010）在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N=22025）的研究分析中發現，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國性教育工作者陳潔瑜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早有關注。她告訴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導的調研中，許多男性訪談者認為男性不會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也沒有人舉出男性作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例子，無論是關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陳潔瑜認為這可能反應了一種認識上的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性在訪談中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經歷。她說，人們談論親密關係暴力時，往往會有這樣的預設：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肢體暴力或者婚內強姦，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這個預設包含了兩個誤解。a. 第一個誤解是“男性不會是肢體暴力或者關係內強姦的受害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的身體力量不如男性，在異形間的對抗中，男性總是會處於優勢，因此，他們不太會“被打”或者“被強姦”。
但男性被施以肢體暴力的案例並不鮮見。在風笑天的調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肢體暴力，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2.5%。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反親密關係暴力機構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來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當事男子，因長期被妻子在身體看不見的部位掐出傷痕，連夏天也不得不穿長袖襯衫來掩飾。
當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出現時，當事人往往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毆打後，姚威（化名）鼓足勇氣走進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迴應則讓他落荒而逃。
“就感覺他憋著笑，還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當時覺得周圍所有人都瞅著我，笑話我。如果地上有一個洞，我立馬就能鑽進去。” 在此以後，姚威沒有對任何人講起自己的遭遇，直到離婚。“難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親密關係暴力嗎？”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陳潔瑜說，b. 第二個誤解是“親密關係暴力只有肢體暴力這一種形式”。其實，肢體暴力僅僅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經濟控制、情緒/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五種形式，身體以外類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風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體暴力的比例為22.7%，遠高於他們遭受肢體暴力的比例（2.5%）。
但是，當一個男性遭遇非肢體暴力時，人們往往更不容易將他們當做受害者來看待。
在父權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領域的權威位置都被默認保留給男性；人們對“男性氣質”存在一定的想像與期待，男性是堅強、剛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則被認為更感性、脆弱、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思維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陽剛與陰柔、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會分別被用來形容男性和女性。
“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父權文化不但對女性進行壓迫，同樣給予了男性壓迫。”王大為說。當父權社會的結構實際上將男性禁錮在單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內化這樣的價值，極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於深受“男性氣質”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於尋求幫助。王大為表示，“相比於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獨。”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訴，尋求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但對於大多數男性來說，他們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遠不會談論這些話題。
即便他們邁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難順暢地說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王大為說，男性受害者們往往並不會將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在過往的援助中，大多數女性受害者們打來電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則大多則先是用隱晦的方式詢問：“如何解決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衝突怎麼辦”。在之後的深入瞭解中，援助者才會發現，他們曾經遭受了不同類型的、嚴重的暴力對待。
一位來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電王大為尋求幫助，在電話接通後，他欲言又止。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農村，經濟條件不好，花費很大代價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對他日漸不滿，從言語暴力漸漸發展到出軌，甚至帶著情人對他進行了毆打。
在與王大為的三次交流中，這名受害者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自己，他不斷重複著這樣自我貶損的話：“是我太無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綠帽子，被瞧不起……”
02.“打人是不對，但是你也不要搞同性戀了”
當我們和陳潔瑜聊到男性作為受到忽視的受害者群體時，她還提出了人們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另一個認識誤區：
親密關係暴力被窄化為僅僅發生在異性戀關係之間，然而，它其實同樣發生在性少數群體的親密關係中。
事實上，在我們採訪的過程中發現，這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發佈的中國首份親密關係暴力的全國網絡調查報告《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顯示，通過對（包括877名非異性戀者在內的）3334名對象的調查，同性戀與雙性戀的親密關係受暴比例分別為“68.3%”與“67.6％”，甚至略高於異性戀群體的“62.7%”（備註: 此處“受暴”的定義是在過去一年內，至少遭受過一次包括身體、精神、語言、性、或經濟上的暴力）。
然而，性少數群體作為一個本身在社會主流話語中本就未被承認的群體，能夠獲得的幫助和支持非常少。
“從肢體衝突到性暴力、經濟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從涵蓋的暴力類型來看，性少數群體與異性戀親密關係的暴力沒有大的差別。而最大的不同則在於，性少數群體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後，無處依靠，甚至無人知曉。這是別人看不到的受害群體。”
社會公權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2015年年底，中國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通過表決，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郭林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開表示，“在我國，還不曾發現同性戀之間的暴力事件，因此，新出臺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共同生活的人員不包括同性戀。”
在彩虹暴力終結所遠程陪護的一個案例中，當地的公安局“一面說打人是不對的，一面告誡受害人，但是你們也別搞同性戀了。”這樣的公共事件與發聲，也讓性少數群體對於社會支持系統有了本能的不信任感。
一邊是社會支持渠道的缺乏，另一邊是群體本身的不信任，暴力中的性少數群體愈發面臨很少求助的境況。官方的支持系統對性少數群體的歧視和忽視，與性少數群體對他們的不信任，在無聲地相互影響著。
03.“出櫃威脅”成為性少數群體親密關係暴力的原因
較之肢體暴力，容易被忽視的精神暴力也更加頻繁地充斥在性少數群體親密關係中，《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2015）顯示，在嚴重精神暴力方面，同性戀和雙性戀無論是施加還是遭遇的暴力都顯著高於異性戀者，雙性戀者遭遇嚴重精神暴力的比例（25.7%）甚至高於同性戀者（21.8%）和異性戀者（18.2%）。
報告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性少數群體經歷的心理暴力常常與針對“出櫃”（即暴露同性戀身份）的威脅和恐嚇相關。
在忍受了男友一年多的“冷暴力”之後，男同性戀者燕子終於與男友分隔兩地，燕子鼓起勇氣提出分手，卻遭到了對方的威脅，說要把燕子的個人信息和照片發佈到學校的貼吧，“讓大家看看，這個人是個同性戀”。
“我當時非常害怕，只能打電話請求他，從晚上十點一直到凌晨四點”，男友提出了很多過分的要求，最終，因為害怕出櫃，燕子選擇了順從。
回想自己被“出櫃威脅”的經歷，燕子開始反思性少數群體裡的暴力，“因為我們是性少數群體，受到暴力的那一方發聲會更加困難，甚至根本不敢發聲，所以，施暴的那一方就會變本加厲。”
“出櫃威脅常常會將暴力升級，因為害怕被出櫃，暴力受害人往往會選擇忍受暴力，同時更難向外求助。往往在這個封閉的過程中，暴力開始急劇惡化。”彩虹暴力終結所協調人李悅告訴我們，
我們呼籲官方、民間各類機構組織、大眾，在關懷異性戀伴侶中女性受害者的同時，關注男性和其他性別身份的受害者，關注性少數伴侶關係中的受害者。對一種對象的最嚴重的排擠，並不是在話語領域內去反對它，而是把它驅逐到話語的範疇之外，它不被談論，從而被人遺忘，這些他者，從此成為了行走在這個世間的憧憧鬼影。
而我們至少可以做的，是儘自己的努力，營造一種寬容的話語氛圍，允許他們存在。這是我們能夠為他們，同時也為我們自己所做的最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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