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袁崇煥的忠奸之辯，數百年來一直都沒有停息過。

本文不想再參與辯駁，畢竟，此前寫過辯駁的東西太多了。

只想在此指出，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明史》定稿刊刻為分水嶺：《明史》誕生前，世人對袁崇煥貶多於褒；《明史》誕生後，世人對袁崇煥譽多於毀。

下面舉幾個例。

先說《明史》誕生前的明朝遺臣的作品。

《朱舜水集》如此痛斥袁崇煥：“賊臣楊鎬、袁崇煥前後賣國，繼喪遼陽、廣寧，滋蔓難圖。”

《爝火錄》則將袁崇煥與南明大奸臣馬士英相提並論，說：“此二人者（指袁崇煥與馬士英），誕生一處，同為誤國之臣。”

《國榷》對袁崇煥的評價也是相當不屑：“袁氏便宜從事，天下聞之，詫為奇舉，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

《明季北略》甚至把袁崇煥比成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檜，說：“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石匱書後集》認為袁崇煥比秦檜更加不堪，稱：“崇煥以齷齪庸才，焉可上比秦檜！”

接下來，我們看看《明史•袁崇煥傳》對袁崇煥的評價，雲：“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再看《明史》誕生後——主要是近代人的評價。

梁啟超在《袁督師傳》中盛讚：“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閻崇年《袁崇煥傳》稱：“袁崇煥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者。袁崇煥的仁與智，令人讚頌；勇與廉，令人敬佩。這種愛國精神，同他的浩然正氣密切相連。袁崇煥留給後人熠熠永輝的思想、薪火永傳的精髓，是‘正氣’，就是‘浩然正氣’……通俗地說，“浩然正氣”就是正大剛直、合乎道義、充滿天地、超越時空之氣。”

金庸《袁崇煥評傳》則贊：“袁崇煥真像是一個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他沖天的幹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顯得突出。”

……

看看，愛袁崇煥者，將之捧上天；恨袁崇煥者，則將之踩入地。

這些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對袁崇煥的深入研究，袁崇煥的形象又有所下降——有人說這是翻案，其實是還原——袁崇煥的歷史地位先低後高，現在又開始降低，這是還原，不是翻案。

袁崇煥的身後名聲、歷史地位之所以升降、沉浮，其實和《明史•袁崇煥傳》裡提到的一個情節有密切關係。

這個情節就是：“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

即後來世人津津樂道的“皇太極巧施反間計殺袁崇煥”的故事。

關於這個故事的描述與評論，柏楊《中國人史綱》裡頗為生動傳神，其文曰：最重要的一次入塞是第一次，由皇太極親自率領，直抵北京城下，給驕傲自大的明政府帶來最大的震恐。袁崇煥這時已擢升為遼東軍區總司令（遼東督師），他得到消息，立刻統率五千騎兵向北京馳援，日夜不停的奔馳四百公里，到達北京時，人與馬都疲憊不堪，但仍在廣渠門（北京城門之一）外，擊退後金兵團的攻勢。可是北京那些勇於內鬥的官員們並不感謝他，反而認為他應負不能阻擋敵人攻破長城的責任。而被攻陷的喜峰口（河北遷西北），卻是屬於另一個軍區——薊州軍區。皇太極對這個屢次阻撓後金軍事行動兼殺父之仇的袁崇煥，尤其恨入骨髓。一個小說上虛構的反間諜故事，移上真實的政治舞臺。熟讀《三國演義》的皇太極，運用“周瑜計賺蔣幹”的方法，實施他的陰謀。這個陰謀中扮演蔣幹角色的是兩個被俘虜的明王朝宦官，他們在睡夢中隱約聽到看守他們的後金衛士如下的耳語對話。一個問：“今天怎麼忽然停戰？”一個答：“我看見可汗騎馬走向敵人陣地，有兩個人迎上來相見，密談了很久。大概袁崇煥有什麼祕密信息，事情很快就會解決。”兩個宦官不久就自以為很幸運的逃出牢籠，回到北京，向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檢告發。不但朱由檢大大的震怒，幾乎所有的官員都額手稱慶叛徒的奸謀敗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煥被捕，在輿論沸騰中，受到磔刑處死。過了十六年，後金汗國（那時已改稱清帝國）攻佔北京，公佈這場公案的內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聰明，嘲笑明王朝官員愚蠢如豬。

柏楊因此下結論：朱由檢死亡前一直哀嘆自己沒有岳飛式的救世英雄，其實他有，就是袁崇煥，可惜被愚蠢和無知的他給殺害了。

可見，“皇太極巧施反間計殺袁崇煥”故事的真假，對袁崇煥身後名聲至關重要。

那麼，“皇太極巧施反間計殺袁崇煥”的故事最先出自哪兒呢？

應該是《滿文老檔》。其上記載為：“二十九日，遣楊太監往見崇禎帝。楊太監以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告明崇禎帝。遂執袁都堂，磔之。”

此外，《清太宗實錄》也記：“先是。獲明太監二人。令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巴克什違海監守之。至是還兵。高鴻中、鮑承先遵上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庚戌，縱楊太監歸。後聞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主。明主遂執袁崇煥入城，磔之。”

這兩段記載，粗粗一看，好象沒什麼問題。

但是，仔細一想，不對啊。

如果真是史實記錄，那作為後金一方，只能記其施行反間計的過程，對於楊太監（或二太監）回去後，能不能見到皇帝、有沒有向崇禎皇帝報告，只能是推測，不能全知全覺地寫太監怎麼向崇禎彙報，然後崇禎如何相信，再然後把袁崇煥“磔之”。

再者說了，後金方向實施反間計是在崇禎二年十二月，“磔”袁崇煥卻是在崇禎三年八月，這輕描淡寫的一句“詳告明崇禎帝。遂執袁都堂，磔之”，就把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跨度抹殺了，可見不是實時記錄，而是事後諸葛亮式的推測。

也就是說，《滿文老檔》對這件事的記載時間不會早於崇禎三年九月。而後金實施反間計與袁崇煥被“磔”的二者間是否有因果關係，就很難確認了。

比如說，你憎惡某人，於是晚上點了柱香，向天禱告，讓老天趕緊收了他。結果，某人第二天真的出車禍死了，那是否可以說，某人就是死在你的詛咒之下呢？

關於“反間計”的影子，《崇禎長編》也有記：“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城中並無兵將亦無糧餉，昨日選了一千匹馬去了，還有一二百廢馬。’次日，大清兵挑選百餘匹用。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聞大清兵與滿總兵戰，得了馬二百匹，生擒士將一員。次日各給書二封，一令春向德勝門投遞，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門投遞，內言南朝萬曆時節屢次著王喇嘛講和，總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煥殺了我們些人，我們惱恨得緊，又問毛文龍擒了臺土兵，我們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講和要以黃河為界。”

可見真有兩個太監，一叫楊春、一叫王成德的馬房太監被後金擒獲，並代為送信，但沒有提到反間計，更沒有向崇禎彙報、告密什麼的。

那麼，有一種可能，是後金實施了反間計，但被縱歸的太監並沒有見到崇禎，即這只是一條“爛尾反間計”——後金方面以為自己妙計成功了，實際上明朝方面根本就沒出現這一筆。

也許，皇太極們根本就搞不清明朝內宮有多少太監，太監有多少個工作部門，那些工作部門的太監才有資格面見皇帝，在他們的頭腦裡，大明皇宮就是個村子，崇禎是村長，太監是村民，村民回到村裡，就一定會見到村長，想得忒簡單了。

還有，他們哪裡會料到？崇禎上臺，雷厲風行地剷除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最恨閹人染指軍政大事，豈會輕信兩個替“萬歲爺養馬的官兒”的“弼馬溫”的話？！

如果崇禎真的有中了反間計，那麼，在判定袁崇煥罪行時，肯定少不了“通敵叛國”這一條——支持反間計取得漂亮結果的《明史•袁崇煥傳》的確有記“法司坐崇煥謀叛”——但《崇禎長編》裡關於袁崇煥的罪名，只有：“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等種種罪惡，並沒有“通敵叛國”這一條。

所以，後金實施反間計之事就算真有實施過，也是隻有開頭，沒有結尾，不了了之。

再補充一下，李霨為范文程寫的《內祕書院大學士範文肅公墓誌銘》還特別為范文程醜表功，說向皇太極進獻反間計的，就是范文程。其文為：“是時，明寧遠總制某將重兵居前，公進祕謀，縱反間，總制獲罪去。”

但是，《滿文老檔》清清楚楚有記：“令參將影俄爾岱、遊擊李思忠、文館范文程統備禦八員、兵八百人，留守遵化。”

《清太宗實錄》也記：“令參將影俄爾岱、遊擊李思忠、文館范文程統備禦八員、兵八百人，留守遵化。”

《內祕書院大學士範文肅公墓誌銘》自己也記：“太宗自將臨永平，留公守遵化。”

即後金入寇，攻陷了遵化，范文程和影俄爾岱、李思忠等人一同留守遵化，並沒能跟到北京城下，那麼說范文程在北京城下向皇太極獻反間計是不可能的。

然而，比范文程墓誌銘晚出二十多年，由黃宗羲為錢龍錫寫的《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還是以訛傳訛，不但寫了獻計之人是范文程，還詳細寫了獻計過程：“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太祖患之，範相國文程時為京章。謂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閹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範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閹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

黃宗羲這段記載的錯誤和漏洞之多，讓人不忍卒讀。

其中一個最大的bug就是：范文程獻計的對象竟然是“太祖”——努爾哈赤！

無語了，真的無語了。

還有，裡面提到：“閹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舉朝不知也。”既然是“舉朝不知”，那您黃宗羲又怎麼得知了？這簡直就是寫演義小說的筆法，如何能教人信服？！

上面《滿文老檔》、《清太宗實錄》提到，范文程留守遵化時的身份是“文館”——這文館是皇太極當政後，於崇禎二年（天聰三年，1629）四月所設；而按《清史稿•職官四》所記，“章京”是天聰八年才出現的稱呼，職銜高則為總兵，低則為備禦，中間有副將、參將、遊擊，高下差別很大。

所以，“範相國時為章京”的敘述也是錯誤的。

由此可見，黃宗羲的《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所記，根本就是隨心所欲的信筆亂記，缺乏作為史料證據的資格。而從其所記反間計一事來看，也可知世事以訛傳訛、三人成虎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