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1期，原文標題《森林幼兒園：艱難落地生根》

記者/黃子懿 實習記者/王亮

森之園的孩子們在擺弄著玩具模型。這天有霾，他們沒出門活動（李偉 攝）

一次騰退

2018年冬至日的北京昌平七裡渠農場，在陰雲中的遠山、高聳的枯樹、冰封的河水映襯下，空曠而蕭瑟。一陣歡聲笑語打破了寂靜，院子裡蜂擁而出上百個孩子，有的踩著樹上護具，一步一步往上爬著，偶爾失足摔跤也不喊疼，站起來笑著繼續爬。原來這個佔地330畝的農場裡除了有成片的桑樹、杏樹、蘋果樹、散養的雞狗，還有一個幼兒園，這會兒正是幼兒園的自由活動時間。

七裡渠農場原本更熱鬧。最多的時候，這裡共存著近10所幼兒教育機構，六七百個孩子在裡面嬉戲打鬧。但由於農場土地性質的原因，農業用地不允許開設教育機構，農場內的園子和機構們已在近一月之內先後搬走，只剩唯一一家紫水晶蒙養幼兒園。紫水晶在農場有兩個院子，房間門上已被紅漆噴上了待騰退的數字。一到下課，就有好奇的孩子們圍在這些房屋周圍，嘰嘰喳喳地討論著這些數字的含義。

“完全不知該怎麼辦了。”家住回龍觀的魯筱英最近焦頭爛額。她4歲的女兒在其中剛剛就讀不過半年，卻面臨著搬遷難題。女兒入園前，她考察了多所幼兒園最後才選定了紫水晶。為此，她把家從北京南城搬到了回龍觀，還換了一份工作。

常人或許很難理解魯筱英的決定。從外表看，紫水晶質樸得甚至有些簡陋。園內牆壁已發黃，也沒操場和體育用具，只有一處木頭爬梯，園外是一片果園。特別之處在於，紫水晶是一座森林幼兒園，在七裡渠農場已有10餘年之久。與傳統教學方式不同，這裡倡導解放天性、親近自然，混齡組班的孩子們可以露營、打滾、摘果子、玩泥巴、喂母雞糧食……每年，還有定期的“童子軍”遠征。孩子們會脫離大人幾天幾夜，跟老師遠足並在外過夜，回來後一頭草灰、滿身泥土也開心無比。用一位家長的話說，這裡“沒有衣冠整潔的洋娃娃，孩子們都像野生的，渾身髒兮兮”。

圖：蓋婭的孩子們在昌平的農園大棚內作畫。按照要求，他們將把南瓜從種下到成熟、再到進入人類之口的過程畫下來（李偉 攝）

這是一座森林幼兒園，在農場已有近10年之久，不僅在回龍觀周邊小有名氣，更有諸如魯筱英等家長跨越大半個北京城來投奔。森林幼兒園於20世紀50年代發源於北歐，後傳德國、日本等地。在這類幼兒園中，森林是教室，自然是老師，孩子們或席地而坐，或滿山躥跳，學習多靠遊玩，享有絕對主動權。在城市鋼筋水泥外，孩子們在廣闊的森林自然中，有更多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最近10年來，森林幼兒園也在中國落地，分完全式、混合式、定期式、階段式等不同模式。由於倡導自然教育，他們多位於城市郊區，距核心區較遠。僅在七裡渠農場，就曾聚集了紫水晶、自然學堂、樂知學堂、源起自閉症兒童關愛中心等教育機構，不同園子的孩子在此嬉戲互動、好不熱鬧。

騰退令下達的當晚，這些機構就連夜搬出，或直接停課，或借用在他校教室暫避。紫水晶由於規模較大，被暫時保留了下來。400多個孩子不知未來何從，一些家長開始頻繁在網上呼籲、給市長信箱寫信，希望在此地保留紫水晶。

“如果按照現行規定，森林幼兒園在中國是不可能出現的。所有森林果園都只存在於農用地、林地或公園用地中，而這些用地都是不讓辦幼兒園的。”一個看過該區域規劃圖的規劃師家長說，目前只有城市教育用地或商業用地允許辦園。“很無奈，孩子們被用地規劃困在了鋼筋水泥裡，自然和童年被分割成了涇渭分明的區塊。”

與紫水晶的全日制不同，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旗下的蓋婭自然學校也成立了蓋婭森林幼兒園（以下簡稱“蓋婭”），但沒有固定場地，採用定期活動式——很大程度上也有土地的原因。蓋婭擁有兩所農園，分別位於平谷和昌平，用地性質都不被允許申辦全日制幼兒園。蓋婭因此分為小、中、大班，一年分班舉行10次活動，地點和主題也各異。

2018年12月22日，蓋婭組織了十幾戶家庭乘坐大巴到達昌平郊外的農園。馬蘭是園長，她為當日活動定下的主題是“包餃子”，其中有南瓜餡兒——這是一年以來，他們教孩子觀察南瓜從發芽到成熟的最後一步。這是大班今年的最後一次活動，有11個孩子將從此“畢業”。

“春天我們種了南瓜種，然後施肥、保水、除草，用兩次課收穫，再觀察什麼動物會吃這些農作物。這次把南瓜吃掉，孩子們就能建立完整認識。”馬蘭是蓋婭的園長，她和同事設計了這個課程。她要求孩子們把整個過程畫下來，並飯後講解。一個4歲的孩子看著大人們包餃子用的不鏽鋼廚具，不知如何表達，就畫了一口鍋，寫上了“不xiù gāng”。

蓋婭的孩子們在室內等著吃大人們包的餃子（李偉 攝）

為何選擇讓孩子們上森林幼兒園？對許多家長來說，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對周邊現有幼兒園的不滿意。2016年女兒2歲時，魯筱英就在豐臺區周邊看幼兒園。沒有北京戶口，能供她選擇的多為私立。小區內有一個幼兒園，她從窗戶就能望見園內，有塑膠跑道、有塑料滑梯。但魯筱英看到孩子們每天上午來，下午被家長接走，“幾乎不會出來活動”。而就這所幼兒園還人滿為患，她沒報上。

被朋友引薦去到紫水晶參觀後，魯筱英被農場環境吸引了。她想起了小時候看過的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書裡，海倫·凱勒講述自己7歲失明後，家中為她請了一位老師，老師教她語言，帶她活動。一次，老師在她手心寫下“water”（水）這個單詞，但她總把“杯”和“水”搞混。洩氣時，還把老師給她的瓷娃娃摔壞了。

老師見此，帶海倫·凱勒走進水房，將她的小手放在水管下，讓清涼的水滴在手心、流過手掌，後在她的手心畫了幾次“water”。“不知怎的，語言的祕密突然被揭開了，我終於知道水就是流過我手心的一種液體。”海倫·凱勒寫道。從此，她再未忘記這個單詞，也像開竅一般，邁向了作家的路。“孩子們需要這體驗，得接觸自然才能吸收。光跟他講這個熱那個冷，沒有體驗他是不會懂的。”魯筱英說。所以她當初堅定地搬家，將孩子送到這裡，沒想到剛就讀半年，紫水晶幼兒園就要騰退了。“孩子們與這兒的一草一木，一鞦韆一滑梯，早成為一體。現在轉園也不現實。”

蓋婭森林幼兒園園長馬蘭（李偉 攝）

“看見孩子”

2017年，家住北邊的李雲嶺因工作調動搬到南城。搬家後，他一路“地毯式”搜索，看了10多家幼兒園，才找到一家符合自己標準的幼兒園，對方是秉承森林教育理念的機構。從事文化出版業多年的李雲嶺說，回想自己從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工廠化的教育，他不希望女兒再接受模式化教育。

最初選園時，李雲嶺曾探訪過某著名連鎖幼兒園，設施特別豪華，但同事孩子在裡面，說老師不許孩子上課隨便走動，“有了課程紀律的概念”。另外，很多幼兒園老師流動性大，待遇一般，無法保證全心全意。“很多大幼兒園KPI一壓，家長一壓，老師就要維持秩序，天天就拍些照發家長群裡。”李雲嶺說，“這樣孩子靈性會變差。”

李雲嶺最終選擇的是位於北京南城的“森之園”。森之園離家較遠，車程有半小時，但不遠就是一個佔地上萬平方米的大公園。2018年12月21日，有霧霾，20多個孩子沒出門，都在室內活動。整個上午，他們在屋內喧譁玩耍，聲音不止，彷彿想要發洩出那股沒在室外消耗的精力。負責人張靜說：“只要不是霧霾，都會去戶外活動。”

為何很多家長和教育者認為，森林自然教育很重要？一個普遍的說法是，有研究表明，經過森林教育的孩子除了體能佳、體格好、動手能力強外，在合作意識、環保意識和抗挫折能力都比其他同齡人更有優勢。森林教育中的孩子也多“放養”，沒有太多固定的課程和計劃。

2016年，曾從事兒童博物館工作的張靜決定創辦森之園。直接原因是，身為兩個孩子的媽媽，她找遍全北京，同樣也沒找到符合自己標準的幼兒園。此後，張靜在蓋婭做過半年志願者，也曾設計體系課程，最後還是根據情況放棄了。她相信孩子們的自主學習能力，並定下規則：每次戶外森林活動，都由孩子們自己去商量去哪裡玩、如何玩。他們可以聽蟬鳴蛙鼓，佔丘為王，也能看銀杏歸根，品冬夏涼熱。

幼兒園其中一個主要特色是：沒有課程表，也沒有“課程”，老師是觀察者和陪伴者。“人類從哪裡來？人類就是從森林來的。”入園之前，張靜會跟家長面談，說清楚老師不幫穿衣服，也不餵飯，以尋求理念相近的家庭。在她看來，“自然”有兩個含義，一個名詞，一個副詞。

自然是最好的老師。孩子於其中認識萬物，也能體驗到生命規律。入園後，李雲嶺去接女兒，女兒不是捧一把樹枝，就是撿一堆石頭帶回家。一次，李雲嶺和同事帶孩子去天壇公園，秋天的天壇很多樹木和落葉，兩個森之園的孩子對這些表現出很大興趣，一起研究觀察樹葉形狀，透過殘葉縫隙看陽光。另一個孩子起初還一起玩，但很快就表現出倦怠，不停地找媽媽。“可能是想得到關注和保護。”李雲嶺說。

進入紫水晶後，魯筱英也感到了孩子在變。一次，她跟孩子走在路邊，孩子突然蹲下，看著路邊一朵小花，魯筱英下意識制止。孩子說：“媽媽，我不會摘它的，我只是想看看是什麼花。”冬天來了，孩子還會從家裡帶小米到農場餵食小鳥，農場很多果樹都繫上了投食盒。“她好像真的懂得了一些對生命的感悟和感恩，這些東西都是在教學中領悟的。”魯筱英說。

森之園森林幼兒教育機構負責人張靜（李偉 攝）

對大自然，兒童也有著極好的適應。森之園的公園裡有長約2米的45度小石坡，是孩子最愛去的地方之一。張靜觀察到，一個3歲小女孩剛入學時天天坐在坡頂望眼欲穿。第一週，她顫顫地盯著土坡，雙手抱膝，不敢往下；第二週，她看著對旁邊爬滾的同學非羨慕，想鼓足勇氣而下，但仍猶豫不決；第三週一天，女孩終鼓勇氣，屏住呼吸，閉住眼睛，風一般直衝而下。之後，是不能抑制的興奮和狂喜。

“不用擔心孩子們危險，他們很多時候自己會規避危險。”馬蘭說。蓋婭活動也有一座6米多長的山坡需要征服。與森之園不同，蓋婭的定期活動都有家長參與，態度各異。最初，有家長看到土坡非常氣憤，“你們怎麼能讓我孩子玩這個？”馬蘭拗不過，讓步讓家長一上一下搭幫手，結果孩子們幾乎是他們手把手遞下的。

後來，馬蘭學會將家長和孩子分開活動。待孩子們要下坡，她就讓家長往山坡看。“你們看看孩子們能否自己下這坡？”馬蘭對家長們說，“他們不僅能下，而且我告訴你們，他們後面下的姿勢，肯定和第一次不一樣。”果然，孩子們起初都是連爬帶滾，到後面就能邁著雙腿衝下了，就這樣一步步適應。

“家長都經歷過這個過程。”蓋婭活動中的家長牙格達說這話時，7歲兒子正在室外一處水塘玩耍——與枯燥的包餃子相比，結冰的水塘顯然更有吸引力。近10個孩子圍在水塘邊，用腳跺、用樹枝戳，把約5平方米大的冰塊搓成若干塊大小不一的冰，用雙手浸入冰水捧起，拿著挨個觀察。室外的兒子拿了一塊冰，試著用屁股坐上去感受，涼得受不了，馬上站了起來。

牙格達說，這水塘對她兒子並不陌生。曾有一次，兒子大冬天掉進了這個深過半米的水塘，水面直逼脖頸。其父跳下去撈了上來，打溼了全身和手機。而這天活動，有個4歲孩子也不小心掉下去了。父親看著溼漉漉的他笑了笑說：“我小時候可比你這掉得更深。”

“家長的變化其實比孩子更大。”馬蘭一邊指屋內的家長，一邊指著嬉戲水塘的小孩說，如今孩子們在外玩耍，家長不再焦慮地不時出來望了。近0℃的室外，唯一圍著孩子轉悠的父親，是因平時不常來，主要母親帶。“看著有點緊張，要盯著孩子。”馬蘭望著這位父親說，很多家長剛來時，只要孩子奔河邊稍微走走，家長就立馬叫停。

張靜把這個轉變稱作家長“看見孩子”的過程——這並不容易，很多老師也無法做到。曾經，園子裡外採活動時來過一位學歷高的老師。活動結束，這位老師帶著孩子們集合，對著小朋友們說：“孩子們真棒，你們今天表現得很好！”

張靜問記者：“你覺得這話有什麼問題？”記者想了會兒，說：“表現得好壞不應拿來評判的？”張靜繼續說：“問題是‘表現’，那是孩子們自己的活動，不是‘表現’。我們憑什麼認為那是‘表現’給我們的？‘表現’兩個字，體現出老師把自己和孩子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張靜承認，這可能有點摳字眼，但她希望老師、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相待的。

森林幼兒園是一個小社會，而兒童世界則是成人社會的雛形。一次，森之園玩警察抓小偷的遊戲，在公園設置了監獄。這個並不新鮮的遊戲，孩子們衍生出了合作、解救、策反。警察把小偷抓完了，遊戲就結束了。於是，警察會想辦法把小偷放出去。一次一位警察剛剛教育完一名小偷後，另一名警察悄悄來說“你給我金子，我就把你放出去。”張靜聽了難以置信。“一個4歲的孩子，竟然懂得索賄了。”

園裡對“打架”也持開放態度。張靜將其視為孩子們社交學習的機會。“幼兒園階段是沒有霸凌的。”不久，森之園轉來一個男孩，或許是由於初來乍到，他剛來時展現了很大“破壞力”，被小朋友稱為“雷克拉”，源於孩子們喜歡的一本書《雷克拉毀了它》，講述的是一個毀掉別人積木的小恐龍的故事。“雷克拉”做的事和書裡一樣。

一日在小水池旁邊，一個4歲的女孩安靜地玩著水，女孩入園時害羞膽小，有小朋友說話大聲了都會被嚇哭。“雷克拉”走近水池，蹲在女孩旁邊，突然對著女孩撩起水，弄溼她一頭。但女孩並未驚慌生氣，她用手抹一把臉，看著“雷克拉”說：“你是想和我一起玩兒嗎？”“雷克拉”驚愕間點了點頭，兩人玩起了倒水遊戲。

室外結冰的水塘更能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他們後來齊心把這塊冰弄碎了觀察、玩耍（李偉 攝）

自然的療愈

森林幼兒園中的自然教育，也正被應用到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身上。比如，患有自閉症的兒童們。

從七裡渠農場搬離後，源起自閉症兒童關愛中心在離昌平城區40分鐘車程的郊外，找到了暫歇處。2018年12月20日，十幾位源起的自閉症孩子，站在智光特殊教育學校的大廳內，與來自拉美大使館的數位外賓聯歡。這些年齡跨度3～13歲的孩子們表演了吹笛、唱歌、朗誦，他們口型整齊、吐詞清晰，遠看與常人無異。

但在臺下，一位10歲左右的少年不時放聲大叫，進而哭泣。過了一會兒，另一個少年癲癇發作。周圍老師立馬將他扶住，把他喚醒。“自閉症的孩子對環境極度敏感，他們不適應這個人多的新場合，會有各種反應。”老師如薈說。

如薈是源起的創始人和老師之一。幾年前接觸到自然教育理念後，她的團隊將此理念和方法運用到自閉症的關愛和教育上。2016年，源起成立，在七裡渠農場建立療愈基地，與紫水晶為鄰。一棟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與農場的330畝土地，成了數十位自閉症兒童的療愈樂園。孩子們在此種地、爬樹、磨豆腐、餵食動物等。

一般來講，自閉症的孩子敏感、緊張，並極易放大情緒，難保持長時間專注。從這次表演效果看，進步顯著。表演前，如薈剛給他們上完一節一小時的正常課程，秩序正常。而過去課程一度是15分鐘一節。“你不知他們什麼時候就大叫了、就大哭了。”如薈說。

進步最明顯的一個孩子今年13歲，名叫正宇，四年前送來，是中心最大的孩子。如薈至今都記得，正宇被送來的場景：一個9歲的男孩像一隻猴子那樣趴纏在父親身後，因為緊張，他小心翼翼地探頭觀察，不斷抓捏著父親的臉，父親無可奈何。母親的臉曾經被抓爛，她一度將頭髮剪短，免得被抓禿。

交談後如薈得知，正宇家庭條件較好，父母曾輾轉於廣東、江蘇等地的特殊學校求助，但孩子待不住，大鬧過課堂。對於傳統的特殊教育課堂，如薈很熟悉。她曾是北京某所公立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見過了裡面諸多“訓練式”的教法，她覺得不對路。

在那裡，部分特殊孩子課業壓力也很大，有的也要正常參加高考。教室內一天要上九節課，一節課45分鐘。如薈認為，這種方式明顯不符合特殊孩子的需求，“卻是符合家長的內心期望的”。

如薈因此會問家長：“你們把孩子送過來是有什麼期望嗎？”很多父母說，希望兒女能快樂。如薈一聽，說：“你們再回去好好想想吧。”家長沉默了一會兒，說了實話：“我們還是希望他能有進步的。”

進步談何容易。正宇有嚴重強迫症，父母列了一個清單：不能吃炒飯和餃子。每次吃這兩種食物，正宇都把青菜、肉、餃子皮等挑出來挨著分好，才吃下去。還有很多次，課程臨時有調，正宇不能接受，直接躺在地上，誰叫喚也不起來。剛接觸時，他至少有三次，在兩秒鐘內，用手猛然將如薈的頭朝下往地上按。

轉變始於自然。為了療愈，正宇的父母從南方搬到北京，在中心附近租了一個農家院，過上了農村生活。如薈讓父母在院子內弄了一個沙坑和一個泥坑，這後來成了正宇最愛的地方，經常在家滾得一身沙泥。而用餐時，如薈也會故意安排餃子和炒飯，也不強迫，任正宇擺弄著餃子和炒飯，一頓飯能吃上四小時。久而久之，正宇感到時間的流逝，逐漸改掉了習慣。

“得給他一個自然的環境，在這環境裡，大家的狀態是鬆弛的。”如薈說，中心該基地曾輾轉多地，搬過小區、租過別墅，但都沒農場的自然環境好。“孩子有時控制不了情緒，需要一個大場地去釋放。”在農場，孩子們每天早上到達後，第一件事就是去繞場去跑步40多分鐘，然後回來上課，進而是20分鐘戶外活動。土坡、沙坑和果樹，仍是孩子們最愛的地方。

北京一家知名小學曾在中心做過聯誼活動，要使用鐵鍬鋤地，給菜地紮上柵欄。這家小學的孩子來了很興奮，但又不會用鐵鍬，一個孩子很快手就破了，於是哭著叫著媽媽。“喲，這還得了。”爸媽一看，趕緊給大家買了100副手套。“許多城裡孩子現在沒這樣的機會了。”如薈感慨著。

2018年，看著孩子們越來越大了、行為也趨向正常，如薈試著帶他們出門遊學，先是蘇州，然後安徽、西安。許多自閉症孩子有脾胃、肝臟問題，身體更敏感。嘔吐、腹瀉是常態。小琦就是其中一位，但一次西安遊學後，家人發現孩子腹瀉減輕了。原來，他更適應吃麵食。

“孩子比以前好點了。”小琦母親說，自家孩子的情況屬中等偏下，但她能感到進步。過往，如薈讓她家晚上8點半必須上床睡覺。“不可能。”她當時答道。孩子入睡特別困難，有次半夜12點還沒睡著，因此情緒失控。而幾次完全脫離父母的遊學後，孩子變了。如今很多個夜晚，過了8點半，當她忙完會發現，孩子能自己更衣獨立入睡了。

何去何從？

蓋婭大班的這後半年活動中，孩子已上小學。馬蘭明顯能感到，家長們的新一輪焦慮來了。一次活動，馬蘭通知家長們帶上兩個本子。很多家長一聽後就問：“應該買什麼本子？多大的？厚度多少？什麼顏色的？需要有線格子嗎？”

森林教育並非萬能的，甚至是有短板的。倡導迴歸自然的理念下，家長們也有擔憂：在應試主導教育體制下，習慣了在接近原生態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孩子會不適應，甚至掉隊。孩子在園內的最後一年時，紫水晶會成立一個畢業班，準備畢業和幼小銜接。一位家長說，升至畢業班時，孩子有時會流失2～3個。

園方每年會組織一個說明會，邀請已升學的家庭回來座談，分享經驗。至少，受邀回來的很多孩子和家長，都順利完成了轉變，不乏在名校就讀併成績優秀者。“很多畢業家長說，最多1～2月他們就能適應了，而且比別的小孩思維更活躍。”前述家長說。

焦慮並非只是家長的，更有教育者的。2018年，森之園開辦第三年，包括她自己兒子在內的很多孩子即將升學，張靜曾有過自我懷疑，這種教育方法究竟是否合適國內環境。糾結下，她選擇去日本的森林幼兒園考察。“我想去看看，什麼都不教的孩子上學後究竟是什麼樣。”張靜說。

日本森林幼兒園的發展讓張靜感慨。他們歷史沉澱更久，也更“自然”，有些甚至沒實體教室，以天為頂，以草做地板。如果下雨，就找一個亭子聽雨。日本教育者們告訴張靜，多數孩子升學並未表現出太大不適應，甚至後勁更足，這讓張靜明朗了起來。“我們要相信森林教育帶給孩子們的面對困難、解決困難的能力。”她說。

“現在國內做的，還都只是停留在很初級的階段。”馬蘭也去過日本考察，她這樣評價國內目標的發展階段。除了模式多元外，日本還更加註重本土意識。一所富士山下的幼兒園，會圍繞著富士山做三年活動，探洞護林，在培養孩子體魄和性格的同時，也培養其本土和環保意識。

馬蘭的下一步計劃，還是想把蓋婭做成全日制幼兒園，以更好地踐行理念——目前看來仍遙遙無期，土地仍是最大的困擾，這是當下所有森林幼兒園都面臨的難題。在寸土寸金的超大城市，嚴格的規劃和昂貴的土地，暫時不允許森林幼兒園如雨後春筍般生根發芽。

前述從事城市規劃行業的紫水晶家長透露，根據規劃圖，七裡渠農場騰退後可能會用作公園綠地使用，“反正不是農地了，是城市建設用地”。而這，也正是一些森林幼兒園應對土地問題的方案，即依託公園而生。蓋婭在初班時多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活動，森之園則直接開在公園附近，孩子過一條馬路，就能去暢遊。

採訪中唯一曾解決土地難題的，是一家門頭溝區森林幼兒園，租用了當地鄉村小學的曾用地。但也因規劃原因，這塊土地被徵用，幼兒園剛搬了家。負責人因暫未安定婉拒了採訪。他說，在成都和廣州有順利辦學者，花高價拿下一塊性質符合規劃的土地，將其打造成森林的模樣。由於成本高，這類學校普遍走貴族路線，每年學費高達20萬元。

無論森林幼兒園未來何去何從，孩子們的未來終究是要融入社會的。對於未來，父母們的選擇與其他家長無異。有北京戶口、具備條件的，多選擇公辦小學；外地戶口的，準備公辦的同時，也在為上私立小學做準備。

李雲嶺說，他將優先考慮公辦小學。“她遲早是要融入這個社會的。”李雲嶺指著下園內的一個玩具帳篷說，“不可能永遠保護她，像這個小房子一樣。永遠待在這裡，你會看不到別人。”他最希望孩子學到兩樣東西：第一是如何做選擇；第二如何跟人協作，而多數的協作必須在整個社會大環境裡方可完成。

對源起的自閉症孩子，家長們也有自己的思考。正宇的母親，最近不再接送孩子了。家裡租用的農院距離校車站點不遠，她開始訓練兒子獨自坐公交車往返，目前已有一月有餘。自閉症鮮有完全治癒的可能，但她希望兒子具備基本的自理能力。“如果不搬家，正宇以後說不定能做農場的一個園藝師。”如薈說。

而對於森林自然教育的功效，家長和教育者也表達了自己的審慎。李雲嶺說，孩子原本就在一直進步，這是他們的天性，在茁壯成長完成對世界無盡的好奇和探索。“孩子的成長是不可逆，也不可假設的。”張靜說，“很難說，在不在森林教育中長大，孩子們會有什麼不同。”

蓋婭活動這天，馬蘭為每位小朋友發了畢業獎章。他們拿著獎章，爭相給爸媽展示，笑顏綻放。頒獎結束後，需要全體合影。馬蘭問了一句：“咱們是在室內還是外面合影啊？”孩子們齊聲答道：“外面！”

（文中如薈、家長和子女姓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