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眼中，什麼金銀珠寶、珊瑚瑪瑙，都不及一隻它來得重要，一隻鈞窯花盆能有多迷人？'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標題《鈞窯花盆：自然天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官鈞花器的身世依舊撲朔迷離，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欣賞它們的天然之趣。
主筆/丘濂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標題《鈞窯花盆：自然天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官鈞花器的身世依舊撲朔迷離，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欣賞它們的天然之趣。
主筆/丘濂
鈞官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故宮博物院 供圖）
難得的花器
雍正三年的內務府造辦處《清檔》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員外郎海望交鑲嵌鈞窯盆景一件，上隨纏金藤鍍金樹一棵、珠子七十三顆、寶石二十一塊、紅瑪瑙壽星一件、珊瑚二枝、蜜蠟山子……象牙仙鶴一隻。雍正傳旨：將此鑲嵌地景起下來，另配雲母盆，此鈞窯盆仍交進。根據後續文字，雍正把這件鈞窯作品配置了紫檀木座，單獨陳設在了多寶閣中。這個類似“買櫝還珠”的事情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雍正眼中，什麼金銀珠寶、珊瑚瑪瑙，都不及一隻鈞窯花盆重要。鈞窯花盆單獨觀賞就已經足夠，再配上奇珍異寶，不能襯托，反而是畫蛇添足了。
一隻鈞窯花盆能有多迷人？那不妨看看這隻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它的內外都有施釉，內部的青藍色和外部的玫瑰紫相映生輝。再配合花盆邊緣起伏婉轉的曲線，就好似一朵悠然綻放的葵花。鈞瓷的特點之一在於“窯變”的效果，所謂“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又有一句俗諺：“鈞窯掛紅，價值連城。”這說的是“窯變”的效果，如果能帶紅色，便十分難得。在這隻花盆上，紅色並非單純的紅色，而是作為底釉的鐵系青藍釉和表面的銅系紅釉疊加而成的紫紅色，細膩而均勻地分佈，因此更加珍貴。故宮另有海棠紅、丁香紫的花器若干，它們和玫瑰紫一樣，都屬於花器中相當成功的釉色。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館員馮小琦告訴本刊，故宮擁有的這批花器類鈞瓷，有花盆、盆託和仿照青銅器做的出戟尊等不同形態。像葵花式花盆就有葵花式三足盆託來對應，盆託用來盛接花盆中流出來的水。唯獨一種應該是盆託的鼓釘三足洗還找不到配套的花盆。花盆底部有從一到十的刻字，十為最小號，一是最大號，不同型號之間直徑大約差一釐米。故宮這批花器類的鈞瓷，整體因為做工精良，被認為是官窯生產出來的“官鈞”瓷器。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標題《鈞窯花盆：自然天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官鈞花器的身世依舊撲朔迷離，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欣賞它們的天然之趣。
主筆/丘濂
鈞官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故宮博物院 供圖）
難得的花器
雍正三年的內務府造辦處《清檔》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員外郎海望交鑲嵌鈞窯盆景一件，上隨纏金藤鍍金樹一棵、珠子七十三顆、寶石二十一塊、紅瑪瑙壽星一件、珊瑚二枝、蜜蠟山子……象牙仙鶴一隻。雍正傳旨：將此鑲嵌地景起下來，另配雲母盆，此鈞窯盆仍交進。根據後續文字，雍正把這件鈞窯作品配置了紫檀木座，單獨陳設在了多寶閣中。這個類似“買櫝還珠”的事情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雍正眼中，什麼金銀珠寶、珊瑚瑪瑙，都不及一隻鈞窯花盆重要。鈞窯花盆單獨觀賞就已經足夠，再配上奇珍異寶，不能襯托，反而是畫蛇添足了。
一隻鈞窯花盆能有多迷人？那不妨看看這隻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它的內外都有施釉，內部的青藍色和外部的玫瑰紫相映生輝。再配合花盆邊緣起伏婉轉的曲線，就好似一朵悠然綻放的葵花。鈞瓷的特點之一在於“窯變”的效果，所謂“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又有一句俗諺：“鈞窯掛紅，價值連城。”這說的是“窯變”的效果，如果能帶紅色，便十分難得。在這隻花盆上，紅色並非單純的紅色，而是作為底釉的鐵系青藍釉和表面的銅系紅釉疊加而成的紫紅色，細膩而均勻地分佈，因此更加珍貴。故宮另有海棠紅、丁香紫的花器若干，它們和玫瑰紫一樣，都屬於花器中相當成功的釉色。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館員馮小琦告訴本刊，故宮擁有的這批花器類鈞瓷，有花盆、盆託和仿照青銅器做的出戟尊等不同形態。像葵花式花盆就有葵花式三足盆託來對應，盆託用來盛接花盆中流出來的水。唯獨一種應該是盆託的鼓釘三足洗還找不到配套的花盆。花盆底部有從一到十的刻字，十為最小號，一是最大號，不同型號之間直徑大約差一釐米。故宮這批花器類的鈞瓷，整體因為做工精良，被認為是官窯生產出來的“官鈞”瓷器。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館員馮小琦（者也 攝）
這隻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底部刻有表明花盆大小的數字“七”，另外還有清代造辦處匠人所刻的“建福宮”“竹石假山用”八字款識，說明它一直陳放在紫禁城中的建福宮花園。建福宮及其花園都在乾隆年間修建，乾隆讚頌它“環境幽雅而匪遐”，常來此遊憩。他所珍愛的奇珍異寶也匯聚於此，花盆底部鐫刻地點的做法就是乾隆吩咐工匠做的。喜愛作詩的乾隆當然也把鈞窯花器作為了吟詠的對象，一首《賞鈞紅》這樣寫道：“暈如雨後霽霞紅，出火還加微炙工。世上硃砂非所以，西方寶石致難同。”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標題《鈞窯花盆：自然天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官鈞花器的身世依舊撲朔迷離，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欣賞它們的天然之趣。
主筆/丘濂
鈞官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故宮博物院 供圖）
難得的花器
雍正三年的內務府造辦處《清檔》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員外郎海望交鑲嵌鈞窯盆景一件，上隨纏金藤鍍金樹一棵、珠子七十三顆、寶石二十一塊、紅瑪瑙壽星一件、珊瑚二枝、蜜蠟山子……象牙仙鶴一隻。雍正傳旨：將此鑲嵌地景起下來，另配雲母盆，此鈞窯盆仍交進。根據後續文字，雍正把這件鈞窯作品配置了紫檀木座，單獨陳設在了多寶閣中。這個類似“買櫝還珠”的事情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雍正眼中，什麼金銀珠寶、珊瑚瑪瑙，都不及一隻鈞窯花盆重要。鈞窯花盆單獨觀賞就已經足夠，再配上奇珍異寶，不能襯托，反而是畫蛇添足了。
一隻鈞窯花盆能有多迷人？那不妨看看這隻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它的內外都有施釉，內部的青藍色和外部的玫瑰紫相映生輝。再配合花盆邊緣起伏婉轉的曲線，就好似一朵悠然綻放的葵花。鈞瓷的特點之一在於“窯變”的效果，所謂“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又有一句俗諺：“鈞窯掛紅，價值連城。”這說的是“窯變”的效果，如果能帶紅色，便十分難得。在這隻花盆上，紅色並非單純的紅色，而是作為底釉的鐵系青藍釉和表面的銅系紅釉疊加而成的紫紅色，細膩而均勻地分佈，因此更加珍貴。故宮另有海棠紅、丁香紫的花器若干，它們和玫瑰紫一樣，都屬於花器中相當成功的釉色。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館員馮小琦告訴本刊，故宮擁有的這批花器類鈞瓷，有花盆、盆託和仿照青銅器做的出戟尊等不同形態。像葵花式花盆就有葵花式三足盆託來對應，盆託用來盛接花盆中流出來的水。唯獨一種應該是盆託的鼓釘三足洗還找不到配套的花盆。花盆底部有從一到十的刻字，十為最小號，一是最大號，不同型號之間直徑大約差一釐米。故宮這批花器類的鈞瓷，整體因為做工精良，被認為是官窯生產出來的“官鈞”瓷器。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館員馮小琦（者也 攝）
這隻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底部刻有表明花盆大小的數字“七”，另外還有清代造辦處匠人所刻的“建福宮”“竹石假山用”八字款識，說明它一直陳放在紫禁城中的建福宮花園。建福宮及其花園都在乾隆年間修建，乾隆讚頌它“環境幽雅而匪遐”，常來此遊憩。他所珍愛的奇珍異寶也匯聚於此，花盆底部鐫刻地點的做法就是乾隆吩咐工匠做的。喜愛作詩的乾隆當然也把鈞窯花器作為了吟詠的對象，一首《賞鈞紅》這樣寫道：“暈如雨後霽霞紅，出火還加微炙工。世上硃砂非所以，西方寶石致難同。”
鈞民窯天藍釉盞碗（故宮博物院 供圖）
身世之迷
清代帝王表現出對鈞窯花器極大的讚賞，但這些花器的身世卻仍在歷史的迷霧當中。清宮中的鈞窯花器收藏，有的是清朝接手的明王朝的舊藏，大多數都是康熙、雍正和乾隆這三位“好古”的帝王從各地徵集過來的，或是下屬投合喜好的進貢。它們最初誕生在什麼時代，為什麼被製造出來卻無人知曉。目前學術屆有“宋代說”和“明代說”兩種較為主流的觀點，各有道理，彼此尚未達成共識。
按照北京大學從事陶瓷考古的秦大樹教授的梳理，有關鈞瓷的文獻記載首先出現在明朝中期清賞類的筆記中，但在這個時期鈞窯和其他各個窯口相比，排名較後，還未引起關注。在清朝前期，鈞瓷的地位開始出現上升，不僅文獻明確指出鈞窯是宋代的窯，還流露出推崇之意。一本佚名的《南窯筆記》寫到這些官鈞花器：“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奩、水底、花盆器皿。顏色大紅、玫瑰紫、騾肝、馬肺、月白、紅霞等色……釉水蔥茜肥厚，光彩奪目。”官鈞花器出自於宋代的說法由此逐漸形成。20世紀50年代，宋代五大名窯的說法最終形成，鈞窯位列其中。
然而官鈞“宋代說”並沒有在考古上得到完全的支持。對於鈞官窯遺址的第一次發掘是在1974年。結合出土瓷片形態，將河南禹縣古鈞臺旁八卦洞的位置確定為傳世官窯花器的生產地並沒有爭議，但確定年代的一枚北宋“宣和元寶”的錢模在真實性上卻存在疑問。秦大樹認為，當時將那裡定為北宋官窯的考古結論，是在沒有報告地層，也沒有報告遺物的出土單位的前提下，受到明清文獻的影響，繼而得出來的。在此基礎上，參與考古的專家又繼續推演，解釋這批花器的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宋徽宗修建園林“艮嶽”的需要，也是憑空去附會想象的。與此同時，西方學者受到歷史文獻左右不大，他們直接從器物的造型、胎釉來判斷，多認為這批官窯花器是元末明初時的產物。
秦大樹更偏向於官鈞“明代說”。他告訴本刊，2004年，在70年代發掘的鈞臺窯遺址西北面的製藥廠，又出土了一些鈞瓷器具。雖然它們下面也有數字標號，但是整體胎體普遍較厚，有的釉面分布著棕眼，器足較大，工藝較為粗率。這批文物被一部分學者稱作“粗放型官鈞花器”，這是相對於鈞臺窯出土的以及故宮傳世的“精緻型官鈞花器”而言。秦大樹說，從灰坑打破的地層關係來看，這些粗放型花器應當是元末明初。再從科技和工藝的發展規律分析，精緻型要晚於粗放型，所以更不可能落到宋代。伴隨這些粗放型鈞瓷花器出土的還有碗盤、香爐等日用器，這就和70年代那次單純出土花器截然不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秦大樹說，這是因為明代景德鎮可以生產出胎薄且釉色豐富的日用瓷，每個區域只需要生產自己專業擅長的項目就可以了。於是在鈞臺窯這個地方只需要集中精力製作精緻型的花器，而逐漸放棄了生產其他。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標題《鈞窯花盆：自然天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官鈞花器的身世依舊撲朔迷離，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欣賞它們的天然之趣。
主筆/丘濂
鈞官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故宮博物院 供圖）
難得的花器
雍正三年的內務府造辦處《清檔》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員外郎海望交鑲嵌鈞窯盆景一件，上隨纏金藤鍍金樹一棵、珠子七十三顆、寶石二十一塊、紅瑪瑙壽星一件、珊瑚二枝、蜜蠟山子……象牙仙鶴一隻。雍正傳旨：將此鑲嵌地景起下來，另配雲母盆，此鈞窯盆仍交進。根據後續文字，雍正把這件鈞窯作品配置了紫檀木座，單獨陳設在了多寶閣中。這個類似“買櫝還珠”的事情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雍正眼中，什麼金銀珠寶、珊瑚瑪瑙，都不及一隻鈞窯花盆重要。鈞窯花盆單獨觀賞就已經足夠，再配上奇珍異寶，不能襯托，反而是畫蛇添足了。
一隻鈞窯花盆能有多迷人？那不妨看看這隻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它的內外都有施釉，內部的青藍色和外部的玫瑰紫相映生輝。再配合花盆邊緣起伏婉轉的曲線，就好似一朵悠然綻放的葵花。鈞瓷的特點之一在於“窯變”的效果，所謂“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又有一句俗諺：“鈞窯掛紅，價值連城。”這說的是“窯變”的效果，如果能帶紅色，便十分難得。在這隻花盆上，紅色並非單純的紅色，而是作為底釉的鐵系青藍釉和表面的銅系紅釉疊加而成的紫紅色，細膩而均勻地分佈，因此更加珍貴。故宮另有海棠紅、丁香紫的花器若干，它們和玫瑰紫一樣，都屬於花器中相當成功的釉色。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館員馮小琦告訴本刊，故宮擁有的這批花器類鈞瓷，有花盆、盆託和仿照青銅器做的出戟尊等不同形態。像葵花式花盆就有葵花式三足盆託來對應，盆託用來盛接花盆中流出來的水。唯獨一種應該是盆託的鼓釘三足洗還找不到配套的花盆。花盆底部有從一到十的刻字，十為最小號，一是最大號，不同型號之間直徑大約差一釐米。故宮這批花器類的鈞瓷，整體因為做工精良，被認為是官窯生產出來的“官鈞”瓷器。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館員馮小琦（者也 攝）
這隻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底部刻有表明花盆大小的數字“七”，另外還有清代造辦處匠人所刻的“建福宮”“竹石假山用”八字款識，說明它一直陳放在紫禁城中的建福宮花園。建福宮及其花園都在乾隆年間修建，乾隆讚頌它“環境幽雅而匪遐”，常來此遊憩。他所珍愛的奇珍異寶也匯聚於此，花盆底部鐫刻地點的做法就是乾隆吩咐工匠做的。喜愛作詩的乾隆當然也把鈞窯花器作為了吟詠的對象，一首《賞鈞紅》這樣寫道：“暈如雨後霽霞紅，出火還加微炙工。世上硃砂非所以，西方寶石致難同。”
鈞民窯天藍釉盞碗（故宮博物院 供圖）
身世之迷
清代帝王表現出對鈞窯花器極大的讚賞，但這些花器的身世卻仍在歷史的迷霧當中。清宮中的鈞窯花器收藏，有的是清朝接手的明王朝的舊藏，大多數都是康熙、雍正和乾隆這三位“好古”的帝王從各地徵集過來的，或是下屬投合喜好的進貢。它們最初誕生在什麼時代，為什麼被製造出來卻無人知曉。目前學術屆有“宋代說”和“明代說”兩種較為主流的觀點，各有道理，彼此尚未達成共識。
按照北京大學從事陶瓷考古的秦大樹教授的梳理，有關鈞瓷的文獻記載首先出現在明朝中期清賞類的筆記中，但在這個時期鈞窯和其他各個窯口相比，排名較後，還未引起關注。在清朝前期，鈞瓷的地位開始出現上升，不僅文獻明確指出鈞窯是宋代的窯，還流露出推崇之意。一本佚名的《南窯筆記》寫到這些官鈞花器：“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奩、水底、花盆器皿。顏色大紅、玫瑰紫、騾肝、馬肺、月白、紅霞等色……釉水蔥茜肥厚，光彩奪目。”官鈞花器出自於宋代的說法由此逐漸形成。20世紀50年代，宋代五大名窯的說法最終形成，鈞窯位列其中。
然而官鈞“宋代說”並沒有在考古上得到完全的支持。對於鈞官窯遺址的第一次發掘是在1974年。結合出土瓷片形態，將河南禹縣古鈞臺旁八卦洞的位置確定為傳世官窯花器的生產地並沒有爭議，但確定年代的一枚北宋“宣和元寶”的錢模在真實性上卻存在疑問。秦大樹認為，當時將那裡定為北宋官窯的考古結論，是在沒有報告地層，也沒有報告遺物的出土單位的前提下，受到明清文獻的影響，繼而得出來的。在此基礎上，參與考古的專家又繼續推演，解釋這批花器的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宋徽宗修建園林“艮嶽”的需要，也是憑空去附會想象的。與此同時，西方學者受到歷史文獻左右不大，他們直接從器物的造型、胎釉來判斷，多認為這批官窯花器是元末明初時的產物。
秦大樹更偏向於官鈞“明代說”。他告訴本刊，2004年，在70年代發掘的鈞臺窯遺址西北面的製藥廠，又出土了一些鈞瓷器具。雖然它們下面也有數字標號，但是整體胎體普遍較厚，有的釉面分布著棕眼，器足較大，工藝較為粗率。這批文物被一部分學者稱作“粗放型官鈞花器”，這是相對於鈞臺窯出土的以及故宮傳世的“精緻型官鈞花器”而言。秦大樹說，從灰坑打破的地層關係來看，這些粗放型花器應當是元末明初。再從科技和工藝的發展規律分析，精緻型要晚於粗放型，所以更不可能落到宋代。伴隨這些粗放型鈞瓷花器出土的還有碗盤、香爐等日用器，這就和70年代那次單純出土花器截然不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秦大樹說，這是因為明代景德鎮可以生產出胎薄且釉色豐富的日用瓷，每個區域只需要生產自己專業擅長的項目就可以了。於是在鈞臺窯這個地方只需要集中精力製作精緻型的花器，而逐漸放棄了生產其他。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秦大樹教授（黃宇 攝）
今人似乎很難想象，花盆這種不太起眼的東西，為何值得古人耗費如此氣力。這其實和自宋代以來士大夫階層追求的嫻雅生活有關。北宋文人流行“四般閒事”，包括茗茶、品香、掛畫和插花。花器就是由於士大夫帶動，又在整個社會興起插花和賞花活動而逐漸風靡起來的一種器物。北宋之後，花器的使用更加廣泛，並且講究日益繁複，不同的場合、節令的花，需要不同的質地、釉色和紋樣的花器來襯托。作為其中的一個門類，花盆設計的多樣，也是花器繼續再發展下去的應有之意。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標題《鈞窯花盆：自然天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官鈞花器的身世依舊撲朔迷離，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欣賞它們的天然之趣。
主筆/丘濂
鈞官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故宮博物院 供圖）
難得的花器
雍正三年的內務府造辦處《清檔》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員外郎海望交鑲嵌鈞窯盆景一件，上隨纏金藤鍍金樹一棵、珠子七十三顆、寶石二十一塊、紅瑪瑙壽星一件、珊瑚二枝、蜜蠟山子……象牙仙鶴一隻。雍正傳旨：將此鑲嵌地景起下來，另配雲母盆，此鈞窯盆仍交進。根據後續文字，雍正把這件鈞窯作品配置了紫檀木座，單獨陳設在了多寶閣中。這個類似“買櫝還珠”的事情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雍正眼中，什麼金銀珠寶、珊瑚瑪瑙，都不及一隻鈞窯花盆重要。鈞窯花盆單獨觀賞就已經足夠，再配上奇珍異寶，不能襯托，反而是畫蛇添足了。
一隻鈞窯花盆能有多迷人？那不妨看看這隻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它的內外都有施釉，內部的青藍色和外部的玫瑰紫相映生輝。再配合花盆邊緣起伏婉轉的曲線，就好似一朵悠然綻放的葵花。鈞瓷的特點之一在於“窯變”的效果，所謂“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又有一句俗諺：“鈞窯掛紅，價值連城。”這說的是“窯變”的效果，如果能帶紅色，便十分難得。在這隻花盆上，紅色並非單純的紅色，而是作為底釉的鐵系青藍釉和表面的銅系紅釉疊加而成的紫紅色，細膩而均勻地分佈，因此更加珍貴。故宮另有海棠紅、丁香紫的花器若干，它們和玫瑰紫一樣，都屬於花器中相當成功的釉色。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館員馮小琦告訴本刊，故宮擁有的這批花器類鈞瓷，有花盆、盆託和仿照青銅器做的出戟尊等不同形態。像葵花式花盆就有葵花式三足盆託來對應，盆託用來盛接花盆中流出來的水。唯獨一種應該是盆託的鼓釘三足洗還找不到配套的花盆。花盆底部有從一到十的刻字，十為最小號，一是最大號，不同型號之間直徑大約差一釐米。故宮這批花器類的鈞瓷，整體因為做工精良，被認為是官窯生產出來的“官鈞”瓷器。
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館員馮小琦（者也 攝）
這隻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底部刻有表明花盆大小的數字“七”，另外還有清代造辦處匠人所刻的“建福宮”“竹石假山用”八字款識，說明它一直陳放在紫禁城中的建福宮花園。建福宮及其花園都在乾隆年間修建，乾隆讚頌它“環境幽雅而匪遐”，常來此遊憩。他所珍愛的奇珍異寶也匯聚於此，花盆底部鐫刻地點的做法就是乾隆吩咐工匠做的。喜愛作詩的乾隆當然也把鈞窯花器作為了吟詠的對象，一首《賞鈞紅》這樣寫道：“暈如雨後霽霞紅，出火還加微炙工。世上硃砂非所以，西方寶石致難同。”
鈞民窯天藍釉盞碗（故宮博物院 供圖）
身世之迷
清代帝王表現出對鈞窯花器極大的讚賞，但這些花器的身世卻仍在歷史的迷霧當中。清宮中的鈞窯花器收藏，有的是清朝接手的明王朝的舊藏，大多數都是康熙、雍正和乾隆這三位“好古”的帝王從各地徵集過來的，或是下屬投合喜好的進貢。它們最初誕生在什麼時代，為什麼被製造出來卻無人知曉。目前學術屆有“宋代說”和“明代說”兩種較為主流的觀點，各有道理，彼此尚未達成共識。
按照北京大學從事陶瓷考古的秦大樹教授的梳理，有關鈞瓷的文獻記載首先出現在明朝中期清賞類的筆記中，但在這個時期鈞窯和其他各個窯口相比，排名較後，還未引起關注。在清朝前期，鈞瓷的地位開始出現上升，不僅文獻明確指出鈞窯是宋代的窯，還流露出推崇之意。一本佚名的《南窯筆記》寫到這些官鈞花器：“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奩、水底、花盆器皿。顏色大紅、玫瑰紫、騾肝、馬肺、月白、紅霞等色……釉水蔥茜肥厚，光彩奪目。”官鈞花器出自於宋代的說法由此逐漸形成。20世紀50年代，宋代五大名窯的說法最終形成，鈞窯位列其中。
然而官鈞“宋代說”並沒有在考古上得到完全的支持。對於鈞官窯遺址的第一次發掘是在1974年。結合出土瓷片形態，將河南禹縣古鈞臺旁八卦洞的位置確定為傳世官窯花器的生產地並沒有爭議，但確定年代的一枚北宋“宣和元寶”的錢模在真實性上卻存在疑問。秦大樹認為，當時將那裡定為北宋官窯的考古結論，是在沒有報告地層，也沒有報告遺物的出土單位的前提下，受到明清文獻的影響，繼而得出來的。在此基礎上，參與考古的專家又繼續推演，解釋這批花器的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宋徽宗修建園林“艮嶽”的需要，也是憑空去附會想象的。與此同時，西方學者受到歷史文獻左右不大，他們直接從器物的造型、胎釉來判斷，多認為這批官窯花器是元末明初時的產物。
秦大樹更偏向於官鈞“明代說”。他告訴本刊，2004年，在70年代發掘的鈞臺窯遺址西北面的製藥廠，又出土了一些鈞瓷器具。雖然它們下面也有數字標號，但是整體胎體普遍較厚，有的釉面分布著棕眼，器足較大，工藝較為粗率。這批文物被一部分學者稱作“粗放型官鈞花器”，這是相對於鈞臺窯出土的以及故宮傳世的“精緻型官鈞花器”而言。秦大樹說，從灰坑打破的地層關係來看，這些粗放型花器應當是元末明初。再從科技和工藝的發展規律分析，精緻型要晚於粗放型，所以更不可能落到宋代。伴隨這些粗放型鈞瓷花器出土的還有碗盤、香爐等日用器，這就和70年代那次單純出土花器截然不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秦大樹說，這是因為明代景德鎮可以生產出胎薄且釉色豐富的日用瓷，每個區域只需要生產自己專業擅長的項目就可以了。於是在鈞臺窯這個地方只需要集中精力製作精緻型的花器，而逐漸放棄了生產其他。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秦大樹教授（黃宇 攝）
今人似乎很難想象，花盆這種不太起眼的東西，為何值得古人耗費如此氣力。這其實和自宋代以來士大夫階層追求的嫻雅生活有關。北宋文人流行“四般閒事”，包括茗茶、品香、掛畫和插花。花器就是由於士大夫帶動，又在整個社會興起插花和賞花活動而逐漸風靡起來的一種器物。北宋之後，花器的使用更加廣泛，並且講究日益繁複，不同的場合、節令的花，需要不同的質地、釉色和紋樣的花器來襯托。作為其中的一個門類，花盆設計的多樣，也是花器繼續再發展下去的應有之意。
鈞官窯月白釉出戟尊（故宮博物院 供圖）
《宋瓷筆記》的作者劉濤同樣支持官鈞瓷器的“明代說”。劉濤告訴本刊，“精緻型官鈞花器”之所以出現在明代，也是因為當時種養菖蒲成風，這些花盆應當是為了養菖蒲而專門燒造供宮廷官府使用。這可以從幾幅明代繪畫中得到印證：故宮藏呂文英、呂紀所作《竹園壽集圖》，在假山旁就放了兩件仰鍾式花盆和盆託，從天藍的色彩來看，應該就是官鈞的花盆；幾年前嘉德拍賣公司曾拍賣過一幅明成化年間佚名的《御花園賞玩圖》，在花臺上有玫瑰紫和天藍色仰鍾式花盆各一對，它們在造型和顏色上也和官鈞花盆保持一致。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詳細闡述了為何鈞窯花盆最適合種蒲草：“此窯惟種蒲盆底甚佳……均州窯圓者居多，長盆亦少，方盆、菱花、葵花制佳，惟可種蒲。”
從官鈞花器的美學風格來說，劉濤也更傾向於認為它們並非宋代產物。官鈞花器的顏色有月白、天青、天藍和紫紅等等。“雖然它們不都是豔麗的，尤其是月白釉，會給人月朗風清的感覺，但是作為養菖蒲用的花盆，擺在庭院裡來觀賞，釉色就以濃豔居多，這就和一色純淨的宋瓷有著區別。”劉濤提到兩個顏色華美的瓷器品種，曾經都被誤當作宋代瓷器：“一個是宋加彩，過去一直被認為是宋代磁州窯特有的瓷器品種。如今經過對磁州窯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發現這一品種最早出現和普及於金代晚期，與北宋根本扯不上關係。另一個是宋三彩，考古資料證實，過去被認為是宋三彩的，其實多為金代中晚期製品，即‘金三彩’。”三彩盛行於北宋之前的唐代，北宋之後的金代又再次流行，為什麼偏偏在唐、金兩個朝代之間的北宋難覓蹤影？劉濤解釋，唐人“好色”，金代女真統治者恰恰特別崇尚大唐盛世的典章文物。北宋則不同，它的主流文化對“奢麗之物”是排斥的，這便是問題的答案。
控制與偶然之間
鈞瓷釉色豐富而多變，如果僅以釉色來描述，不能概括鈞瓷的獨特之處。廣義上講，鈞瓷是古代鈞州境內所有窯廠生產的產品總和。而狹義上說，也就是帶有典型鈞釉的瓷器。它至少包括兩個特點：由於分相釉導致的乳光效果，以及多姿多彩的窯變呈現，這又和氧化銅的運用有關係。分相釉可以簡單理解為含有磷成分較高的釉料中一些不相溶的小液滴。由於它們對波長較短的藍光有散射作用，呈現出來的就是天藍或天青的釉色。比鈞官窯更早誕生的，是民窯鈞瓷的生產。秦大樹認為“民鈞”瓷器始自北宋末年。早期的民鈞瓷器，就是基本以天青和天藍為主的，間或有少量銅紅色出現。
紅釉要算陶瓷史上出現得最晚的一種瓷器釉色，因為它掌握起來難度最大。早在漢代，先民就已經明白了銅的呈色原理。但是由於不能很好地控制窯爐內的燒成氣氛——不像青、赭、黑、綠、黃等顏色生產條件寬泛，銅的化合物在氧氣充足的氧化氣氛下會呈現綠色，在千度以上悶燒的還原氣氛下才會呈現紅色。這樣形成的前提，對於古人來說，機會可謂是轉瞬即逝。所以很長時間以來，銅都是作為綠彩和綠釉出現的。秦大樹說，較早呈現銅紅色的是在唐代長沙窯，但那僅僅是少量紅色斑點，具有偶然性，談不上有效進行控制。
到了北宋末期鈞瓷燒製的階段，工匠已經可以主導銅紅彩的走向。這是一種把氧化銅的粉末混在釉漿裡後塗抹在坯體表面的燒製方式。秦大樹描述，早期民鈞產品銅紅彩的施用面積很大，彩斑形態自然，有較強的流動感，好像流霞一樣。進入金代以後，銅紅彩的應用又進一步提高。此時紅彩被有意描繪於器物的某個部位，呈塊狀或條狀，邊界分明，也因太過規整而略顯呆滯。至於元代，工匠已經可以使用紅彩在器物上書寫文字，好比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藏的一件蒙元時期的鈞窯瓷枕，面上有紅彩書寫的“枕”字，還有一件私人所藏的鈞窯高足杯，上面用紅彩繪畫出寶相花的圖案。元末明初，隨著技術的繼續純熟，通體施彩成為官鈞瓷器生產的主流形式，先塗底釉，再塗面釉。淡藍色的乳光釉和銅紅釉交叉相融，產生紅紫色的釉面。
正是由於鈞窯對銅紅彩以及銅紅釉的探索和完善，元、明、清幾代才在此基礎上生產出了祭紅、寶石紅、金紅、桃花紅等多種純紅釉瓷器，迎來了紅釉的巔峰。收藏家馬未都在《瓷之色》中談到農耕文明尚紅的深層次原因：在原始人類的巫術中，血液充當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這起源於矇昧時代的人們對於血液有限度的瞭解。因此紅色不僅是對生命原色的尊重，還是對中華文化初始之色的表達……儘管等待紅色的時間漫長，但當它被牢牢控制住的時候，便猶如一條在水底沉寂許久的大魚，躍出水面時浪花飛濺，景象壯觀。
至於鈞釉上的那抹銅紅，它始終不是純粹的紅，徹頭徹尾的紅，而是在天藍色中若隱若現的紅紫色，搖曳不定，變幻莫測。即使在各色紅釉已經爐火純青的時候，鈞瓷那種“夕陽點翠忽成嵐”的美感仍然獨樹一幟。還有鈞瓷獨有的“蚯蚓走泥紋”，也就是在反覆施釉的過程裡，釉彩在裂紋中填補出來的痕跡，也為歷代鑑賞家所稱道。《鈞窯通史》一書的作者、河南大學中國陶瓷研究所所長王洪偉告訴本刊，就算是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可以做到用機器準確控制溫度曲線與窯爐內的氣氛，鈞瓷成品的樣貌仍然帶有不可預料的成分。“釉彩中，位於表面的銅元素呈色極不穩定，不僅是溫度和氣氛，冷卻速度、器皿在窯爐裡的位置、季節和氣候等任何一個因素都會對結果帶來影響，讓同樣的釉料配比呈現出迥異的釉色效果。這種意外之喜就給了鈞瓷一種獨特的意境。”
已經很難判斷那隻傳世的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究竟在燒成效果上，有多少是預料之中，又有多少是偶得之趣。可以知曉的是，到了清代，雍正因為太愛這批官鈞花器，而委派督陶官唐英先去河南均州調查鈞瓷的燒製方法，再來進行仿造。到了雍正十三年，已經可以仿製出“玫瑰紫、海棠紅、茄皮紫、梅子青、騾肝馬肺”五種。《陶雅》一書對這批仿鈞作品有著很高的評價：“雍正仿鈞窯之品，紫色較褪而暈成一片，細若犀塵，瓷質清剛，雅非後來所能及。”不過在劉濤這樣的鑑賞家看來，古代的鈞瓷由於配料欠精細等原因，釉面上往往出現棕眼、針孔或者氣泡，而且會由於釉中混有其他氧化物而影響色調純正。以科技標準衡量，雍正的仿品當然高於古代鈞瓷。但從藝術鑑賞的角度，帶有缺陷的古代官鈞更有韻味和意趣，刻意而為的仿品則不免顯得“繁採寡清，味之必厭”。傳世官鈞之美，就美在自然天成，每一件都不可複製。
（實習記者賈雨心對本文亦有貢獻。主要參考文獻：《柏煊書齋鈞窯》，秦大樹主編；《鈞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故宮出版社；《宋瓷筆記》，劉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