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風險是普通人的10倍，終身複發率高達90%，在躁狂和抑鬱的兩極間沉浮，躁鬱症患者亟待理解'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標題《躁鬱症的兩極人生》

在躁鬱症的兩極沉浮間，人的狀態像是一條上下波動而延綿不斷的曲線，隨時都有爆發和沉淪的可能。其療愈需要的，或許不僅僅是醫學上的診療。

記者/黃子懿 實習記者/李秀莉

攝影/肖予為

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六區病房主任王雪在與病人交談

放大的自我

“我可以當歌星的，你信不？”22歲的姑娘田甜問道。她頭髮散亂，眼神卻很堅定。還沒待我反應過來，她就說：“不信我給你唱一個。”隨即就是一曲李玉剛《新貴妃醉酒》裡的“愛恨就在一瞬間，舉杯對月情似天”，她唱得很投入。

“我還可以走模特步，你信不？要不我給你走一個。”田甜一邊說著，一邊作勢準備脫下外層的衣服，在一個走廊裡邁開步子。被我和攝影記者攔住之後，她念叨著：“我也能當記者的，真的，不騙你。”

這並非某個選秀或培訓現場，而是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的六區病房。住在這裡的，都是患有抑鬱症和躁鬱症的病人，田甜是其中之一。2015年，她讀高二時輟學，回家後出現反常，會在半夜3點就起床洗頭，反覆對人說有人來給自己拍照；她在紙上寫下宣言，說要去美國。她還整夜通宵地讀書，每天只睡3小時仍不覺得累。她胡言亂語，對媽媽說：“你是魔鬼，為什麼變成我媽媽的樣子，還穿她的衣服！”家人帶她看了很多醫生後，半月前送來急診。兩週過去了，顯而易見地，她的狀態仍然比較興奮。

“她目前還是處於躁狂狀態。”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六區病房主任王雪說。田甜患有躁鬱症，即狂躁抑鬱症，專業術語為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 Disorder，下稱“雙相”）。這是一種複雜的抑鬱症類型，患者狀態像是起伏不定的山峰，抑鬱外還有躁狂。“抑鬱症只有一極，情緒低落、精力減退，而躁鬱症還有另外一極，即躁狂發作，其狀態基本跟抑鬱完全相反。”

王雪主管的六病區全是女性病人。從病房通往外面世界的距離不到50米，卻要經兩道門，她和同事得小心翼翼保管鑰匙，在每次進出後鎖門。病區住院的約60個病人中，躁鬱和抑鬱症患者大致各佔一半，兩種病人並不分開，共處一室。醫院以前嘗試過把躁鬱症患者放在一間病房，“結果她們互相老打架”。

躁狂狀態有三大表現：情感高漲、思維奔逸、意志活動增強。王雪說，很多病人情緒精力飽滿，精力飽滿，甚至幾乎整夜不需要。同時語速飛快、觀念跳轉，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能做好多事情。曾有一個33歲的病人，住院後就管理起了同房病友，拔掉了病友的輸液針，說“她不該輸液”；後來她還列了一份計劃書，用工整的字跡寫著未來三年的目標：閱讀2000本書、擁有上千萬資產、擁有上千萬人的團隊、要精通房地產與汽車製造業等，一共15條。

來這裡前，我本以為病房氛圍會是壓抑的，躁鬱症患者也更難管理。王雪卻搖了搖頭，說“很有意思的”。作為醫生，她有時會被躁狂發作的患者情緒感染，他們眼神明亮，熱情洋溢，“不知為什麼莫名其妙地高興”。看抑鬱症病人時，醫生問上十句，有時病人才能說上一句。而躁鬱症患者，很多時候只需要“稍微引導一下”，患者就會主動說上十幾分鍾。

抑鬱症患者在病房內，他們平均每人在此住院一個月

一次，王雪問一個來看病的胖姑娘：“你有什麼愛好嗎？”姑娘就像田甜一樣唱起了歌，完了還說喜歡跳舞，“我還能劈叉呢”，當場在診室表演劈叉。每年逢年過節，醫院會組織病人聯歡會，躁鬱症病人排演的節目總是最好的，“特別能帶動氣氛”。醫患關係本需保持距離，病人卻表現得跟她很親暱。有時她查房，不時就有一個病人撲上來：“啊，我要抱抱你，我特別喜歡你。”出院時，一些病人還會主動留下聯繫方式：“咱倆以後常聯繫。我有一個公司，來我這兒上班啊！”

還有一次，王雪帶十幾位實習學生來病房參觀。一個躁狂病人見人就興奮起來，召集他們到公共區域，當場發表演講，滔滔不絕大談國內外大事，要求每個學生站起來發言，“不發言不準走”。學生當場驚了，王雪就說：“現在知道什麼是躁狂了嗎？不用對著書本看了。”

在解放軍總醫院第四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唐志雄看來，躁狂狀態就是一個“放大和誇張的自我”。“抑鬱是無限縮小的自我，而躁狂就是反之。”在這種狀態下，人的能量、精力與想象都被調動與放大起來，“就會覺得‘我很有錢、有權或者有才，能做很多事情’”。他以近期的“國航監督員”事件舉例，覺得對方就是典型的躁狂發作，“對自我的認知誇大並將其行為化了”。

在國家對精神疾病的管理體系中，躁鬱症與精神分裂症屬一樣，同屬於重性精神疾病，嚴重程度高於抑鬱症。而從症狀表現來看，躁鬱症與精神分裂症還不一樣，“精神分裂症的思維、情感和行為是紊亂的，常人很難理解，但躁狂患者的這三者都是協調的。”王雪說。

“那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把你往前推，完全不受自己控制的。”43歲的躁鬱症患者龍華患病已有近20年，他也關注著“國航監督員”事件。他長得高壯，戴著眼鏡，言談思路清晰，顯得文質彬彬，交談中看不出這是一個病人。2000年，龍華被診斷為躁鬱症。那一年，龍華躁狂發作，一度感到精力無限，食慾猛增，眼神犀利，“沒人敢跟我對視”。他一有想法，就會給通訊錄中的每一個人打電話，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

龍華常常晚上不睡覺，寫工作計劃書，洋洋灑灑幾千字一氣呵成；他還臨摹蘇軾、辛棄疾等人的豪放派詩詞掛在床頭。他家在上海，喜歡足球，就直接去上海申花隊基地要求加入，被拒絕後買幾條中華煙給門衛。他每天西裝革履出入高檔場所，見人只說英文。甚至有一次，他在咖啡廳想去洗手間，就讓服務員幫他看一下包，回來後轉手給了服務員1000元小費。“確實做過很多荒唐的事情。”龍華說，這狀態持續有半年，他當時並沒意識到這是病。

北京首鋼醫院精神科醫生宋翠林說，躁鬱症病人處於躁狂狀態時，常自己感覺特別好，甚至“不認為那是病”，醫生問診時一般都要參考家屬的描述。“患者處於躁狂期時，大多是家屬發現問題才來就診的，只有抑鬱時才會主動找醫生。”王雪說，通常躁狂期不會太長，大多短於抑鬱發作病程。躁鬱症終究是躁狂和抑鬱起伏相依的，可交替循環發病，這才是躁鬱症的本質。

兩極間沉浮

在龍華的記憶裡，2000年那次是最厲害的一次躁狂發作。在徹底被擊垮之前，他更多以一個年輕才俊的形象示人。2002年，龍華進入一家外企做銷售，不到3個月業績就是全公司第一，個人業績佔整個公司七成。領導非常賞識他，2004年派他到國外培訓，2007年任命他為北京分公司總經理，年薪15萬元。剛到北京時，招聘、培訓、市場開發、客戶關係，龍華很快獲得北京同事認可。“那時候狀態特別好。”龍華說。

躁狂有程度之分。在醫生眼裡，這可能是一種輕躁狂狀態，即躁狂輕度發作，表現為心情愉悅、思維活躍、有創造力而精力充沛，卻沒到反常程度，甚至反而會在學習工作和專業領域展現更強的競爭力。一位曾有過三次輕躁狂狀態的病友描述，輕躁狂是另一番景象，“好像伴隨著歡快的音樂”。王雪甚至曾遇到一位病人，高考時正趕上輕躁狂發作，超常發揮拿了高分。上大學後，這位同學陷入抑鬱，就問王雪能否開藥將她調至輕躁狂狀態。“壓根沒有那種藥。”王雪只好迴應說，輕躁狂狀態不能持久，如果缺乏恰當治療，甚至會變成嚴重躁狂或轉為抑鬱。

躁鬱症有其分類，按照抑鬱與躁狂的程度與時間，大致分為雙相I型障礙與雙相II型障礙。I型表現為躁狂發作+抑鬱發作；II型則是輕躁狂發作+抑鬱發作，躁狂程度較輕，以抑鬱為主。王雪說，躁狂症狀要持續時間要達7天，明顯影響社會功能，才能診斷為躁狂發作，而輕躁狂發作只需4天病程。

人的能量是守恆的，持續地興奮躁狂後，終會迎來抑鬱的低潮。龍華的好狀態沒有持續太久。來京4個月後，他抑鬱發作，把藥量加大4倍，直至身上出了紅疹也沒有好轉。他撐不下去了，電話告知領導說想回上海。領導掛斷後給他發短信：“你在搞什麼？”回上海住院治療2個月後，他選擇辭職。當時，公司已傳出關於他病情的流言，“同事看我的眼神都變了”。

那並非龍華第一次抑鬱發作。1999年，還在讀大學的他某天正在實習，突然感到頭部昏沉、思維減慢、行動乏力。他不敢說話，也不敢直視別人的眼睛，睡眠陷入紊亂。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醫生診斷為抑鬱症，就給他開了抗抑鬱藥物。龍華只吃了4天，就覺得“腦子裡有一股力量要往外噴”，由此有了那次“最厲害的躁狂發作”。

在醫生的眼裡，這就是“轉相”——由躁狂轉抑鬱，或是從抑鬱轉躁狂。轉相可能是疾病的自然病程，也可能與藥物治療有關，例如使用抗抑鬱藥物引起的抑鬱轉為躁狂，醫生習慣稱之為“藥源性轉躁”。這是判斷患者病症的關鍵，也是診治的一個難點。多數病人是在抑鬱期求醫，被誤診為抑鬱症的風險很高。

也有病人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症。唱歌的女生田甜2015年發病後，父母就將她送醫，先後兩次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服用的也是精神分裂症狀的藥物。2019年，田甜覺得效果不好，自行停藥。此後病情反覆惡化，說自己在天上飛，在水裡遊，然後離家出走。碰見我時，她用十分肯定的語氣說：“我父母本來都死了，後來又被天主給救活了，不信你去翻死亡記錄。”

一項2007年的統計顯示，在歐美，雙相患者從首次發病到確診平均約需5～10年。“精神疾病成因很複雜，醫生的所有治療都是對症治療。患者出現某些症狀，我們就用相應藥物來控制症狀，無法從根本上對因治療。”王雪說，這是目前診治的一個困境。

“比如雙相II型看著特像抑鬱症，但按照抗抑鬱治療，有時候怎麼治都不好，這時候醫生可能就要調整診斷。”唐志雄說。還有的病人，藥物吃著吃著就轉相了，覺得自己痊癒了，發短信打電話，熱情地向醫生表示感謝。醫生這時候卻會想“壞了，可能是要轉相了”。

而相較於抑鬱症，躁鬱症的複雜性、複發率、自殺率都更高，對自身與周圍的殺傷力更大。據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心境障礙科主任方貽儒估計，躁鬱症終身複發率高達90%，高於抑鬱症的80%。國外研究發現，其患者中約有20%～40%曾有過自殺行為，自殺風險是普通人群的10倍。躁鬱沉浮間，人的狀態像是一條上下起伏而延綿不斷的曲線，而這條線，隨時都有折斷的可能。

20年來，龍華已記不清自己復發過多少次了，“病情反反覆覆，30～40次是有的”。他說自己發病20%是躁狂，80%是抑鬱。緩解狀態最多持續半年，只能利用這半年拼命工作掙錢。2008、2009年整整兩年，他因抑鬱幾乎全在床上度過。疾病讓他無法全身心工作，磨平了銳氣，生活沒了亮色。

“雙相患者一旦轉抑鬱，體驗感會很差。”王雪說，躁鬱症患者的抑鬱程度不一定會比單相抑鬱更高，但心理落差會更大。巨大的情緒波動下，暴力與自殺會成為一些患者的選擇。2007年，一次與家人爭吵後，龍華來到黃浦江畔，望著滾滾江水想跳下去，但腦子裡另一個聲音告訴他：“人世間來一趟不容易，至少要嘗試所有治療方式。”龍華沒有跳下去，此後輾轉全國各地醫院看病，還常與國外病友交流，但多年來仍不見好轉。“就是治不好啊，國外也是吃那些藥。”

有些醫生說他是雙相I型，更多的人說他屬於雙相II型。至今也沒人能說清楚龍華所患何病。對這類久病難愈的病症，有醫生稱之為“難治性抑鬱”。王雪說，抑鬱症很複雜，雙相尤甚，在大類I型與II型之外，還有混合發作型、快速循環型等等，類別極為複雜，診治手段也不一樣。

“患者發作的類型千千萬萬，不是照著書上來的。有些是上午抑鬱、下午和晚上躁狂，還有些就是躁狂抑鬱完全交織在一起，晝夜不分，交替非常頻繁。”王雪說，“經充分治療的躁鬱症是可控制的病情的，達到緩解期，恢復社會功能。而因為躁鬱症這種複雜性和複發率，長期吃藥就尤為重要。越是長期服藥，病情越能穩定，復發風險越小。而藥物治療，只是抑鬱症治療裡最基本的治療。”

病房每道門都有鎖，進出需要鑰匙

社會系統的支持

安定醫院以診治精神疾病見長，是全國最早的精神專科公立醫院，王雪在此工作十餘年。她說，早年住院患者中精神分裂症較多，2006年醫院成立抑鬱症治療中心後，前來就診的抑鬱症患者增多，住院病房裡，抑鬱症和躁鬱症患者的比例已超過精神分裂症。

中國抑鬱症發病率在逐年增加。2019年3月，首次全國性精神障礙流調結果在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精神病學》上發表。這項研究顯示，我國成人精神障礙12月患病率（指過去12個月的患病比例）為9.32%，高於此前多個調查結果。其中，抑鬱症等心境障礙患病率為4.06%，僅次於焦慮障礙（4.98%），遠高於精神分裂症等其他障礙（0.61%）。“以前也有，主要是這些年社會識別率和認知度高了。”王雪說，來看門診的抑鬱症患者越來越多，醫院門診量常常爆滿。

在躁鬱症門診，來就診的很多是青少年和學生群體。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情感障礙課題組負責人馬燕桃曾對本刊記者表示，近年來中國躁鬱症有個明顯特點就是發病年齡提前，以前的高發人群年齡在25～40歲之間，現在至少提前10年。“有的孩子15歲，正處在從初二到高三的求學關鍵時期，就開始出現這個問題。”根據馬燕桃的觀察，“最近10年，在整個群體裡，特別在中國社會，躁鬱症發病率有迅速上升的趨勢。”

唐志雄認為，這與青少年大腦還沒完全發育成熟有關。“當這些孩子的神經還是易興奮的、大腦還沒完全建立起理性思維的防禦體系時，就要受到來自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多方壓力，很容易受影響崩潰。”唐志雄擔心，10年之後，這可能會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王雪則補充，發病年齡提前的一個隱患是“相較於老年病人，青少年抑鬱症更容易發展成躁鬱症”。

2015年，當時正在北京某公立中學上初三的同學文昕抑鬱症病發。她說，這是因為學習壓力過大。病發前，她在家長與老師眼裡是典型的“乖孩子”。在同級300名的應屆生中，她的成績名列前十，考過年級第一，目標是以後能上哈佛大學。她對自我的高要求在升入高一後壓垮了她。抑鬱症病發後，文昕休學一年，因吃藥轉躁而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

文昕的很多壓力源自家庭。他們一家是90年代來京打拼的新移民，沒有北京戶口，但靠著努力在這個城市紮根。“以前很怕犯錯，希望孩子有好的前程。”文母說，小時候文昕一犯錯，她就會厲聲呵斥，導致孩子內心壓抑，與父母關係也不好。文昕形容之前的家庭關係為“爸媽都很忙，冷漠而交流很少，一家人在家都不怎麼說話”。

在抑鬱症社群“渡過”創始人張進看來，抑鬱症成因複雜，但大體可以分為生理、心理和社會支持系統三類，治療也需要從這三大板塊入手，具體方案因人而異。其中，藥物治療解決生理因素，是對抑鬱最直接硬性的矯正，心理治療解決內心衝突、提高認知能力，社會支持系統則是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的組成部分，營造良好療愈環境。這是他患病8年後總結的經驗。

而心理治療價格高昂，並非每個患者都能負擔。這種情況下，社會系統支持就更加重要。文昕生病後，父母意識到過往教育方式欠妥，陪孩子治病，走訪各地療愈。文昕病後情緒低落，不願意吃藥，文母就說：“這不是病，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文昕母親如今非常感謝疾病，“不然家庭不會像現在這樣有了溫暖”。慢慢地，文昕走了出來，也不再以哈佛為目標。今年高三畢業後，她被錄取到一所美國前50名的大學。

龍華髮病時只有22歲，他沒有那麼幸運。由於抑鬱時常發作，他換了幾家公司後再也無法工作，離職時連工資都忘了討要。他只有做兼職，先後擺過地攤，做過電話銷售，每天發200多張傳單，還幫證券公司開戶。這些都沒有底薪，但也不是朝九晚五。一旦抑鬱發作，可以方便他停下來休息。

“我真的不怕吃苦的。”龍華說。有一次，他去建材市場拉客戶開戶，三天裡走了無數路，腳上起了5個泡，有一個水泡在兩個腳趾之間，疼痛難忍，他就用一張餐巾紙裹在兩腳趾間。晚上回家後，他脫下襪子，發現泡破了，紙巾和皮膚粘在一起。他只好用力拉扯，卻把整塊皮膚都撕了下來。看到一瓣瓣血淋淋的肉，這個身高超過一米八五的大男人哭了。

然而即便是這樣，龍華還要被父母說“好吃懶做”“怕吃苦”，14歲的侄子都會問他：“舅舅你都40多歲了，怎麼還不出去工作？”龍華父母是國企中層幹部，父親性格急躁，母親則不能理解精神疾病。龍華想去做電擊治療，費用不菲，他問母親要錢說想去看病，母親就說：“你沒病，別跟我說，你去跟醫生說。”還有幾次，母親甚至會將他吃的藥藏起來，不支持他吃藥。直到今天，他依然常常需要在家裡跟父母鬥智鬥勇，吵吵鬧鬧。“最傷你的話，卻是從你最愛的人口中說出來的。”龍華說，“如果我的家人能夠支持和理解，那麼今天我這個病會不會好一點？”

“對精神疾病的歧視，其實不僅社會有，家庭內部也有。”王雪說，家庭支持很重要。她見過很多患者患病後，丈夫將其丟給孃家人，甚至提出離婚。還有很多次，她給病人開了藥，病人願意吃，家人卻不能接受孩子得精神病的現實，對她說：“我家孩子沒病，就是心情不好，愛發脾氣，你為什麼讓她吃藥，吃了這藥孩子不就毀了？”

龍華前後吃過幾十種藥，那是他最倚重也是唯一能依靠的治病方式。他堅信疾病發病主因的生理性——他的家族有精神病史，爺爺“文革”期間曾因此住院，父親則性格極端。他覺得，自己成長經歷平穩順利，沒有大的挫折和打擊，卻得了躁鬱症，似乎只有生理遺傳才能解釋。“我真的沒有做錯過什麼大事情。”龍華說，“我們只是大腦得了慢性病，跟高血壓、糖尿病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如今的他，主要在家養病，精力好時會為其他病友提供諮詢。20年的患病和診治經歷，讓他久病成醫，成了病友圈裡的小專家。在網絡簽名上，他寫著：“苦過你的苦。”他一直以化名示人，對於那些勇敢站出來講訴自己患病經歷的病友，他內心欽佩，而自己則仍有顧慮。

“說實話，我沒有那種病恥感，但是會有一種害怕感。”龍華說，雖然近年來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認知已提升很多，但多數人都無法體會到作為精神病人的壓力，這並非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一個精神病人受到誤解後，那種攻擊和壓力是很可怕的。”

有很多次，有病友諮詢他，要不要給同事和朋友公開病情？龍華都會勸他們慎重，如果要辭職或請假，就直接找到單位一把手闡明原因，“一把手有時候是明事理的”。在家庭內部，也只能告訴最親的幾個家人。“畢竟我們還是病人，要學會保護好自己。”龍華對病友說。

（文中患者姓名均為化名。感謝抗抑鬱公益組織“渡過”、鬱金香陽光會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