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類記憶的集中地，是人類記憶文化的“大容器”。
芒福德認為，“在城市發展的大部分歷史階段中，它作為容器的功能都教其作為磁體的功能更重要。因為城市主要還是一個貯藏庫，一個保管者和積累者。”
城市除了繁華的光鮮面，背後的孤寂也是城市獨有的一部分，王小波在《革命時期的愛情》裡有一段專門描述逛遺蹟的心態：“走在廢墟上，總是能感到一種浪漫氣氛。小時候我也浪漫過。在那座樓裡據守時，我在樓頂上建了一個工作間，那裡有鉗工的工作臺、砂輪機、臺鑽等等搬得進來的東西，我覺得憑這些工具，還能造出更精良的器械，外面的人永遠攻不進來……這樣光榮屬於國王，有趣屬於我們。”伴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留下的記憶既是一種歷史的象徵，也是城市所屬的財富。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是奧爾罕.帕慕克的代表性作品。對於作者帕慕克而言，自己生活的伊斯坦布爾就是一座屬於自己命運的城市，很多人在看一座城市的時候，往往著眼於城市的美景亦或者光鮮亮麗的一面。而對於帕慕克來說，他身處的城市在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
伊斯坦布爾對於帕慕克來說一直是一座廢墟之城，充滿著帝國斜陽的憂傷。帕慕克的一生不是在對抗這種憂傷，就是和每個伊斯坦布爾一樣，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有人說這本《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是一部小說，也有人說這是一本自傳，還有人說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總之，對於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定論，這或許就是作者帕慕克的獨到高明之處。他成功的設置了這樣一個懸念，讓讀者去爭論，去探討。在多種解讀中去深層次的揭示帕慕克的種種文化意識和情感。
奧爾罕.帕慕克是土耳其著名作家，也是土耳其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伊斯坦布爾這個有著2700年曆史的城市裡，東方與西方文明交匯，一座城市一半在歐洲，一半在亞洲。這樣一種交融衝突並存的歷史之城，給帕慕克帶來了獨特的歷史厚重感，也給予了帕慕克用自身經歷和生活拼貼城市生活畫卷的靈感。作為一名作家，帕慕克始終從文學的角度，藉助土耳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語境，表達自己對土耳其這個國家在過去與未來、傳統與現代的糾結中的複雜情感。
一、“奧爾罕的分身”——另一個“我”視角中的城市
在書的開頭“奧爾罕的分身”這一章節中，帕慕克這樣寫道，“從很小的時候，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見的東西。在伊斯坦布爾街頭的地方，在一棟跟我們家相似的房子裡，住著另外一個奧爾罕，幾乎是我的孿生兄弟，甚至是我的分身。我記不得這想法是從哪兒來或怎麼來的，肯定是來自錯綜複雜的謠傳、誤解、幻想和恐懼當中。”當我們讀到此處也許會奇怪，帕慕克這本書不是一部自傳嗎，為什麼還會有另一個人的存在？難道這本書也是一部小說？奧爾罕所說的分身到底是誰？是作者假想中的朋友，還是什麼身份，作者為什麼安排伊斯坦布爾另一個“我”的存在。
別急，我們在作者接下來的描述中可以發現端倪，主人公奧爾罕在收集老照片的時候，真正注意到的其實是看照片時感受到的情感，比如一些試圖客觀反映伊斯坦布爾某些問題的照片，新的馬路、拆遷、活在、新的建築，這些老照片能夠幫助我們透過普通的物體、街道和瞬間，重新發掘我們經歷的人生。這裡依然沒有揭露分身存在的意義。直到第十章“呼愁”中，作者終於揭開了分身的面紗，他代表的其實是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的每一個普通的民眾。同時，帕慕克通過交代分身“我”的真實身份的同時，也將自己最想要表達的思想“呼愁”展現出來。帕慕克是這樣描述“呼愁”的情緒的，“我的起始點是一個小孩通過佈滿水汽的窗戶看外面所感受到的情緒。現在我們逐漸明白，呼愁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傷，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陰暗情緒。”
“呼愁”已經成為了帕慕克所有作品中共通的情緒。什麼是“呼愁”呢？它出現在《古蘭經》時，詞義與當代土耳其詞彙並無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哈蒂潔和伯父塔裡湧兩人過世的那年為“憂傷之年”，這詞是用來表達心靈深處的失落感。一種說法是當我們對世俗享樂和物質利益投注過多時，便體驗到所謂的“呼愁”。
這種呼愁的情結瀰漫在每一個伊斯坦布爾民眾中央，就連城市本身也浸染在這種情緒之中。每一個民眾自豪地承擔並作為一個社群所共有的“呼愁”。感受這種“呼愁”等於觀看一幕幕景象，喚起回憶，城市本身在回憶中成為“呼愁”的寫照、“呼愁”的本質。帕慕克在這裡用分身的身份讓每一個讀者都身臨其境，感受伊斯坦布爾背後淡淡的愁緒。
二、全世界最美麗的庭院VS幽暗沒落的博物館
如果說“呼愁”的情緒一直籠罩在帕慕克一生的軌跡中，我們有必要去分析下帕慕克背後的成長環境。奧爾罕.帕慕克出生於1952年的土耳其，這一年在現代土耳其歷史上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這一年，土耳其加入了北約，邁向了向“西”的一步，而作為首都的伊斯坦布爾，地理上橫跨歐亞大陸，文化上又雜糅東西方，使得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成為整個國家的縮影。而生活在兩種文明夾縫中的土耳其人，對於文化身份的追問和尋找成為無法迴避的話題。
帕慕克家族本身是一個家境優越的西化家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土耳其國家西化進程的一個小小縮影。在這種雙重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帕慕克，迫使他不得不去面對不同文化融合下的意義，以及自己的民族身份定位問題。就像帕慕克本人說的那樣，“伊斯坦布爾的呼愁不僅僅是由音樂和詩歌喚起的情緒，也是一種看待我們共同生命的方式，不僅是一種精神境界，也是一種思想狀態。”在西方人筆下的伊斯坦布爾，更多的是遊記，比如奈瓦爾、戈蒂耶等人都是作為旅遊者的身份走馬觀花，他們盡情的描寫伊斯坦布爾燈燭輝煌的城市風光。甚至把伊斯坦布爾比作一個“全世界最美麗景緻”的劇院，而在本地人帕慕克的筆下，更多的是“以城市為鏡”的親身經歷。
在《伊斯坦布爾》中，帕慕克首先描繪了兩張不同的照片，一張是某人從歐洲帶回來的“廉價的可愛兒童”的照片，另一張是名叫奧爾罕.帕慕克的他自己的照片。兩張照片常常令他迷茫、困惑，甚至把二者混淆。兩者的混淆，引出了作者帕慕克對西方人眼中的伊斯坦布爾和他心中的伊斯坦布爾的思考。照片在書中大量的引用，在作者帕慕克看來是有他內在含義的。裡面的一些試圖客觀反映伊斯坦布爾某些問題的照片，比如拆遷的房子、偶然拍到的交通事故，新的馬路，新的建築物，在多年後的我們來看有著全新的感受。帕慕克希望用一本“影響書籍”的形式讓讀者能夠透過普通的物體、街道和瞬間，重新發掘我們經歷的人生，去挖掘那些拍攝者無意表達，而後世之人卻在看照片時感受到的情感。
在回憶錄或是個人傳記中穿插照片並非帕慕克的獨創，海明威在追憶巴黎往事的《流動的盛宴》中也運用了照片穿插在文字中。《流動的盛宴》這本書記載了海明威以駐歐記者身份旅居巴黎的生活經歷，無論是創作者本人還是讀者，都只能在記憶中去追溯那段過往的歲月，而文字中穿插的巴黎街景的照片，將所有有關巴黎的記憶都雜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對於巴黎共同的歷史記憶。在這點上，海明威和帕慕克的手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在用照片將時光凝固在相紙上，讀者在閱讀照片的同時，也將情感置於黑白照片的那個年代中，情真意切的去體驗當時的時代。
帕慕克將自己的家比喻成一個幽暗的博物館，家裡面牆壁上的照片無聲地敘述者帕慕克家族的興衰史，也從側面反映了伊斯坦布爾的興衰史。幼年的帕慕克從觀察自家的“幽暗博物館”開始，繼而走出家門觀察自己所處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以城市為鏡，一遍述說著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曾經的輝煌，也在哀嘆一種帝國沒落的城市故事。
三、中國的《邊城》，伊斯坦布爾的“另一個世界”
伊斯坦布爾是世界唯一一座橫跨兩大洲的城市，作者帕慕克出生成長的地區位於它的歐洲部分。正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向西方靠攏還是堅持東方傳統的民族文化之間徘徊掙扎，躊躇不定。帕慕克始終在書中表達著一種複雜而又哀愁的情感，東西方文化的衝撞導致了土耳其國內的兩極分化。而經歷了西方文化薰陶的帕慕克，仍對傳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所眷戀，這種複雜而又濃烈的情感始終氤氳在帕慕克的文字中。我們常說，作家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感受地域帶給他的文化氣息，他的文學風格必然滲透入地域文化要素。“呼愁”因此就成了帕慕克文字中的主旋律。這種憂傷的情感如果在國內尋找某種呼應，那必屬沈從文的《邊城》。
《邊城》是一部描寫山水風景的文學作品。沈從文用他濃烈的筆墨和對家鄉的摯愛情感描繪了湘西的自然風光。比如啼聲婉轉的黃鶯、繁密的蟲聲、美麗的黃昏、如銀的月色等等……然而這種恬靜的美景背後，在讀者的細細品讀下，卻始終籠罩著一種淡淡的、揮之不去的憂傷情感。在秀美風光的背後是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悲劇，忠厚善良的老船伕因為誤會無法了卻心願，直至在孤獨中死去，洪水之後的不幸，翠翠父母的愛情悲劇，都讓這個看似描寫秀麗湘西的背後籠罩了濃濃的憂傷。
《邊城》的故事背景同樣與作者沈從文的親身經歷不無關係，雖然和《伊斯坦布爾》相比，一個是虛構的小說，另一個則是近似虛構的人物傳記，但相隔兩岸的兩位作者的情感卻有著某種隱隱的共鳴。我們在前面提到了帕慕克生活的伊斯坦布爾有著尷尬的歷史處境，而沈從文則是感慨於新舊文明的不斷擠壓和碰撞。沈從文從小在自然中長養，熟悉湘西自然山水，風土人情，熱愛自然，充滿幻想。在沈從文看來，“邊城”中塑造的那種“自然、優美、健康”的生活景象，已經開始被現代文明一點點侵蝕和吞沒。“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餘。”
無論是帕慕克還是沈從文，都用一種“另一個世界”的姿態，不帶任何偏向地，或俯視、或仰視，來看這個城市、這個鄉村發生的一切。就像帕慕克在某次演講中提到。“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亂、麻煩、快速運轉和嘈雜喧鬧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旋渦時而扔到這裡，時而甩到那裡，我試圖跳出自己，成為另一個世界的人。”通過旁觀者的視角，去觀察這座城市，沈從文同樣用第三人稱敘述的方式，將自身從故事背景中抽離出來，力圖在不受私人化情感左右的情況下完成客觀再現。
批評家艾柯曾說過，“現實當中，小說世界確實是現實世界的寄生蟲，他能讓我們只專注於一個有限而封閉的世界中。帕慕克藉助小說表達了對伊斯坦布爾的憂愁，而沈從文也在《邊城》中透過湘西的魅力風景背後，表達了自己對於生命感悟和內心的憂傷。
面對變化，伊斯坦布爾人始終面臨著失落、羞愧和身份焦慮，帕慕克始終在東西方融合的現實面前由於傷感。而同樣面對變化的沈從文則略顯悲壯，他痛恨“現代文明”席捲的浪潮將傳統農民中固有的淳樸、忠厚一掃而光，痛恨這種新形態文明下帶來的虛偽、利己主義之上的附帶產品。同樣作為城市主體小說，同樣吟著呼愁和悲傷兩種腔調。如果說伊斯坦布爾的憂愁是歷史帶來的無奈，那麼邊城的愁苦則是時代發展帶來的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