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組織研究」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及影響'
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3期
內容提要
冷戰後，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迅速發展，成為該國乃至非洲之角面臨的最嚴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從根源上來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是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互動的綜合產物。索馬里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理念相互共享、成員相互滲透和行動策略相互模仿等特點，境外極端分子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頻繁發動暴力恐襲，不僅對索馬里的民族國家構建造成挑戰，而且極大地衝擊了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格局。面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泛濫，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均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目前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於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對意識形態的多重“包裝”和其管理能力的不斷提升，以及各方力量在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過程中的相互掣肘。
關鍵詞
索馬里；伊斯蘭極端主義；“伊斯蘭聯盟”；索馬里“青年黨”；“伊斯蘭黨”
作者簡介
趙躍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中東研究所2018級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研究”（16ZDA09）和2019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導師引領計劃“‘安全化’視角下的中東教派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3期
內容提要
冷戰後，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迅速發展，成為該國乃至非洲之角面臨的最嚴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從根源上來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是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互動的綜合產物。索馬里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理念相互共享、成員相互滲透和行動策略相互模仿等特點，境外極端分子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頻繁發動暴力恐襲，不僅對索馬里的民族國家構建造成挑戰，而且極大地衝擊了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格局。面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泛濫，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均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目前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於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對意識形態的多重“包裝”和其管理能力的不斷提升，以及各方力量在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過程中的相互掣肘。
關鍵詞
索馬里；伊斯蘭極端主義；“伊斯蘭聯盟”；索馬里“青年黨”；“伊斯蘭黨”
作者簡介
趙躍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中東研究所2018級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研究”（16ZDA09）和2019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導師引領計劃“‘安全化’視角下的中東教派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圖片來源：AFP
冷戰結束後，伊斯蘭極端主義在非洲之角迅速發展，使非洲之角成為伊斯蘭極端組織新的“庇護所”和“策源地”，其中深陷內戰的索馬里自然成為伊斯蘭極端勢力聚集的淵藪。“伊斯蘭聯盟”（Al-Itihaad al-Islamiya）、“青年黨”（Al-Shabaab）和“伊斯蘭黨”（Hizbul Islam）等伊斯蘭極端組織相繼在索馬里興起，並以宗教的名義進行暴力恐怖活動，極大地衝擊了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格局。
2012年前後，在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的綜合治理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力量有所衰落。但隨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在中東地區的崛起及其對非洲的滲透，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頻繁發動恐怖襲擊，其威脅不可小覷。2017年10月14日，“青年黨”武裝分子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市中心的一個十字路口引爆了兩枚卡車炸彈，共造成至少358人死亡，另有200多人受傷，該事件成為索馬里乃至全球近年來最為慘烈的恐怖襲擊之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強勢反彈給索馬里乃至東非地區安全局勢帶來了深刻影響，因此有必要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產生的根源及歷史嬗變進行考察。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伊斯蘭因素在索馬里國家重建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已有初步的研究，主要從政治伊斯蘭和伊斯蘭激進主義兩個維度進行了論述。此外，也有學者從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角度進行了個案分析，但對內戰爆發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脈絡，尤其是各組織之間的理念聯繫、人員往來和戰術共享等問題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試圖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歷史轉型及其組織網絡進行梳理，探討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根源及其對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並分析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久治未除的根本原因。
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根源
根據國際關係研究的層次分析理論，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產生的根源可歸因於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的互動。具體而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出現既是國際政治權力變遷的結果，也是地區國際關係互動的產物，更與索馬里國內政局的動盪和無政府狀態的持續密切相關。
（一）國際格局演變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主要原因
第一，冷戰格局的終結導致索馬里陷入意識形態真空，這為久受壓制的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打開了閘門。在冷戰體制的影響下，索馬里在西方國家發展理念和蘇聯東歐國家發展模式之間左右搖擺，此舉掩蓋了索馬里國內的部族衝突和宗教矛盾，尤其作為索馬里人識別“自我”與“他者”重要標準的伊斯蘭教被嚴格限制。冷戰的結束導致西方對索馬里的援助驟降，這直接動搖了巴雷政權的統治根基，最終導致以部族分歧為基礎的鬥爭蔓延全國。此時，伊斯蘭復興浪潮開始席捲整個東非地區。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藉助慈善基金推行新泛伊斯蘭主義，伊朗以蘇丹為支點積極輸出伊斯蘭革命思想，穆斯林兄弟會也乘隙而入助推伊斯蘭復興運動。伊斯蘭復興思潮的湧入激發了深陷認同危機的索馬里穆斯林“迴歸伊斯蘭正統”的熱情，但這些思潮裡也同時裹挾著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思想。受國際格局變動和極端主義思想滲入的影響，索馬里的薩拉菲主義逐漸出現異化的趨勢，這一過程加速培育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萌生的土壤。
第二，美國依仗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推行經濟、文化和軍事霸權，這成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滋長的“酵母”。就經濟霸權而言，美國及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經濟利益分配上很少顧及發展中國家，像索馬里這樣的國家更難在全球化中獲益。發展鴻溝與分配不公激起了索馬里穆斯林的不滿，處於弱勢地位的穆斯林群體極易在極端分子的利誘下走上暴力反西方的道路。就文化霸權而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科學和技術在索馬里境內的廣泛傳播，不斷消解索馬里的社會體制並弱化其傳統身份認同。由此引發的民眾的“不安全感”，促使索馬里穆斯林選擇從極端主義思想中尋求突破，以捍衛傳統身份和文化的“純正性”。就軍事霸權而言，1993年美國通過“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介入索馬里內戰，但美國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幫助索馬里走上和平重建的正軌，反而使索馬里的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於是索馬里的極端主義者便把美國的軍事行動視為索馬里落後與動盪的根源，並以此作為組織動員的重要手段。“青年黨”就曾以美國在1993年對索馬里的軍事行動中殺害數千名索馬里人為由，動員民眾加入反西方的“聖戰”。
（二）地區動盪不斷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重要因素
第一，地區權力結構失衡致使索馬里民族主義反彈，成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氾濫的重要誘因。由於複雜的歷史、宗教和民族因素，致使非洲之角國家爭端和部族衝突時有發生。隨著冷戰的結束，非洲之角的民族矛盾、種族仇視、領土爭端和宗教衝突等暗流集中湧現，導致地區權力體系逐漸失衡。在索馬里陷入內戰後，埃塞俄比亞的地區霸權思想迅速膨脹，其不僅派軍隊干預索馬里內政，而且無視1992年1月聯合國安理會制定的有關對索馬里實施全面武器禁運的決議，為多個索馬里武裝派別提供軍事支持。埃塞俄比亞的干預舉動激起了索馬里民族主義情緒的再度反彈。在此過程中，反埃塞俄比亞的民族情緒與極端主義在維護民族利益方面找到了契合點，兩者的融合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理論武器和民眾基礎。
第二，地區國家邊界管控的普遍薄弱和缺失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作為西方殖民主義任意分割的產物，非洲之角的跨界民族問題和邊界衝突的普遍存在使得邊界對於各國而言形同虛設。20世紀90年代初，“基地”組織在蘇丹建立訓練營地後，多次派遣其領導成員越境前往索馬里進行宣傳和動員。1993年初，第一批“基地”組織成員從巴基斯坦離開，途經肯尼亞抵達索馬里，這些成員在索馬里建立了三個訓練營，為反美的索馬里武裝力量提供培訓。由此可見，地區國家邊境管理失控為國際極端勢力向索馬里滲透提供了便利。在此過程中，“基地”組織與索馬里伊斯蘭極端武裝組織建立了聯繫，“基地”組織不僅為後者提供了人員培訓和資金支持，而且從發展模式和思想理念等方面對其進行了改造。
（三）國家治理缺失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滋生的現實土壤
第一，國家權力真空的出現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繁衍提供了空間。內戰的爆發使索馬里陷入分裂，由此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致使民眾開始尋求宗教認同，甚至藉助伊斯蘭主義力量尋求生存保障。此時，長期受巴雷政權壓迫的伊斯蘭主義力量不斷鼓動民眾建立“伊斯蘭國家”以取代世俗政權，一時間各式各樣的伊斯蘭復興思潮在索馬里興起，主要包括政治伊斯蘭主義、宣教伊斯蘭主義（Missionary Islamism）和激進伊斯蘭主義。但是，索馬里內戰中的權力鬥爭主要是以部族力量和軍閥勢力為基礎，伊斯蘭主義勢力在與它們鬥爭的過程中日漸式微，其侷限性也隨之凸顯。為了確保組織的存續，一些領導人選擇依靠境外極端勢力支持，運用恐怖活動作為鬥爭武器，並在此過程中逐漸蛻變成為旨在通過暴力活動重建“伊斯蘭國家”的極端組織。可以說，內戰後索馬里權力鬥爭的暴力化促使伊斯蘭激進組織向極端組織蛻變，而索馬里政治結構的碎片化使得伊斯蘭極端組織能夠輕易利用真空地帶進行組織擴張。
第二，社會經濟環境的惡化是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從1978年至1986年，索馬里的通貨膨脹率增長了17倍，而民眾工資僅提高了3.7倍。此時，索馬里國家經濟已經陷入困境。內戰爆發後，索馬里的社會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尤其在索馬里南部地區，以部族為基礎的民兵組織為爭奪具有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的社區、城鎮和海港展開激烈的鬥爭。軍閥混戰使索馬里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社會分裂不斷加劇，民眾生活日益慘淡。據國際紅十字會估計，高達95%的索馬里人營養不良，其中多達70%的人嚴重營養不良。在此背景下，超過90萬索馬里難民在1991年至1992年間逃至鄰近的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吉布提和也門，並有15萬人選擇在沙特阿拉伯申請避難。而眾多留在索馬里的青年，在生活的重壓下，從謀生的角度出發選擇加入伊斯蘭極端組織。可見，索馬里社會經濟狀況的持續惡化削弱了民眾對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抵禦能力，而且使底層貧困民眾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主要擁躉，它們的存在為伊斯蘭極端組織提供了人員招募的來源。
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及演變
在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逐漸發展壯大。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基地”組織將索馬里納入“全球聖戰”的譜系後，以“伊斯蘭聯盟”、“青年黨”和“伊斯蘭黨”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先後在索馬里興起，並形成了彼此相互滲透、理念相互共享和襲擊手段相互學習的特點（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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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3期
內容提要
冷戰後，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迅速發展，成為該國乃至非洲之角面臨的最嚴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從根源上來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是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互動的綜合產物。索馬里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理念相互共享、成員相互滲透和行動策略相互模仿等特點，境外極端分子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頻繁發動暴力恐襲，不僅對索馬里的民族國家構建造成挑戰，而且極大地衝擊了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格局。面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泛濫，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均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目前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於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對意識形態的多重“包裝”和其管理能力的不斷提升，以及各方力量在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過程中的相互掣肘。
關鍵詞
索馬里；伊斯蘭極端主義；“伊斯蘭聯盟”；索馬里“青年黨”；“伊斯蘭黨”
作者簡介
趙躍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中東研究所2018級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研究”（16ZDA09）和2019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導師引領計劃“‘安全化’視角下的中東教派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圖片來源：AFP
冷戰結束後，伊斯蘭極端主義在非洲之角迅速發展，使非洲之角成為伊斯蘭極端組織新的“庇護所”和“策源地”，其中深陷內戰的索馬里自然成為伊斯蘭極端勢力聚集的淵藪。“伊斯蘭聯盟”（Al-Itihaad al-Islamiya）、“青年黨”（Al-Shabaab）和“伊斯蘭黨”（Hizbul Islam）等伊斯蘭極端組織相繼在索馬里興起，並以宗教的名義進行暴力恐怖活動，極大地衝擊了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格局。
2012年前後，在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的綜合治理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力量有所衰落。但隨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在中東地區的崛起及其對非洲的滲透，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頻繁發動恐怖襲擊，其威脅不可小覷。2017年10月14日，“青年黨”武裝分子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市中心的一個十字路口引爆了兩枚卡車炸彈，共造成至少358人死亡，另有200多人受傷，該事件成為索馬里乃至全球近年來最為慘烈的恐怖襲擊之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強勢反彈給索馬里乃至東非地區安全局勢帶來了深刻影響，因此有必要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產生的根源及歷史嬗變進行考察。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伊斯蘭因素在索馬里國家重建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已有初步的研究，主要從政治伊斯蘭和伊斯蘭激進主義兩個維度進行了論述。此外，也有學者從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角度進行了個案分析，但對內戰爆發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脈絡，尤其是各組織之間的理念聯繫、人員往來和戰術共享等問題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試圖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歷史轉型及其組織網絡進行梳理，探討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根源及其對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並分析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久治未除的根本原因。
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根源
根據國際關係研究的層次分析理論，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產生的根源可歸因於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的互動。具體而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出現既是國際政治權力變遷的結果，也是地區國際關係互動的產物，更與索馬里國內政局的動盪和無政府狀態的持續密切相關。
（一）國際格局演變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主要原因
第一，冷戰格局的終結導致索馬里陷入意識形態真空，這為久受壓制的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打開了閘門。在冷戰體制的影響下，索馬里在西方國家發展理念和蘇聯東歐國家發展模式之間左右搖擺，此舉掩蓋了索馬里國內的部族衝突和宗教矛盾，尤其作為索馬里人識別“自我”與“他者”重要標準的伊斯蘭教被嚴格限制。冷戰的結束導致西方對索馬里的援助驟降，這直接動搖了巴雷政權的統治根基，最終導致以部族分歧為基礎的鬥爭蔓延全國。此時，伊斯蘭復興浪潮開始席捲整個東非地區。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藉助慈善基金推行新泛伊斯蘭主義，伊朗以蘇丹為支點積極輸出伊斯蘭革命思想，穆斯林兄弟會也乘隙而入助推伊斯蘭復興運動。伊斯蘭復興思潮的湧入激發了深陷認同危機的索馬里穆斯林“迴歸伊斯蘭正統”的熱情，但這些思潮裡也同時裹挾著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思想。受國際格局變動和極端主義思想滲入的影響，索馬里的薩拉菲主義逐漸出現異化的趨勢，這一過程加速培育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萌生的土壤。
第二，美國依仗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推行經濟、文化和軍事霸權，這成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滋長的“酵母”。就經濟霸權而言，美國及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經濟利益分配上很少顧及發展中國家，像索馬里這樣的國家更難在全球化中獲益。發展鴻溝與分配不公激起了索馬里穆斯林的不滿，處於弱勢地位的穆斯林群體極易在極端分子的利誘下走上暴力反西方的道路。就文化霸權而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科學和技術在索馬里境內的廣泛傳播，不斷消解索馬里的社會體制並弱化其傳統身份認同。由此引發的民眾的“不安全感”，促使索馬里穆斯林選擇從極端主義思想中尋求突破，以捍衛傳統身份和文化的“純正性”。就軍事霸權而言，1993年美國通過“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介入索馬里內戰，但美國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幫助索馬里走上和平重建的正軌，反而使索馬里的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於是索馬里的極端主義者便把美國的軍事行動視為索馬里落後與動盪的根源，並以此作為組織動員的重要手段。“青年黨”就曾以美國在1993年對索馬里的軍事行動中殺害數千名索馬里人為由，動員民眾加入反西方的“聖戰”。
（二）地區動盪不斷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重要因素
第一，地區權力結構失衡致使索馬里民族主義反彈，成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氾濫的重要誘因。由於複雜的歷史、宗教和民族因素，致使非洲之角國家爭端和部族衝突時有發生。隨著冷戰的結束，非洲之角的民族矛盾、種族仇視、領土爭端和宗教衝突等暗流集中湧現，導致地區權力體系逐漸失衡。在索馬里陷入內戰後，埃塞俄比亞的地區霸權思想迅速膨脹，其不僅派軍隊干預索馬里內政，而且無視1992年1月聯合國安理會制定的有關對索馬里實施全面武器禁運的決議，為多個索馬里武裝派別提供軍事支持。埃塞俄比亞的干預舉動激起了索馬里民族主義情緒的再度反彈。在此過程中，反埃塞俄比亞的民族情緒與極端主義在維護民族利益方面找到了契合點，兩者的融合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理論武器和民眾基礎。
第二，地區國家邊界管控的普遍薄弱和缺失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作為西方殖民主義任意分割的產物，非洲之角的跨界民族問題和邊界衝突的普遍存在使得邊界對於各國而言形同虛設。20世紀90年代初，“基地”組織在蘇丹建立訓練營地後，多次派遣其領導成員越境前往索馬里進行宣傳和動員。1993年初，第一批“基地”組織成員從巴基斯坦離開，途經肯尼亞抵達索馬里，這些成員在索馬里建立了三個訓練營，為反美的索馬里武裝力量提供培訓。由此可見，地區國家邊境管理失控為國際極端勢力向索馬里滲透提供了便利。在此過程中，“基地”組織與索馬里伊斯蘭極端武裝組織建立了聯繫，“基地”組織不僅為後者提供了人員培訓和資金支持，而且從發展模式和思想理念等方面對其進行了改造。
（三）國家治理缺失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滋生的現實土壤
第一，國家權力真空的出現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繁衍提供了空間。內戰的爆發使索馬里陷入分裂，由此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致使民眾開始尋求宗教認同，甚至藉助伊斯蘭主義力量尋求生存保障。此時，長期受巴雷政權壓迫的伊斯蘭主義力量不斷鼓動民眾建立“伊斯蘭國家”以取代世俗政權，一時間各式各樣的伊斯蘭復興思潮在索馬里興起，主要包括政治伊斯蘭主義、宣教伊斯蘭主義（Missionary Islamism）和激進伊斯蘭主義。但是，索馬里內戰中的權力鬥爭主要是以部族力量和軍閥勢力為基礎，伊斯蘭主義勢力在與它們鬥爭的過程中日漸式微，其侷限性也隨之凸顯。為了確保組織的存續，一些領導人選擇依靠境外極端勢力支持，運用恐怖活動作為鬥爭武器，並在此過程中逐漸蛻變成為旨在通過暴力活動重建“伊斯蘭國家”的極端組織。可以說，內戰後索馬里權力鬥爭的暴力化促使伊斯蘭激進組織向極端組織蛻變，而索馬里政治結構的碎片化使得伊斯蘭極端組織能夠輕易利用真空地帶進行組織擴張。
第二，社會經濟環境的惡化是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從1978年至1986年，索馬里的通貨膨脹率增長了17倍，而民眾工資僅提高了3.7倍。此時，索馬里國家經濟已經陷入困境。內戰爆發後，索馬里的社會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尤其在索馬里南部地區，以部族為基礎的民兵組織為爭奪具有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的社區、城鎮和海港展開激烈的鬥爭。軍閥混戰使索馬里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社會分裂不斷加劇，民眾生活日益慘淡。據國際紅十字會估計，高達95%的索馬里人營養不良，其中多達70%的人嚴重營養不良。在此背景下，超過90萬索馬里難民在1991年至1992年間逃至鄰近的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吉布提和也門，並有15萬人選擇在沙特阿拉伯申請避難。而眾多留在索馬里的青年，在生活的重壓下，從謀生的角度出發選擇加入伊斯蘭極端組織。可見，索馬里社會經濟狀況的持續惡化削弱了民眾對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抵禦能力，而且使底層貧困民眾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主要擁躉，它們的存在為伊斯蘭極端組織提供了人員招募的來源。
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及演變
在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逐漸發展壯大。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基地”組織將索馬里納入“全球聖戰”的譜系後，以“伊斯蘭聯盟”、“青年黨”和“伊斯蘭黨”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先後在索馬里興起，並形成了彼此相互滲透、理念相互共享和襲擊手段相互學習的特點（見圖1）。
（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產生
1984年，“伊斯蘭聯盟”由伊斯蘭協會（Al-Jama’a al-Islamiya）和伊斯蘭青年聯盟（Wahdat al-Shabaab al-Islam）兩個信奉薩拉菲主義（Salafism）的組織祕密合並而成。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伊斯蘭聯盟”在傳播薩拉菲主義的同時，積極利用薩拉菲主義進行政治動員。1990年底，巴雷政權的倒臺為“伊斯蘭聯盟”實現其政治理念提供了機遇。但在1992年與軍閥的混戰中，“伊斯蘭聯盟”不僅喪失了在索馬里西北地區的根據地，而且在南部地區的軍事行動也遭遇潰敗。軍事行動的失敗凸顯了薩拉菲主義在領導能力方面的侷限性，這促使“伊斯蘭聯盟”開始接納“聖戰”思想。至此，“伊斯蘭聯盟”蛻變成為一支伊斯蘭極端組織，並走上了“聖戰”的道路。
就意識形態而言，薩拉菲主義與“聖戰”思想的融合，增強了“伊斯蘭聯盟”的意識形態動員能力。“伊斯蘭聯盟”作為索馬里薩拉菲派中唯一公開採取極端行動的組織，明確提出將薩拉菲主義和“聖戰”思想作為其意識形態，旨在建立一個“大索馬里伊斯蘭國家”。為此，“伊斯蘭聯盟”力圖恢復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司法系統以取代現代法律體系；在文化方面主張嚴格遵循伊斯蘭教法，反對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識形態，不接受資本主義，也拒絕共產主義；在武裝建設方面則試圖一支強大的伊斯蘭軍隊，並對異教徒發動“聖戰”以實現伊斯蘭教復興。“伊斯蘭聯盟”通過引入“聖戰”思想賦予薩拉菲主義更強的革命性和暴力性，並使“聖戰”成為其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工具。在支持居住在歐加登地區的索馬里人反抗埃塞俄比亞的過程中，“伊斯蘭聯盟”通過對《古蘭經》和“聖訓”進行歪曲解釋，將兩國之間的跨界民族問題“聖戰化”，並將其針對埃塞俄比亞的暴力恐怖活動解釋為從基督徒的壓迫中解放受到威脅的穆斯林。
就組織活動而言，國際極端勢力對“伊斯蘭聯盟”的資金和培訓等支持，豐富了“伊斯蘭聯盟”進行暴力襲擊的手段和方式。在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索馬里退伍軍人的利誘下，“伊斯蘭聯盟”開始訴諸暴力“聖戰”。在1992年控制索馬里東北部後，“伊斯蘭聯盟”以“基地”組織在阿富汗訓練營為藍本，在距博薩索（Bossaso）以西20公里的地方建立了基地。1993年，“基地”組織曾派遣4名訓練官員前往索馬里訓練“伊斯蘭聯盟”的成員。在“基地”組織的支持下，“伊斯蘭聯盟”的武裝力量曾一度達到1,000人以上，具有相當的戰鬥力。隨後，“伊斯蘭聯盟”將活動範圍擴張至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吉布提等國，並通過製造爆炸、槍擊和綁架等事件製造恐怖氛圍（見表1）。
表1 “伊斯蘭聯盟”的主要襲擊事件一覽（1992年至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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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後，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迅速發展，成為該國乃至非洲之角面臨的最嚴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從根源上來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是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互動的綜合產物。索馬里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理念相互共享、成員相互滲透和行動策略相互模仿等特點，境外極端分子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頻繁發動暴力恐襲，不僅對索馬里的民族國家構建造成挑戰，而且極大地衝擊了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格局。面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泛濫，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均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目前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於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對意識形態的多重“包裝”和其管理能力的不斷提升，以及各方力量在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過程中的相互掣肘。
關鍵詞
索馬里；伊斯蘭極端主義；“伊斯蘭聯盟”；索馬里“青年黨”；“伊斯蘭黨”
作者簡介
趙躍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中東研究所2018級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研究”（16ZDA09）和2019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導師引領計劃“‘安全化’視角下的中東教派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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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伊斯蘭極端主義在非洲之角迅速發展，使非洲之角成為伊斯蘭極端組織新的“庇護所”和“策源地”，其中深陷內戰的索馬里自然成為伊斯蘭極端勢力聚集的淵藪。“伊斯蘭聯盟”（Al-Itihaad al-Islamiya）、“青年黨”（Al-Shabaab）和“伊斯蘭黨”（Hizbul Islam）等伊斯蘭極端組織相繼在索馬里興起，並以宗教的名義進行暴力恐怖活動，極大地衝擊了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格局。
2012年前後，在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的綜合治理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力量有所衰落。但隨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在中東地區的崛起及其對非洲的滲透，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頻繁發動恐怖襲擊，其威脅不可小覷。2017年10月14日，“青年黨”武裝分子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市中心的一個十字路口引爆了兩枚卡車炸彈，共造成至少358人死亡，另有200多人受傷，該事件成為索馬里乃至全球近年來最為慘烈的恐怖襲擊之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強勢反彈給索馬里乃至東非地區安全局勢帶來了深刻影響，因此有必要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產生的根源及歷史嬗變進行考察。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伊斯蘭因素在索馬里國家重建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已有初步的研究，主要從政治伊斯蘭和伊斯蘭激進主義兩個維度進行了論述。此外，也有學者從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角度進行了個案分析，但對內戰爆發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脈絡，尤其是各組織之間的理念聯繫、人員往來和戰術共享等問題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試圖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歷史轉型及其組織網絡進行梳理，探討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根源及其對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並分析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久治未除的根本原因。
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根源
根據國際關係研究的層次分析理論，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產生的根源可歸因於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的互動。具體而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出現既是國際政治權力變遷的結果，也是地區國際關係互動的產物，更與索馬里國內政局的動盪和無政府狀態的持續密切相關。
（一）國際格局演變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主要原因
第一，冷戰格局的終結導致索馬里陷入意識形態真空，這為久受壓制的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打開了閘門。在冷戰體制的影響下，索馬里在西方國家發展理念和蘇聯東歐國家發展模式之間左右搖擺，此舉掩蓋了索馬里國內的部族衝突和宗教矛盾，尤其作為索馬里人識別“自我”與“他者”重要標準的伊斯蘭教被嚴格限制。冷戰的結束導致西方對索馬里的援助驟降，這直接動搖了巴雷政權的統治根基，最終導致以部族分歧為基礎的鬥爭蔓延全國。此時，伊斯蘭復興浪潮開始席捲整個東非地區。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藉助慈善基金推行新泛伊斯蘭主義，伊朗以蘇丹為支點積極輸出伊斯蘭革命思想，穆斯林兄弟會也乘隙而入助推伊斯蘭復興運動。伊斯蘭復興思潮的湧入激發了深陷認同危機的索馬里穆斯林“迴歸伊斯蘭正統”的熱情，但這些思潮裡也同時裹挾著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思想。受國際格局變動和極端主義思想滲入的影響，索馬里的薩拉菲主義逐漸出現異化的趨勢，這一過程加速培育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萌生的土壤。
第二，美國依仗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推行經濟、文化和軍事霸權，這成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滋長的“酵母”。就經濟霸權而言，美國及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經濟利益分配上很少顧及發展中國家，像索馬里這樣的國家更難在全球化中獲益。發展鴻溝與分配不公激起了索馬里穆斯林的不滿，處於弱勢地位的穆斯林群體極易在極端分子的利誘下走上暴力反西方的道路。就文化霸權而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科學和技術在索馬里境內的廣泛傳播，不斷消解索馬里的社會體制並弱化其傳統身份認同。由此引發的民眾的“不安全感”，促使索馬里穆斯林選擇從極端主義思想中尋求突破，以捍衛傳統身份和文化的“純正性”。就軍事霸權而言，1993年美國通過“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介入索馬里內戰，但美國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幫助索馬里走上和平重建的正軌，反而使索馬里的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於是索馬里的極端主義者便把美國的軍事行動視為索馬里落後與動盪的根源，並以此作為組織動員的重要手段。“青年黨”就曾以美國在1993年對索馬里的軍事行動中殺害數千名索馬里人為由，動員民眾加入反西方的“聖戰”。
（二）地區動盪不斷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重要因素
第一，地區權力結構失衡致使索馬里民族主義反彈，成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氾濫的重要誘因。由於複雜的歷史、宗教和民族因素，致使非洲之角國家爭端和部族衝突時有發生。隨著冷戰的結束，非洲之角的民族矛盾、種族仇視、領土爭端和宗教衝突等暗流集中湧現，導致地區權力體系逐漸失衡。在索馬里陷入內戰後，埃塞俄比亞的地區霸權思想迅速膨脹，其不僅派軍隊干預索馬里內政，而且無視1992年1月聯合國安理會制定的有關對索馬里實施全面武器禁運的決議，為多個索馬里武裝派別提供軍事支持。埃塞俄比亞的干預舉動激起了索馬里民族主義情緒的再度反彈。在此過程中，反埃塞俄比亞的民族情緒與極端主義在維護民族利益方面找到了契合點，兩者的融合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理論武器和民眾基礎。
第二，地區國家邊界管控的普遍薄弱和缺失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作為西方殖民主義任意分割的產物，非洲之角的跨界民族問題和邊界衝突的普遍存在使得邊界對於各國而言形同虛設。20世紀90年代初，“基地”組織在蘇丹建立訓練營地後，多次派遣其領導成員越境前往索馬里進行宣傳和動員。1993年初，第一批“基地”組織成員從巴基斯坦離開，途經肯尼亞抵達索馬里，這些成員在索馬里建立了三個訓練營，為反美的索馬里武裝力量提供培訓。由此可見，地區國家邊境管理失控為國際極端勢力向索馬里滲透提供了便利。在此過程中，“基地”組織與索馬里伊斯蘭極端武裝組織建立了聯繫，“基地”組織不僅為後者提供了人員培訓和資金支持，而且從發展模式和思想理念等方面對其進行了改造。
（三）國家治理缺失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滋生的現實土壤
第一，國家權力真空的出現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繁衍提供了空間。內戰的爆發使索馬里陷入分裂，由此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致使民眾開始尋求宗教認同，甚至藉助伊斯蘭主義力量尋求生存保障。此時，長期受巴雷政權壓迫的伊斯蘭主義力量不斷鼓動民眾建立“伊斯蘭國家”以取代世俗政權，一時間各式各樣的伊斯蘭復興思潮在索馬里興起，主要包括政治伊斯蘭主義、宣教伊斯蘭主義（Missionary Islamism）和激進伊斯蘭主義。但是，索馬里內戰中的權力鬥爭主要是以部族力量和軍閥勢力為基礎，伊斯蘭主義勢力在與它們鬥爭的過程中日漸式微，其侷限性也隨之凸顯。為了確保組織的存續，一些領導人選擇依靠境外極端勢力支持，運用恐怖活動作為鬥爭武器，並在此過程中逐漸蛻變成為旨在通過暴力活動重建“伊斯蘭國家”的極端組織。可以說，內戰後索馬里權力鬥爭的暴力化促使伊斯蘭激進組織向極端組織蛻變，而索馬里政治結構的碎片化使得伊斯蘭極端組織能夠輕易利用真空地帶進行組織擴張。
第二，社會經濟環境的惡化是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從1978年至1986年，索馬里的通貨膨脹率增長了17倍，而民眾工資僅提高了3.7倍。此時，索馬里國家經濟已經陷入困境。內戰爆發後，索馬里的社會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尤其在索馬里南部地區，以部族為基礎的民兵組織為爭奪具有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的社區、城鎮和海港展開激烈的鬥爭。軍閥混戰使索馬里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社會分裂不斷加劇，民眾生活日益慘淡。據國際紅十字會估計，高達95%的索馬里人營養不良，其中多達70%的人嚴重營養不良。在此背景下，超過90萬索馬里難民在1991年至1992年間逃至鄰近的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吉布提和也門，並有15萬人選擇在沙特阿拉伯申請避難。而眾多留在索馬里的青年，在生活的重壓下，從謀生的角度出發選擇加入伊斯蘭極端組織。可見，索馬里社會經濟狀況的持續惡化削弱了民眾對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抵禦能力，而且使底層貧困民眾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主要擁躉，它們的存在為伊斯蘭極端組織提供了人員招募的來源。
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及演變
在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逐漸發展壯大。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基地”組織將索馬里納入“全球聖戰”的譜系後，以“伊斯蘭聯盟”、“青年黨”和“伊斯蘭黨”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先後在索馬里興起，並形成了彼此相互滲透、理念相互共享和襲擊手段相互學習的特點（見圖1）。
（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產生
1984年，“伊斯蘭聯盟”由伊斯蘭協會（Al-Jama’a al-Islamiya）和伊斯蘭青年聯盟（Wahdat al-Shabaab al-Islam）兩個信奉薩拉菲主義（Salafism）的組織祕密合並而成。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伊斯蘭聯盟”在傳播薩拉菲主義的同時，積極利用薩拉菲主義進行政治動員。1990年底，巴雷政權的倒臺為“伊斯蘭聯盟”實現其政治理念提供了機遇。但在1992年與軍閥的混戰中，“伊斯蘭聯盟”不僅喪失了在索馬里西北地區的根據地，而且在南部地區的軍事行動也遭遇潰敗。軍事行動的失敗凸顯了薩拉菲主義在領導能力方面的侷限性，這促使“伊斯蘭聯盟”開始接納“聖戰”思想。至此，“伊斯蘭聯盟”蛻變成為一支伊斯蘭極端組織，並走上了“聖戰”的道路。
就意識形態而言，薩拉菲主義與“聖戰”思想的融合，增強了“伊斯蘭聯盟”的意識形態動員能力。“伊斯蘭聯盟”作為索馬里薩拉菲派中唯一公開採取極端行動的組織，明確提出將薩拉菲主義和“聖戰”思想作為其意識形態，旨在建立一個“大索馬里伊斯蘭國家”。為此，“伊斯蘭聯盟”力圖恢復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司法系統以取代現代法律體系；在文化方面主張嚴格遵循伊斯蘭教法，反對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識形態，不接受資本主義，也拒絕共產主義；在武裝建設方面則試圖一支強大的伊斯蘭軍隊，並對異教徒發動“聖戰”以實現伊斯蘭教復興。“伊斯蘭聯盟”通過引入“聖戰”思想賦予薩拉菲主義更強的革命性和暴力性，並使“聖戰”成為其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工具。在支持居住在歐加登地區的索馬里人反抗埃塞俄比亞的過程中，“伊斯蘭聯盟”通過對《古蘭經》和“聖訓”進行歪曲解釋，將兩國之間的跨界民族問題“聖戰化”，並將其針對埃塞俄比亞的暴力恐怖活動解釋為從基督徒的壓迫中解放受到威脅的穆斯林。
就組織活動而言，國際極端勢力對“伊斯蘭聯盟”的資金和培訓等支持，豐富了“伊斯蘭聯盟”進行暴力襲擊的手段和方式。在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索馬里退伍軍人的利誘下，“伊斯蘭聯盟”開始訴諸暴力“聖戰”。在1992年控制索馬里東北部後，“伊斯蘭聯盟”以“基地”組織在阿富汗訓練營為藍本，在距博薩索（Bossaso）以西20公里的地方建立了基地。1993年，“基地”組織曾派遣4名訓練官員前往索馬里訓練“伊斯蘭聯盟”的成員。在“基地”組織的支持下，“伊斯蘭聯盟”的武裝力量曾一度達到1,000人以上，具有相當的戰鬥力。隨後，“伊斯蘭聯盟”將活動範圍擴張至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吉布提等國，並通過製造爆炸、槍擊和綁架等事件製造恐怖氛圍（見表1）。
表1 “伊斯蘭聯盟”的主要襲擊事件一覽（1992年至1996年）
資料來源：Matt Bryden, “No Quick Fix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errorism, Islam, and Statelessness in Somali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23, No.2, 2003, pp. 31-32.
1996年8月和1997年1月，埃塞俄比亞軍隊先後兩次對“伊斯蘭聯盟”總部進行越境軍事打擊，遭受重創的“伊斯蘭聯盟”淪落為一個鬆散的組織。隨後，“伊斯蘭聯盟”最高軍事指揮官哈桑·達希爾·阿威斯（Hassan Dahir Aweys）宣佈該組織將向政黨組織過渡，標誌著該組織進入衰弱階段。此後，雖然作為實體組織的“伊斯蘭聯盟”不復存在，但其極端主義思想對後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極端分子成為極端主義思想傳播的重要介質，他們通過依附其他組織或另立組織繼續發動暴力襲擊，成為孕育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重要載體。
（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轉型
20世紀90年代末，索馬里伊斯蘭極端分子在國際和地區力量的聯合打擊下四處逃散。一些極端分子選擇暫時融入相對溫和的“伊斯蘭法院聯盟”（Islamic Courts Union）中，但他們在思想理念、戰略目標和行動方式等方面仍然保持著一致性，這為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捲土重來提供了條件。2006年6月，“伊斯蘭法院聯盟”奪回對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控制權，但立即遭遇到埃塞俄比亞的軍事幹預。在此背景下，極端分子選擇脫離“伊斯蘭法院聯盟”，重新組建獨立的伊斯蘭極端組織——“青年黨”，標誌著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從“伊斯蘭聯盟”到“青年黨”的轉型升級。
在意識形態方面，“伊斯蘭聯盟”的極端主義思想被“青年黨”吸收和改造，成為“青年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支信奉薩拉菲主義的伊斯蘭極端反政府武裝，“青年黨”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索馬里過渡全國政府(Transitional National Government)，推行伊斯蘭教法，建立一個“大索馬里伊斯蘭酋長國”，並最終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哈里發政權。具體而言，“青年黨”的短期目標是將索馬里境內的外國軍隊全部驅逐出境，並“淨化”國內受非伊斯蘭思想影響的“世俗化地區”；中期目標是暴力推翻索馬里過渡政府，建立大索馬里伊斯蘭政權；長期目標是團結世界穆斯林，構建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哈里發政權。不難看出，“青年黨”的短期和中期目標與“伊斯蘭聯盟”一脈相承，而在長期目標上則深受“基地”組織開展全球“聖戰”理念的影響，“青年黨”也因此更具國際性。
在人員構成方面，本土伊斯蘭極端分子與境外極端分子的聯合，構成了“青年黨”的骨幹成員。從領導層人員構成上看，“青年黨”委員會共有85名成員，分別由42名索馬里人和43名境外極端分子構成。作為“青年黨”領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境外極端分子不斷向“青年黨”成員灌輸“聖戰”思想，試圖引導“青年黨”從一個伊斯蘭極端組織向區域性恐怖組織轉變。“青年黨”的武裝人員也由本土極端分子和境外極端分子共同構成，其中境外極端分子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也門、蘇丹、沙特阿拉伯甚至西方國家，他們的到來為“青年黨”帶來了豐富的作戰經驗，推動了“青年黨”襲擊戰術的升級。
在襲擊戰術方面，“基地”組織的襲擊戰術和戰場經驗提升了“青年黨”發動暴力活動的能力。“青年黨”成立後已具備與反恐力量進行周旋的武裝能力，但發動大規模恐怖襲擊的戰術和技術仍然依賴於少數外國武裝分子。隨著“青年黨”向“基地”組織的靠攏，“基地”組織為“青年黨”成員提供了製造炸彈、遠程控制爆炸、自殺式爆炸裝置等方面的專業培訓，提升了“青年黨”的襲擊能力，尤其是對自殺式爆炸襲擊的熟練運用，提升了“青年黨”靈活襲擊的能力。在過去，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很少使用自殺式炸彈進行襲擊，因為這與索馬里的文化格格不入，但對“青年黨”而言，這類襲擊則成為其向臨時政府和國際社會施壓的常規手段，從中也足見“基地”組織等域外極端組織對“青年黨”的影響。此外，“青年黨”還把襲擊目標由政府官員和外國武裝人員擴展至遊客、記者、援助人員等平民。“青年黨”針對無辜平民發動襲擊的行徑增強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暴力性和破壞性，這也與“基地”組織的影響密切相關。
（三）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之間的矛盾對立
2009年1月，埃塞俄比亞軍隊從索馬里撤離後，將該國的控制權重新交還給過渡政府以推動國家重建，但在國家重建的方案中並未體現哈桑·達希爾·阿威斯所在部族的利益。阿威斯在得知重新掌控“青年黨”無望後，重新組建了另外一個伊斯蘭極端組織——“伊斯蘭黨”。起初，“伊斯蘭黨”與“青年黨”就聯合對索馬里過渡政府展開攻勢達成了合作共識，並且雙方同意對基斯馬尤港（Kismayo）進行共同控制，二者每六個月輪換一次。但由於雙方在鬥爭對象方面存在嚴重分歧，二者關係齟齬不斷。
在鬥爭對象方面，“伊斯蘭黨”主張以過渡政權為鬥爭目標，並不熱衷於進行全球性“聖戰”。由於深受“伊斯蘭聯盟”的影響，“伊斯蘭黨”同樣致力於以“聖戰”的方式實現建立由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但其攻擊的目標主要是過渡政府。正如“伊斯蘭黨”領導人謝赫奧馬爾·伊瑪尼·阿布巴卡爾（Sheikh Omar Iman Abubakar）所言：“謝里夫·謝赫·艾哈邁德（Sheikh Sharif Sheikh Ahmed）領導的所謂政府與前任過渡政府總統阿卜杜拉希·優素福·艾哈邁德（Abdullahi Yusuf Ahmed）領導的政府沒有區別。這個國家沒有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沒有強制執行伊斯蘭教法律，怎能放棄‘聖戰’呢？”但是，由於“伊斯蘭黨”的大多數成員都來自領導人阿威斯所屬的豪巴爾-吉迪爾（Habar Gidir）部族，出於保護部族利益的目的，“伊斯蘭黨”拒絕對周邊國家發動恐怖襲擊，更無意建立“塔利班式”的政權。因此，也就不難解釋“伊斯蘭黨”在使用自殺式襲擊、建立全球“哈里發國家”等問題上與“青年黨”持不同看法的原因。
最終，“伊斯蘭黨”與“青年黨”走上了相互對抗的道路。“青年黨”通過對“伊斯蘭黨”進行軍事打擊和拉攏其屬下的民兵組織，不斷壓縮“伊斯蘭黨”的生存空間。在此背景下，“伊斯蘭黨”不得不向索馬里中部轉移以建立新的戰略據點。2013年，“伊斯蘭黨”宣佈放棄通過暴力奪權，並希望與索馬里過渡政府進行談判。此後，在索馬里再也沒有出現能夠與“青年黨”相抗衡的伊斯蘭極端組織。
三、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影響
作為索馬里乃至非洲之角面臨的最嚴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在轉型和對抗的同時，不僅成為索馬里和平重建過程中難以逾越的溝壑，而且深刻影響著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
（一）對索馬里政治、經濟和社會重建的嚴重負面影響
第一，阻礙索馬里國家和平進程的實現。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與世俗政權在國家建構和整合方面存在本質性的矛盾。它們雖致力於實現索馬里的統一，但卻以全面推行伊斯蘭教法和實現“大索馬里”的統一為基本前提，而索馬里過渡政府則試圖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將西方代議制政府的模式移植到索馬里。因此，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將歷屆索馬里世俗政權視為西方的傀儡，並試圖通過暴力的方式推翻現行秩序。
從1991年至2010年間，索馬里先後建立了14個過渡政府，這與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長期反政府鬥爭不無關係。1993年，“伊斯蘭聯盟”對聯合國旨在恢復索馬里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的“聯合國索馬里行動”（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Somalia）進行抵制，並在一次襲擊中造成18名美國士兵喪生。“伊斯蘭聯盟”長期奉行強硬的極端排外政策致使“聯合國索馬里行動”一波三折，最終以失敗告終。2008年，索馬里過渡政府與“再解放索馬里聯盟”（Alliance for the Re-liberation of Somalia）等反政府武裝組織簽署《吉布提協議》（Djibouti Agreement），但“青年黨”拒絕承認該協議的合法性，並號召穆斯林團結起來推翻索馬里過渡政府。此外，“伊斯蘭黨”也提出了兩個停止與過渡政府對抗的條件：一是要求將伊斯蘭教法作為索馬里國家重建的基礎，二是要求所有外國軍隊立即撤離索馬里。儘管2009年4月索馬里過渡政府決定在索馬里實施伊斯蘭教法，但在伊斯蘭極端分子看來，其所頒佈的伊斯蘭教法流於形式，並不具有約束力。由此不難看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主張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重建國家的強硬態度使得索馬里的和平進程步履蹣跚。
第二，衝擊本就脆弱的社會經濟秩序。據統計，2015年索馬里人均國民收入僅為294美元，遠遠低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3383美元的平均值。究其原因，索馬里經濟發展的落後與伊斯蘭極端組織製造的暴力衝突密切相關。一方面，伊斯蘭極端組織發動的恐怖襲擊活動不僅破壞了索馬里的基礎設施，而且造成大量人員和財產損失，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索馬里經濟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索馬里過渡政府將更多資金用於打擊極端組織，使政府財政更加捉襟見肘，無力發展經濟。據統計，索馬里過渡政府用於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經費約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30%。與此同時，極端組織的恐怖活動導致索馬里社會積貧積弱。根據和平基金會（The Fund for Peace）發佈的《2018年脆弱國家指數》（2018 Fragile States Index），索馬里在全球最不穩定國家排名中位列第2位。由此可見，索馬里未來的經濟社會建設仍難以走上正軌。
第三，激化索馬里內部的教派矛盾。歷史上索馬里國內各教派之間的矛盾並不突出，其中迅速實現本土化的蘇非派長期佔據索馬里宗教話語權的主導地位。20世紀90年代，受外部伊斯蘭主義思潮滲透的影響，索馬里國內的薩拉菲主義不斷上升並逐漸出現異化的趨勢，進而滑向了宗教極端主義。“伊斯蘭聯盟”成立後，致力於推動宗教“同質化”，譴責蘇非派精神修行的做法嚴重偏離伊斯蘭教的正統信仰，主張通過暴力對其進行“淨化”。此後信奉薩拉菲主義的極端組織均繼承了“伊斯蘭聯盟”的這一理念，頻繁對蘇非派進行打壓，主要表現為與蘇非派武裝集團“先知的信徒”（Ahlu Sunna Wal Jama’s）的鬥爭。據統計，“青年黨”與“先知的信徒”武裝集團共爆發116次武裝衝突，“伊斯蘭黨”也與其產生6次正面衝突。在此過程中，蘇非派同樣採取與薩拉菲派類似的極端化鬥爭策略，進一步加劇了索馬里境內伊斯蘭教派的分化與對立。
（二）嚴重威脅非洲之角的地區安全
第一，成為周邊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隨著“泛索馬里主義”與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深度融合，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通過異化和操控“泛索馬里主義”以實現其政治訴求，主要表現形式便是對鄰近國家發動恐怖襲擊。“伊斯蘭聯盟”為了在歐加登地區拓展生存空間和獲得當地索馬里武裝組織的支持，頻繁對埃塞俄比亞發動恐怖襲擊，造成大量人員傷亡。“青年黨”則把參與索馬里和平進程的周邊國家列入報復名單。自2006年成立至2018年，“青年黨”共對周邊國家發動了268次報復性襲擊，共1,044人在襲擊中喪生，其中“青年黨”對肯尼亞的恐怖襲擊最為頻繁，約佔襲擊總數的95%。2014年和2015年，“青年黨”分別對肯尼亞旅遊勝地拉穆（Lamu）地區和加里薩大學（Garissa University）發動恐怖襲擊，造成89名平民和148名學生死亡。由此可見，“青年黨”頻繁發動恐怖襲擊不僅威脅肯尼亞的安全，而且對該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衝擊。此外，“青年黨”的暴力襲擊對象還包括埃塞俄比亞、烏干達、肯尼亞和吉布提等國。
第二，破壞地區國家之間的關係。在東非地區，個別國家通過支持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以抗衡其他國家，導致該地區國家間關係日趨複雜和惡化。例如，2011年聯合國的多份報告譴責厄立特里亞政府在國內打擊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同時，卻對非洲之角地區其他國家境內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如“青年黨”和“伊斯蘭黨”）提供資金援助和軍事培訓。但是，厄立特里亞一直否認向“青年黨”提供武器裝備，並指責埃塞俄比亞的地區擴張主義政策才是“青年黨”崛起的直接誘因，以此回擊埃塞俄比亞強佔厄立特里亞領土的非法行為。由此可見，地區力量圍繞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相互攻訐，只會激化各方的不滿情緒，並最終導致地區國際關係日趨緊張。在此背景下，“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現實邏輯在非洲之角不斷固化。
第三，地區反恐形勢日趨嚴峻。在“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組織的影響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正在演變為全球恐怖主義動盪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與全球恐怖組織的互動過程中，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不斷把重建“伊斯蘭國家”的目標置於全球“聖戰”的敘事結構中，以此獲取外部極端組織的支持。目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不僅與全球性恐怖組織在意識形態、人員訓練和資金流動方面聯繫密切，而且與周邊區域性的恐怖組織和極端組織形成了初步合作。在此背景下，非洲之角的反恐行動可能會造成整個恐怖主義體系的共振，進一步惡化地區安全局勢。
四、結語
前文梳理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產生原因、發展歷程和主要影響，重點考察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之間的關係結構。本文認為，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的出現是國際、地區和國家三個層面的結構性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在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發展的過程中，不同的極端組織之間會因意識形態的趨同迅速聯合，但也會出於現實利益矛盾走向對立。面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威脅，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均試圖通過軍事打擊的方式遏制其發展和蔓延。從效果來看，儘管這些措施能夠在短期內遏制索馬里極端組織迅猛的發展勢頭，甚至摧毀其組織實體，但新的組織很快又迅速躥起。其中有如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通過對意識形態進行多重“包裝”獲得活力。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不僅引入了“聖戰”理念，而且雜糅了民族主義訴求，這使其能夠在兩種意識形態之間進行靈活切換，以此獲得國際極端組織和地區民眾的支持，尤其在某一伊斯蘭極端組織“滅亡”後，新的組織能夠迅速通過這種方式實現“重生”。
第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通過提升管理能力捕獲人心。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在通過暴力襲擊推翻現有秩序的同時，它們也在不斷提升在其控制區域內的統治能力，甚至代替當地政府提供部分社會公共產品，這使得一些對索馬里過渡政府產生“怨恨”的民眾更加傾向於支持伊斯蘭極端組織。
第三，各方力量在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過程中相互掣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空襲和向過渡政府提供資金等方式打擊極端組織；非洲聯盟通過向索馬里派駐聯軍收復極端組織佔領的區域，擠壓其生存空間；索馬里過渡政府則通過重組索馬里國民軍向極端組織施壓。雖然各方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非洲聯盟與西方國家在軍費分擔問題上意見不一，而索馬里過渡政府與非洲聯盟之間又存在信任危機。因此，各方在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方面難以形成合力。
鑑於此，除了繼續加強各方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協同作戰能力外，有關方面更應該關注伊斯蘭極端組織之間的內外聯繫，加強對組織之間成員往來的監控和攔截，以切斷極端主義思想和人員的輸入與輸出，更為重要的是索馬里應提升自身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整體進步和治理能力。只有國家不斷通過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併為民眾提供安全保障，才能減少民眾對政府的怨恨，從而避免伊斯蘭極端組織獲得動員的機會。
"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3期
內容提要
冷戰後，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迅速發展，成為該國乃至非洲之角面臨的最嚴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從根源上來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是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互動的綜合產物。索馬里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理念相互共享、成員相互滲透和行動策略相互模仿等特點，境外極端分子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頻繁發動暴力恐襲，不僅對索馬里的民族國家構建造成挑戰，而且極大地衝擊了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格局。面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泛濫，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均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目前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於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對意識形態的多重“包裝”和其管理能力的不斷提升，以及各方力量在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過程中的相互掣肘。
關鍵詞
索馬里；伊斯蘭極端主義；“伊斯蘭聯盟”；索馬里“青年黨”；“伊斯蘭黨”
作者簡介
趙躍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中東研究所2018級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研究”（16ZDA09）和2019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導師引領計劃“‘安全化’視角下的中東教派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圖片來源：AFP
冷戰結束後，伊斯蘭極端主義在非洲之角迅速發展，使非洲之角成為伊斯蘭極端組織新的“庇護所”和“策源地”，其中深陷內戰的索馬里自然成為伊斯蘭極端勢力聚集的淵藪。“伊斯蘭聯盟”（Al-Itihaad al-Islamiya）、“青年黨”（Al-Shabaab）和“伊斯蘭黨”（Hizbul Islam）等伊斯蘭極端組織相繼在索馬里興起，並以宗教的名義進行暴力恐怖活動，極大地衝擊了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格局。
2012年前後，在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的綜合治理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力量有所衰落。但隨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在中東地區的崛起及其對非洲的滲透，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頻繁發動恐怖襲擊，其威脅不可小覷。2017年10月14日，“青年黨”武裝分子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市中心的一個十字路口引爆了兩枚卡車炸彈，共造成至少358人死亡，另有200多人受傷，該事件成為索馬里乃至全球近年來最為慘烈的恐怖襲擊之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強勢反彈給索馬里乃至東非地區安全局勢帶來了深刻影響，因此有必要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產生的根源及歷史嬗變進行考察。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伊斯蘭因素在索馬里國家重建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已有初步的研究，主要從政治伊斯蘭和伊斯蘭激進主義兩個維度進行了論述。此外，也有學者從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角度進行了個案分析，但對內戰爆發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脈絡，尤其是各組織之間的理念聯繫、人員往來和戰術共享等問題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試圖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歷史轉型及其組織網絡進行梳理，探討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根源及其對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並分析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久治未除的根本原因。
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根源
根據國際關係研究的層次分析理論，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產生的根源可歸因於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的互動。具體而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出現既是國際政治權力變遷的結果，也是地區國際關係互動的產物，更與索馬里國內政局的動盪和無政府狀態的持續密切相關。
（一）國際格局演變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主要原因
第一，冷戰格局的終結導致索馬里陷入意識形態真空，這為久受壓制的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打開了閘門。在冷戰體制的影響下，索馬里在西方國家發展理念和蘇聯東歐國家發展模式之間左右搖擺，此舉掩蓋了索馬里國內的部族衝突和宗教矛盾，尤其作為索馬里人識別“自我”與“他者”重要標準的伊斯蘭教被嚴格限制。冷戰的結束導致西方對索馬里的援助驟降，這直接動搖了巴雷政權的統治根基，最終導致以部族分歧為基礎的鬥爭蔓延全國。此時，伊斯蘭復興浪潮開始席捲整個東非地區。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藉助慈善基金推行新泛伊斯蘭主義，伊朗以蘇丹為支點積極輸出伊斯蘭革命思想，穆斯林兄弟會也乘隙而入助推伊斯蘭復興運動。伊斯蘭復興思潮的湧入激發了深陷認同危機的索馬里穆斯林“迴歸伊斯蘭正統”的熱情，但這些思潮裡也同時裹挾著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思想。受國際格局變動和極端主義思想滲入的影響，索馬里的薩拉菲主義逐漸出現異化的趨勢，這一過程加速培育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萌生的土壤。
第二，美國依仗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推行經濟、文化和軍事霸權，這成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滋長的“酵母”。就經濟霸權而言，美國及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經濟利益分配上很少顧及發展中國家，像索馬里這樣的國家更難在全球化中獲益。發展鴻溝與分配不公激起了索馬里穆斯林的不滿，處於弱勢地位的穆斯林群體極易在極端分子的利誘下走上暴力反西方的道路。就文化霸權而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科學和技術在索馬里境內的廣泛傳播，不斷消解索馬里的社會體制並弱化其傳統身份認同。由此引發的民眾的“不安全感”，促使索馬里穆斯林選擇從極端主義思想中尋求突破，以捍衛傳統身份和文化的“純正性”。就軍事霸權而言，1993年美國通過“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介入索馬里內戰，但美國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幫助索馬里走上和平重建的正軌，反而使索馬里的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於是索馬里的極端主義者便把美國的軍事行動視為索馬里落後與動盪的根源，並以此作為組織動員的重要手段。“青年黨”就曾以美國在1993年對索馬里的軍事行動中殺害數千名索馬里人為由，動員民眾加入反西方的“聖戰”。
（二）地區動盪不斷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興起的重要因素
第一，地區權力結構失衡致使索馬里民族主義反彈，成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氾濫的重要誘因。由於複雜的歷史、宗教和民族因素，致使非洲之角國家爭端和部族衝突時有發生。隨著冷戰的結束，非洲之角的民族矛盾、種族仇視、領土爭端和宗教衝突等暗流集中湧現，導致地區權力體系逐漸失衡。在索馬里陷入內戰後，埃塞俄比亞的地區霸權思想迅速膨脹，其不僅派軍隊干預索馬里內政，而且無視1992年1月聯合國安理會制定的有關對索馬里實施全面武器禁運的決議，為多個索馬里武裝派別提供軍事支持。埃塞俄比亞的干預舉動激起了索馬里民族主義情緒的再度反彈。在此過程中，反埃塞俄比亞的民族情緒與極端主義在維護民族利益方面找到了契合點，兩者的融合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理論武器和民眾基礎。
第二，地區國家邊界管控的普遍薄弱和缺失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作為西方殖民主義任意分割的產物，非洲之角的跨界民族問題和邊界衝突的普遍存在使得邊界對於各國而言形同虛設。20世紀90年代初，“基地”組織在蘇丹建立訓練營地後，多次派遣其領導成員越境前往索馬里進行宣傳和動員。1993年初，第一批“基地”組織成員從巴基斯坦離開，途經肯尼亞抵達索馬里，這些成員在索馬里建立了三個訓練營，為反美的索馬里武裝力量提供培訓。由此可見，地區國家邊境管理失控為國際極端勢力向索馬里滲透提供了便利。在此過程中，“基地”組織與索馬里伊斯蘭極端武裝組織建立了聯繫，“基地”組織不僅為後者提供了人員培訓和資金支持，而且從發展模式和思想理念等方面對其進行了改造。
（三）國家治理缺失是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滋生的現實土壤
第一，國家權力真空的出現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繁衍提供了空間。內戰的爆發使索馬里陷入分裂，由此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致使民眾開始尋求宗教認同，甚至藉助伊斯蘭主義力量尋求生存保障。此時，長期受巴雷政權壓迫的伊斯蘭主義力量不斷鼓動民眾建立“伊斯蘭國家”以取代世俗政權，一時間各式各樣的伊斯蘭復興思潮在索馬里興起，主要包括政治伊斯蘭主義、宣教伊斯蘭主義（Missionary Islamism）和激進伊斯蘭主義。但是，索馬里內戰中的權力鬥爭主要是以部族力量和軍閥勢力為基礎，伊斯蘭主義勢力在與它們鬥爭的過程中日漸式微，其侷限性也隨之凸顯。為了確保組織的存續，一些領導人選擇依靠境外極端勢力支持，運用恐怖活動作為鬥爭武器，並在此過程中逐漸蛻變成為旨在通過暴力活動重建“伊斯蘭國家”的極端組織。可以說，內戰後索馬里權力鬥爭的暴力化促使伊斯蘭激進組織向極端組織蛻變，而索馬里政治結構的碎片化使得伊斯蘭極端組織能夠輕易利用真空地帶進行組織擴張。
第二，社會經濟環境的惡化是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從1978年至1986年，索馬里的通貨膨脹率增長了17倍，而民眾工資僅提高了3.7倍。此時，索馬里國家經濟已經陷入困境。內戰爆發後，索馬里的社會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尤其在索馬里南部地區，以部族為基礎的民兵組織為爭奪具有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的社區、城鎮和海港展開激烈的鬥爭。軍閥混戰使索馬里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社會分裂不斷加劇，民眾生活日益慘淡。據國際紅十字會估計，高達95%的索馬里人營養不良，其中多達70%的人嚴重營養不良。在此背景下，超過90萬索馬里難民在1991年至1992年間逃至鄰近的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吉布提和也門，並有15萬人選擇在沙特阿拉伯申請避難。而眾多留在索馬里的青年，在生活的重壓下，從謀生的角度出發選擇加入伊斯蘭極端組織。可見，索馬里社會經濟狀況的持續惡化削弱了民眾對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抵禦能力，而且使底層貧困民眾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主要擁躉，它們的存在為伊斯蘭極端組織提供了人員招募的來源。
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及演變
在體系層面、地區層面與國家層面結構性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逐漸發展壯大。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基地”組織將索馬里納入“全球聖戰”的譜系後，以“伊斯蘭聯盟”、“青年黨”和“伊斯蘭黨”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先後在索馬里興起，並形成了彼此相互滲透、理念相互共享和襲擊手段相互學習的特點（見圖1）。
（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產生
1984年，“伊斯蘭聯盟”由伊斯蘭協會（Al-Jama’a al-Islamiya）和伊斯蘭青年聯盟（Wahdat al-Shabaab al-Islam）兩個信奉薩拉菲主義（Salafism）的組織祕密合並而成。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伊斯蘭聯盟”在傳播薩拉菲主義的同時，積極利用薩拉菲主義進行政治動員。1990年底，巴雷政權的倒臺為“伊斯蘭聯盟”實現其政治理念提供了機遇。但在1992年與軍閥的混戰中，“伊斯蘭聯盟”不僅喪失了在索馬里西北地區的根據地，而且在南部地區的軍事行動也遭遇潰敗。軍事行動的失敗凸顯了薩拉菲主義在領導能力方面的侷限性，這促使“伊斯蘭聯盟”開始接納“聖戰”思想。至此，“伊斯蘭聯盟”蛻變成為一支伊斯蘭極端組織，並走上了“聖戰”的道路。
就意識形態而言，薩拉菲主義與“聖戰”思想的融合，增強了“伊斯蘭聯盟”的意識形態動員能力。“伊斯蘭聯盟”作為索馬里薩拉菲派中唯一公開採取極端行動的組織，明確提出將薩拉菲主義和“聖戰”思想作為其意識形態，旨在建立一個“大索馬里伊斯蘭國家”。為此，“伊斯蘭聯盟”力圖恢復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司法系統以取代現代法律體系；在文化方面主張嚴格遵循伊斯蘭教法，反對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識形態，不接受資本主義，也拒絕共產主義；在武裝建設方面則試圖一支強大的伊斯蘭軍隊，並對異教徒發動“聖戰”以實現伊斯蘭教復興。“伊斯蘭聯盟”通過引入“聖戰”思想賦予薩拉菲主義更強的革命性和暴力性，並使“聖戰”成為其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工具。在支持居住在歐加登地區的索馬里人反抗埃塞俄比亞的過程中，“伊斯蘭聯盟”通過對《古蘭經》和“聖訓”進行歪曲解釋，將兩國之間的跨界民族問題“聖戰化”，並將其針對埃塞俄比亞的暴力恐怖活動解釋為從基督徒的壓迫中解放受到威脅的穆斯林。
就組織活動而言，國際極端勢力對“伊斯蘭聯盟”的資金和培訓等支持，豐富了“伊斯蘭聯盟”進行暴力襲擊的手段和方式。在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索馬里退伍軍人的利誘下，“伊斯蘭聯盟”開始訴諸暴力“聖戰”。在1992年控制索馬里東北部後，“伊斯蘭聯盟”以“基地”組織在阿富汗訓練營為藍本，在距博薩索（Bossaso）以西20公里的地方建立了基地。1993年，“基地”組織曾派遣4名訓練官員前往索馬里訓練“伊斯蘭聯盟”的成員。在“基地”組織的支持下，“伊斯蘭聯盟”的武裝力量曾一度達到1,000人以上，具有相當的戰鬥力。隨後，“伊斯蘭聯盟”將活動範圍擴張至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吉布提等國，並通過製造爆炸、槍擊和綁架等事件製造恐怖氛圍（見表1）。
表1 “伊斯蘭聯盟”的主要襲擊事件一覽（1992年至1996年）
資料來源：Matt Bryden, “No Quick Fix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errorism, Islam, and Statelessness in Somali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23, No.2, 2003, pp. 31-32.
1996年8月和1997年1月，埃塞俄比亞軍隊先後兩次對“伊斯蘭聯盟”總部進行越境軍事打擊，遭受重創的“伊斯蘭聯盟”淪落為一個鬆散的組織。隨後，“伊斯蘭聯盟”最高軍事指揮官哈桑·達希爾·阿威斯（Hassan Dahir Aweys）宣佈該組織將向政黨組織過渡，標誌著該組織進入衰弱階段。此後，雖然作為實體組織的“伊斯蘭聯盟”不復存在，但其極端主義思想對後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極端分子成為極端主義思想傳播的重要介質，他們通過依附其他組織或另立組織繼續發動暴力襲擊，成為孕育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重要載體。
（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轉型
20世紀90年代末，索馬里伊斯蘭極端分子在國際和地區力量的聯合打擊下四處逃散。一些極端分子選擇暫時融入相對溫和的“伊斯蘭法院聯盟”（Islamic Courts Union）中，但他們在思想理念、戰略目標和行動方式等方面仍然保持著一致性，這為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捲土重來提供了條件。2006年6月，“伊斯蘭法院聯盟”奪回對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控制權，但立即遭遇到埃塞俄比亞的軍事幹預。在此背景下，極端分子選擇脫離“伊斯蘭法院聯盟”，重新組建獨立的伊斯蘭極端組織——“青年黨”，標誌著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從“伊斯蘭聯盟”到“青年黨”的轉型升級。
在意識形態方面，“伊斯蘭聯盟”的極端主義思想被“青年黨”吸收和改造，成為“青年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支信奉薩拉菲主義的伊斯蘭極端反政府武裝，“青年黨”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索馬里過渡全國政府(Transitional National Government)，推行伊斯蘭教法，建立一個“大索馬里伊斯蘭酋長國”，並最終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哈里發政權。具體而言，“青年黨”的短期目標是將索馬里境內的外國軍隊全部驅逐出境，並“淨化”國內受非伊斯蘭思想影響的“世俗化地區”；中期目標是暴力推翻索馬里過渡政府，建立大索馬里伊斯蘭政權；長期目標是團結世界穆斯林，構建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哈里發政權。不難看出，“青年黨”的短期和中期目標與“伊斯蘭聯盟”一脈相承，而在長期目標上則深受“基地”組織開展全球“聖戰”理念的影響，“青年黨”也因此更具國際性。
在人員構成方面，本土伊斯蘭極端分子與境外極端分子的聯合，構成了“青年黨”的骨幹成員。從領導層人員構成上看，“青年黨”委員會共有85名成員，分別由42名索馬里人和43名境外極端分子構成。作為“青年黨”領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境外極端分子不斷向“青年黨”成員灌輸“聖戰”思想，試圖引導“青年黨”從一個伊斯蘭極端組織向區域性恐怖組織轉變。“青年黨”的武裝人員也由本土極端分子和境外極端分子共同構成，其中境外極端分子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也門、蘇丹、沙特阿拉伯甚至西方國家，他們的到來為“青年黨”帶來了豐富的作戰經驗，推動了“青年黨”襲擊戰術的升級。
在襲擊戰術方面，“基地”組織的襲擊戰術和戰場經驗提升了“青年黨”發動暴力活動的能力。“青年黨”成立後已具備與反恐力量進行周旋的武裝能力，但發動大規模恐怖襲擊的戰術和技術仍然依賴於少數外國武裝分子。隨著“青年黨”向“基地”組織的靠攏，“基地”組織為“青年黨”成員提供了製造炸彈、遠程控制爆炸、自殺式爆炸裝置等方面的專業培訓，提升了“青年黨”的襲擊能力，尤其是對自殺式爆炸襲擊的熟練運用，提升了“青年黨”靈活襲擊的能力。在過去，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很少使用自殺式炸彈進行襲擊，因為這與索馬里的文化格格不入，但對“青年黨”而言，這類襲擊則成為其向臨時政府和國際社會施壓的常規手段，從中也足見“基地”組織等域外極端組織對“青年黨”的影響。此外，“青年黨”還把襲擊目標由政府官員和外國武裝人員擴展至遊客、記者、援助人員等平民。“青年黨”針對無辜平民發動襲擊的行徑增強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暴力性和破壞性，這也與“基地”組織的影響密切相關。
（三）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之間的矛盾對立
2009年1月，埃塞俄比亞軍隊從索馬里撤離後，將該國的控制權重新交還給過渡政府以推動國家重建，但在國家重建的方案中並未體現哈桑·達希爾·阿威斯所在部族的利益。阿威斯在得知重新掌控“青年黨”無望後，重新組建了另外一個伊斯蘭極端組織——“伊斯蘭黨”。起初，“伊斯蘭黨”與“青年黨”就聯合對索馬里過渡政府展開攻勢達成了合作共識，並且雙方同意對基斯馬尤港（Kismayo）進行共同控制，二者每六個月輪換一次。但由於雙方在鬥爭對象方面存在嚴重分歧，二者關係齟齬不斷。
在鬥爭對象方面，“伊斯蘭黨”主張以過渡政權為鬥爭目標，並不熱衷於進行全球性“聖戰”。由於深受“伊斯蘭聯盟”的影響，“伊斯蘭黨”同樣致力於以“聖戰”的方式實現建立由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但其攻擊的目標主要是過渡政府。正如“伊斯蘭黨”領導人謝赫奧馬爾·伊瑪尼·阿布巴卡爾（Sheikh Omar Iman Abubakar）所言：“謝里夫·謝赫·艾哈邁德（Sheikh Sharif Sheikh Ahmed）領導的所謂政府與前任過渡政府總統阿卜杜拉希·優素福·艾哈邁德（Abdullahi Yusuf Ahmed）領導的政府沒有區別。這個國家沒有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沒有強制執行伊斯蘭教法律，怎能放棄‘聖戰’呢？”但是，由於“伊斯蘭黨”的大多數成員都來自領導人阿威斯所屬的豪巴爾-吉迪爾（Habar Gidir）部族，出於保護部族利益的目的，“伊斯蘭黨”拒絕對周邊國家發動恐怖襲擊，更無意建立“塔利班式”的政權。因此，也就不難解釋“伊斯蘭黨”在使用自殺式襲擊、建立全球“哈里發國家”等問題上與“青年黨”持不同看法的原因。
最終，“伊斯蘭黨”與“青年黨”走上了相互對抗的道路。“青年黨”通過對“伊斯蘭黨”進行軍事打擊和拉攏其屬下的民兵組織，不斷壓縮“伊斯蘭黨”的生存空間。在此背景下，“伊斯蘭黨”不得不向索馬里中部轉移以建立新的戰略據點。2013年，“伊斯蘭黨”宣佈放棄通過暴力奪權，並希望與索馬里過渡政府進行談判。此後，在索馬里再也沒有出現能夠與“青年黨”相抗衡的伊斯蘭極端組織。
三、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影響
作為索馬里乃至非洲之角面臨的最嚴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在轉型和對抗的同時，不僅成為索馬里和平重建過程中難以逾越的溝壑，而且深刻影響著非洲之角的國際關係。
（一）對索馬里政治、經濟和社會重建的嚴重負面影響
第一，阻礙索馬里國家和平進程的實現。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與世俗政權在國家建構和整合方面存在本質性的矛盾。它們雖致力於實現索馬里的統一，但卻以全面推行伊斯蘭教法和實現“大索馬里”的統一為基本前提，而索馬里過渡政府則試圖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將西方代議制政府的模式移植到索馬里。因此，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將歷屆索馬里世俗政權視為西方的傀儡，並試圖通過暴力的方式推翻現行秩序。
從1991年至2010年間，索馬里先後建立了14個過渡政府，這與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長期反政府鬥爭不無關係。1993年，“伊斯蘭聯盟”對聯合國旨在恢復索馬里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的“聯合國索馬里行動”（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Somalia）進行抵制，並在一次襲擊中造成18名美國士兵喪生。“伊斯蘭聯盟”長期奉行強硬的極端排外政策致使“聯合國索馬里行動”一波三折，最終以失敗告終。2008年，索馬里過渡政府與“再解放索馬里聯盟”（Alliance for the Re-liberation of Somalia）等反政府武裝組織簽署《吉布提協議》（Djibouti Agreement），但“青年黨”拒絕承認該協議的合法性，並號召穆斯林團結起來推翻索馬里過渡政府。此外，“伊斯蘭黨”也提出了兩個停止與過渡政府對抗的條件：一是要求將伊斯蘭教法作為索馬里國家重建的基礎，二是要求所有外國軍隊立即撤離索馬里。儘管2009年4月索馬里過渡政府決定在索馬里實施伊斯蘭教法，但在伊斯蘭極端分子看來，其所頒佈的伊斯蘭教法流於形式，並不具有約束力。由此不難看出，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主張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重建國家的強硬態度使得索馬里的和平進程步履蹣跚。
第二，衝擊本就脆弱的社會經濟秩序。據統計，2015年索馬里人均國民收入僅為294美元，遠遠低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3383美元的平均值。究其原因，索馬里經濟發展的落後與伊斯蘭極端組織製造的暴力衝突密切相關。一方面，伊斯蘭極端組織發動的恐怖襲擊活動不僅破壞了索馬里的基礎設施，而且造成大量人員和財產損失，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索馬里經濟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索馬里過渡政府將更多資金用於打擊極端組織，使政府財政更加捉襟見肘，無力發展經濟。據統計，索馬里過渡政府用於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經費約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30%。與此同時，極端組織的恐怖活動導致索馬里社會積貧積弱。根據和平基金會（The Fund for Peace）發佈的《2018年脆弱國家指數》（2018 Fragile States Index），索馬里在全球最不穩定國家排名中位列第2位。由此可見，索馬里未來的經濟社會建設仍難以走上正軌。
第三，激化索馬里內部的教派矛盾。歷史上索馬里國內各教派之間的矛盾並不突出，其中迅速實現本土化的蘇非派長期佔據索馬里宗教話語權的主導地位。20世紀90年代，受外部伊斯蘭主義思潮滲透的影響，索馬里國內的薩拉菲主義不斷上升並逐漸出現異化的趨勢，進而滑向了宗教極端主義。“伊斯蘭聯盟”成立後，致力於推動宗教“同質化”，譴責蘇非派精神修行的做法嚴重偏離伊斯蘭教的正統信仰，主張通過暴力對其進行“淨化”。此後信奉薩拉菲主義的極端組織均繼承了“伊斯蘭聯盟”的這一理念，頻繁對蘇非派進行打壓，主要表現為與蘇非派武裝集團“先知的信徒”（Ahlu Sunna Wal Jama’s）的鬥爭。據統計，“青年黨”與“先知的信徒”武裝集團共爆發116次武裝衝突，“伊斯蘭黨”也與其產生6次正面衝突。在此過程中，蘇非派同樣採取與薩拉菲派類似的極端化鬥爭策略，進一步加劇了索馬里境內伊斯蘭教派的分化與對立。
（二）嚴重威脅非洲之角的地區安全
第一，成為周邊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隨著“泛索馬里主義”與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深度融合，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通過異化和操控“泛索馬里主義”以實現其政治訴求，主要表現形式便是對鄰近國家發動恐怖襲擊。“伊斯蘭聯盟”為了在歐加登地區拓展生存空間和獲得當地索馬里武裝組織的支持，頻繁對埃塞俄比亞發動恐怖襲擊，造成大量人員傷亡。“青年黨”則把參與索馬里和平進程的周邊國家列入報復名單。自2006年成立至2018年，“青年黨”共對周邊國家發動了268次報復性襲擊，共1,044人在襲擊中喪生，其中“青年黨”對肯尼亞的恐怖襲擊最為頻繁，約佔襲擊總數的95%。2014年和2015年，“青年黨”分別對肯尼亞旅遊勝地拉穆（Lamu）地區和加里薩大學（Garissa University）發動恐怖襲擊，造成89名平民和148名學生死亡。由此可見，“青年黨”頻繁發動恐怖襲擊不僅威脅肯尼亞的安全，而且對該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衝擊。此外，“青年黨”的暴力襲擊對象還包括埃塞俄比亞、烏干達、肯尼亞和吉布提等國。
第二，破壞地區國家之間的關係。在東非地區，個別國家通過支持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以抗衡其他國家，導致該地區國家間關係日趨複雜和惡化。例如，2011年聯合國的多份報告譴責厄立特里亞政府在國內打擊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同時，卻對非洲之角地區其他國家境內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如“青年黨”和“伊斯蘭黨”）提供資金援助和軍事培訓。但是，厄立特里亞一直否認向“青年黨”提供武器裝備，並指責埃塞俄比亞的地區擴張主義政策才是“青年黨”崛起的直接誘因，以此回擊埃塞俄比亞強佔厄立特里亞領土的非法行為。由此可見，地區力量圍繞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相互攻訐，只會激化各方的不滿情緒，並最終導致地區國際關係日趨緊張。在此背景下，“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現實邏輯在非洲之角不斷固化。
第三，地區反恐形勢日趨嚴峻。在“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組織的影響下，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正在演變為全球恐怖主義動盪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與全球恐怖組織的互動過程中，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不斷把重建“伊斯蘭國家”的目標置於全球“聖戰”的敘事結構中，以此獲取外部極端組織的支持。目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不僅與全球性恐怖組織在意識形態、人員訓練和資金流動方面聯繫密切，而且與周邊區域性的恐怖組織和極端組織形成了初步合作。在此背景下，非洲之角的反恐行動可能會造成整個恐怖主義體系的共振，進一步惡化地區安全局勢。
四、結語
前文梳理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產生原因、發展歷程和主要影響，重點考察了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之間的關係結構。本文認為，伊斯蘭極端組織在索馬里的出現是國際、地區和國家三個層面的結構性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在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發展的過程中，不同的極端組織之間會因意識形態的趨同迅速聯合，但也會出於現實利益矛盾走向對立。面對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威脅，國際社會和地區力量均試圖通過軍事打擊的方式遏制其發展和蔓延。從效果來看，儘管這些措施能夠在短期內遏制索馬里極端組織迅猛的發展勢頭，甚至摧毀其組織實體，但新的組織很快又迅速躥起。其中有如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通過對意識形態進行多重“包裝”獲得活力。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不僅引入了“聖戰”理念，而且雜糅了民族主義訴求，這使其能夠在兩種意識形態之間進行靈活切換，以此獲得國際極端組織和地區民眾的支持，尤其在某一伊斯蘭極端組織“滅亡”後，新的組織能夠迅速通過這種方式實現“重生”。
第二，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通過提升管理能力捕獲人心。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在通過暴力襲擊推翻現有秩序的同時，它們也在不斷提升在其控制區域內的統治能力，甚至代替當地政府提供部分社會公共產品，這使得一些對索馬里過渡政府產生“怨恨”的民眾更加傾向於支持伊斯蘭極端組織。
第三，各方力量在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的過程中相互掣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空襲和向過渡政府提供資金等方式打擊極端組織；非洲聯盟通過向索馬里派駐聯軍收復極端組織佔領的區域，擠壓其生存空間；索馬里過渡政府則通過重組索馬里國民軍向極端組織施壓。雖然各方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非洲聯盟與西方國家在軍費分擔問題上意見不一，而索馬里過渡政府與非洲聯盟之間又存在信任危機。因此，各方在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組織方面難以形成合力。
鑑於此，除了繼續加強各方打擊索馬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協同作戰能力外，有關方面更應該關注伊斯蘭極端組織之間的內外聯繫，加強對組織之間成員往來的監控和攔截，以切斷極端主義思想和人員的輸入與輸出，更為重要的是索馬里應提升自身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整體進步和治理能力。只有國家不斷通過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併為民眾提供安全保障，才能減少民眾對政府的怨恨，從而避免伊斯蘭極端組織獲得動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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