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六、七十年代反戰、民權與反文化運動的浪潮中，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無疑已經成為一個最具標誌性的符號。
越戰泥潭、水門事件、石牆風暴、暴力鎮壓，60年代背景下的美國青年人，是[畢業生](1967)裡的幻滅者，嚮往著[逍遙騎士](1969)裡的流浪和自由。
三天，50萬嬉皮士，伍德斯托克如此吸引人僅是因為音樂嗎？音樂重要，但沒有那麼重要。年輕人們並不知道怎麼去生活和應該要做什麼，所以來這裡，尋求某種答案，但這裡並沒有答案。
狂歡開始
音樂節開場前，本來預計會有5萬觀眾，結果湧入了將近50萬人，還有難以計數堵在路上的人群。
應該兩點開始的音樂節，因為道路癱瘓，樂隊人員和設備運不進來，而一直推遲到了五點多。民謠歌手裡奇·海文斯，因為演出只需要一把吉他，只好硬著頭皮第一個上臺。
下午五點零七分，吉他聲音響起，幾乎沒有任何間歇，人群的狂歡一直延續到三天之後的早上。在短短的四天時間裡，這裡成了反主流文化的烏托邦。
人們穿著隨意、或是赤身裸體，思想開放、行為自由，在泥地裡肆意翻滾，在河水裡裸身洗澡，生活在草地、帳篷裡(圖為[製造伍德斯托克]劇照)
道路阻塞、食物飲水匱乏，政府宣佈此地為災區，沒有警察，沒有槍支，沒有社團，但沒有發生任何暴力事件。所有人都相親相愛，一整個世代年輕人的茫然不知所終，全在這三天三夜釋放於此。
伍德斯托克，這個原本不知名的避暑小鎮，因為這次難以複製的音樂節，成為一個經典的文化符號。
紀錄片《伍德斯托克音樂節1969》
音樂節的創辦得益於四個青年人。四個富家青年，對音樂節的計劃一拍即合，他們自己投資，才有此盛會。
選場地，風波不斷，險些流產。這些都可以在李安的[製造伍德斯托克](2009)中一窺究竟(圖為電影劇照)
拍紀錄片賺錢，確是無奈之舉。因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嬉皮士們過早地湧入會場，音樂節組委會甚至還沒來得及修築欄杆，和設置售票點。
通過賣票掙錢的計劃泡湯了。怕出亂子，他們只好宣佈音樂節免費，改計劃靠賣紀錄片版權賺回投資。
最終，華納投資了10萬美元用於拍攝，以100萬美元買下了版權。於是，獨立電影人邁克爾·沃德利帶著他的助手開始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助手、也是本片的剪輯師，就是日後鼎鼎大名的馬丁·斯科塞斯(圖為斯科塞斯在伍德斯托克，左下)
在沃德利的鏡頭下，從各地長途跋涉而來的年輕人，在影片中與在舞臺上表演的搖滾明星們，幾乎佔到了同樣比重。
他記錄下這些年輕人個人的生活經歷，他們對於越戰乃至於整個時代的感受，以及當地居民對此次盛會所持的態度
隔年，紀錄片就拿到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而在其出版的前十年裡，就為華納帶來了5000萬美元的利潤。
新好萊塢電影和反文化運動
紀錄片裡，被採訪的一個嬉皮士在鏡頭前晃盪著，他說，他的父親並不明白他為什麼不願意賺錢向上走，而他也不明白向上的意義在哪。
讓人不禁想起[畢業生](1967)裡的那句經典臺詞：“你能告訴我四年大學生活，究竟有什麼用嗎？”(圖為電影劇照)
這樣的年輕人從[雌雄大盜](1967)到[畢業生]，再到[午夜牛郎](1969)、[逍遙騎士](1969)，新好萊塢電影中，迷茫的年輕一代成了主角。
而這些青年電影的大受歡迎，對學生運動和反文化運動而言，無疑是一劑催化劑，引導著更多年輕人走上文化反叛之路。
另一方面，以伍德斯托克為代表的反文化運動，事實上又成為好萊塢關注青年生活的動力所在(圖為[逍遙騎士]劇照)
[逍遙騎士]的導演說，“當我在拍攝這部片子時，已能感覺到整個國家在熊熊燃燒，包括黑人、嬉皮士、大學生。我把這種感覺融入到影片的每個符號中去。”
伍德斯托克結束兩年後，寺山修司拍出了[拋掉書本上街去](1971)，電影中那些迷茫、無解的青年，將暴力、壓抑、憤怒發洩在街頭。
我只能輕輕慨嘆一句，嬉皮士運動已跨越了大洋和文化，甚至已經成為青年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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