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北京交響樂團在國家大劇院排練崔炳元(中)的交響作品《山丹丹開花紅豔豔》。
卸任了西安音樂學院副院長一職，作曲家崔炳元也沒能閒下。幾個月來，他奔波於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等地的音樂廳。這並非在“走穴”，而是他的《絲路長安》《山丹丹開花紅豔豔》《大秦嶺》《九曲秧歌黃河陣》等交響作品被全國各地交響樂團演了又演。
本土原創交響作品受追捧，崔炳元“受寵若驚”。在西方，由於嚴肅音樂聽眾的老化和大量年輕人遠離，古典音樂的城堡已頻現危機。中國呢，情況雖沒那麼糟，但本土作品也曾遭冷遇。在有的“現代音樂”偏離了正軌、觀眾不可接近、樂團不願演的當下，對作曲家來說，還有什麼比作品“活在音樂廳”裡更感欣慰?
原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趙季平稱崔炳元“是在用‘母語，和他的聽眾交流，他的審美視覺，更多地投向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他用自己的審美感覺和嫻熟的作曲技巧來實現其內心深處的追求”。
當代中國，要想更多的作品可以“走出去”，需要作曲家不斷地磨鍊。崔炳元不負眾望。儘管沒有留洋的背景，這位昔日“西部歌王”王洛賓的助手、趙季平的麾下，經過數十年大西北生活歷練及三秦文化薰陶後，展現了其天賦、智慧與活力。無論是北京奧運開場曲《天地社火》、歷史名城大雁塔的標誌性音樂《大唐》，還是連續十年為中華民族“公祭軒轅黃帝大典”的音樂創作，他將踏實厚重的中國文化存在，變成了大眾喜歡的音樂語言而廣為傳播。以“實力、作品、聲望”，躋身當代中國重要作曲家的行列……
崔炳元的冷幽默很是出名。
在他身上，有一種音樂家中稀缺的幽默基因。這種基因，常常在不經意間化成親和、謙卑，在不動聲色中感染人。譬如，有人問他西安歷史文化對他的創作有何影響時，他一言概之，“西安的蒼蠅都是唐朝蒼蠅的後代!”想想也許不無道理。有時候，他還善於將這種特質，轉換成睿智，四兩撥千斤。有一回，有關方面下達樂團“盈利指標”，崔炳元據理力爭，“我對利潤表格深惡痛絕，這是化肥廠的表格。請問，一場音樂會一千人中有二十多個人的靈魂被觸動，這體現在哪個表格上？”
儘管身披西安音樂學院副院長、陝西省音協副主席、陝西愛樂樂團團長、“陝西最具文化影響力十大傑出成就人物”等多個頭銜和光環，可更多時候，崔炳元總是謙和低調地躲在音樂背後。他對自己定位很明確：“我只是個手藝人和作曲人，其他所謂的職務，無非是在設定的平臺上，讓我們去規劃管理。重要的是，認認真真做好一個手藝人!”
“我的靈感之源來自大西北”
21世紀的樂壇，現代音樂步入了“新新音樂時代”。西方有哲學家批評說，“當代音樂偏離了正軌，它複雜到如此的地步以致於不可接近，它的技巧使它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音樂已經走得如此之遠。音樂大眾怎麼才能再度體驗和重新享有它？”
崔炳元試圖找回。
自2013年迄今，他的作品，以個人專場音樂會和巡演形式，被國家交響樂團、中國愛樂樂團、北京交響樂團、上海愛樂樂團等全國十多個交響樂團演奏了48場次之多。代表作交響組曲《山丹丹開花紅豔豔》“遍地開花”；序曲《九曲秧歌黃河陣》成了音樂會常演曲目；交響組曲《大唐》在西安大雁塔年復一年地播放數千次；大型詠誦交響套曲《唐詩之路》及《絲路隨想》演了又演。
崔炳元告訴筆者，“一場音樂會如有一千個人去聽，打動了十個人，其中兩個人被深深觸動，還有一個人發誓改變自己，我就滿足了。”
與作家相同，作曲家絕不能脫離生活而“孤芳自賞”。相反，根植土壤，不斷接觸現實，創作構思便會開花，汲取泥土的漿汁而豐碩。正因為如此，崔炳元的音樂中，有了人們喜歡的“陽光和空氣”。當年曾在漢中工作的一位同志說：“對崔炳元，我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那時，西安與漢中之間還不通高速公路。每每翻越秦嶺的重重高山，一走就是十幾個小時，聽音樂成為唯一能夠消磨時間和化解疲勞的方式。途中常常能聽到他的作品，時而清風拂面，時而磅礴震撼，禁不住心生共鳴。這樣來來回回，我記住了作曲家的名字。到省裡工作後，第一次見崔炳元，我緊緊握住他的手，連聲說謝謝，他卻不知所云，一臉茫然。”
音樂有它的神奇魅力。它能走進你的心裡，讓你哭，讓你笑，停留在你的心靈裡。
崔炳元靈感之源來自大西北。作曲家的感官纖維，被這裡的強磁場吸引後敏銳跳動。在他的音樂中，你可以找到由鮮活想象力構造出的澎湃動力與活力：秦腔、碗碗腔、花兒等，以及戈壁大漠長河落日的視野和胸襟。在三十多年創作生涯中，他將豪放、雄渾、悲傖、大氣、蒼涼的西北民族特質，一股腦兒傾瀉在300多部交響作品中。
他自喻，這是用音樂語言，向根植的黃土地深深鞠躬。“我沒忘記自己的腳就站在這塊生養你的土地上，為此我要像為父輩盡孝道一樣去做這些事情。”崔炳元說。
這種“站在泥土上”的寫作精神，使他拿出了一部部樂團喜歡演、觀眾喜愛聽的音樂。四川交響樂團一位樂手說：“崔炳元的作品有這樣的魔力，一邊演奏一邊有期待感，就像酷夏裡喝冰啤，爽……序曲 《九曲秧歌黃河陣》有很強的畫面感。一開場就能想象，一群頭扎著羊肚巾滿臉褶子的老農，甩開膀子在黃河邊上扭秧歌，一旁，捧著盆子大小麵碗的老漢，吸溜吸溜地吃著熱騰騰的擀麵皮，咧著嘴蹲在黃河邊上看秧歌。而他的交響組曲《大唐》，外儒內莊，不標新立異，有其文化積澱和內涵……”
聊起這些事，崔炳元笑稱：“我只是個幸運的藝人和作曲人。把民族元素變成交響化語言，並將這種基因種進骨子裡，讓它自然而然成長，我喜歡這樣做。”
他說：“音樂是一種聽覺藝術，創作完成後所追求的就是被聽到、被欣賞，只有讓大家都聽你的作品，你的存在才有意義和價值。一場音樂會的價值是沒法用經濟來衡量的。有更多人的欣賞才有價值。”
“我不做大餐、快餐，只做家常飯”
作曲家往往是孤獨和脆弱的。當懷揣作品，四處推銷，“乞求”樂團演奏時，他們幾乎失去自信。有時僥倖得到首演，又常常變成終演。樂壇上，這樣的事屢見不鮮。
崔炳元也曾有類似經歷。上世紀80年代，他拿著新作總譜找樂團演奏時，一開口，樂團就向他要1萬元。
當今樂壇，一方面，有的原創新作找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有的樂團又抱怨佳作難覓，有的作品演出後，大眾不理會而票房慘淡。指揮家鄭小瑛抱怨說：“我們辛辛苦苦把愛好交響樂的觀眾弄到音樂廳裡，可演了一部或幾部他們不喜歡的作品，一轉身，又把他們給嚇跑了!”
崔炳元深有同感。有一年他擔任音樂大賽的評委。“整整兩天，我豎著耳朵聽參賽的‘新新音樂’，有的‘新作’聽得人神經痙攣到抽筋。有人於是戲謔說，各位專家老師，這些‘非人類音樂’聽後感覺如何？”
崔炳元說：“作為西北地區的一個作曲人，如果我那麼做，那就是死路一條。”他調侃道：“我希望少一些‘皇帝的新衣’，多一些人間煙火；少一些‘自己都不喜歡自己寫的勞作’，多一些關心演奏家、歌唱家乃至觀眾身心健康。”
無疑，有的作曲家已走入“技法華麗，冷僻怪異”的誤區，自然健康的創新手法被拋棄，過於強調個性而忽略音樂的本質，炫技玩“高大上”。為標榜自己對現代技法的精通，不恰當地運用了與作品主題風馬牛不相及的現代技法，如同一部“穿馬褂打領帶”的洋涇浜作品。中國民族因素和現代技法在這種“快餐”式的作品中，就像摻在水中的水銀，毫不相溶。
“你認為這種‘現代作曲風’會成為創作主流嗎？”筆者問崔炳元。
“作為理論研究，我並不排斥微觀的技術層面研究，無論音樂、文學還是繪畫，創新無罪，所有的創新都應該受到鼓勵，所有對人類文明的探索都是好事，都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思考。但我很反感作曲家無病呻吟，讓音樂負載太多的哲學命題，成為味同嚼蠟的純理論音響試驗。那是實驗室的事，與大眾的音樂生活毫無關係，因為你不能量化生產。如果作曲者只注重技巧，那作品就成了一件工藝品而不是藝術了。藝術真正有魔力和神聖的東西，常常是處於潛意識之中……”
他繼而說：“作曲家不能老想著張揚自己個性、標新立異而不顧聽眾的感受，你心裡不能沒有聽眾! 你可以表達個人情懷，但如果你的個人情懷得不到大部分聽眾的認可而強力推行，最後還是走向死亡。音樂和吃飯一樣，你總不能將所有食品中的營養，壓縮成藥片給人吃，風情和情懷沒有了。我作曲時從來不這麼想，我試圖告訴人們，十八般武藝我都會。按手藝人的方式，這團面有點硬，應該用這根擀麵杖，或適當加點水，再揉得軟一點。譬如，我在改編《絃樂敘事曲》和《在那遙遠的地方》時，覺得傳統和聲滿足不了我的想法，於是我用現代音塊技術，音程疊至，效果還非常好。但旋律進來時，為了旋律動聽，我用了三度和絃，但用了點後又離開了，形成一種縹緲、久遠的音響效果。”
對作曲家而言，每創作一首樂曲，都是一口泉井或一個深淵。要麼有鮮活生命力，要麼就成“一次性消費品”。崔炳元說：“我多年秉持的創作原則就是，‘既不做西餐大餐，也不做路邊小店，我只做家常飯’，這才是人們須臾不離的日常所需。”
這“家常飯”，就是遵循音樂的自身規律，寫出符合大眾音樂審美的作品。崔炳元清醒地意識到，作曲家不能把聽眾當傻子。音樂是由作曲家、演奏者、聽眾這三部分所組成，三者缺一不可。不能與聽眾溝通的，那只有死亡。他所追求的，是寫出“接中國地氣，服民族水土”，能經常演的樂隊作品。
“‘陽光和空氣’成了我一生追求”
走上作曲家之路，崔炳元多少有點偶然。
那個年代，搞文藝的人走紅，到哪都被高看一眼。年少的崔炳元懷揣音樂夢，渴望自己有一天能成為其中一員。一位高人為他指了條捷徑，說甘肅文藝院團裡最缺中提琴手，可碰碰運氣。於是，自小隨父母支援大西北建設，從瀋陽來到甘肅的崔炳元，開始學習中提琴。很快，音樂天賦使他夢想成真，戲劇性地改變了他的人生。從茫茫戈壁上的一個電線維修工到企業音樂教員，參軍入伍，成為蘭州軍區歌舞團的中提琴手。
說起早年學琴，他有個小“插曲”。每週，他都要從郊區坐3小時火車去蘭州市裡上課。因為買不起火車票，便常常逃票。有一次被列車長逮個正著。“買票你知道不？”“知道，沒錢。”“去蘭州幹啥？”“學琴。”“就這個盒子？”
崔炳元講述著這段往事，“列車長並不懂樂器，讓我‘拉一段’。或許他被我的執著所感動，末了，他告訴我他的姓名以及每週跑的車次，還說，如果碰上別的車，就報他的名字。就這樣，我每週帶著饅頭夾鹹菜，蹭車去學中提琴。同時，也每每提醒自己，碰到了好人，自己沒理由不出成績。”
在蘭州軍區歌舞團，由於專業上的出色表現，崔炳元很快錐出囊中。長期泡在樂隊裡，他對管絃樂思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聲部的交織、復調、和聲等，吸引他慢慢跨入了作曲門檻。那時，樂團有大量的配器活，作曲家不夠用，於是崔炳元被頂上前，派上作曲者用途。慢慢地他入門了。有心成為作曲人的崔炳元，便開始偷師技藝。排練時，他自帶袖珍總譜，指揮的每一次調整，他都做了符號，領悟到其中奧妙。後來，他乾脆偷偷修改起那些寫得不符合規範的分譜。不久，崔炳元即被派去擔任“西部歌王”王洛賓的助手，這是他一生中最珍貴、受益良多的日子。
那兩年中，他跟隨王洛賓走過許多山村鄉野、戈壁荒漠採風，目睹了這位精神導師對民間藝術的赤誠痴迷。他深深感悟到，要寫出大眾喜愛的音樂，必須根植於民間，用“母語”創作。如同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那樣，對民間素材廣泛採集後縱深吃透，昇華為自己的語言，再像血液一樣注入到音樂中。在為王洛賓的《高高的白楊》《豌豆歌》等一批新歌配器時，崔炳元不知不覺將這種基因移植進自己的骨髓裡，讓他一生受益匪淺。
1985年，崔炳元有幸到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進修，師從作曲家金湘。這位授業恩師，是中國樂壇上的風雲人物。他的歌劇《原野》，是國際公認的第一部叩開西方歌劇宮殿大門的東方歌劇，也是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引進並公演的第一部中國歌劇。然而，金湘的個性在樂界聞名，人稱他是近不得遠不得的“刺蝟”。有時，他的嚴苛，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近三年的寒窗生涯，崔炳元處處“火燭小心”，作為一名軍人，一個大齡學生，崔炳元還是沒少捱罵。“有一次他給我上課，習作中有一個音我沒有安排好，金湘指著譜子，一遍遍讓我在鋼琴上彈奏，讓我自己找出來。我懵了，幾次答不上來。他怒氣衝衝地吼叫著，‘蠢貨，你的榆木腦袋裡裝著什麼東西？給我洗菜去!’洗著洗著，我忽然頓悟，找出這個音。金湘臉色開始陰轉多雲，隨後又留我吃飯。”
憶及恩師，崔炳元的話語間充滿了敬意。“老師為人單純，也很善良，只不過用了他的表達方式。他嚴苛的教學方式恰恰訓練了我。作為他的學生，我感受最多的是他對我交響樂思維的教育。他花費大量時間，打碎了我的平面思維。對於交響樂創作來說，這幾年中，我既學到了‘術’也學到了‘道’。”
這個“道”，很快在崔炳元的創作中體現。從西藏採風回校後，他寫出了鋼琴組曲《西藏素描》。這是他在恩師的指導下，進行了大量多聲思維訓練後的結果。1984年，鋼琴組曲《西藏素描》在文化部、中國音協舉辦的“第四屆全國音樂評獎”中一舉奪得大獎，併成為鮑蕙蕎、李民鐸等知名鋼琴家經常上演的保留曲目。
然而，崔炳元最難忘的是授業恩師的多次告誡，“總譜裡要充滿陽光和空氣”。幾十年來，崔炳元將這種“陽光和空氣”，視作一生追求的創作精神。即：根植在民族土壤中，在萬象紛呈、百家齊出的樂壇中，尋覓建立自己的音樂風格。
崔炳元說，“至誠、至善、至精、至美，這是老師在我的生命中種下的生命力頑強旺盛的種子，它在我的作品中生髮、萌芽、成長……”
“交響樂要發展，必須要演中國作品”
身處樂壇一線的指揮家陳燮陽常常呼籲，“中國交響樂的發展，不能總靠外國作品，必須要演中國自己的作品。可眼下，我們的交響樂創作和推廣，顯得蒼白無力，沒有技術、沒有生活，哪來好作品!”
無可否認，如何“讓中國語言變成世界音樂語言”，成了一大難題，我們迄今還在摸索。可俄羅斯經過一個世紀努力，完成了這個使命，誕生了一批國際公認的如柴可夫斯基、鮑羅丁、斯特拉文斯基、普羅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維奇等音樂大師，他們的作品“活在”世界各國音樂廳裡。西方有人算了算說，當今國際樂壇常演的曲目，半數以上是俄羅斯作品。而中國交響樂領域，至今還沒出現國際公認的音樂大師，更鮮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中國幾代作曲家在焦慮中，試圖改變這一現狀。
崔炳元深知他這一代人所肩負的歷史責任，“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交響樂作品，否則中國很難在世界樂壇有一席之地。”他說，“東方民族的交響思維，與西方人有很大不同，職業音樂家們需要加倍努力。作為藝術門類的一種，中國人的音樂生活正在逐步豐富，全國現已有了72家職業交響樂團。”
崔炳元扳起手指，細算了一筆賬。他說，“從音樂會需求來說，72家交響樂團每年每個團演50場音樂會，那就是3600場，每場音樂會演4部作品，那就是14400首。我估計這些樂團上演的三分之二是外國作品。再退一步，即便上演五分之一的中國作品，那也要2000多部作品。我們不能永遠演‘《梁祝》《黃河》《紅旗頌》老三樣’。這個時代，需要有這個時代特徵的作品。可這些原創新作中，能經常上演的、聽眾喜歡並自願掏腰包的、能有票房號召力、並且可以拿到國際上的究竟有多少？這樣一算，我們有很大差距和發展空間。”
面對中國音樂界亟需解決的難題。崔炳元抒發己見，“作為城鎮化後的市民音樂生活常態，我希望作曲家們多出好的作品，而演奏家、指揮家、樂團則應更加重視中國作品的提升、推介，以更高的認知來對待。我還認為，作曲家應該多創作帶有交響思維的作品。這類作品在寫作上，一定要對旋律給予很大尊重。尊重旋律，並不是要與交響思維對立。”
“音樂要走出去，走到哪兒呢？ 是走到別人的心裡。全世界藝術家的創作，都是在表達自己的感受，這常常是生活環境在人身上留下的文化烙印。我非常敬重長安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的長安，就算100個崔炳元寫100年，也寫不盡這裡的古韻沉積。這種文化內涵上的思考、文化方向上的選擇，以及文化事件背後的價值取向，是各類藝術家永遠探索的內容。”
這位“創作荷爾蒙”旺盛的作曲家，內心蘊藏著一座火山，隨時會噴發。
崔炳元告訴筆者，“我的創作現處於最佳狀態，剛為內蒙古完成了管絃樂組曲《內蒙古民歌六首》，現正在創作寧夏的《花兒六章》。接下來，我還將為陝西寫《唐詩長安絲路情》，這是我特別喜歡的題材，我想把我的狀態，再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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