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施特勞斯（1864～1949）
2017年10月24日，維也納愛樂樂團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演奏了理查·施特勞斯的《英雄的生涯》和貝多芬的《第八交響曲》。
理查·施特勞斯是德國浪漫派晚期最後的一位偉大的作曲家，同時又是交響詩及標題音樂領域中最大的作曲家。1864年1月11日他生於慕尼黑。父親在彪羅指揮的樂團中擔任圓號手，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孩提時代的理查·施特勞斯一聽到圓號的聲音就笑逐顏開，一聽到小提琴的聲音就會嚎啕大哭。他很早就顯現出來音樂的才能，六歲半的時候就寫了一首《裁縫波爾卡》；21歲的時候就做了當時的指揮大師漢斯·馮·彪羅（Hans von Bulow）的助手；30歲在拜魯伊特做指揮。此後他頻頻出現在歐洲各大首都的舞臺上，每一次都受到熱烈歡迎，最終使他在1898年的柏林贏得了受人尊重的皇家普魯士宮廷歌劇院首席指揮的職位。一開始他受到古典主義音樂的薰陶，接受尼采的影響，夢想著“一種更深刻、更有力、也許是更為刺激而神祕的音樂，一種超德意志的音樂，這種音樂面對藍色的、迷人的大海和地中海那明朗的天空時，不會消失，不會蒼白無力和暗淡無光”。
▲羅曼·羅蘭曾對他做過這樣的描述：“他的側影高大而瘦長，手勢果斷、急切而又不連貫，他臉色蒼白，稍帶急躁的樣子，目光清澈，茫然地向前凝視著，嘴脣略帶稚氣，鬍鬚淡黃而近乎花白，頭髮在光頹的額頂上捲成圓圈，前額飽滿。”
由於喜歡尼采，理查·施特勞斯受到了瓦格納的影響。其實他的父親弗朗茨·施特勞斯一貫支持勃拉姆斯的古典派，對瓦格納一派深惡痛絕，甚至拒絕為瓦格納的去世而起立致哀。但日後他的兒子成為瓦格納“天才至上論”的擁戴者，不但在作品中受到深刻影響，還指揮過瓦格納的戲劇作品。交響詩《英雄的生涯》就是這一影響充分體現的作品。
交響詩這一名稱正式使用是從李斯特開始的，音樂特點是描述性的（施特勞斯曾宣稱，他能夠用音樂來描述任何東西，甚至是一副刀叉），屬於標題音樂的一種。李斯特將這種形式稱為“Symphonic Poem”，即交響詩，而理查·施特勞斯則將自己的交響詩稱為“Tondichtung”，通常譯為“音詩”，兩者內容其實一樣。在1989年之前，施特勞斯寫了全部的7首交響詩，《英雄的生涯》是最後一首，20世紀來臨之後，他就轉向去寫歌劇了。他的最大成就就在交響詩和歌劇兩個領域。
《英雄的生涯》分為六個部分，分別為：英雄、英雄的敵人、英雄的伴侶、英雄的戰場、英雄的業績、英雄的歸隱，可以說它是集施特勞斯管絃樂法絕技之大成，音樂開篇即是豪邁的圓號與絃樂鋪陳出來的寬闊宏大的場面，這個被認為是“自吹自擂”的“狂妄”之作，但仍然受到青睞。施特勞斯的交響詩本來就是卡拉揚的核心曲目，但他最鍾愛的作品就是《英雄的生涯》了，留下多個版本的錄音資料。
《英雄的生涯》（1898）歌唱了一個藝術家的努力、奮鬥、失敗和最終的勝利。關於這一作品，他本人就曾這樣說過：“你毋需去看標題，你只需要知道這裡講的是一位英雄與他的敵人在搏鬥。”
德彪西在一篇專門論述理查·施特勞斯的文章中說：施特勞斯“在年輕的德國差不多是唯一有獨創精神的音樂家。他指揮樂隊所表現出來的傑作的音樂才能很像李斯特，他把音樂建築在文學的基礎之上的用心又很像我們的柏遼茲。他的交響詩的標題即是證明，”“他以一種絕對冷靜的態度，把調性最不相同的音放在一起，絲毫不注意可能產生的‘刺耳’的效果，而僅僅注意他所要求的‘生動’的效果。所有這些特點，在交響詩《英雄的生涯》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德彪西對於施特勞斯認識是深刻的，“在理查·施特勞斯的作品裡確實有陽光。………對於這位人物的征服人心的威力是無法抗拒的。”
在歷史上的作曲家中，理查·施特勞斯也許是最考慮經濟利益的人，而這和他妻子保莉娜的教導分不開。保莉娜曾經提醒過他，如果要想花更多精力在創作上，要有一定的收入來支持。這樣的理念決定了他的行為處事。
1904年，理查的《家庭交響曲》誕生，新聞媒體毫不客氣地挖苦為“爸爸、媽媽和寶貝在交響曲中慶祝”，批評為膚淺的賺錢工具。其實，他對金錢的態度是極具價值的。那個年代，作曲家作品版權毫無保障，理查·施特勞斯在柏林鼓動160位作曲家提出演出權利的主張，最終在1903年通過法案，令同行廣泛受益，這也是他對作曲家們的一大貢獻。
施特勞斯寫了歌劇《莎樂美》，馬勒因為爭取這部歌劇在維也納宮廷歌劇院上演而激化了人事矛盾，丟掉飯碗。施特勞斯卻不無挖苦地告訴馬勒“多多照顧自己，沒有人會為了折磨自己而得到獎賞。即使豬也不會。為了上演《莎樂美》根本不值得（辭職）。”馬勒顯然很鬱悶，甚至有點懷疑人生，他在日記中反問自己“難道別人是和我用不同材料做成的嗎”？沒想到施特勞斯就是這麼肯定地說“是的”！憑藉《莎樂美》一劇的版稅，施特勞斯為家人買了一座山區別墅。馬勒則遠赴紐約討生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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