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瓦雷茲的弟子、譚盾的老師，在中西文化匯流中創造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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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不要談論影響，而談談匯流。讓不同的傳統交融，帶來一個全新的主流，整合所有的音樂概念和技法，將它們融合到一條寬闊的音樂河流之中。但同時我們也需要確保所有的文化都保留其自己的獨特性和詩意。”
—— 周文中

周文中先生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曲家之一，他在1949年寫成的《山水》常被譽為是在音樂史中首部獨立於東方及西方音樂的作品。

他是法裔美國作曲家埃德加·瓦雷茲（Edgard Varèse）的弟子和密友，是哥倫比亞大學第一位弗雷茲·萊納作曲講席教授。他的學生中不乏當代知名的作曲家，包括譚盾、周龍、陳怡和盛宗亮等。

回首周文中近七十年的創作生涯，這位作曲家一直堅持以當代的表達方式展現中國傳統美學，這個獨特的創作原則在現代亞洲音樂和後殖民文化中有著重大影響。

他敦促年輕的作曲家學習自己的文化遺產，並警示說：“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又怎麼會知道自己該到哪去？”

然而，周文中對音樂的展望並不僅僅停留在保存某一種文化遺產上。他期盼，未來的音樂將會在多種文化的“匯流”中噴湧出無數優秀的創作，但依然根植於對各自歷史與傳統的理解。

Chou Wen-chung. Urbana, Illinois. 1952.

別樣的音樂啟蒙

1923年，周文中出生在山東煙臺的一個文人家庭。

祖父周雪喬（音譯）是一位當地士紳，因為對清政府的失望，他退出了科舉考試。像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周雪喬將中國的衰敗歸咎於清政府的無能，並將目光投向西方，試圖以西學來挽救跌宕的國運。在這個目標的指引下，他致力於將西方醫學實踐引入中醫，並出版了大量由林紓翻譯的西方人文經典。

父親週中傑（音譯）曾在學校擔任老師和校長。後來，他在政府中供職，管理海關與鐵路運營。1937年，日軍侵略南京時，他承擔了大規模的後勤調動任務，將整個政府的基礎設施遷至重慶。

周文中是這個家庭七個孩子中的第三子，他先天患有嚴重的心臟病，童年時經常臥榻在床，並兩次瀕臨死亡。11歲以前，周文中沒有進入學校，而是由父親負責他的教育。

每天，父親都給周文中佈置書法與詩詞的作業。幼年的周文中總是會悄悄潛入父親的書房，閱讀中國傳統小說和翻譯成中文的西方童話與經典著作，這是他對外國文化的啟蒙。

周文中（最右）與母親、兄弟姐妹，1930年代

在前15年的人生裡，周文中與家人在青島、武漢、南京等地輾轉，最終來到了上海。15歲時，他開始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

周文中對音樂的熱愛始於簡單的喜好。

他曾在一次採訪中談及自己如何愛上音樂：“在我四五歲的時候……我經常在家中的後院玩耍。有一天，我記得我聽見了一些奇怪的聲音——音樂，正從僕人們的房間裡傳出來。我順著聲音找到我們家的傭人們，他們正在休息，聚在一起喝酒、吃花生。我能聞見便宜白酒的味道。我喜歡那個味道，聞上去濃郁又幹燥。他們總是會吃花生，你知道我到現在也喜歡用花生下酒，它們是很好的搭配。他們在唱歌、在演奏音樂，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意識到：啊，音樂是多麼有趣的事！”

“這是我對音樂最早的記憶之一……不是西方穿著燕尾服的音樂家的音樂。”

日軍侵華擊碎了周文中與家人的日常生活，帶來悲慟與恐懼。

1941年，周文中在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學習建築時，日軍入侵了上海。他剛滿18歲，正是可能會被敵軍強迫徵兵的年紀，因此他的家人說服他逃到沒有被佔領的地區。他在接下來的四年裡獨自度過，遠離家人、顛沛流離，在幾百英里的旅途中，只有小提琴為伴。

周文中最後到達了重慶，進入國立重慶大學，並在戰爭結束前取得了土木工程學士學位。他在上海與自己的家人重逢，但在戰爭中目睹的悲劇一直籠罩著他之後的人生。

機緣巧合的拜師路

1946年的秋天，周文中原本計劃在耶魯大學攻讀建築，他希望能夠以自己的專業為重建祖國的基礎設施出一份力。

但在前往美國的途中，周文中意識到，音樂的力量能夠給支零破碎的中國社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因此，在到達耶魯校園後，他拒絕了耶魯大學的獎學金。這個舉動雖然出乎意料，但他還是取得了家人的支持。從此，他開始追尋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業。

在那個學期，周文中進入了波士頓的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在俄裔美國作曲家尼古拉斯·斯隆尼斯基（Nicholas Slonimsky）門下學習。

在一門由《波士頓先驅報》評論家沃倫·斯多雷·史密斯（Warren Storey Smith）教授的音樂歷史課中，周文中第一次聽到了作曲家埃德加·瓦雷茲的音樂。在後來的寫作中，他提到那聽上去就像是“殺豬的聲音”。他當時從未預料到自己會成為瓦雷茲的學生。

1949年，周文中跟他的兄弟搬到了紐約。對這位年輕的作曲家來說，這是個令人激動的時節。巴黎飽經戰火的摧殘，而紐約藉此機會將自己定義為新的世界文化中心。為了逃避納粹而從歐洲流亡至此的藝術家和音樂家也為紐約帶來了無限的精神財富，將這座城市變成了前所未有的國際智慧和創意彙集地。

周文中的第一個目標是要為自己找到一位作曲老師。機緣巧合下，他遇到了瓦雷茲的學生柯林·麥菲（Colin McPhee），麥菲向他推薦了自己的老師。麥菲同意為周文中引薦，但同時警告他說，這位法國人有著臭名昭著的火爆脾氣。

周文中於瓦雷茲在紐約格林威治的家中見到了這位作曲家，惴惴不安地向他展示了自己最新創作的《山水》手稿。出乎意料的是，瓦雷茲讚美了他的作品，並讓他在下個星期開始回來跟他學習。

找到自己的音樂風格

成為瓦雷茲學生時，周文中26歲，而瓦雷茲比周文中的父親還要年長8歲。

瓦雷茲拒絕接受周文中的學費，作為回報，周文中便擔任瓦雷茲的抄寫員和助手。

在那些年中，瓦雷茲正在創作他最後的幾首作品，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沙漠》（Déserts），它的手稿實際上就是周文中負責謄寫的。

周文中於瓦雷茲的工作室

同時，周文中也管理著瓦雷茲的其他職業活動。瓦雷茲經常邀請周文中出席夜間的表演，並在回家的路上考問他今天學到的內容。他們之間的關係逐漸進化為相互尊重的同僚友誼。

在言傳身教中，瓦雷茲教會周文中，一個藝術家的責任感和維護自己創作完整性的尊嚴一樣重要。對瓦雷茲而言，一切模仿都是可憎的、是缺乏想象力的。他強調開發學生的獨立思維和藝術模式，他的終極目標是為學生找到自己的音樂道路。

周文中在這位極具創意的願景家身邊工作、生活了十五年，這為他帶來了許多影響和啟發，也讓他接觸到了當代藝術世界的諸多領先觀點。

瓦雷茲的家是許多藝術家的集會地點，像視覺藝術家馬賽爾·杜尚（Marcel Duchamp）, 費爾南德·萊熱（Fernand Léger）, 讓·古克多（Jean Cocteau）和建築家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造訪紐約的歐洲作曲家和指揮家也將瓦雷茲的客廳當做主要目的地。

在瓦雷茲家中忙於抄寫曲譜的周文中，也會被邀請加入到談話中。沒有多少新人藝術家能夠擁有這樣的渠道直接接觸當代國際藝術世界，和代表著它的人們。

周文中（最右）與José Maceda、Ernst Krenek

周文中與Leonard Bernstein

1954年，周文中於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他在奧托·呂寧（Otto Luening）和亨利·保羅·朗（Henry Paul Lang）的門下學習音樂和作曲。周文中的管絃樂作品《花月正春風》正是為他的碩士學位所創作。

瓦雷茲於1965年去世，在那之後，周文中成為了瓦雷茲的作品保管人，編輯、完成了他的許多遺作。

1997-1998年間，周文中與意大利指揮家裡卡多·夏伊（Riccardo Chailly）及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合作，錄製了《瓦雷茲全集》，並由迪卡唱片公司（Decca Records）發售。

2003年，周文中將瓦雷茲的手稿和材料移交給瑞士保羅·薩克爾基金會。

“亞洲音樂人文”的創始人

周文中自1964年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於1991年退休。1965年，他創立了哥倫比亞大學第一個作曲博士項目。1969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開設了第一門“中國音樂”課程，並逐漸把這門課拓展為“亞洲音樂人文”。

為了給自己的文化社群貢獻力量，周文中將許多時間投入到發展教育與音樂機構中。他重振了哥倫比亞大學電子音樂中心（Electronic Music Center），並從1970年到1975年間擔任美國作曲家唱片公司的主席（Composer's Recordings, Inc.），在此年間作曲家唱片公司達到了歷史營業額的高點。

同時，周文中也組織了很多音樂會及公共活動，向如埃德加·瓦雷茲、弗拉基米爾·尤薩契夫斯基（Vladimir Ussachevsky）、奧托·呂寧（Otto Luening）和武滿徹等當代作曲家致敬。

受中國民族音樂學家楊蔭瀏先生的研究啟發，1950年代開始，周文中著重於加強與其他亞洲作曲家與學者的聯繫，包括菲律賓作曲家荷西·馬可達（José Maceda）、日本作曲家黛敏郎、武滿徹、湯淺謙二、韓國作曲家尹伊桑、及韓國民族音樂學家Lee Hye-ku。同時，周文中也是亞洲作曲家聯盟的終身榮譽成員。

1970年代，周文中開始跨越藝術領域的界限，與紐約的中國藝術家展開合作，其中包括雕塑藝術家蔡文英和現代舞藝術家江青。

1974年，江青以周文中的鋼琴獨奏《柳色新》為靈感創作了一套編舞。她後來以周文中的室內樂協奏曲《變》為基礎創作的舞蹈在林肯中心首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