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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勇進：中國與全球國際社會中的自由主義等級制：實力與對規範變遷的協商|國政學人
簡 介
【作者】Zhang Yongjin(張勇進)，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博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當代英國學派領軍人物之一，2013年馬丁·懷特紀念講座的主講人。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國際關係英國學派、古代中國的國際關係以及東亞地區一體化的政治經濟學等。張勇進教授著述頗豐，早在1991年即獲得《國際研究評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最佳文章獎。
【編譯】施 榕
【校對】金 琳
【審核】李 源
【來源】Zhang, Y. (2016). China and Liberal Hierarchies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Power and Negotiation for Normative Change.International Affairs,92(4), 795-816.
【期刊】《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是國際關係領域內領先的同行評審學術期刊。該期刊的2017年影響因子為2.952，世界排名第8位。
中國與全球國際社會中的自由主義等級制：實力與對規範變遷的協商
China and Liberal Hierarchies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Power and Negotiation for Normative Change
張勇進
內容提要
本文試圖從英國學派的視角來探討中國崛起對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規範結構所帶來的影響與互動。本文認為，簡單地認為中國崛起將挑戰現存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有失偏頗的，中國仍然處於等級制的自由主義規範體系之中，它對其中不同類型的規範建構持有不同的立場，因此不能一概而論。基於英國學派理論對多元主義與社會連帶主義的哲學爭論，作者認為對於以古典自由主義為代表的、以聯合國憲章為載體的多元主義規範秩序，中國是堅定的支持者；對於試圖構建起“新文明標準”和有限主權的自由社會連帶主義規範，中國是堅定的反對者；而作為負責任大國集團中排名第二的成員，中國則秉承著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連帶主義立場，試圖與其他西方國家在全球治理的問題上達成一致。
文章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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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中國在以美國霸權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全球秩序中的崛起引發了學界對於中國是維持現狀國還是修正主義國家的激烈爭論。毫無疑問，中國的崛起將會對全球秩序產生衝擊。雖然不同理論流派的學者們觀點不一，但是他們大多將崛起的中國視為對現存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挑戰和威脅，作者認為這一觀點僅僅是抓住了權力轉移進程中的一個主要特徵，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將自由主義全球秩序視為靜態的，未能理解這一秩序的複雜性和由其內在矛盾導致的變革，進而忽視了崛起的中國也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現存的自由主義全球秩序。
通過回顧已有的文獻，作者強調了兩個具有洞察力的觀點：一是中國的崛起是在一個不是由它參與制定的國際秩序中進行的。因此，中國不是被視為美國霸權的堅定反對者就是挑戰者。二是我們生活在“一個以特定形式的權力集中為特徵的世界”中，而不僅僅是以物質實力分佈的變化為特徵。這種歷史上不尋常的權力集中模式不僅體現在美國前所未有的優勢地位之中，也反映在中國——一個自稱是發展中國家的非西方大國和威權政體——的崛起之中。因此，探討中國崛起的性質和目的就顯得至關重要了。鑑於此，本文探討了中國如何在捍衛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同時與其進行爭論和協商，以期參與全球國際社會中的規範變遷。借鑑英國學派的理論觀點，作者將自由主義全球秩序概念化為“一種難以推翻和易於加入的秩序，它由一系列相互支持和衝突的自由主義制度所構成，並內嵌於全球性國際社會的社會結構之中。”同時，根據英國學派在國際社會規範結構變化的問題上一直存在的多元主義與社會連帶主義之爭論，作者將國際社會概念化為一個具有爭議的規範空間，其規範取向在以多元主義和社會連帶主義為兩端的譜系上不斷變化。本文的其餘部分將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方式來研究中國崛起帶來的變革，試圖解答關於中國是維持現狀國還是改變現狀國的爭論。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建立在這樣一種前提假設之上，即認為“無政府狀態中的等級制”是國際社會演變過程中的普遍特徵，並且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始終存在“固有的權力差異”（inherent power differentials）。因此，本文認為有三種自由主義的等級制規範建構共存於當前的全球國際社會中，它們分別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自由多元主義中的合法化霸權、新興社會連帶主義中的不平等主權、以及要求大國承擔領導責任的自由主義全球治理秩序。儘管這三種規範建構之間存在固有的緊張和衝突，但中國就是在這樣複雜的背景下來對規範變遷進行協商以適應其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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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自由多元主義中的合法化霸權
在任何國際社會中，合法化的霸權都有4個典型特徵：首先，這些國家的主導地位是合法的和（或）由憲法規定的。 第二，雖然這些國家在物質和規範權力方面存在著實際的差異，但成員之間承認彼此相互平等。第三，這一大國俱樂部享有特權，並有責任通過協調一致的行動維護現存的國際體系。第四，合法化的霸權得到了現存體系內其他國家的一致接受和認可。當合法化的霸權被正式寫入國際法之後，它就成為了國際法律秩序的組成部分，例如聯合國安理會就是合法化霸權的體現，它賦予了五個常任理事國特殊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合法化霸權作為一個制度化的實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早期的維也納會議，當時第一次提出了 “大國”（great power）的概念，認為大國的特殊地位賦予了它們特殊的權利和義務。這種制度化的實踐隨後體現在20世紀自由國際主義者所設計的兩大集體安全體系中，即國際聯盟和聯合國。
聯合國體系是1945年戰後國際秩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全球化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建構以古典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多元主義國際社會時的高潮。一系列自由多元主義的準則和規範被列入“聯合國憲章”，它提倡包容國家的多樣性，認為處於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就如同國內社會中的個人一樣，應當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不容侵犯的權利，主權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唯一主體，國家優先於個人而存在，個人的權利只有通過國家才能得到保障。這一自由多元主義思想後來演變成了主權平等、民族自決和不干涉內政等國際法的原則。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現在不僅擁有國際社會認可和接受的大國地位，而且享有與合法化霸權相關的特權並承擔著與之匹配的責任。合法化的霸權使這五大國在聯合國的集體安全體系中扮演著中心角色。正是在這個等級制度下，當多元化的國際社會秩序遭受無情的攻擊時，中國仍然堅決地捍衛基於聯合國憲章的多元主義國際秩序，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堅定地支持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以及民族自決的原則，將其視為世界和平的基礎。中國的這一立場與其民族國家建設的經驗密切相關。對於曾遭受過西方列強侵略的中國來說，捍衛主權完整及獨立仍然是它對外戰略的首要目標。其次，中國只承認建立在五大國協調一致原則上的聯合國安理會是唯一有權合法使用強制性武力的機構。這也就意味著，除聯合國以外，沒有一個聯盟能合法地對一個主權國家使用武力。最後，中國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不斷強調更加凸顯了它對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捍衛。作為中國對外交往的指導性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了多元主義國際社會規範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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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社會連帶主義中的不平等主權
中國對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捍衛體現了中國仍然固守著多元主義的規範傳統。從這一點來看，中國並不是一個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然而，冷戰結束後西方自由主義大獲全勝，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使得一些新自由國際主義者認為原來基於主權平等的自由主義已經無法適應國際秩序的變革，他們開始淡化主權原則，提出以“民主”和“人權”為基礎的“新文明標準”（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試圖重建國際社會的等級秩序。在這種“新標準”下，國際社會中西方自由主義陣營或被稱之為“民主聯盟”(Concert or League of Democracies)與非自由主義國家之間的身份界限重新被確立: 前者被視為是“有序、統一、合法的”，後者則是“非法、無序、混亂、落後、危險的”。這種劃分重新引發了對國際社會成員資格的爭論，並重塑了國際社會內部與外部的界限。這些自由民主主義者倡導重建國際社會的等級制，他們認為民主國家應該享有特殊的權利，尤其是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利。在此背景下，“有限主權”（conditional sovereignty）的概念應運而生。為了維護和擴展自由民主的國際社會，某些強制性的手段，如軍事幹預、政權更迭，成為不可避免的“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s）。國際社會的規範正朝著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連帶主義的方向發展，並以新的形式放逐他者。在這一基於不平等主權之上的社會連帶主義的等級秩序中，中國仍被視為仍徘徊在國際社會邊緣的、非民主的“他者”， 這給中國尋求合法性大國地位的過程帶來了巨大挑戰。中國並不認為聯合國憲章裡所包含的多元主義秩序已經過時，也始終堅持所有國家主權平等的根本原則。在面對“保護的責任”這一原則時，中國堅持認為任何干涉都需要聯合國的授權並徵得被幹涉國的同意。因此，對於試圖構建起“新文明標準”和有限主權的自由社會連帶主義秩序，中國是堅定的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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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全球治理中的負責任大國
全球化進程給全球治理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隨著國家間治理的不斷深化和拓展，一系列非國家行為體也參與到了全球治理網絡中，共同參與全球規則的制定。為了實現有效的全球治理，國際社會和世界社會之間存在著廣泛的互動，推動著國際社會的規範結構朝著社會連帶主義的方向發展。然而，在全球治理的實踐中，大國仍然發揮著主要作用。對赫德利·布爾而言，大國所享有的特殊權利使得它們必須要承擔與之相配的責任。作為 “在國際社會中發揮特定（不平等）作用的行為體”，人們期望大國之間能協調一致，對實現國際秩序的共同目標作出貢獻。因此，作為“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的大國管理(great power management)在全球化時代中依然發揮著作用。
很明顯，全球治理是一種特殊的、包容的社會秩序，僅僅依靠“民主聯盟”並不能很好地應對全球性的挑戰。因此，中國的偏好、能力和戰略十分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在負責任大國集團中排名第二，也因為中國越來越多地被鼓勵成為國際體系的利益攸關者。但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方式和政策引起了一些批評，中國對一些議題的保留態度有時被描述為挑戰或擾亂全球治理的進程。例如，中國對人道主義干涉的保守立場以及中國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的消極態度等。這使得有些人批評中國在逃避自己的大國責任。對此，有學者指出作為崛起國的中國正面臨著自己國內政治和經濟的困境，這些困境可能會使它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儘可能地規避風險。中國也無法承擔與其核心利益相悖的、超出其能力的責任。
儘管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方式招致了許多批評，但是有明確的證據顯示中國正越來越多地承擔國際責任並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毫無疑問，中國願意參與全球治理並接受其作為一種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其問題在於中國對全球治理秩序的塑造有著怎樣的規範偏好？作者通過考察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全球安全治理、經濟治理和環境治理等三個案例中的表現，認為相比於中國堅決反對在自由社會連帶主義的引導下建立一個由不平等的主權國家組成的排他性國際社會，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時更能接受社會連帶主義的價值觀。就像中國認可和捍衛聯合國安理會作為合法化霸權的體現一樣，它傾向於“以實力為中心”（power-centered）的全球治理論壇，例如G20。 就全球治理架構的建設而言，中國希望國際社會規範的演進方向是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連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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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中國與以上三種自由主義等級制度的糾結互動表明，在由多元主義—社會連帶主義構成的規範譜系中，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規範變遷存在不同的偏好。它捍衛合法化霸權並支持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多元主義秩序；它堅決反對自由社會連帶主義對主權的干涉，但卻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全球治理中的社會連帶主義價值觀，並推動國際社會朝著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連帶主義方向發展。因此，很難簡單地用一句話將中國概括為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或維持現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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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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