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沒有硝煙的血拼史：“印度製造”70年啟示錄 | 文化縱橫6月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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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克疾 | 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

【導讀】《文化縱橫》6月新刊以“後發國家發展道路”為封面選題，聚焦於後發國家現代化的曲折歷程，試圖呈現各國如何在自己既有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應對現代化的挑戰。面對當前世界秩序的急遽動盪，在整體上反思後發國家的發展道路，也是為我們迎接未來可能的變動做知識和理論上的準備。

本文研究顯示，印度出現了過早的“去工業化”現象，其在土地徵收、勞工制度、利益集團等方面的重重阻力下不得不走上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優先的產業道路。印度曲折的工業化歷程說明，後發大國的工業化絕不是機器生產“自然”的普及推廣和經濟發展“必然”的邏輯推演。恰恰相反，它是一場需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逆勢”鬥爭，強有力的組織核心、持續的行動能力以及合適的歷史社會契機缺一不可。而這背後更關鍵的是要尋求社會、政治領域的深度改革，全面提高國家能力，如此才能真正解決工業化問題。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作為除中國之外全球唯一10億人口級別的巨型後發國家，說工業化進程是決定印度未來發展的最重要內生變量並不為過。小國往往只需要具備某些工業行業、某些工業環節甚至某些非工業產業就足以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支撐起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然而，對於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如果沒有整體推進的工業化進程，不僅無法將眾多的農業勞動力從傳統社會結構中大規模解放出來，獲得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性動力，更難以在保障國家安全、塑造民族國家、協調國內發展等重大問題上發揮關鍵作用。

印度的工業化之路坎坷曲折。繼承英國殖民建設的遺產和計劃經濟時期大力推進的進口替代工業建設，印度曾經建立起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但後來卻由於政治經濟體制的錯配而逐漸放棄了這一體系，並未發揮其砥柱和引領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雖然使印度的經濟活力大增，但並未激發其在用工、土地等要素成本上的比較優勢，工業發展依舊結構失調、步履蹣跚。自2014年印度人民黨政府上臺以來，納倫德拉·莫迪推出的“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計劃是推動工業化進程的最新舉措，雖然取得局部成功，但是迄今仍未激發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產生積極的鏈式反應。印度的工業化進程至今仍然充滿艱難險阻，償還工業化的欠賬依然是印度政府面臨的一項艱鉅任務。

▍一、印度工業化的歷史階段

（一）獨立前的工業化初始萌芽（殖民時期至1947年）

與中國、土耳其、非洲等受多個歐洲列強同時侵佔的“共佔殖民地”不同，印度自18世紀中後期以來就成為了英國的“獨佔殖民地”。作為獨佔殖民地，印度獲得了宗主國更多的關注和投資，這為其工業化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例如，早在19世紀中葉，英國就開始在印度鋪設鐵路，作為維持殖民的軍事統治工具和輸送原料、商品的經濟剝削工具。到20世紀初葉，英國已經在印度建成遍及整個次大陸的鐵路網，英屬印度鐵路網一躍成為當時全球第四大鐵路系統。此外，依靠戰略性突出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印度也成了英國重要的戰備工業中心之一。鑑於英國本土面臨封鎖和上升的戰爭壓力，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發展出了較強的鋼鐵和冶金部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發展出了汽車、化工、機械等部門。據印度經濟學家巴特爾統計，二戰期間印度按照工業品生產計算，曾是世界名列第十的工業國。到1947年獨立前，印度就已經取得了遠超一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業化基礎和生產力水平，培育出了較為完善的國內市場、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能夠規模生產原煤、電力、粗鋼、生鐵、水泥、硫酸等一系列重要的工業產品。

印度在這一時期獲得的工業成就與其說是殖民者主觀善意的產物，不如說是殖民掠奪政策在特殊時空地緣條件下產生的“意外”。為了避免殖民地與宗主國圍繞商品銷路和原材料供應的競爭，英國嚴厲打壓印度的本土工業，通過各種手段將印度定格為原材料供應地和製成品傾銷地。例如，為了滿足英國在二戰中的軍需生產需要，印度被迫將大量用於民生消費品的資源緊急轉至到國防產品的生產中，即使1943年印度東部爆發的大饑荒奪走了350萬至400萬人生命，英國也拒絕對此伸出援手。因此，雖然英國的百年統治為印度留下了較好的工業基礎，但對印度人來說，更為刻骨銘心的是自己國家作為殖民地被壓榨的屈辱歷史。因此，建立一個能使人民生活富足，且不受西方列強侵略、不受國際資本控制的經濟體系，成了印度獨立後領導人的迫切願望，而推進工業化則是擺脫殖民束縛、樹立民族自尊心，並達成政治經濟獨立自主的最重要途徑。

（二）印度獨立後的國家主導工業化（1947~1991年）

印度獨立以後幾代領導人高度重視工業化的主張很大程度上是對殖民地經歷的“創傷後應激反應”和“制度性反動”：一是為了保衛政治獨立和維繫經濟自主，印度獨立後開始強調重工業和基礎工業主導的工業化；二是為了確保印度免受外國資本的剝削和外國商品的壓制，印度獨立後選擇封閉自守的內向型發展道路，實施進口替代；三是為了克服巨大貧富分化和普遍赤貧的問題，印度獨立後選擇限制私營企業，轉向強調公有制的計劃經濟。

雖然印度獨立以後在政治上選擇了西方式的議會民主，但是在經濟上卻拋棄了西方倡導的自由市場經濟，轉而投向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由政府統籌規劃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比例、結構等。當時，印度領導人一方面希望學習蘇聯的做法，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短時間內完成國家戰略趕超，但又厭惡蘇聯“極權國家”的統治模式；一方面維護西方式的議會民主，但又擔心私人資本做大，形成左右政治的寡頭集團。面對兩難的困境，尼赫魯選擇中間道路，走上了所謂“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道路。

從獨立至 “三五”（1961~1966年）計劃結束，印度進入國家主導工業化時代。1956年，尼赫魯的首席經濟顧問、著名統計學家馬哈拉諾比斯教授（Prof. Mahalanobis）提出了工業化方略：一是主張公私合營的混合經濟體制，通過國家計劃調節，重點發展公營部門，控制私營部門的投資與生產；二是主張通過提高整體投資率，帶動經濟整體發展；三是突出強調資本品（生產資料）工業的投資，認為想要獲得長期的消費增長，必須在短期內強化對資本品工業的投資。從“二五”（1956~1961年）開始，印度中央政府調集資源優先發展了對工業化起到關鍵支撐作用的重工業和基礎工業，通過投資電力、鋼鐵、採礦、機械、石化、化肥等部門，從而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在1954年為印度北部的布哈拉大壩（Bhakra Dam）揭幕時，對於新興工業成就無比自豪的尼赫魯甚至宣稱“大壩應該成為現代印度的神廟”，他還指出“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如果你要發展，你就必須有更多鋼鐵，而且有自己製造機械設備的能力”。經過近40年的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末，印度經濟發展取得了一定成績，初步建立了工業基礎，提高了關鍵工業品的自給能力。

印度在這一時期雖然通過計劃經濟手段建起了規模龐大的國有經濟，但沒有建立起一套強有力的社會和政治體系加以配合，導致後勁不足。例如，國有企業雖有“國有”之名，但是卻不聽政府調遣，反而成為能夠左右決策的利益集團，成為一組最糟糕的組合：印度國企既不太在乎市場的反應，也幾乎對政府的行政命令“免疫”，同時還吞噬了大量經濟資源。過度管制和國有企業低效運轉與民主政治結合，繼而產生了印度制度化、常態化、機構化的腐敗，並形成了遍地開花的分利集團和阻力集團，拖垮了本就陷入瓶頸的工業化進程。此外，由於國家能力缺乏、社會滲透不足，印度也無法像中國一樣通過高強度的組織，以大規模人力投入代替資本投入，分擔工業化資本積累的壓力。

由於政治考慮和社會掣肘，印度沒有像蘇聯和中國一樣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而是大體保留了分配較為不均的土地私有制。這直接降低了印度資源動員的效率和規模，使其無法通過工農業“剪刀差”，補足大規模工業化所依賴的大額投資、舉借外債和赤字財政。這一問題在工業化進程初期還不明顯。然而一旦工業規模上升，尤其很多重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的經濟收益週期極長，印度中央政府又無法動員起足夠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本來“填坑”，先期項目容易淪為吞噬財政資源的黑洞，形成系統性風險。[12]因此，印度常常陷入資源不足導致週期性的政策逆轉和搖擺，一旦環境出現波動，國民經濟就容易陷入停滯，甚至倒退。

因而，印度這一時期的工業發展，遠遠落後於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1950年至1980年，印度人口年均增長率約為2.3%，而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3.5%，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左右，這種緩慢的增長率被稱為“印度教徒式增長率”（Hindu Growth Rate）。印度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全球排名第十工業國，下降到了第27位，其工業產出佔全球份額從1950年的1.2%降至1980年的0.7%，退步明顯。

（三）印度改革年代的工業化曲折發展（1990~2014年）

1990年，連年舉債導致印度還本付息壓力巨大，且海灣戰爭導致的油價高企又導致經常性賬戶惡化，印度出現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其外匯儲備曾一度僅能支付一週的進口。國際收支危機恰逢蘇聯解體導致的意識形態恐慌，再加上IMF紓困貸款帶來的結構調整壓力，使得1991年國大黨拉奧政府決心與傳統的尼赫魯模式決裂，對經濟結構進行大幅度調整，印度由此步入經濟改革時代。針對印度原有的計劃經濟、國有經濟、內向經濟，拉奧改革提出了自由化、私有化和開放化的方略，同時不再刻意強調工業製造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以建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為目標，印度政府全面放鬆了統制經濟，全面推進對外開放，推行包括金融改革和公有企業改革在內的關鍵領域改革。市場化、開放化、私有化的改革的確給印度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動能，使其在開放的頭10年就取得了年均5.5%左右的經濟增速，成功躋身全球增速最快的大型經濟體之一，也成為新興經濟體的主要代表之一。

儘管印度經濟在這一時期取得了較快的增速，但是同期的工業化進程卻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這是因為工業化領域的改革觸及了既得利益群體，許多關鍵的改革無法推行，導致用工標準嚴苛、土地徵收困難，基建進展緩慢。印度工業發展因此始終無法進入規模化發展的快車道，大量勞動力只能滯留在效率低下的非正規部門，同時大量項目因為土地徵收問題而被迫擱置。

由於關鍵領域的改革推進緩慢，印度採取了與傳統工業化國家“農業-工業-服務業”模式大相徑庭的“跳躍式”和“錯位式”發展，希望直接從（農業主導的）第一產業主導跨向（服務業主導的）第三產業主導，從而避開工業主導的第二產業。這一時期，印度的服務業而非製造業成為其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呈現出一般只有在發達西方國家才呈現的“後工業化”產業結構特徵，甚至還出現了“去工業化”的現象。1990年至2003年期間，服務業佔印度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40.9%上升為51.2%，而同一時期內工業佔比則從27.6%倒退為26.6%。與其說是印度主動選擇了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如說這是印度製造業難以推進的被動結果。

對於印度的“後工業化”發展道路，持肯定態度的一方認為，印度依靠高科技、高端服務業可以繞過工業化，走出了一條從農業主導直接轉向服務業主導的新型發展道路，並認為這是符合印度特殊國情、具有印度特色的發展模式，印度可以藉此完成經濟崛起的歷史任務。反對方則認為，對於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而言，本身並不進行物質生產的服務業難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而能夠發展實體經濟和大規模吸納就業的工業製造才是動力之源。

發展模式的爭論至今沒有定論。但是印度經濟的實際表現則顯示，工業發展的欠賬已經帶來了嚴重的系統性問題。一是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根本不足以支持內生性的現代服務業發展，過於倚重服務業發展就帶來了外部依賴性問題--與工業品的國際供應不同，印度國際化的服務業供應無法與本地需求相匹配，如果外部市場出現波動，將嚴重擾亂印度經濟運行。二是服務業尤其是高端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有限，無法為每年印度千萬級別的新增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更無法觸及低技能、低知識的農村貧困人口，因此無助於解決“普遍貧困”問題。三是服務業不涉及物質生產，因此無法衍生產業集群和產業鏈為代表的工業生態系統，這使得印度的經濟結構難以迭代演進、獲得新技術帶來的普惠性的生產力提升。

（四）“印度製造”取得階段性成果（2014年至今）

雖然不少印度專家至今仍以服務業導向的“抄近路”的發展方式為榮，但印度政府已經將過於依賴服務業的經濟當作必須解決的結構性問題。印度人民黨政府上臺以來，推出了多項旨在推動製造業發展的政策，這一方面是為了獲得更高速、更穩定、更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真正使印度達成“大國崛起”的目標；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通過擴大就業、減少貧困、增加福利而獲得政績，贏得選票。

2014年9月，就任總理不到半年的莫迪就推出“印度製造”戰略。莫迪通過鼓勵外商直接投資、降低行業准入標準、改善國內營商環境，意欲撬動印度巨大的市場潛力和豐富廉價的人力資源，以此推動印度工業化，以達成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全面提升其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水平的目標。例如，為實現2020年電子產品“淨進口為零”的目標，莫迪政府2017年初批准了總額達15億美元的特別獎勵計劃（MSIPS）和關鍵性的“階段製造業促進項目”（PMP）。PMP按照整機裝配、配件製造、普通器件製造、高價值器件製造的延伸順序，通過對各階段產品逐步加徵區別性的關稅，促進印度由易到難漸次形成手機產業的各個環節，最終培育完整的產業生態。在2015年PMP第一階段，印度對整體進口的手機加徵13.5%的關稅，但全部豁免用於組裝整機的配件、零件和元器件，因此在本地組裝和進口手機之間出現了13.5%的成本差，從而引誘、脅迫國際廠商在印投建裝配工廠；2017年PMP進入第二階段，印度不僅對進口整機，也對部分組裝零部件加徵了額外關稅，但對高價值元器件和更加上游的部件實施免稅，因此國際廠商除了在印度投建整機組裝廠以外，也將位於產業鏈更上游，有更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工廠移向印度。

由於實施了MSIPS和PMP，工業製造長期停滯的印度，2019年手機總產量預計超過5億部，2018年就已經成為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大手機生產國，而在其國內市場銷售的手機國產化率也超過90%。手機產業成為莫迪“印度製造”計劃的明星行業：從生產規模上看，印度手機工廠從2014年4家上升為2018年120多家；從本土附加值佔比上看，從2014年的6%上升為2018年的超過30%。小米和三星分別在印度建立了附加值極高的元件工廠，並計劃繼續投建其他關鍵元器件。

從本質上說，手機產業的繁榮是利用市場體量和產業政策造就的“人為優勢”，而非印度利用低廉用工成本而獲得的“自然優勢”。國際廠商在印度投建工廠的原因既不是印度市場本身的吸引力，也並非其要素成本具有競爭力，而更多是出於PMP等產業政策造成的人為成本差。印度政府利用先期已經入場的國際廠商不忍放棄已有市場份額的求全心理，用PMP這種步步緊逼的階段性產業政策，將手機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漸次引進，最終形成生產規模足夠大、生產成本足夠低且各個生產環節能夠自洽的產業生態。

在勞工制度、土地制度、基礎設施等限制工業化的桎梏無法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印度手機產業通過實施PMP走向繁榮是特例，並不具有普遍性。一方面，印度自身龐大的市場和快速上漲的手機普及率為國際廠商在印度投資建廠帶來了巨大的市場想象空間，可以使其暫時不顧印產手機競爭力低下而實施本地生產。另一方面，手機產業本身多環節、多元件、附加值較高、勞動密集型與資本技術密集型相結合等特點，也部分規避了土地、勞工、基礎設施改革不力的劣勢。在這種情況下，PMP在手機產業取得的成功很難向其他產業複製，尤其是對要素成本價格更為敏感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產業。如果不進行深度改革，PMP政策不僅很難真正有效推進印度整體工業化進程，還會因為關稅政策的扭曲效應降低印度經濟的整體運行效率，走回“進口替代”的老路。

▍二、印度工業化的問題與挑戰

雖然印度近年來取得了較高的經濟增速，歷屆政府也都較為重視工業發展問題，但印度的工業化仍然停滯不前。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估算，2016年印度農業、工業、服務業對GDP的貢獻分別為15.5%、23%和51.5%，卻分別僱傭了47%、22%和31%的勞動力。從產業結構上看，與發展階段相似的其他國家相比，印度的工業部門佔比明顯落後，服務業佔比卻接近發達國家。然而，對於印度而言，其高新產業的光鮮外表難以掩飾其內部種種難以逾越的結構性問題--印度經濟整體就業機會不足、整體效率低下、產業缺乏聯動、社會整合乏力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例如，雖然印度在2004~2009年間經歷了GDP年均增長9%的歷史性高潮，但由於經濟結構不良，每年僅創造了約100萬個就業機會，而印度每年需要至少1000萬個就業機會。這種“無就業增長”給印度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因此，如何通過推動工業化以規模化地創造就業機會，並通過部門間的勞動力轉移提高整體生產效率，就成了印度政府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一）資源動員不足導致資本匱乏

從經濟原理的角度看，工業化的過程必然是資本增加的過程，一國如果缺乏資本的內生籌集和外部投入就不可能完成工業化。歷史上完成了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大多通過對外殖民掠奪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但是印度、中國等後發大國已經不再可能重複這一途徑，因此必須尋找新的途徑完成資本積累。從這個角度看，沒有找到合適途徑獲取資本的印度，在其工業化的各個階段始終伴隨資源動員不足導致資本匱乏的問題。

（1）土地改革不力導致工業資本積累不足

尼赫魯最初希望仿照蘇聯的工業化模式，先進行土地改革和農業組織化以培育和積累資源，再通過“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業部門汲取工業化亟須的資本。然而，由於印度並未建立強有力的行政體系，尼赫魯推出的“土地持有最高限額法”等改革政策受到了地主和富農群體的激烈抵抗，最後並未貫徹執行，土地仍然集中在少數私人手中，政府無法進行整合利用。在土地改革推進不力的情況下，印度農業部門無法為工業化提供充分支持。也正是這個原因，印度工業化在經歷了前三個“五年計劃”的高速推進以後，就因為印度政府無法順利從農業部門汲取足夠多的資源進行工業投資而陷入了發展緩慢的瓶頸期。此外，土地改革的失敗也導致印度龐大的農業部門無法提高生產效率，貧困普遍存在，這使得印度一直無法形成足以支撐其工業化的內需消費市場。

（2）對投資限制過多導致外國資本無法進入

印度1990年改革之後逐步對國內資本放鬆了投資限制，但是對外資一直限制較多，各方也難以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造成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原因：一方面，包括國大黨在內的中左翼政黨奉行社會主義的原則，認為引入外資的實質是允許外國資本家剝削印度人民，因此反對這種“引狼入室”的行為；一方面，以印度人民黨為代表的中右翼政黨奉行經濟民族主義，他們反對引入外國資本，認為這會擠壓印度本土小生產者和小店主的生存空間。莫迪2014年上臺以後放寬了外資准入條件，但是由於土地、勞工等政策法規的桎梏，印度吸引外資的規模和成效總體而言仍有較大提高空間。

（3）通貨膨脹率較高導致儲蓄率和投資率不足

由於印度經濟運行既缺乏強力政權的統籌，又缺乏市場力量的塑造，其供給和需求嚴重失衡，除“一五”時期之外，一直存在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由於物價上漲勢頭強勁，印度民眾儲蓄意願長期低迷，這也嚴重影響了印度的資本形成率。雖然印度政府採取了提高消費稅、鼓勵儲蓄甚至強制儲蓄的辦法提高儲蓄率，但是收效甚微。

（二）利益集團過於強大

印度國家資源動員能力不足的問題，實質是各種利益集團過於強大，既阻礙了政府對社會進行整合，也阻礙了社會內部通過市場力量進行自發整合。例如，土地徵收制度改革涉及人數眾多、分佈極廣的農民階層；勞工制度改革涉及組織嚴密、選票集中的各行業工會和公共僱員等等。受制於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印度政府無法推出最有利於工業化的政策，資本的力量也無法按照市場規律進行自由優化配置，一直難以形成足以推動工業化進程的合力。

縱觀歷史，一國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利益集團。利益集團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利益集團背後的制度性問題。印度工業化所遭遇的制度性問題大多都屬於在印度人看來是“正確”的事情-既然對於土地產權、勞工權利和小業主的保護是無可辯駁的“政治正確”，那麼改革就無從談起。如果要改革這些“正確”的制度性問題，就必須進行政治動員，但印度政府又缺乏這種行動能力和政治決心。具體說來，阻礙印度工業化推進的利益集團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類。

（1）強大的“有地階級”造成的徵地難題

通過對傳統社會中高度集中的土地進行改革和再分配，促進農業生產力發展，是工業化的必要前提。然而尼赫魯的土地改革失敗以後，土地私有產權被進一步鞏固，在“產權神聖”精神的庇護下，“有地階級”坐地起價，造成徵地難題，這成為印度工業化發展的關鍵阻礙之一。

（2）“勞動貴族”造成的用工難題

印度人口基數龐大、勞動力素質偏低、資本相對缺乏，但卻沒有順應自身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造成這種錯位的原因就是印度的“勞動貴族”集團。印度工人一旦進入規模以上的工廠工作，就可以享受全方位的勞動權利和保護；正規部門的工人往往組成各種工會，再通過工會組成政治聯盟，這種嚴密的組織與票選民主結合起來，就形成任何政治勢力都不敢小覷的政治集團。嚴苛僵化的用工法律與強大的工會力量不僅大大降低了印度的工業生產效率，還妨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使印度難以形成一個有效的勞動力市場。

（3）“小業主聯盟”帶來的規模化難題

規模化帶來的效率提升，是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源動力。但是，在印度經濟發展碎片化的背景下，以小店主、小廠主為代表的小業主勢力由於人多勢眾，反而通過票選民主進行政治動員，促使政府出臺有利於小生產的政策。比如，為了保護印度的小雜貨店，印度政府對大型綜合超市進行了諸多限制。[25]在這類政策的影響下，印度事實上進入了一種“逆向淘汰”，使得印度絕大部分企業都是缺乏擴大規模動力的小微企業。規模難以擴大意味著印度企業無法通過擴大生產提高效率和競爭力，這又成為印度工業化進程長期受阻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印度工業化歷程的啟示

（一）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匹配，否則將產生巨大的制度性阻力

印度經濟發展困難的本質在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錯位發育。殖民時期，英國人為籠絡本地精英在印度設立了議會，印度精英則利用議會和英國大地主、大資本家和大商人周旋。這種語境下，為了反對英國的殖民剝削，這些印度精英仿照英國體制的法規出臺了大量保護土地、勞工和小業主的措施。作為反殖民運動的一部分，印度獨立後保留了這些法律遺產。印度從英國借鑑了後工業化時代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卻還停留在工業前期階段。印度的票選民主再加上“過於先進”的法律體系，使印度容易形成大量利益集團：印度工人常常濫用勞工保護法，堅決反對新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進入工廠；小地主結成聯盟，寧願土地荒蕪也要漫天要價，使得印度工業徵地成本遠超其經濟發展水平；小業主形成政治壓力集團，寧願堅守極低的勞動生產率也要用行政許可證的辦法來限制規模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印度有世界上最充裕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印度工業進程依舊無法享受應有的要素紅利，無法發揮其潛力。

（二）推進工業化是高度複雜的系統性工程，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治理能力

無論是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印度始終面臨“國家能力”不足的問題，無法將國家的意志和目標轉化為現實。這種“國家能力赤字”是印度無法順利推進工業化的重要原因。印度雖然脫離了殖民統治，但是在政治和社會層面卻延續了殖民時代的窠臼--上層建築繼承了議會民主，基層則沿著種姓、宗教、民族、階層的斷層線板結，形成各色利益集團。由於其經濟控制力與極低的社會、政治整合水平難以適配，印度國家能力長期孱弱，無法制定貫徹落實既定的工業化方針。

（三）產業發展應契合比較優勢，做到實事求是，因地制宜

印度人口基數龐大，勞動力素質偏低，資本相對缺乏，但卻走了一條發展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道路。幾十年來，印度一直以其極具競爭力的製藥和IT服務業等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著稱。這種看似光鮮實則扭曲的工業發展路徑讓印度經濟付出了巨大代價：它既忽視了印度消費者對工業製成品的巨大需求，使得其不得不依賴進口，也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來滿足國內勞動力不斷增長的工作需求。然而，與其說印度主動選擇，不如說印度是因為種種限制而被迫走上了這條與比較優勢背道而馳的發展道路。與孤立的高端服務業相比，工業製造對土地徵收、勞工制度、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要求反而更高。這也是為什麼雖然印度用工價格低廉，但是卻依然難以把勞動力成本優勢轉化為優勢產能的原因。畢竟，面對遙遙無期漫天要價的土地徵收、冗員無數尾大不掉的勞工體系、供應短缺價高質低的基礎設施、權力尋租無心發展的官員，再低的用工價格也無法補償巨大的隱性生產成本。服務業和高新技術不涉及大量的土地、勞工問題，對交通能源基礎設施要求也比較低，因此反而就成了“門檻較低”、“易於發展”的行業。從這個角度上說，印度發展製造業面臨的核心挑戰在於如何激活和利用其資源稟賦，從而在國際經濟競閤中更好利用其內生的比較優勢。

▍四、結語

印度充滿曲折的工業化歷程說明，後發大國的工業化絕不是機器生產“自然”的普及推廣和經濟發展“必然”的邏輯推演。恰恰相反，它是一場需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逆勢”鬥爭，強有力的組織核心、持續的行動能力以及合適的歷史社會契機缺一不可。從這個角度看，印度的工業化絕不是單一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綜合性挑戰。因此，對於印度政府而言，具體的經濟政策固然重要，但是更關鍵的是要尋求社會、政治領域的深度改革，全面提高國家能力，如此才能真正解決工業化這個決定印度十幾億人民生存發展的重要問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6月刊，原題為《“印度製造”的雙重困境——印度工業化的曲折道路》，篇幅所限，註釋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紙質版。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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