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說得著"的人就能實現"一句頂一萬句"了嗎?

中國文學史自《詩經》起就有了關於描述孤獨的記載，對現實的無奈感懷，對思而不得之物的悲痛追憶，這種孤獨苦悶的情緒作為一種特別的情調一直影響著後來浩浩蕩蕩的中華文化史。

從"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陳子昂，到東臨碣石，孤獨一人觀滄海的曹操；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白居易，到"獨行獨坐，獨倡獨酬還獨臥"的女子朱淑真；從"無言獨上西樓"的李煜，"尋尋覓覓，冷冷清清"的李清照，一直到獨憐落花的林黛玉。無論是普通人家的閨閣女子，還是將相帝王、憂國憂民的士大夫，整個中國古典文學都不曾逃脫"孤獨"這個字眼。這說明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孤獨其實是一味不可或缺的元素，是與整個中華文明相伴隨而形成發展起來的。

而到現代，劉震雲用簡單的"一句頂一萬句"向我們更深刻地剖白了中國底層百姓內心深處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主要表現在人與人對話的艱難和疲憊，從親情，友情到愛情，維繫一個社會人生存的情感鏈條整個斷裂，這種撕裂感帶來的孤獨與痛苦無助，是與眾不同的。雷達這樣認為："它首先並不認為孤獨只是知識者、精英者的專有，而是認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車賣漿者們，同樣在心靈處存在著孤獨，甚至'民工比知識分子更孤獨'，而這種作為中國經驗的中國農民式的孤獨感，幾乎還沒有在文學中得到過認真的表現。"

1、 孤獨的原因：精神文化心理上的隔膜

首先，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薰陶下的中國農民，在物質生活資源匱乏，溫飽問題尚且沒有解決的情況下，精神文化生活是貧瘠的,這也是他們之所以會陷入一種迷茫和孤獨的精神困境的原因。理性是不能提供自身的尺度的，只有信仰可以承擔這個重任。

意大利傳教士老詹在中國傳教四十年，只發展了八個教徒，而第九個教徒楊摩西最後也背叛了他。中國農民對神的祈求大多也僅限於功利性的願望的達成，而非對神有心理上的信任。小說中的老詹之所以拒絕家人的懷抱，一個人在中國傳教三四十年，依然能夠每天積極地生活，就是因為他有信仰，有心中的神可以幫助他解決煩惱，陪伴他左右，作為他的精神支柱。

第2， 缺乏對自我身份的認知和獨立的人格。"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楊百順一生都沒有弄清楚這個問題，三次易名，直到最後在火車上被別人問到這個問題，他回答說是"羅長禮"——他最初最崇拜、最想成為的那個人。在楊百順這裡，名字代表著個人身份的確認，而他過了半生始終沒有在社會環境中找到個人的定位，個體的生存意義，所以直到最後他都是孤獨的。

第3， 孤獨的深層次原因是缺乏信任。老詹對於他的朋友"主"是信任的，他可以毫無保留把心裡話告訴他，並且不會有第三個人知道。這樣一方面神就是一個值得無保留信任的朋友，不會洩露祕密，同時也就避免了話語在傳遞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誤會，而造成朋友之間關係的惡化。

在熱鬧的中國社會，每個人都不缺乏朋友，但是缺少相互之間的信任。人們周圍的世界，充滿著一種緊張、敵意、和冷漠的氛圍。人們一方面希望身邊能有一個交心的人可以傾訴，另一方面又因害怕"知人知面不知心"，而對身邊的人有所防備，那麼實際上能夠說貼心話，稱得上靈魂之友的朋友並不多。而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對新認識的朋友反而更有安全感。這種悖論其實反映了相互熟悉的人之間信任感的下降，越是相知的靈魂，孤獨感越沉重。

2、 擺脫孤獨：尋找"說的著"的人

為了擺脫這種孤獨感，人們通常採用一種重要的方式，就是找能夠"說得著"的朋友。"話"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非同尋常的角色，牛愛香結婚的時候對牛愛國說的話是："姐現在結婚，不是為了結婚，就是想找一個人說說話。"能夠有一個說上話的人就是找到一個心靈的伴侶，人們通常在平凡的生活中因不被周圍人理解或對某一時刻發生的現實無法釋懷，有意或無意地在尋找一個可以讓自己感到解脫的答案。

這種精神境界的契合是每個中國人都渴求的，所謂"知己難求"。這是一種獨特的中國式感情，能夠交心在國人看來是超越了財富、名望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話語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者的身份和聽者的心境。聽者對自己的訴說不感到厭煩並且能夠與自己站在同一立場，或者提供一定心靈安慰或者解決方法，這就是作者所謂能"說得著"的人。但找到"說得著"的朋友之後，人們就永遠不再 "孤獨"了嗎?

在小說中，劉震雲從親情、友情以及愛情關係的角度出發，塑造了幾對互相能夠"說得著"的人：親情關係裡，楊百順跟巧玲能說得著，但是巧玲被人騙走，好不容易尋到的人轉眼又丟落在人間；愛情中，牛愛國遇見了"說得著"的章楚紅，但依然在最後一刻選擇放棄了她。友情上，牛愛國與自己最交好的三個之間的關係也隨著時間的流逝累積起各種細小的矛盾而日漸疏遠了起來。

劉震雲在《一句頂一萬句》開篇這樣定義知己："不在當面的表白，而是背後說起朋友的時候，是否提到過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別人當成了朋友，別人並沒拿你當朋友。另一個判斷朋友的標準是，在你走投無路時，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幾個。"

曾經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的好友，曾經在生命中陪伴著我們度過最快樂時光的那個人，在時間長河的另一端，早就變了模樣。不能責備物是人非，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過分依賴群體的人，就像靠腐蝕生存的寄生蟲，單純靠外力苟且偷生，這不是長久之計。一旦有一天，外力削弱或消失，失去了這種支撐了人就會崩潰，這種孤獨感反而會比"寄生"之前更加強烈。劉震雲接老詹之口說出了心裡話："孩子，頭一回我不以主的名義，以你大爺的名義給你說，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別人；遇到大事，千萬不能把自個兒的命運，拴到別人身上。"知心者的一個個離去其實是在陳述一個事實，"'知心話'並非常態，那隱藏在國人心中的尋找'知心話'的心靈寄託才是真實的存在。"

其實，真正想擺脫這種孤獨感，終究還是要回到個體身上。一個精神文化飽滿的人，一個擁有信仰的人，應該是對自我認知明確，有著一套獨屬自我的生存體系的。作者寫這部作品既在呼籲個體對自我價值的尋求和肯定，同時也呼喚人與人之間的愛和信任，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說得著"的那個人，通過對個體生存價值的肯定以及社會交往環境的淨化，來營造出一種優美的鄉土文化，也擺脫孤獨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