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不慣王小峰，說他“牛逼哄哄”、“憤青”、“傻X”，但他通常都會懟回去。就算轉型賣T恤，他也不會放過某些顧客，“愛買買，不買，出去！”。

刺蝟公社 | 彥東

見面那天，北京氣溫高達39℃，但王小峰卻希望約在室外，因為他需要抽菸。只是被似火的驕陽暴晒了一陣後，他終於還是打消了之前的念頭。於是，他把煙掏出來，擺在面前的桌上，準備隨時出去點上一支。

社會太壓抑、生活缺乏創造性、瞧不上眼的人太多……現實中有太多事情讓他感到痛苦，而做T恤卻讓其找到了些安慰。“做T恤衫是我的愛好，它還能讓我有點期待。”王小峰對刺蝟公社（微信ID：ciweigongshe）說。

王小峰身著自己的品牌“不許聯想”的迷幻豬T恤，豬是英國搖滾樂隊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標誌之一。“這隻豬上的字體是迷幻風格的，那時候玩搖滾的人磕了藥，看東西會產生迷幻的效果，他們就發明了這種文字。”他滔滔不絕地介紹著。

（王小峰）

從1989年發表音樂評論開始，王小峰已經做了28年的文化記者和樂評人，網名叫“帶三個表”，網友叫他“三表哥”。

《三聯生活週刊》前主編朱偉評價他“一直有尖刻的文化批判的眼光”，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王小峰就憑藉著犀利的文筆攪動著音樂圈。

“我把中國搖滾圈得罪了個遍，那時候很多圈裡人經常堵到我家門口，現在想起來還挺緊張的。”王小峰說。

2017年6月，王小峰辭去《三聯生活週刊》（以下簡稱“三聯”）主筆的職務，專心賣T恤，品牌名為“不許聯想”，這也是他的博客名字。

“有變化，才有新聞。但我報道的文化娛樂領域已經沒有任何變化了，最近10年裡，你看到過叫文化的東西嗎？”王小峰緩緩地說。

在他眼裡，T恤是為數不多的、值得推廣的文化。

T恤源於勞工服裝，T恤文化形成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搖滾樂的黃金時期，歐美搖滾樂迷會把想要表達的內容通過圖案、文字等形式印在T恤上。

“這不就是媒體嗎？我只不過換了個形式繼續做媒體。”王小峰說。

憤怒樂評人的絕望

穿著“不許聯想”T恤的老狼給王小峰打了個電話：“你這T恤太牛逼了，在國外走在路上大家都看我。”

早在2009年，“三表哥”就開始做T恤了，那時還沒有“內容電商”的概念。但他的博客“按摩乳”（後改名為“不許聯想”）日瀏覽量已近10萬，就打了打廣告。“本來是做著玩的，但竟然還賺了點錢，扔出去4萬，收回10萬”，3000件庫存一個夏天就賣光了。

也就在那段時間，這位在三聯發表了多篇代表作的文化記者，動了離開三聯的念頭。

（搖滾樂隊平克弗洛伊德）

王小峰聽歐美音樂比較多，對內地的音樂不太在意。在音樂圈的“94輝煌”時期，一批知名音樂人火速誕生且各領風騷。當時的王小峰被稱為“憤怒樂評人”，經常一句話就會引起一場風波。

1995年左右，高曉鬆發現了小柯，隨後擔當製作人為小柯出了第一張專輯。而王小峰卻故意“噁心”高曉鬆說：“這張專輯如果有一個製作人，水平能提高一大截”。這讓高曉鬆憤怒不已。

有次參加活動的路上，兩人打了個照面。“你憑什麼說這張專輯沒有製作人”，高曉鬆質問王小峰，兩人從大街上一路吵到現場。

“現在看當時其實挺有意思。大家都意氣風發，都挺自我，都愛鬥氣。”王小峰笑著回憶道。

上世紀的“憤怒”，卻在新世紀漸漸變成了“絕望”。“環境變得壓抑、停滯，其實不管你是做調查，還是做文化，感觸都一樣。”

這位文化記者有一本用了十幾年、4釐米厚的採訪本，積累了五六百個娛樂圈人士的採訪素材。“幾乎沒有新的人、新的現象再冒出來了，採訪的每一個人或者每一個話題你都見過。”

過去寫稿子，王小峰經常感到焦慮，總怕寫不好。但到了2010年，他已經沒有動力寫了，寫稿完全是出於責任。“因為我必須讓主編早上七點鐘打開郵箱的時候看到稿子。再後來，我根本不想寫了。一個採訪，整理完錄音，能拖上一個月才動筆。”

2010年，王曉峰第一次遞交辭呈。

時任《三聯生活週刊》主編的朱偉找他談話，希望他能繼續做下去。“我是個心軟的人，容易被感動，所以又堅持了幾年，但是心裡卻越來越厭惡這個媒體大環境，它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王小峰說。

“這個時代凝固了”

2010年，酷愛音樂的王小峰因為採訪參加了挪威一個城市的音樂節。

音樂節的主辦者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王小峰不解地問他，這個音樂節是怎麼辦起來的。“結果發現就是人太少，太無聊了，一到夏天人都出去了。他要搞出點動靜，問誰想贊助，結果有不少企業出錢贊助他辦音樂節。”

那才是有創造性的生活，也是王小峰一直嚮往的美好生活。

然而，這樣的美好，正變得越來越少。

進入21世紀，曾經一度執全球牛耳的美國搖滾樂陷入了停滯。在這位樂評人看來，美國的社會生活太安逸了，缺乏變化，藝術家漸漸沒有了要表達的東西。

而國內卻是另一種情況，王曉峰不太能接受現實——“突然間，就變得過於壓抑了，這個時代凝固了”。

業界常言“三聯是主編的搖籃”，但王小峰卻堅持說：“我離開三聯，絕不再碰媒體。如今種地都比做媒體好，至少種地得到的糧食是真的。”

“要不是現狀讓我失望，我還不會下定決心去做T恤。過去，我一直把做T恤當成一個興趣去玩，掙錢賠錢都無所謂。但現實是殘酷的，它告訴你不能隨便瞎玩了。”喜歡抽菸的他吐了口菸圈，“你得活下去呀。”

對王小峰而言，做T恤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救贖。

“做T恤可以發揮我的想象力和創造性。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喪失了創造力，變得越來越封閉，年紀輕輕的就老氣橫秋。我慶幸自己還有創造力，還想著用創意、用更開闊的眼光來解讀這個世界，這多少讓我對未來有點期待。”

在中國，T恤多被視為裹體用的衣服，真正T恤把當作文化玩的，還僅限於搖滾圈等群體。換言之，T恤文化還沒有得到有效推廣，這也是王小峰現在想要做的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T恤最初的形態其實是衣褲連體的，因為那是體力勞動者才會穿的工作服。發展初期，T恤並未被主流社會所接受，甚至不能被稱為外衣，具有鮮明的底層社會標籤。

直到影星馬龍白蘭度在《慾望號街車》中穿了T恤。“年輕人不管你那一套，我偶像穿了，又酷又帥，我就得穿。”這位T恤文化熱愛者略顯激動地向刺蝟公社介紹，至此，T恤衫才被視為可以穿在外面的衣服。

1960年代，歐美搖滾樂興起，T恤成為演唱會的宣傳物料，前胸印著樂隊的頭像和logo，後背則是演唱會的時間地點。搖滾樂的核心在於表達，T恤也獲得了這一屬性——人們在T恤上印上自己喜歡的歌詞和圖案，讓T恤成為表達的媒介。

“T恤是唯一見證了這些歷史事件的衣服，和媒體有什麼差別，這不就是媒體嗎？”這位做了20多年文化記者的媒體人說。

在藝術與商業之間

2006年，王小峰和《讀庫》創始人老六一起吃飯，跟老六聊起自己想做T恤的想法。

“你一定要在淘寶上開一家T恤衫店……”那時，老六剛剛做《讀庫》，初嘗網店銷售的樂趣和甜頭。

“將來你會成為T恤衫之王。”老六勸他。

“我就想親手做出一件T恤，這是一個情結，做出來也許我就再沒興趣了。”王曉峰心裡犯起嘀咕。

後來，老六和《讀庫》成了“獨立出版之王”，而王曉峰也終於全身心投入到做T恤的事業中。

對比老六，王曉峰承認，“關於將來，我根本沒他想得那麼遠、那麼好”。

每設計一款新品前，這位有過多年案頭工作習慣的文化記者都會查閱大量歷史文獻，琢磨圖案和表達間的關係。

“整個中國估計都沒像我這麼做T恤的，想出一個創意，要看十幾萬字的資料。”王小峰有點兒得意地說。對他而言，這項工作充滿了樂趣。

這位文化人的另一大愛好是“捉弄”設計師。他覺得中國設計師被“方塊字審美”和海報文化荼毒太久，可把T恤上的圖案做成圓形和方形是大忌，“穿在身上會變得很難看”。

“我上次故意給一個特別愛畫方塊的設計師出難題，讓他設計一款麥田怪圈，結果他到現在都沒交稿。”王曉峰時常這樣“刁難”設計師。

（“不許聯想”T恤衫）

在這位憤怒樂評人的眼中，國內不論設計師還是企業家，都鮮有人懂T恤。“很多T恤已經不是能用難看形容了，穿著也特別不舒服，一洗就縮水、變形。”

“不許聯想”採用的是美國高級皮馬棉，這種只有美國高級皮馬面協會會員才能獲取的珍稀原料，他花了好幾年時間，“拐了十幾道彎”才找到。

“不許聯想”的產品單價在140~200元左右，已經達到知名服裝品牌的價格。有人覺得他賣得貴，也有人對印花圖案提出異議。

“你看著喜歡合適，你就買。不合適去下一家看看，整棟商場都不合適，再換一條街看看，還不合適換個城市看看，這個國家都不合適坐飛機出國看看，地球上沒合適的你去火星上看看，就這麼簡單。”王曉峰通常都會懟回去。

這個有點自我的中年人敢罵顧客，不大信任“搶佔市場”的商業邏輯，甚至排斥一些常見的營銷手段。

2017年6月，這個在三聯工作了14年的文化記者還是選擇了離職。當時恰逢“不許聯想”夏季新品上市，合夥人對他說“你快點發文章帶帶咱們新品”，結果他就是不願意，一直拖到7月中旬沒有新品發佈時，才在微信公號“只有大眾沒有文化”上發了離職文章。

合夥人的焦急並不是沒有原因，直到今年初，“不許聯想”還在虧錢，而且顧客中70%都是回頭客。

“老沒有新客，這不就要做死了嗎？”這個才踏進商業圈不久的“新人”也會為營收問題感到焦慮。

但隨著盈虧逐漸平衡，這種焦慮感淡化了一些。

“等以後有錢了，還是招個人專門做營銷吧。”這位60後創業者仰起頭思考了一下“拉新”的問題，淡淡地說。

至於以後的生活和商業計劃，王曉峰還沒有什麼確切的想法。“我一直覺得給自己設定目標，這輩子一定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這種人，挺可拍的。”在這個不愛規劃人生的另類者看來，這輩子能做好自己，就算沒跑偏。

現在，王小峰只有一個想法比較明確：就算是賣T恤，也得有點尊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