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和激進的雙標：分析嚴復自由主義思想及其歷史定位的複雜性'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們通觀嚴復的著作以及同時代其他介紹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英國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歐洲大陸的個人自由主義，其中以嚴復和梁啟超的積極宣傳譯介最有力。嚴復以譯介英國穆勒的自由主義著名，其中他所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對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不同，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和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聯繫，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來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們通觀嚴復的著作以及同時代其他介紹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英國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歐洲大陸的個人自由主義，其中以嚴復和梁啟超的積極宣傳譯介最有力。嚴復以譯介英國穆勒的自由主義著名，其中他所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對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不同，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和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聯繫，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來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
他從老莊學說中尋找自由主義思想，他在解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時，認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更認為西方盧梭自由學說“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與莊生之論為有合也“。他舉出莊子《天道第十三》中“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一段詮釋“自由”，解釋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者，幾一切可以聽民自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者，凡屬國民宜各盡其天職，各自奮於其應盡之義務也。”
嚴復從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視角審視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東西方的對比，他總結了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特點是：“苛扼要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有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然不自由異耳。”
在嚴復看來，西學的根本當為學術和政治(“刑政”)，其學術精神是“黜偽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政治精神為“屈私以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這也就是後來“五四”提出來的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而二者得以“行之而常通”，則在“自由”。嚴復認為：“故中國之積弱，非弱於財匱兵窮也，而弱於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科學和民主在中國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沒有自由。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們通觀嚴復的著作以及同時代其他介紹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英國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歐洲大陸的個人自由主義，其中以嚴復和梁啟超的積極宣傳譯介最有力。嚴復以譯介英國穆勒的自由主義著名，其中他所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對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不同，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和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聯繫，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來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
他從老莊學說中尋找自由主義思想，他在解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時，認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更認為西方盧梭自由學說“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與莊生之論為有合也“。他舉出莊子《天道第十三》中“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一段詮釋“自由”，解釋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者，幾一切可以聽民自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者，凡屬國民宜各盡其天職，各自奮於其應盡之義務也。”
嚴復從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視角審視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東西方的對比，他總結了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特點是：“苛扼要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有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然不自由異耳。”
在嚴復看來，西學的根本當為學術和政治(“刑政”)，其學術精神是“黜偽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政治精神為“屈私以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這也就是後來“五四”提出來的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而二者得以“行之而常通”，則在“自由”。嚴復認為：“故中國之積弱，非弱於財匱兵窮也，而弱於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科學和民主在中國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沒有自由。
到了晚年，探尋中西聖哲在思想上的結合點，成為他當時主要的研究方向。對於中國古代典籍，嚴復對老、莊最為青睞。1903年，在《群已權界論》出版的同時，他開始評點《老子》。
1916年，在經歷了洪憲帝制風波之後，嚴復對《莊子》進行了評點。與一般的老莊學研究者不同，他對先秦道家著作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其動機是嘗試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中找到與西方自由觀念相通的一鱗半爪。在比較老子哲學與西方近世哲學之後，嚴復指出：“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們通觀嚴復的著作以及同時代其他介紹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英國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歐洲大陸的個人自由主義，其中以嚴復和梁啟超的積極宣傳譯介最有力。嚴復以譯介英國穆勒的自由主義著名，其中他所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對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不同，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和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聯繫，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來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
他從老莊學說中尋找自由主義思想，他在解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時，認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更認為西方盧梭自由學說“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與莊生之論為有合也“。他舉出莊子《天道第十三》中“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一段詮釋“自由”，解釋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者，幾一切可以聽民自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者，凡屬國民宜各盡其天職，各自奮於其應盡之義務也。”
嚴復從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視角審視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東西方的對比，他總結了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特點是：“苛扼要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有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然不自由異耳。”
在嚴復看來，西學的根本當為學術和政治(“刑政”)，其學術精神是“黜偽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政治精神為“屈私以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這也就是後來“五四”提出來的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而二者得以“行之而常通”，則在“自由”。嚴復認為：“故中國之積弱，非弱於財匱兵窮也，而弱於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科學和民主在中國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沒有自由。
到了晚年，探尋中西聖哲在思想上的結合點，成為他當時主要的研究方向。對於中國古代典籍，嚴復對老、莊最為青睞。1903年，在《群已權界論》出版的同時，他開始評點《老子》。
1916年，在經歷了洪憲帝制風波之後，嚴復對《莊子》進行了評點。與一般的老莊學研究者不同，他對先秦道家著作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其動機是嘗試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中找到與西方自由觀念相通的一鱗半爪。在比較老子哲學與西方近世哲學之後，嚴復指出：“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在嚴復看來，老、莊的“無為”與西方的“自由”只是表述上的不同，兩者本質上是相通的。莊子的“在宥”和楊朱的“為我”，具有西方個人主義的特徵。嚴復大膽地作了一個假設：“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矣。”
在嚴復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思想中，經濟自由思想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西方自由主義者，不管是主張經濟放任主義的，還是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都將經濟自由作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嚴復對經濟自由也格外地看重，成為那個時代極其少有的經濟自由的倡導者。
嚴復對經濟自由的追求是以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的經典著述《富國論》為切入口的。他很欣賞亞當斯密，並翻譯了他的著作《富國論》。他曾向友人解釋原因有二：其一，“選譯特取是書，非不知後來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只是由於，它作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後事之師，斷在於此。”其二，“又因其書所駁斥者，多吾國自古以來言利理財之家病痛。”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們通觀嚴復的著作以及同時代其他介紹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英國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歐洲大陸的個人自由主義，其中以嚴復和梁啟超的積極宣傳譯介最有力。嚴復以譯介英國穆勒的自由主義著名，其中他所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對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不同，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和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聯繫，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來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
他從老莊學說中尋找自由主義思想，他在解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時，認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更認為西方盧梭自由學說“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與莊生之論為有合也“。他舉出莊子《天道第十三》中“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一段詮釋“自由”，解釋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者，幾一切可以聽民自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者，凡屬國民宜各盡其天職，各自奮於其應盡之義務也。”
嚴復從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視角審視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東西方的對比，他總結了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特點是：“苛扼要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有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然不自由異耳。”
在嚴復看來，西學的根本當為學術和政治(“刑政”)，其學術精神是“黜偽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政治精神為“屈私以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這也就是後來“五四”提出來的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而二者得以“行之而常通”，則在“自由”。嚴復認為：“故中國之積弱，非弱於財匱兵窮也，而弱於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科學和民主在中國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沒有自由。
到了晚年，探尋中西聖哲在思想上的結合點，成為他當時主要的研究方向。對於中國古代典籍，嚴復對老、莊最為青睞。1903年，在《群已權界論》出版的同時，他開始評點《老子》。
1916年，在經歷了洪憲帝制風波之後，嚴復對《莊子》進行了評點。與一般的老莊學研究者不同，他對先秦道家著作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其動機是嘗試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中找到與西方自由觀念相通的一鱗半爪。在比較老子哲學與西方近世哲學之後，嚴復指出：“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在嚴復看來，老、莊的“無為”與西方的“自由”只是表述上的不同，兩者本質上是相通的。莊子的“在宥”和楊朱的“為我”，具有西方個人主義的特徵。嚴復大膽地作了一個假設：“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矣。”
在嚴復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思想中，經濟自由思想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西方自由主義者，不管是主張經濟放任主義的，還是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都將經濟自由作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嚴復對經濟自由也格外地看重，成為那個時代極其少有的經濟自由的倡導者。
嚴復對經濟自由的追求是以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的經典著述《富國論》為切入口的。他很欣賞亞當斯密，並翻譯了他的著作《富國論》。他曾向友人解釋原因有二：其一，“選譯特取是書，非不知後來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只是由於，它作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後事之師，斷在於此。”其二，“又因其書所駁斥者，多吾國自古以來言利理財之家病痛。”
從嚴復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斯密的選擇，一是由於對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核心表示贊同，並認為它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二是出於他對中國現實的關照，認為此書所闡發的經濟理念，對國人經濟觀念的改鑄有著至關重要的價值。
嚴復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就是聽民自謀，政府儘可能少地干預民眾的生產經營。嚴復以英國為例，在北美殖民地獨立後，英國不得不實行經濟改革，以自由大通為改革要旨，消除一些國家專利制度。當時許多人認為會因此給國家帶來損失，但事實證明，只是個別地方有些小損失，人民生產經營卻因此得到保證，得以不斷開拓新的產業，國家由此獲得的利益比失去的多得多，國勢日臻富強，以後在世界形勢變化群雄競爭中，能立於不敗之地，也是因其主張自由經濟的緣故。對比看來，嚴復認為，首先應消除中國工商業中現存的束縛，要給願經營工商業的普通百姓以經營的可能與自由。在經營中，政府更要注意不肆意蒐括，或進行地域限制，要給人民自由競爭的權利，不加以干涉。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們通觀嚴復的著作以及同時代其他介紹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英國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歐洲大陸的個人自由主義，其中以嚴復和梁啟超的積極宣傳譯介最有力。嚴復以譯介英國穆勒的自由主義著名，其中他所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對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不同，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和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聯繫，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來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
他從老莊學說中尋找自由主義思想，他在解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時，認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更認為西方盧梭自由學說“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與莊生之論為有合也“。他舉出莊子《天道第十三》中“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一段詮釋“自由”，解釋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者，幾一切可以聽民自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者，凡屬國民宜各盡其天職，各自奮於其應盡之義務也。”
嚴復從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視角審視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東西方的對比，他總結了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特點是：“苛扼要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有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然不自由異耳。”
在嚴復看來，西學的根本當為學術和政治(“刑政”)，其學術精神是“黜偽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政治精神為“屈私以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這也就是後來“五四”提出來的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而二者得以“行之而常通”，則在“自由”。嚴復認為：“故中國之積弱，非弱於財匱兵窮也，而弱於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科學和民主在中國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沒有自由。
到了晚年，探尋中西聖哲在思想上的結合點，成為他當時主要的研究方向。對於中國古代典籍，嚴復對老、莊最為青睞。1903年，在《群已權界論》出版的同時，他開始評點《老子》。
1916年，在經歷了洪憲帝制風波之後，嚴復對《莊子》進行了評點。與一般的老莊學研究者不同，他對先秦道家著作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其動機是嘗試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中找到與西方自由觀念相通的一鱗半爪。在比較老子哲學與西方近世哲學之後，嚴復指出：“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在嚴復看來，老、莊的“無為”與西方的“自由”只是表述上的不同，兩者本質上是相通的。莊子的“在宥”和楊朱的“為我”，具有西方個人主義的特徵。嚴復大膽地作了一個假設：“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矣。”
在嚴復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思想中，經濟自由思想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西方自由主義者，不管是主張經濟放任主義的，還是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都將經濟自由作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嚴復對經濟自由也格外地看重，成為那個時代極其少有的經濟自由的倡導者。
嚴復對經濟自由的追求是以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的經典著述《富國論》為切入口的。他很欣賞亞當斯密，並翻譯了他的著作《富國論》。他曾向友人解釋原因有二：其一，“選譯特取是書，非不知後來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只是由於，它作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後事之師，斷在於此。”其二，“又因其書所駁斥者，多吾國自古以來言利理財之家病痛。”
從嚴復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斯密的選擇，一是由於對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核心表示贊同，並認為它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二是出於他對中國現實的關照，認為此書所闡發的經濟理念，對國人經濟觀念的改鑄有著至關重要的價值。
嚴復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就是聽民自謀，政府儘可能少地干預民眾的生產經營。嚴復以英國為例，在北美殖民地獨立後，英國不得不實行經濟改革，以自由大通為改革要旨，消除一些國家專利制度。當時許多人認為會因此給國家帶來損失，但事實證明，只是個別地方有些小損失，人民生產經營卻因此得到保證，得以不斷開拓新的產業，國家由此獲得的利益比失去的多得多，國勢日臻富強，以後在世界形勢變化群雄競爭中，能立於不敗之地，也是因其主張自由經濟的緣故。對比看來，嚴復認為，首先應消除中國工商業中現存的束縛，要給願經營工商業的普通百姓以經營的可能與自由。在經營中，政府更要注意不肆意蒐括，或進行地域限制，要給人民自由競爭的權利，不加以干涉。
因此，嚴復藉助於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模式和建立自由主義經濟的思路，指明瞭近代中國通往富強的路上，奉行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除了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從國家經濟的發展來論證經濟自由發展的邏輯之外，嚴復還著重探討了人與人、人與集體（國家）的自由關係處理。
嚴復接受了穆勒等人的思想中關於個體自由的觀念，但是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追求個人的幸福並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社會運行應當服從於國家的發展這一更高的目標。
嚴復的目標是追求個人自由和集體自由的平衡，在嚴復眼中，個體自由和國家自由有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個體自由是實現群體自由的途徑，而群體自由是個體自由得以正常發揮的有效保證。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們通觀嚴復的著作以及同時代其他介紹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英國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歐洲大陸的個人自由主義，其中以嚴復和梁啟超的積極宣傳譯介最有力。嚴復以譯介英國穆勒的自由主義著名，其中他所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對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不同，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和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聯繫，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來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
他從老莊學說中尋找自由主義思想，他在解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時，認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更認為西方盧梭自由學說“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與莊生之論為有合也“。他舉出莊子《天道第十三》中“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一段詮釋“自由”，解釋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者，幾一切可以聽民自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者，凡屬國民宜各盡其天職，各自奮於其應盡之義務也。”
嚴復從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視角審視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東西方的對比，他總結了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特點是：“苛扼要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有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然不自由異耳。”
在嚴復看來，西學的根本當為學術和政治(“刑政”)，其學術精神是“黜偽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政治精神為“屈私以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這也就是後來“五四”提出來的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而二者得以“行之而常通”，則在“自由”。嚴復認為：“故中國之積弱，非弱於財匱兵窮也，而弱於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科學和民主在中國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沒有自由。
到了晚年，探尋中西聖哲在思想上的結合點，成為他當時主要的研究方向。對於中國古代典籍，嚴復對老、莊最為青睞。1903年，在《群已權界論》出版的同時，他開始評點《老子》。
1916年，在經歷了洪憲帝制風波之後，嚴復對《莊子》進行了評點。與一般的老莊學研究者不同，他對先秦道家著作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其動機是嘗試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中找到與西方自由觀念相通的一鱗半爪。在比較老子哲學與西方近世哲學之後，嚴復指出：“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在嚴復看來，老、莊的“無為”與西方的“自由”只是表述上的不同，兩者本質上是相通的。莊子的“在宥”和楊朱的“為我”，具有西方個人主義的特徵。嚴復大膽地作了一個假設：“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矣。”
在嚴復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思想中，經濟自由思想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西方自由主義者，不管是主張經濟放任主義的，還是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都將經濟自由作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嚴復對經濟自由也格外地看重，成為那個時代極其少有的經濟自由的倡導者。
嚴復對經濟自由的追求是以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的經典著述《富國論》為切入口的。他很欣賞亞當斯密，並翻譯了他的著作《富國論》。他曾向友人解釋原因有二：其一，“選譯特取是書，非不知後來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只是由於，它作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後事之師，斷在於此。”其二，“又因其書所駁斥者，多吾國自古以來言利理財之家病痛。”
從嚴復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斯密的選擇，一是由於對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核心表示贊同，並認為它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二是出於他對中國現實的關照，認為此書所闡發的經濟理念，對國人經濟觀念的改鑄有著至關重要的價值。
嚴復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就是聽民自謀，政府儘可能少地干預民眾的生產經營。嚴復以英國為例，在北美殖民地獨立後，英國不得不實行經濟改革，以自由大通為改革要旨，消除一些國家專利制度。當時許多人認為會因此給國家帶來損失，但事實證明，只是個別地方有些小損失，人民生產經營卻因此得到保證，得以不斷開拓新的產業，國家由此獲得的利益比失去的多得多，國勢日臻富強，以後在世界形勢變化群雄競爭中，能立於不敗之地，也是因其主張自由經濟的緣故。對比看來，嚴復認為，首先應消除中國工商業中現存的束縛，要給願經營工商業的普通百姓以經營的可能與自由。在經營中，政府更要注意不肆意蒐括，或進行地域限制，要給人民自由競爭的權利，不加以干涉。
因此，嚴復藉助於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模式和建立自由主義經濟的思路，指明瞭近代中國通往富強的路上，奉行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除了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從國家經濟的發展來論證經濟自由發展的邏輯之外，嚴復還著重探討了人與人、人與集體（國家）的自由關係處理。
嚴復接受了穆勒等人的思想中關於個體自由的觀念，但是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追求個人的幸福並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社會運行應當服從於國家的發展這一更高的目標。
嚴復的目標是追求個人自由和集體自由的平衡，在嚴復眼中，個體自由和國家自由有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個體自由是實現群體自由的途徑，而群體自由是個體自由得以正常發揮的有效保證。
嚴復強調自由要分清“權界”，首先是個人自由不得侵犯其他個人與群體自由。嚴復認為：“自入群而後，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沖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關於這一點，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用一章節來專門闡述什麼是“自由”。文章指出：“自由是座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有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的權利，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樣的權利。”從中看得出，嚴復所闡述的自由既強調個人自由，又反對侵犯他人自由。
因此，嚴復以自由的“權界”為中心，十分強調個人自由的神聖地位，他將個人自由視為國家獨立與富強的前提。群體的誕生是個人的結合，群體的自由目標是為了個體的自由，如果群體是好的，但是個人越過越差，顯然不能稱之為個人自由的實現，群體自由也失去了意義。
嚴復在這裡呈現出兩種矛盾，他一方面提出個人自由的重要性，一方面又強調國家整體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在誰更重要上嚴復有著搖擺不定的狀態，這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紛繁複雜的時局下，當時知識分子頗為複雜的社會認識。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們通觀嚴復的著作以及同時代其他介紹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英國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歐洲大陸的個人自由主義，其中以嚴復和梁啟超的積極宣傳譯介最有力。嚴復以譯介英國穆勒的自由主義著名，其中他所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對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不同，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和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聯繫，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來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
他從老莊學說中尋找自由主義思想，他在解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時，認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更認為西方盧梭自由學說“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與莊生之論為有合也“。他舉出莊子《天道第十三》中“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一段詮釋“自由”，解釋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者，幾一切可以聽民自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者，凡屬國民宜各盡其天職，各自奮於其應盡之義務也。”
嚴復從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視角審視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東西方的對比，他總結了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特點是：“苛扼要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有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然不自由異耳。”
在嚴復看來，西學的根本當為學術和政治(“刑政”)，其學術精神是“黜偽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政治精神為“屈私以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這也就是後來“五四”提出來的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而二者得以“行之而常通”，則在“自由”。嚴復認為：“故中國之積弱，非弱於財匱兵窮也，而弱於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科學和民主在中國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沒有自由。
到了晚年，探尋中西聖哲在思想上的結合點，成為他當時主要的研究方向。對於中國古代典籍，嚴復對老、莊最為青睞。1903年，在《群已權界論》出版的同時，他開始評點《老子》。
1916年，在經歷了洪憲帝制風波之後，嚴復對《莊子》進行了評點。與一般的老莊學研究者不同，他對先秦道家著作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其動機是嘗試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中找到與西方自由觀念相通的一鱗半爪。在比較老子哲學與西方近世哲學之後，嚴復指出：“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在嚴復看來，老、莊的“無為”與西方的“自由”只是表述上的不同，兩者本質上是相通的。莊子的“在宥”和楊朱的“為我”，具有西方個人主義的特徵。嚴復大膽地作了一個假設：“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矣。”
在嚴復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思想中，經濟自由思想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西方自由主義者，不管是主張經濟放任主義的，還是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都將經濟自由作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嚴復對經濟自由也格外地看重，成為那個時代極其少有的經濟自由的倡導者。
嚴復對經濟自由的追求是以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的經典著述《富國論》為切入口的。他很欣賞亞當斯密，並翻譯了他的著作《富國論》。他曾向友人解釋原因有二：其一，“選譯特取是書，非不知後來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只是由於，它作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後事之師，斷在於此。”其二，“又因其書所駁斥者，多吾國自古以來言利理財之家病痛。”
從嚴復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斯密的選擇，一是由於對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核心表示贊同，並認為它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二是出於他對中國現實的關照，認為此書所闡發的經濟理念，對國人經濟觀念的改鑄有著至關重要的價值。
嚴復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就是聽民自謀，政府儘可能少地干預民眾的生產經營。嚴復以英國為例，在北美殖民地獨立後，英國不得不實行經濟改革，以自由大通為改革要旨，消除一些國家專利制度。當時許多人認為會因此給國家帶來損失，但事實證明，只是個別地方有些小損失，人民生產經營卻因此得到保證，得以不斷開拓新的產業，國家由此獲得的利益比失去的多得多，國勢日臻富強，以後在世界形勢變化群雄競爭中，能立於不敗之地，也是因其主張自由經濟的緣故。對比看來，嚴復認為，首先應消除中國工商業中現存的束縛，要給願經營工商業的普通百姓以經營的可能與自由。在經營中，政府更要注意不肆意蒐括，或進行地域限制，要給人民自由競爭的權利，不加以干涉。
因此，嚴復藉助於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模式和建立自由主義經濟的思路，指明瞭近代中國通往富強的路上，奉行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除了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從國家經濟的發展來論證經濟自由發展的邏輯之外，嚴復還著重探討了人與人、人與集體（國家）的自由關係處理。
嚴復接受了穆勒等人的思想中關於個體自由的觀念，但是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追求個人的幸福並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社會運行應當服從於國家的發展這一更高的目標。
嚴復的目標是追求個人自由和集體自由的平衡，在嚴復眼中，個體自由和國家自由有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個體自由是實現群體自由的途徑，而群體自由是個體自由得以正常發揮的有效保證。
嚴復強調自由要分清“權界”，首先是個人自由不得侵犯其他個人與群體自由。嚴復認為：“自入群而後，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沖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關於這一點，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用一章節來專門闡述什麼是“自由”。文章指出：“自由是座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有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的權利，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樣的權利。”從中看得出，嚴復所闡述的自由既強調個人自由，又反對侵犯他人自由。
因此，嚴復以自由的“權界”為中心，十分強調個人自由的神聖地位，他將個人自由視為國家獨立與富強的前提。群體的誕生是個人的結合，群體的自由目標是為了個體的自由，如果群體是好的，但是個人越過越差，顯然不能稱之為個人自由的實現，群體自由也失去了意義。
嚴復在這裡呈現出兩種矛盾，他一方面提出個人自由的重要性，一方面又強調國家整體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在誰更重要上嚴復有著搖擺不定的狀態，這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紛繁複雜的時局下，當時知識分子頗為複雜的社會認識。
縱觀嚴復一生，他在大方向上沒有較大的改變，並沒有經歷一個從自由主義者到保守的後退，他自始至終是一個信奉英美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但是他所信仰的自由主義帶有諸多複雜因素，而他又不能很好的將其和中國傳統的社會相接續起來，造成了他所提倡的思想始終帶有外國舶來品的性質。
他試圖在中國傳統文化框架內為自由主義辯護的行為，在本質上是為了自由主義更好的傳播，但是在近代社會推崇激進主義的變革路線下，嚴復的舉動很快被後來更激進的思想而代替，從而作為落後和保守的一面而被加以批判和拋棄。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於他畢生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思想，進而影響了一大批人。他們懷著嚴復的思想，開展近代社會的救亡運動。嚴復的一生對多種社會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一生都沒有脫離探索救亡的歷程，其終生執著的信念就是“救國為體，中西學為用”，“中西並重、交融互釋”，不附勢、不逐流，認定用漸進改造的方式，探索中國救亡的出路。
綜合來說，從後世激進革新主義的視角下，嚴復是一位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以改良主義道路救國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著濃厚的西方個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會同時定義為自由和保守，這既反映了嚴復思想的複雜性，更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對保守和激進定位的混亂和扭曲。
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系列戰敗條約讓中國人認識到並承認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懸殊差距，向戰勝過自己的西方列強學習成了無可奈何，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洋務派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但效果不彰。
曾經遊學英國的嚴復敏銳地指出，船堅炮利只是西方強盛的表現，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強，中國之所以貧弱的根源最終歸結於自由的有無，而嚴復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們通觀嚴復的著作以及同時代其他介紹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國所接受的自由主義主要是英國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歐洲大陸的個人自由主義，其中以嚴復和梁啟超的積極宣傳譯介最有力。嚴復以譯介英國穆勒的自由主義著名，其中他所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對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與梁啟超的自由思想不同，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和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聯繫，把它們看作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來論證自由主義的正當性。
他從老莊學說中尋找自由主義思想，他在解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時，認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更認為西方盧梭自由學說“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與莊生之論為有合也“。他舉出莊子《天道第十三》中“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一段詮釋“自由”，解釋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者，幾一切可以聽民自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者，凡屬國民宜各盡其天職，各自奮於其應盡之義務也。”
嚴復從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視角審視西方資本主義，通過東西方的對比，他總結了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特點是：“苛扼要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有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然不自由異耳。”
在嚴復看來，西學的根本當為學術和政治(“刑政”)，其學術精神是“黜偽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政治精神為“屈私以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這也就是後來“五四”提出來的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而二者得以“行之而常通”，則在“自由”。嚴復認為：“故中國之積弱，非弱於財匱兵窮也，而弱於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科學和民主在中國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沒有自由。
到了晚年，探尋中西聖哲在思想上的結合點，成為他當時主要的研究方向。對於中國古代典籍，嚴復對老、莊最為青睞。1903年，在《群已權界論》出版的同時，他開始評點《老子》。
1916年，在經歷了洪憲帝制風波之後，嚴復對《莊子》進行了評點。與一般的老莊學研究者不同，他對先秦道家著作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其動機是嘗試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中找到與西方自由觀念相通的一鱗半爪。在比較老子哲學與西方近世哲學之後，嚴復指出：“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由。自由，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在嚴復看來，老、莊的“無為”與西方的“自由”只是表述上的不同，兩者本質上是相通的。莊子的“在宥”和楊朱的“為我”，具有西方個人主義的特徵。嚴復大膽地作了一個假設：“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矣。”
在嚴復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思想中，經濟自由思想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西方自由主義者，不管是主張經濟放任主義的，還是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都將經濟自由作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嚴復對經濟自由也格外地看重，成為那個時代極其少有的經濟自由的倡導者。
嚴復對經濟自由的追求是以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的經典著述《富國論》為切入口的。他很欣賞亞當斯密，並翻譯了他的著作《富國論》。他曾向友人解釋原因有二：其一，“選譯特取是書，非不知後來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只是由於，它作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後事之師，斷在於此。”其二，“又因其書所駁斥者，多吾國自古以來言利理財之家病痛。”
從嚴復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斯密的選擇，一是由於對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核心表示贊同，並認為它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二是出於他對中國現實的關照，認為此書所闡發的經濟理念，對國人經濟觀念的改鑄有著至關重要的價值。
嚴復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就是聽民自謀，政府儘可能少地干預民眾的生產經營。嚴復以英國為例，在北美殖民地獨立後，英國不得不實行經濟改革，以自由大通為改革要旨，消除一些國家專利制度。當時許多人認為會因此給國家帶來損失，但事實證明，只是個別地方有些小損失，人民生產經營卻因此得到保證，得以不斷開拓新的產業，國家由此獲得的利益比失去的多得多，國勢日臻富強，以後在世界形勢變化群雄競爭中，能立於不敗之地，也是因其主張自由經濟的緣故。對比看來，嚴復認為，首先應消除中國工商業中現存的束縛，要給願經營工商業的普通百姓以經營的可能與自由。在經營中，政府更要注意不肆意蒐括，或進行地域限制，要給人民自由競爭的權利，不加以干涉。
因此，嚴復藉助於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模式和建立自由主義經濟的思路，指明瞭近代中國通往富強的路上，奉行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除了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從國家經濟的發展來論證經濟自由發展的邏輯之外，嚴復還著重探討了人與人、人與集體（國家）的自由關係處理。
嚴復接受了穆勒等人的思想中關於個體自由的觀念，但是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追求個人的幸福並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社會運行應當服從於國家的發展這一更高的目標。
嚴復的目標是追求個人自由和集體自由的平衡，在嚴復眼中，個體自由和國家自由有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個體自由是實現群體自由的途徑，而群體自由是個體自由得以正常發揮的有效保證。
嚴復強調自由要分清“權界”，首先是個人自由不得侵犯其他個人與群體自由。嚴復認為：“自入群而後，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沖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關於這一點，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用一章節來專門闡述什麼是“自由”。文章指出：“自由是座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有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的權利，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樣的權利。”從中看得出，嚴復所闡述的自由既強調個人自由，又反對侵犯他人自由。
因此，嚴復以自由的“權界”為中心，十分強調個人自由的神聖地位，他將個人自由視為國家獨立與富強的前提。群體的誕生是個人的結合，群體的自由目標是為了個體的自由，如果群體是好的，但是個人越過越差，顯然不能稱之為個人自由的實現，群體自由也失去了意義。
嚴復在這裡呈現出兩種矛盾，他一方面提出個人自由的重要性，一方面又強調國家整體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在誰更重要上嚴復有著搖擺不定的狀態，這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紛繁複雜的時局下，當時知識分子頗為複雜的社會認識。
縱觀嚴復一生，他在大方向上沒有較大的改變，並沒有經歷一個從自由主義者到保守的後退，他自始至終是一個信奉英美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但是他所信仰的自由主義帶有諸多複雜因素，而他又不能很好的將其和中國傳統的社會相接續起來，造成了他所提倡的思想始終帶有外國舶來品的性質。
他試圖在中國傳統文化框架內為自由主義辯護的行為，在本質上是為了自由主義更好的傳播，但是在近代社會推崇激進主義的變革路線下，嚴復的舉動很快被後來更激進的思想而代替，從而作為落後和保守的一面而被加以批判和拋棄。
這反映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向西方尋求富強時所經歷的內在困境：保守者以自己的定位來看激進者，而激進者又從自身立場出發定位保守，在保守和激進之間難以有一個可以界定的標準得以討論和標定，兩者從未確定一個客觀中立的態度來進行對話，也就造成了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之路沒有迴旋和調和的餘地，崎嶇不平，充滿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