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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誌四川•微黨課】王紀剛 ‖ 延安,為何讓人著迷 ——我寫《這裡是延安》【方誌四川•微黨課】王紀剛 ‖ 延安,為何讓人著迷 ——我寫《這裡是延安》

王紀剛:這張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英姿勃發的著名照片,刊發於1937年1月25日美國《生活》雜誌。照片的拍攝者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也是第一個在陝北紅色根據地採訪的外國記者。

我對這張照片的關注,緣於幾年前中央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局在延安舉辦的《紅星照耀中國——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專題展覽。實際上,這張照片最早刊登於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生活》雜誌第一次集中且大篇幅刊發了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珍貴照片,刊登了斯諾介紹紅軍長征情況的文章,因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查閱了相關著作和歷史材料,我才知道,斯諾當年能夠來到陝北保安,非常不容易。

延安敞開大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腳陝北後,國民黨當局對陝甘寧邊區實行了嚴密封鎖,設立重重關卡禁止中外記者進入邊區,同時又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肆意汙衊、造謠。為打破日寇和國民黨當局的輿論封鎖,對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在上海的宋慶齡主動邀請外國記者來陝北採訪,宋慶齡便通知了她熟悉的美國進步記者斯諾,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斯諾於1936年7月13日輾轉到達中共中央駐地陝北保安。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把陝北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形象傳遞給外界的人。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斯諾的這次訪問視為衝破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輿論封鎖,向國內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戰綱領的重要契機,積極協助斯諾與邊區各方面人員交流,赴紅軍前線採訪。毛澤東更是抽出時間與斯諾多次作長夜甚至徹夜之談。

正是在陝北保安,斯諾為毛澤東拍攝了這張後來廣為人知也深受毛澤東本人喜愛的照片。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開展對外宣傳放在重要位置,成立了由毛澤東負責的中央宣傳委員會,在辦好新華社和《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的同時,還在國民黨統治區辦起了《新華日報》,作為對外宣傳的重要平臺。

與此同時,延安主動向中外來賓打開大門。1937年2月,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來到延安。此後,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美亞》雜誌主編賈菲、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瑞士記者博斯哈德等也紛至沓來。1944年6月,延安還迎來了由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團,當年7月和8月,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共18人分兩批先後來到延安。據統計,1938年至1941年,僅由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延安交際處)接待的來客就有7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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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紀剛:這張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英姿勃發的著名照片,刊發於1937年1月25日美國《生活》雜誌。照片的拍攝者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也是第一個在陝北紅色根據地採訪的外國記者。

我對這張照片的關注,緣於幾年前中央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局在延安舉辦的《紅星照耀中國——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專題展覽。實際上,這張照片最早刊登於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生活》雜誌第一次集中且大篇幅刊發了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珍貴照片,刊登了斯諾介紹紅軍長征情況的文章,因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查閱了相關著作和歷史材料,我才知道,斯諾當年能夠來到陝北保安,非常不容易。

延安敞開大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腳陝北後,國民黨當局對陝甘寧邊區實行了嚴密封鎖,設立重重關卡禁止中外記者進入邊區,同時又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肆意汙衊、造謠。為打破日寇和國民黨當局的輿論封鎖,對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在上海的宋慶齡主動邀請外國記者來陝北採訪,宋慶齡便通知了她熟悉的美國進步記者斯諾,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斯諾於1936年7月13日輾轉到達中共中央駐地陝北保安。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把陝北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形象傳遞給外界的人。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斯諾的這次訪問視為衝破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輿論封鎖,向國內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戰綱領的重要契機,積極協助斯諾與邊區各方面人員交流,赴紅軍前線採訪。毛澤東更是抽出時間與斯諾多次作長夜甚至徹夜之談。

正是在陝北保安,斯諾為毛澤東拍攝了這張後來廣為人知也深受毛澤東本人喜愛的照片。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開展對外宣傳放在重要位置,成立了由毛澤東負責的中央宣傳委員會,在辦好新華社和《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的同時,還在國民黨統治區辦起了《新華日報》,作為對外宣傳的重要平臺。

與此同時,延安主動向中外來賓打開大門。1937年2月,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來到延安。此後,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美亞》雜誌主編賈菲、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瑞士記者博斯哈德等也紛至沓來。1944年6月,延安還迎來了由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團,當年7月和8月,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共18人分兩批先後來到延安。據統計,1938年至1941年,僅由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延安交際處)接待的來客就有7000多人。

【方誌四川•微黨課】王紀剛 ‖ 延安,為何讓人著迷 ——我寫《這裡是延安》

1940年,延安寶塔山(鄭景康 攝)

宣傳出去,爭取過來

在蒐集、整理資料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講好中國革命故事、展示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形象的努力,深深感染了我。我為他們鮮明的時代擔當、真摯的人民情懷、傑出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

民族危難當頭,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高舉抗戰旗幟,積極倡導並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對到訪延安的英國記者貝特蘭說道:我們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釋現在的形勢,聯合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愛國黨派,為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讓來延安的外國記者、中外友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深深的人民情懷: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和綱領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是緊緊依靠人民、團結人民並由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的全面抗戰,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邊區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時刻以人民利益為重並與人民群眾一起共度時艱。因此,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

美國記者斯特朗在延安採訪期間,最常聽到的詞彙是“人民”。毛澤東曾鄭重宣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1944年7月,在與英國記者談話中,毛澤東自信而驕傲地說:“去問我們的人民吧,去哪兒問都行。”在這位記者看來,能夠使毛澤東如此自信的,是因為“他們很清楚,中國共產黨是為他們服務的,他們有在最艱難的時期同我們共患難的經驗”。

延安洋溢著團結、向上、熱情、奮鬥的氛圍,展現出令人“著迷”的吸引力、感染力。外國友人表示,在這裡“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來到延安的華僑領袖陳嘉庚感慨:“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37年,毛澤東對從德國來到延安的王安娜說:“請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時間的話,請你看看我們的邊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敞開胸懷,向各方人士發出熱情的邀約,希望多一雙眼睛看延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率先垂範,積極作為,勇於擔當,為對外講好中國革命故事,傳播中國共產黨聲音,“把真理告訴全世界”,除積極創建宣傳輿論平臺,打造對外話語高地,“宣傳出去,爭取過來”,還主動面向如斯諾、史沫特萊等外國記者,世界學聯代表團、美國軍事觀察組等國外機構,國民黨高級將領、民主人士和華僑領袖,“敞開大門”,積極宣介,展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的胸襟。

英國記者斯坦因參觀延安後表示:“在封鎖線後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慶,五年以來,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我吃驚地擦拭著自己的眼睛。”針對國民黨汙衊八路軍“遊而不擊”,路透社記者莫里斯·武道直言“我看見了戰鬥”。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我訪問延安》通訊集中寫道:“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裡,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並躋身於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在延安和晉察冀根據地曾深入考察的美軍上校卡爾遜還把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術應用於後來對日軍的戰鬥並取得巨大成功。

通過在延安的深入觀察與體驗,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由衷讚歎:“我們的全體成員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在共產黨那裡,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願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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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紀剛:這張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英姿勃發的著名照片,刊發於1937年1月25日美國《生活》雜誌。照片的拍攝者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也是第一個在陝北紅色根據地採訪的外國記者。

我對這張照片的關注,緣於幾年前中央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局在延安舉辦的《紅星照耀中國——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專題展覽。實際上,這張照片最早刊登於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生活》雜誌第一次集中且大篇幅刊發了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珍貴照片,刊登了斯諾介紹紅軍長征情況的文章,因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查閱了相關著作和歷史材料,我才知道,斯諾當年能夠來到陝北保安,非常不容易。

延安敞開大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腳陝北後,國民黨當局對陝甘寧邊區實行了嚴密封鎖,設立重重關卡禁止中外記者進入邊區,同時又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肆意汙衊、造謠。為打破日寇和國民黨當局的輿論封鎖,對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在上海的宋慶齡主動邀請外國記者來陝北採訪,宋慶齡便通知了她熟悉的美國進步記者斯諾,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斯諾於1936年7月13日輾轉到達中共中央駐地陝北保安。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把陝北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形象傳遞給外界的人。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斯諾的這次訪問視為衝破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輿論封鎖,向國內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戰綱領的重要契機,積極協助斯諾與邊區各方面人員交流,赴紅軍前線採訪。毛澤東更是抽出時間與斯諾多次作長夜甚至徹夜之談。

正是在陝北保安,斯諾為毛澤東拍攝了這張後來廣為人知也深受毛澤東本人喜愛的照片。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開展對外宣傳放在重要位置,成立了由毛澤東負責的中央宣傳委員會,在辦好新華社和《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的同時,還在國民黨統治區辦起了《新華日報》,作為對外宣傳的重要平臺。

與此同時,延安主動向中外來賓打開大門。1937年2月,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來到延安。此後,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美亞》雜誌主編賈菲、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瑞士記者博斯哈德等也紛至沓來。1944年6月,延安還迎來了由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團,當年7月和8月,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共18人分兩批先後來到延安。據統計,1938年至1941年,僅由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延安交際處)接待的來客就有7000多人。

【方誌四川•微黨課】王紀剛 ‖ 延安,為何讓人著迷 ——我寫《這裡是延安》

1940年,延安寶塔山(鄭景康 攝)

宣傳出去,爭取過來

在蒐集、整理資料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講好中國革命故事、展示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形象的努力,深深感染了我。我為他們鮮明的時代擔當、真摯的人民情懷、傑出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

民族危難當頭,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高舉抗戰旗幟,積極倡導並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對到訪延安的英國記者貝特蘭說道:我們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釋現在的形勢,聯合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愛國黨派,為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讓來延安的外國記者、中外友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深深的人民情懷: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和綱領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是緊緊依靠人民、團結人民並由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的全面抗戰,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邊區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時刻以人民利益為重並與人民群眾一起共度時艱。因此,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

美國記者斯特朗在延安採訪期間,最常聽到的詞彙是“人民”。毛澤東曾鄭重宣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1944年7月,在與英國記者談話中,毛澤東自信而驕傲地說:“去問我們的人民吧,去哪兒問都行。”在這位記者看來,能夠使毛澤東如此自信的,是因為“他們很清楚,中國共產黨是為他們服務的,他們有在最艱難的時期同我們共患難的經驗”。

延安洋溢著團結、向上、熱情、奮鬥的氛圍,展現出令人“著迷”的吸引力、感染力。外國友人表示,在這裡“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來到延安的華僑領袖陳嘉庚感慨:“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37年,毛澤東對從德國來到延安的王安娜說:“請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時間的話,請你看看我們的邊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敞開胸懷,向各方人士發出熱情的邀約,希望多一雙眼睛看延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率先垂範,積極作為,勇於擔當,為對外講好中國革命故事,傳播中國共產黨聲音,“把真理告訴全世界”,除積極創建宣傳輿論平臺,打造對外話語高地,“宣傳出去,爭取過來”,還主動面向如斯諾、史沫特萊等外國記者,世界學聯代表團、美國軍事觀察組等國外機構,國民黨高級將領、民主人士和華僑領袖,“敞開大門”,積極宣介,展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的胸襟。

英國記者斯坦因參觀延安後表示:“在封鎖線後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慶,五年以來,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我吃驚地擦拭著自己的眼睛。”針對國民黨汙衊八路軍“遊而不擊”,路透社記者莫里斯·武道直言“我看見了戰鬥”。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我訪問延安》通訊集中寫道:“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裡,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並躋身於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在延安和晉察冀根據地曾深入考察的美軍上校卡爾遜還把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術應用於後來對日軍的戰鬥並取得巨大成功。

通過在延安的深入觀察與體驗,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由衷讚歎:“我們的全體成員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在共產黨那裡,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願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

【方誌四川•微黨課】王紀剛 ‖ 延安,為何讓人著迷 ——我寫《這裡是延安》

1939年9月29日,延安《新中華報》刊登消息《中外朋友歡聚一堂 本市特開歡迎晚會》(圖片來源:光明日報)

延安初心的真實寫照

在《這裡是延安》中,我圍繞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外如何講好革命故事,通過權威的黨史文獻資料,特別是延安時代親歷者與見證者的所見所聞,採用相關通訊報道、回憶錄、日記等原始材料,用事實說話,還原和再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外講好延安故事、傳播中國共產黨聲音的精彩畫面、典型場景,以期展示出“這就是延安”的自信形象。

取名為《這裡是延安》,除了客觀再現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坦誠自信,更是為了展示中國共產黨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強烈的時代擔當、真摯的人民情懷。顯然,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延安初心的真實寫照。

(作者:王紀剛,系中國延安幹部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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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紀剛:這張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英姿勃發的著名照片,刊發於1937年1月25日美國《生活》雜誌。照片的拍攝者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也是第一個在陝北紅色根據地採訪的外國記者。

我對這張照片的關注,緣於幾年前中央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局在延安舉辦的《紅星照耀中國——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專題展覽。實際上,這張照片最早刊登於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生活》雜誌第一次集中且大篇幅刊發了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珍貴照片,刊登了斯諾介紹紅軍長征情況的文章,因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查閱了相關著作和歷史材料,我才知道,斯諾當年能夠來到陝北保安,非常不容易。

延安敞開大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腳陝北後,國民黨當局對陝甘寧邊區實行了嚴密封鎖,設立重重關卡禁止中外記者進入邊區,同時又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肆意汙衊、造謠。為打破日寇和國民黨當局的輿論封鎖,對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在上海的宋慶齡主動邀請外國記者來陝北採訪,宋慶齡便通知了她熟悉的美國進步記者斯諾,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斯諾於1936年7月13日輾轉到達中共中央駐地陝北保安。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把陝北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形象傳遞給外界的人。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斯諾的這次訪問視為衝破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輿論封鎖,向國內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戰綱領的重要契機,積極協助斯諾與邊區各方面人員交流,赴紅軍前線採訪。毛澤東更是抽出時間與斯諾多次作長夜甚至徹夜之談。

正是在陝北保安,斯諾為毛澤東拍攝了這張後來廣為人知也深受毛澤東本人喜愛的照片。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開展對外宣傳放在重要位置,成立了由毛澤東負責的中央宣傳委員會,在辦好新華社和《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的同時,還在國民黨統治區辦起了《新華日報》,作為對外宣傳的重要平臺。

與此同時,延安主動向中外來賓打開大門。1937年2月,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來到延安。此後,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美亞》雜誌主編賈菲、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瑞士記者博斯哈德等也紛至沓來。1944年6月,延安還迎來了由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團,當年7月和8月,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共18人分兩批先後來到延安。據統計,1938年至1941年,僅由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延安交際處)接待的來客就有7000多人。

【方誌四川•微黨課】王紀剛 ‖ 延安,為何讓人著迷 ——我寫《這裡是延安》

1940年,延安寶塔山(鄭景康 攝)

宣傳出去,爭取過來

在蒐集、整理資料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講好中國革命故事、展示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形象的努力,深深感染了我。我為他們鮮明的時代擔當、真摯的人民情懷、傑出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

民族危難當頭,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高舉抗戰旗幟,積極倡導並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對到訪延安的英國記者貝特蘭說道:我們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釋現在的形勢,聯合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愛國黨派,為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讓來延安的外國記者、中外友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深深的人民情懷: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和綱領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是緊緊依靠人民、團結人民並由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的全面抗戰,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邊區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時刻以人民利益為重並與人民群眾一起共度時艱。因此,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

美國記者斯特朗在延安採訪期間,最常聽到的詞彙是“人民”。毛澤東曾鄭重宣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1944年7月,在與英國記者談話中,毛澤東自信而驕傲地說:“去問我們的人民吧,去哪兒問都行。”在這位記者看來,能夠使毛澤東如此自信的,是因為“他們很清楚,中國共產黨是為他們服務的,他們有在最艱難的時期同我們共患難的經驗”。

延安洋溢著團結、向上、熱情、奮鬥的氛圍,展現出令人“著迷”的吸引力、感染力。外國友人表示,在這裡“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來到延安的華僑領袖陳嘉庚感慨:“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37年,毛澤東對從德國來到延安的王安娜說:“請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時間的話,請你看看我們的邊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敞開胸懷,向各方人士發出熱情的邀約,希望多一雙眼睛看延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率先垂範,積極作為,勇於擔當,為對外講好中國革命故事,傳播中國共產黨聲音,“把真理告訴全世界”,除積極創建宣傳輿論平臺,打造對外話語高地,“宣傳出去,爭取過來”,還主動面向如斯諾、史沫特萊等外國記者,世界學聯代表團、美國軍事觀察組等國外機構,國民黨高級將領、民主人士和華僑領袖,“敞開大門”,積極宣介,展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的胸襟。

英國記者斯坦因參觀延安後表示:“在封鎖線後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慶,五年以來,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我吃驚地擦拭著自己的眼睛。”針對國民黨汙衊八路軍“遊而不擊”,路透社記者莫里斯·武道直言“我看見了戰鬥”。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我訪問延安》通訊集中寫道:“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裡,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並躋身於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在延安和晉察冀根據地曾深入考察的美軍上校卡爾遜還把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術應用於後來對日軍的戰鬥並取得巨大成功。

通過在延安的深入觀察與體驗,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由衷讚歎:“我們的全體成員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在共產黨那裡,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願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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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9日,延安《新中華報》刊登消息《中外朋友歡聚一堂 本市特開歡迎晚會》(圖片來源:光明日報)

延安初心的真實寫照

在《這裡是延安》中,我圍繞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外如何講好革命故事,通過權威的黨史文獻資料,特別是延安時代親歷者與見證者的所見所聞,採用相關通訊報道、回憶錄、日記等原始材料,用事實說話,還原和再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外講好延安故事、傳播中國共產黨聲音的精彩畫面、典型場景,以期展示出“這就是延安”的自信形象。

取名為《這裡是延安》,除了客觀再現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坦誠自信,更是為了展示中國共產黨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強烈的時代擔當、真摯的人民情懷。顯然,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延安初心的真實寫照。

(作者:王紀剛,系中國延安幹部學院研究員)

【方誌四川•微黨課】王紀剛 ‖ 延安,為何讓人著迷 ——我寫《這裡是延安》

遭遇轟炸後的延安城(圖片來源:新浪陝西)

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6月29日第12版)

作者:王紀剛(中國延安幹部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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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紀剛:這張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英姿勃發的著名照片,刊發於1937年1月25日美國《生活》雜誌。照片的拍攝者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也是第一個在陝北紅色根據地採訪的外國記者。

我對這張照片的關注,緣於幾年前中央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局在延安舉辦的《紅星照耀中國——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專題展覽。實際上,這張照片最早刊登於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生活》雜誌第一次集中且大篇幅刊發了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珍貴照片,刊登了斯諾介紹紅軍長征情況的文章,因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查閱了相關著作和歷史材料,我才知道,斯諾當年能夠來到陝北保安,非常不容易。

延安敞開大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落腳陝北後,國民黨當局對陝甘寧邊區實行了嚴密封鎖,設立重重關卡禁止中外記者進入邊區,同時又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肆意汙衊、造謠。為打破日寇和國民黨當局的輿論封鎖,對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在上海的宋慶齡主動邀請外國記者來陝北採訪,宋慶齡便通知了她熟悉的美國進步記者斯諾,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斯諾於1936年7月13日輾轉到達中共中央駐地陝北保安。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把陝北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形象傳遞給外界的人。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斯諾的這次訪問視為衝破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輿論封鎖,向國內外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戰綱領的重要契機,積極協助斯諾與邊區各方面人員交流,赴紅軍前線採訪。毛澤東更是抽出時間與斯諾多次作長夜甚至徹夜之談。

正是在陝北保安,斯諾為毛澤東拍攝了這張後來廣為人知也深受毛澤東本人喜愛的照片。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開展對外宣傳放在重要位置,成立了由毛澤東負責的中央宣傳委員會,在辦好新華社和《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的同時,還在國民黨統治區辦起了《新華日報》,作為對外宣傳的重要平臺。

與此同時,延安主動向中外來賓打開大門。1937年2月,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來到延安。此後,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美亞》雜誌主編賈菲、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瑞士記者博斯哈德等也紛至沓來。1944年6月,延安還迎來了由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團,當年7月和8月,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共18人分兩批先後來到延安。據統計,1938年至1941年,僅由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延安交際處)接待的來客就有7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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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延安寶塔山(鄭景康 攝)

宣傳出去,爭取過來

在蒐集、整理資料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講好中國革命故事、展示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形象的努力,深深感染了我。我為他們鮮明的時代擔當、真摯的人民情懷、傑出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

民族危難當頭,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高舉抗戰旗幟,積極倡導並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對到訪延安的英國記者貝特蘭說道:我們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釋現在的形勢,聯合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愛國黨派,為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讓來延安的外國記者、中外友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深深的人民情懷: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和綱領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是緊緊依靠人民、團結人民並由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的全面抗戰,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邊區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時刻以人民利益為重並與人民群眾一起共度時艱。因此,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

美國記者斯特朗在延安採訪期間,最常聽到的詞彙是“人民”。毛澤東曾鄭重宣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1944年7月,在與英國記者談話中,毛澤東自信而驕傲地說:“去問我們的人民吧,去哪兒問都行。”在這位記者看來,能夠使毛澤東如此自信的,是因為“他們很清楚,中國共產黨是為他們服務的,他們有在最艱難的時期同我們共患難的經驗”。

延安洋溢著團結、向上、熱情、奮鬥的氛圍,展現出令人“著迷”的吸引力、感染力。外國友人表示,在這裡“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來到延安的華僑領袖陳嘉庚感慨:“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37年,毛澤東對從德國來到延安的王安娜說:“請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時間的話,請你看看我們的邊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敞開胸懷,向各方人士發出熱情的邀約,希望多一雙眼睛看延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率先垂範,積極作為,勇於擔當,為對外講好中國革命故事,傳播中國共產黨聲音,“把真理告訴全世界”,除積極創建宣傳輿論平臺,打造對外話語高地,“宣傳出去,爭取過來”,還主動面向如斯諾、史沫特萊等外國記者,世界學聯代表團、美國軍事觀察組等國外機構,國民黨高級將領、民主人士和華僑領袖,“敞開大門”,積極宣介,展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的胸襟。

英國記者斯坦因參觀延安後表示:“在封鎖線後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慶,五年以來,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我吃驚地擦拭著自己的眼睛。”針對國民黨汙衊八路軍“遊而不擊”,路透社記者莫里斯·武道直言“我看見了戰鬥”。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我訪問延安》通訊集中寫道:“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裡,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並躋身於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在延安和晉察冀根據地曾深入考察的美軍上校卡爾遜還把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術應用於後來對日軍的戰鬥並取得巨大成功。

通過在延安的深入觀察與體驗,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由衷讚歎:“我們的全體成員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在共產黨那裡,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願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

【方誌四川•微黨課】王紀剛 ‖ 延安,為何讓人著迷 ——我寫《這裡是延安》

1939年9月29日,延安《新中華報》刊登消息《中外朋友歡聚一堂 本市特開歡迎晚會》(圖片來源:光明日報)

延安初心的真實寫照

在《這裡是延安》中,我圍繞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外如何講好革命故事,通過權威的黨史文獻資料,特別是延安時代親歷者與見證者的所見所聞,採用相關通訊報道、回憶錄、日記等原始材料,用事實說話,還原和再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外講好延安故事、傳播中國共產黨聲音的精彩畫面、典型場景,以期展示出“這就是延安”的自信形象。

取名為《這裡是延安》,除了客觀再現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坦誠自信,更是為了展示中國共產黨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強烈的時代擔當、真摯的人民情懷。顯然,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延安初心的真實寫照。

(作者:王紀剛,系中國延安幹部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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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轟炸後的延安城(圖片來源:新浪陝西)

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6月29日第12版)

作者:王紀剛(中國延安幹部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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