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戰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實際上，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無論是他們本人還是後代，甚至是後代的後代，都無人能夠真正獲得救贖。塵封的只有歷史，結束的只是戰爭。
如果你出生於一個納粹家庭，始終以為自己的父親是一位光榮的德國軍人，直到某一天得知他曾手刃猶太人或按下集中營毒氣室的按鈕，你將如何與自己的出身和血親共處？是選擇忽視、遺忘、憎恨還是原諒？你將如何與自己的後輩解釋家族史上無法抹去的血汙，告訴他們生來已是戴罪之人？
“第三帝國的歲月距我們越來越遠。第三代人即將進入成年，現在的一些兒童已是納粹凶犯的曾子孫。那個時代遺留的活躍分子至少已在六十五歲以上，罪大惡極者極少還活在世上。納粹的恐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逐漸成為歷史，納粹凶犯及其僕從的經驗和個人歷史也越來越不可能在家族內傳承。”
時光流逝，人們對那個時代的興趣永遠不會消退。“怎麼可能會發生這些事？”納粹分子的後人們正在不斷提出這個問題。而其他人也在發問：所謂德國新人——納粹的子女——他們是否與自己的父輩或祖輩確實截然不同？他們在心理上是否仍然與納粹凶犯藕斷絲連？我們是否可以輕下斷言：戰爭已經結束，歷史不會重演？
納粹的過往是全人類的黑暗歷史，對納粹的子輩與孫輩來說，大歷史與家族史伴生混雜，那特殊年代於是顯得更加黑暗。
奧地利著名記者、作家彼得·西施羅夫斯基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維也納，是納粹集中營猶太人受害者的後裔。他通過對多名納粹子女的深度訪談，試圖從不同的視角向讀者展現，戰後納粹家庭的真實狀況以及納粹子女的內心世界。這些訪談集結成為《生而有罪：納粹子女訪談錄》一書，以納粹子女自己的語言，深入探討了帶著“原罪”出生的他們，如何面對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惡，以及如何在與父母價值觀相悖的現實世界中生存。面對父母對戰爭的沉默甚至懷念，納粹子女的自我認同和道德重塑困難重重。
《滿懷希望的蘇珊娜》（節選）
我在這裡，坐在你面前。注意我的臉、我的眼睛、我的嘴和鼻子。我長的什麼樣？告訴我，你看出了什麼？比如我們在超級市場的收款臺前排隊，碰巧遇上了，我轉過身來，你看到了我。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對嗎？現在，我們在這裡，談論我是不是殺人凶手的孩子——天曉得！你說實話，凶手的孩子長什麼樣？你腦子裡有沒有什麼印象，或預先設定的概念，像我這樣一類人，應當是怎樣一副面孔？
我是在1944年被懷上的，也許就在那時，你的祖母死在一所集中營裡。
……
1948年，父親被判刑十年。兩年後，1950 年，他獲釋了。他入獄時，我才三歲，對他的失蹤根本沒有感覺。他回來時，我五歲了。我記得那時的情景，就像是在今天。突然地，他又出現了。我們在家裡，從沒談論過這一切。我父親還活著，他將近九十歲了，高大、傲慢、白髮蒼蒼。他的左手齊腕斷掉，裝了一隻假手，帶著黑手套。假手很不靈便，手指微屈。他的左臂常常略微前伸，好像要和誰握手。奇怪的是，我一想到他，眼前就出現了這隻手。我不認為他是壞人。恰恰相反，他從來不打我，也不罵我。他很溫和，體諒別人，也許過於溫和了。
他經常對我說：“我會告訴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你只管問我。”每次還不忘告誡我：“還要告訴你的孩子。這些再不應當發生了。”他讓我來對未來負責，讓我來保護孩子，不要重複他的錯誤。問題在於：什麼錯誤？所有這些歷史的啟示，這些故事，永遠是那樣的撲朔迷離。
……
我十六歲時，他帶我去奧斯維辛。他了解這所集中營，他曾在那裡駐紮過。我們跟上了一個講德語的旅遊團。導遊以前坐過德國人的監獄。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旅遊團裡有許多我這個年齡的青年人，我們之間的唯一區別在於，他們是受害者的子女。父親從始至終沒說一句話。後來，在回家的汽車上，他開始告訴我，他認為導遊在何處講錯了，導遊的解釋有哪些破綻。他講了在犯人卸下來後的挑選，並說有60% ～ 70% 的犯人直接送往毒氣室，其他人派去做工。而導遊似乎說，除了少數幾個人，其他人都立即處死了。父親在講述過程中，始終非常平靜。最後他問道：“你能想象這有多糟糕嗎？”
現在回想起來，可怕的倒是他那種客觀態度，他的說法和描述，他對事件的認真概括。我從沒見他掉過一滴眼淚，從未聽他講話時有過間斷、停頓，以至再也說不下去。只有這些連篇絮語，好像是在照本宣科。
我是父親帶大的。我從來沒見過母親。我還是嬰兒時，她死於一次空襲。後來，我們僱了一個女傭，照料我和做家務。父親對她很好。前面我說過，他是個平靜、和善的人。他相信事事有其道理，而且照著他自己的邏輯行事。人們一旦找到了事情的起因，一切誤解和偏執都會消失。在我父親看來，當時發生的一切，都有其因果關係。
他的父親是一位軍人，所以他也成了軍人，他的父母是狂熱的納粹分子，所以他也成了納粹分子。他的全家從一開始就捲了進去。我對他的父親一無所知，他死於戰爭，他甚至認識希特勒。父親告訴我。早年時，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他經常與希特勒本人見面。“人們無法抗拒他的個人魅力。”父親常常這樣說。
據他看來，戰爭年代展現的恐怖源於當時的種種條件和局勢。然而，說實話，父親從未掩飾任何事情。他使用“殺人犯”和“罪犯”一類字眼兒，他從不辯解，也從沒說過我們從書報上讀到的東西不真實，但就罪責而言，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有罪的。他一次也沒提到過他犯了錯誤，或他是一場罪惡中的共犯。他不過是環境的犧牲品，而我呢，我始終相信他講的每一件事。我相信他的種種斷言，相信他說的過去的一切乃是一場災難，從沒有懷疑他可能也是罪人之一。但我的兒子摧毀了我的世界觀。此後一切都改變了，而且還不止於此。
1962年，高中畢業後，我決定學習心理學，但隨後又改變了主意，改學教育。我丈夫和我是在大學裡認識的。赫斯特，我的丈夫，講授德語和歷史。我們1965年結婚，1966年有了兒子迪特爾。
三四年前的一天，迪特爾回家來，告訴我們他參加了一個學習小組，探討我們城市猶太人的歷史和最終命運。我說，好極了，我為他感到驕傲。赫斯特也說，他將盡一切可能給予幫助，例如建議、書，等等。赫斯特和我都想的很簡單，而且真地感到自豪，因為兒子參與瞭如此重要的事情。
迪特爾和他的朋友定期輪流在他們各自父母家中包括我家聚會。他們查閱市政府的檔案，寫信給猶太人社團，努力尋找我們城市劫後倖存的老居民。
後來，幾個星期之後吧，情況忽然起了變化。我開始感到不安。家裡幾乎再也看不見迪特爾的影子。一有空閒，他就同朋友泡在一起。我不禁覺得，他對他的項目越著迷，就與我們越疏遠。他幾乎從不和我們討論他的事情。他不再信任我們，避諱越來越多。
一天吃晚飯時，赫斯特和我想法兒和他搭訕，問他們小組近來情況如何。他忽然抬起頭來，盯著我，氣勢洶洶地問道：“你告訴我，外公在戰爭時期到底做了些什麼？”
我心裡想，我真高興他表明了他的興趣，他有權利知道外祖父那時的所作所為。他要我告訴他我知道的事情。當時，我父親住在一家養老院裡，距這裡大約五十英里。我們每一兩個月探視一次，通常不帶迪特爾去。於是，我向迪特爾講述了那個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過去，完全是從父親那裡聽來的。我試圖解釋、描繪、轉述、說明一箇舊的世界，而我現在知道，它與現實完全無關。兒子埋頭聽我說了一會兒，突然，他跳起身來，扔掉了聽我講話時一直用來敲打桌面的刀叉，憤怒地望著我，喊道：“你撒謊，他是個殺人犯！你撒謊，你撒謊！外公是個殺人犯，他是個殺人犯！”他不住聲地喊，直到赫斯特給了他一記耳光。這時，我開始衝他兩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爾跑回他的房間，摔上門，再沒露面。
這孩子心中有什麼東西破滅了。我一次又一次，想同他談談，解釋一下“那時”——該死的“那時”發生的事情，可每一次都白費力氣。他坐在我對面，兩眼望著我的膝蓋，絞著雙手，一聲不吭。沒有用，我和他父親，誰說也不管用。
事情過後幾星期，有一天他回家來，從書包裡掏出一疊紙扔在桌上，看去像是一些舊文件。
“你知道一家叫科萊格的人嗎？”他問道。“不知道，從沒聽說過。”我回答。他指著我面前的文件說：“瞧這兒，他們住過這房子。”“你是說，在咱們這房子裡住過?”我問他，一邊拿起其中一頁文件讀。他說：“對，就在這兒，我們現在住的這所房子。”我弄不清他要做什麼，問他：“好吧，那你想告訴我什麼?”“也沒什麼。”他回答我，然後非常平靜地說下去：“1941年，科萊格一家被從這裡帶走，1944 年，他們死於奧斯維辛。他們被帶走後的第二天，你親愛的父親就同你親愛的母親喬遷此處。”
他一把奪去我手中的文件，對我大喊：“還要我讀一讀文件嗎？要不要？這裡，聽聽這一段，‘此處曾居住有瑪塔·科萊格，2 歲；安娜·科萊格，6歲；弗萊迪·科萊格，12歲；哈里·科萊格，42歲和蘇珊娜·科萊格，38歲。1941年11月10日遭逮捕，1941年11月12日驅逐出境。孩子和母親正式死亡時間，1944年1月14日。父親被正式宣佈失蹤，死亡地點，奧斯維辛；死亡原因——’你還想聽更多的細節嗎？你還要告訴我，你對這一切一無所知嗎？而且你父親從沒向你講過這些嗎？”
我什麼也沒說。我心神恍惚，不知道該向他說些什麼。父親從沒告訴我，我們住的房子是沒收來的。我還以為它一直屬於我家。見鬼，我對我兒子能怎麼說呢？聯合起來反對我的親生父親？
我向赫斯特說了此事，他答應同迪特爾談談，但於事無補。相反，兒子現在也開始反對他的父親。赫斯特也沒把事情處理好。他是個堅定的綠黨，認為自己屬於左翼。在他看來，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像生態問題、核能源問題，才是我們時代的大事。他試圖以此來說服迪特爾。他堅稱，德國青年今天的問題不是法西斯主義。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應當放在一邊。批判法西斯主義是哲學家的事，與十幾歲的青少年無關，今天的青年人應當示威反對核電站，反對環境汙染，其他的一切都受社會條件制約，必須等待社會變革，那時法西斯主義自然就會銷聲匿跡，如此等等。一大堆理論，全是廢話，迪特爾坐在那裡，不住地搖頭，想插句嘴，可赫斯特正說到興頭上，誰也沒法打斷他。
迪特爾終於放棄努力，可赫斯特還在天花亂墜地說個不停。我想從中緩和一下，問迪特爾現在對此有何感覺。兒子看看我，看看赫斯特，說了一句話：“說了半天，這一切跟我外祖父是個殺人犯有什麼關係？”說著他站起身來，回房間去了。
隨後幾個星期一塌糊塗，除了爭執、吵鬧和眼淚之外，別無其他。迪特爾和我就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一樣，勢同水火。赫斯特躲在一邊兒看電視，拒絕捲入，只是時不時地冒出幾句廢話，告訴我們消停下來，不要事事那麼認真，但對我們無濟於事。並且，恰恰相反，迪特爾事事都很認真。
我擔心我可能要失去兒子。我沒有與父親決裂，儘管聽了他講的一切。但現在，我和兒子之間的裂痕，已經成為一種現實。我發現自己陷入了可怕的兩難境地，我必須在兒子和父親之間做出選擇。
在被迫做出選擇之前，我當然試圖說服迪特爾。我們已經有大約兩個星期沒有講話。接下來的一天晚上，我請他再聽我說一次。我竭力想對他說清楚，父親對他的工作都說過什麼，我談到了我們去奧斯維辛的那次旅行，還有我年輕時的其他事件。我想讓他明白，關於父親的過去和民族社會主義，人們是怎樣告訴我的，我對這些敘說有何反應，它們是否或如何影響了我的生活。我還想對他說清楚我們兩代人之間的差別。當我像他這個年齡時，從來沒想到過參加學習小組，調查我們城市民族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與今天的青年人相比，我們那時很愚蠢、天真、沉悶；也或許，這個題目那時還過於敏感。
這次談話非常重要。迪特爾不再那麼怨憤，安靜地聽我說話，還問了許多問題。但我想，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告訴他，我不會不惜一切地為我的父親辯護，他的外祖父決不應成為我們兩人之間的障礙，而他也不應認為，我是一個執迷不悟的前納粹分子。我還讓他明白了，一個人如果沒有目睹他的父親傷害生命，或者如果父親沒有顯露他的這一面，就很難決絕地將他說成是殺人犯。
當然，是的，我主要是請求兒子原諒，除此之外，還要體諒我的處境。我清楚表明了我對以往的否定，對父親行為的批判。可能，這對我們的和解起了關鍵作用。
這次談話後，我的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奇妙的事。我與兒子結成了反對我父親的同盟。我越來越關心他們小組的工作，他給我看他和朋友們蒐集和發掘的一切。他們學習小組頻頻在我家碰頭，我會靜靜地坐在角落裡，聽他們討論。今天的青年人看待歷史的方式讓我著迷。這一代人完全不像我們那一代人那麼扭捏、拘謹、膽怯。
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切都沒事了。我仍然每星期去探望父親，每次去之前，我都準備同他談談，卻一直沒有開口。他走路不方便，聽力衰退。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我通常推著輪椅陪他在養老院的花園裡散心。我沒有勇氣問他究竟是在何種情況下，得到了我現在居住的這所房子。
我曾試圖勸說迪特爾陪我一道去養老院探望，和他的外祖父聊一聊。他拒絕了。他說：“他是你父親。”我也認為，他同外祖父的談話不會很愉快。
但最終，迪特爾還是讓步了。我父親很高興看到外孫，他有將近一年沒見到他了。他問起他的學業，兩人像老朋友一樣談話。我以為迪特爾放棄了最初的打算，但我錯了。東拉西扯之後，迪特爾轉入了正題。他向我父親提出了曾問過我的同一個問題，即他是否認識科萊格一家，我父親回答說不認識，他從沒聽說過他們。迪特爾很固執，問他如何得到我們那所房子，父親告訴他是買下的。迪特爾又問從誰那裡買下的，父親回答說是一位房地產代理商。迪特爾問他知道以前誰在那裡住嗎，父親回答說不知道。
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地對話，迪特爾實際上並沒有非難我父親。他問一些簡單的問題，父親以他慣常的直截了當的態度回答。我開始以為或許父親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內情。但迪特爾並不氣餒，仍像檢察官一樣刨根問底。我父親終於失去了耐心。他問迪特爾：“你到底想問出什麼？”於是，迪特爾講了他們的學習小組和他們發現的那些文件，講了經證實曾在我們那所房子居住的科萊格一家人遭到了驅逐。
但父親否認一切。他不知道這件事，他是按通常方式買下這所房子的，這是他第一次聽說在他之前有猶太人在此居住。迪特爾不相信他的話，但隱忍著沒有挑起爭執。他悄悄對我說，和他談這件事毫無意義。談話於是就不了了之了。
就在那一天，對我來說，父親死去了。我不再認識那個我繼續去探望的人，他也不再讓我感興趣，我推著輪椅陪他散心時，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說些事情。那次探望之後，我們再不曾深談過。我發現他是個撒謊者。我不想回憶我這一生中他對我說過的所有那些謊話。再沒有什麼事情是確切無疑的。我被告知的一切，可能只是半真半假，也可能全屬歪曲。
現在，我每月只去探望父親一次。迪特爾再沒有去過，我也從不要求他去。我現在站在了他這一邊，我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他沒有受我父親這一代人的影響，這很好。他在成長過程中，要比我更自由自在，對權威的畏懼更少。但講到我兒子，最重要的事情還是我和他與我父親的疏離，這是由他導致的。生活在養老院中的那位老人於我已是全然的陌生者。現在，即使是另外一個人坐在輪椅中，我也可以推他繞著花園散步，我甚至不會注意到這一點。
本文節選自《生而有罪：納粹子女訪談錄》（[奧]彼得·西施羅夫斯基 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7年6年）一書，經出版社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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