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陽溮河的形成，竟與170年前一次生態問題有關？（圖）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信陽一帶接連下起了幾場暴雨。這一年的降水的確比往年來的更為凶猛，因為不久之後，由暴雨引發的洪水就立即淹沒了大半農田房屋，甚至還造成了不少百姓的死亡。以至於後來的地方誌曾這樣形容這場災難：“溪河莫容，溢出數裡，傍河居民，多遭淹沒，房屋倒塌，人畜漂流不計其數。”

劉園滋很早以前就在信陽西關外從事著利潤豐厚的鹽業貿易。當暴雨發生時，他的鹽排恰好停靠在溮河岸邊的碼頭，考慮到惡劣天氣的影響，當時他沒有立即派人卸下貨物，而是讓人輪番看守貨物，以免受到損失。

約莫到了深夜時分，在鹽排中看守的一個夥計突然發覺，有兩個紅燈籠模樣的物體正在慢慢在向他們靠近，起初他還只是認為這不過是土匪們用來搶劫貨物的船隻，然而正當看守人員準備持槍防備時，紅燈籠模樣的物體竟消失不見，此後呈現在他們面前的卻是一個身長數丈的怪物。

就在他們驚訝的那一剎那，河水突然暴漲到與屋簷齊平的高度，緊接著一股巨浪掀翻了鹽排，開始湧向了城東地區，並掀翻了位於火神廟的一座石橋。由於洪水的來勢洶湧，當時城內睡夢中的人們甚至還來不及被驚醒，就連同房屋一起被這洪流卷的不知所蹤。

儘管在記載這一災難時，方誌的編纂者依然沿用當時民間普遍流行的“起蛟”傳說，但在他們看來，這場災難並單純是一次天災，而是因為人口過快增長對生態破壞所導致的。

▲1934年8月14日《盛京時報》對營川墜龍事件的報道

這種人口的增長是由雍正年間施行的“攤丁入畝”政策所刺激的。在此後乾隆皇帝統治的60年中，中國人口至少增長了一倍以上。這些由人口過多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對山林的過度開採。

直到1906年，當荷蘭植物學家弗蘭克·尼古拉斯·邁耶（Frank N. Meyer）到達信陽之時，從他珍貴鏡頭下的所反映的信陽近郊的山上，除了一些低矮的灌木之外，幾乎很難看到覆蓋有多少高大的樹木。如果拿它與今天同樣的場景相比，這些山林的植被覆蓋率簡直低的可憐。

▲1906年弗蘭克·尼古拉斯·邁耶（Frank N. Meyer）拍攝的信陽近郊的山區

（該圖片由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收藏）

當時，山上的這些高大樹木顯然是因附近的山民用於樵採而被砍伐殆盡。缺乏山林覆蓋的山體，自然很快就失去了對災害的防護能力，由此導致的水土流失就顯而易見了。每當下雨的時候，大量的泥沙就會伴隨洪水匯入到河流當中。不但直接導致洪水爆發，甚至還能引起河流的重大變遷。

▲1905年明信片中的溮河上的竹排（楊峰收藏）

溮河如今被認為是信陽城市的母親河，然而，早在1848年以前，它的河面寬度不過數丈，正所謂“兩岸楊柳其上，枝條可以相接，中泓可以通商船，航行極便，”但當1848年這場洪水過後，“大水溜攜沙下，河身全變成砂礫，深處不過三尺，僅通竹排，沙灘則寬至百數十丈或二三百丈。”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我們之前推測的人口過度增長有很大的關係，就像方誌的作者所強調的，“生齒日蕃，墾山播種，沙隨水下，河流遂有變遷”。然而，由由於河道變寬，河水減慢，泥沙沉積，更容易阻塞河道，並引發更為嚴重的洪澇災害，特別是多災多難的多民國時期，洪水所帶來的危害更為嚴重。信陽籍著名作家白樺(1930—2019）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曾寫道：

“溮河從西門外流到南門外、小南門外，而後才向東流去。夏天，孩子們大部分時間都在河裡，赤條條的，一律是古銅色。洪水爆發的時候，波濤洶湧，只敢坐在城牆上欣賞洪水的威力，死豬、死馬，還有死牛，肚子漲大了一倍。也有死人，平靜地躺在水面上，隨波逐流。我看到過一幅終生難忘的活動圖畫：茫茫大水之中，一個沉浮在波浪裡的屋頂，屋頂上坐著一個驚慌萬狀的小孩。岸上的人只能唏噓嘆息，愛莫能助。”

▲1952-1955年南灣水庫施工組照（圖片來源於南灣水管局）

儘管當時的人們已經意識到對於山地過度的墾殖可能會造成水土流失乃至於更為嚴重的洪水問題，但直到建國之後，對於淮河干流的大規模治理才開始付諸行動，這其中就包括上世紀50年代初期興建的南灣水庫。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儘管洪水得到了治理，但是溮河的水量卻明顯減少，特別是到了秋冬季節，河底幾乎見底，人們常戲稱為“南灣沒有放水”。

然而，近年來隨著出山店水庫的建成，一個新的大膽的想法又開始出現。這個想法始於去年一個被稱為“中原威尼斯”計劃。簡單來說，這項計劃就是即將開始實施“出山店水庫與溮河水系連通工程”。該工程提出把南灣湖、出山店水庫、北湖和其它城市內河連為一體。

▲出山店水庫與溮河水系連通工程彙報片截圖

屆時，三座水庫的水，將通過渠道、人工河，匯入中心城區。該系統工程實施後，一方面，中心城區的水系將更加豐富，另一方面，將極大地提升中心城區的景觀質量和環境質量。同時，三座水庫、湖泊通過路網、水網“聯網”，信陽市的城市空間也將得到較大拓展。（來源：這裡是信陽 作者：程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