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16日，在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8名十幾歲的社會閒散人員酒後滋事，殘忍殺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歲的老人和一名2歲的幼童，並強姦、輪姦多名女青年，罕見的特大凶殺案震驚了中央領導。還有一種說法是唐山的“菜刀隊”凶殘囂張，甚至攔截了鄧小平去北戴河的車隊，才使鄧下決心嚴打。
社會治安的惡化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1980年1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在聽取上海負責公檢法的同志彙報完上海治安問題後，提出：“當前，對現行犯罪分子的處理，不能從輕，要從重；不能從慢，要從快。”1980年2月12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批准：1980年內，對現行的殺人、強姦、搶劫、放火等犯有嚴重罪行應當判處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核准。此一決定，成為死刑複核權下放的開端。
1983年2月8日，鄧小平在無錫視察工作時，接見了在無錫療養的中顧委委員江渭清及省、市負責人。江渭清向鄧小平彙報說：“現在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但社會治安情況很不好。這樣下去不得了！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決心才行。”江渭清建議道：“調查研究，半年準備，打幾個戰役，一個戰役打幾仗，該抓的抓，該殺的殺，還有的押送邊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殺頭，還有怕吊銷戶口發配邊疆。”
鄧小平開始重視治安問題，而促使他下決心進行嚴打的，是幾個月後，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今牙克石市），發生的震動全國的“六一六”案件。1983年6月16日，在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8名十幾歲的社會閒散人員酒後滋事，殘忍殺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歲的老人和一名2歲的幼童，並強姦、輪姦多名女青年。犯罪分子還同時犯有搶劫罪、爆炸罪。一時間，當地及周邊地區謠言四起，人們到牙克石出差辦事心存恐懼，不敢走出火車站的站臺。由於多數罪犯不夠判處死刑的法定年齡，雖然被害者的親人和當地群眾集體上書，要求將罪犯全部處以死刑，最終只有其中兩人被判死刑。這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特大凶殺案震驚了中央領導。還有一種說法是唐山的“菜刀隊”凶殘囂張，甚至攔截了鄧小平去北戴河的車隊，才使鄧下決心嚴打。
劉復之從司法部調任公安部任部長後，針對當時極為嚴峻的治安形勢，親自起草了一份名為《關於發揮專政職能改善公安裝備》的報告，並於7月送報中央。鄧小平在兩天內看完了這份報告，1983年7月17日上午9時，他召集劉復之和彭真來到自己在北戴河的療養住所。
鄧小平身著草綠色軍便服，手裡拿著由劉復之起草的、兩天前上交的報告。幾句寒暄之後，他直切主題：“你們這個文件不解決問題。”說著，鄧小平翻開報告，邊念邊說：“你們的文章主要是這一段：要求對各種犯罪分子和流氓團伙的骨幹分子，收容審查一批，勞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辦一批，對嚴重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同時，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飯，不該抓的堅持不抓，該從寬的堅持從寬。要進一步加強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多做教育、疏導和預防犯罪工作，落實基層單位的公安保衛責任制。”
讀到這裡，鄧小平批評說：“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嘛。毛病就在於你們後面講的‘同時注意不一刀切’，穩穩當當的，就不能解決問題。”停了一會兒，他接著說：“為什麼不可以組織一次、兩次、三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役。比如說北京，流氓犯罪集團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難搞清楚的。”“一次戰役打擊他一大批，就這麼幹下去。我們說過不搞運動，但集中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還必須發動群眾、動員全市人民參加，這本身對人民是教育，同時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發動群眾，聲勢大，有的罪犯會聞風跑掉，那也不要緊，還有第二次戰役可以追回來。”“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風向，如果還是軟弱無力處理不嚴，壞人的氣勢還會長上來。”他打著手勢，“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須堅決逮捕、判刑，組織勞動改造，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必須依法殺一批，有些要長期關起來。還要不斷地打擊，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話，犯罪的人無所畏懼，10年20年也解決不了問題。”對於如此嚴厲的打擊可能引起的社會爭議，鄧小平早有預料，“現在是非常狀態，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嚴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癢，不得人心。我們說加強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要講人道主義，我們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從北京開始，然後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堅持這麼幹，情況一定能好轉。”彭真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意見。
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嚴厲打擊嚴重經濟犯罪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為配合此次行動，國家立法機關先後制定一系列單行法律法規，對刑法法典進行修改補充，死刑罪種增長較多。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將殺人、強姦、搶劫、爆炸、流氓、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拐賣人口、傳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確定為打擊重點，均可判死刑。由此，“嚴打”正式啟動，勢如破竹。XLW
1983年，楊得志次女楊秋華和其愛人到河南鄭州度假。到鄭州當日倆人外出街上購物，因楊得志女兒長得挺有姿色，在街上被四個小流氓遇見，並上前調戲。楊的愛人上前阻攔並和小流氓發生衝突，楊的愛人是軍人出身，當時並未穿軍服，憑著自己過硬的軍事素質，楊的愛人把幾個小流氓打得頭破血流，落荒而逃。
當時楊和其愛人覺得小流氓已經離去，認為不會再有什麼事，沒有立即離開購物處返回住處，而是繼續購物。當時鄭州有位公安局副局長，其女婿也是個民警，只是這個女婿憑著自己岳父大人的權勢，在當地為非作歹，欺男霸女，幾個被打的小流氓卻和他稱兄道弟。
當時小流氓找到這個民警告狀，一聽到自己的狐朋狗友被人欺負，他立即帶領小流氓趕往購物地找楊秋華夫妻算帳。找到楊夫妻時，他們仍沒表明身份，只是與此民警論理，此民警論理不過，惱羞成怒，繞到楊的愛人身後，乘其不備，用警棍朝楊的愛人頭部猛擊一棍，楊的愛人當即倒地。
楊秋華見狀，這才趕緊表明自己的身份，並從愛人的身上掏出證件，但此時楊的愛人已經身亡。得知被打死的是當時對越反擊戰雲南方面軍總指揮將軍楊得志的女婿，小流氓嚇得趕緊逃之夭夭，此民警也嚇得呆如木雞，清醒過來後趕緊讓人叫其副局長岳父前來處理此事。
楊得志（中間）
副局長趕到弄清事情的真相後自知闖了大禍，又急又怒，在暴怒之下撥槍朝其女婿民警頭部開了二槍，將其打死。這位副局長當晚回到公安局辦公室也飲彈自盡。得知女婿命喪河南鄭州的第二天，楊得志從京坐專機飛到鄭州說是來看望女兒（楊當時從滇進京彙報戰事）。
從京到鄭州的天空楊一言不發，臉色鐵青，專機到達鄭州上空時也沒有開口是否降落，機組人員也不敢上前問，專機只好繞著鄭州城轉了一圈，楊得志只是從窗外往下看了幾眼，說：“河南實在是太亂了，人太凶了，是要殺幾個示眾了！”說完這句話，飛機也沒有降落便飛回了北京。
回京後楊將此事上報了鄧小平，因為當時還在對越作戰，外患未了，國內卻打死軍人，而且還是對越作戰有功的將軍女婿，這讓鄧小平龍顏大怒，狠狠的摔爛了一個杯子，並親自下令對調戲楊之女的流氓以“防礙軍務，就地槍決”的命令加以處決。隨即，在全國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專項鬥爭，即“嚴打”。這就是83年嚴打的起因。
1983年，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裡，是一個承前啟後的年份。改革初見成效，設計者們開始期待更上一層樓的成果，對於已經在現代化道路上遭遇太多挫折的中國人來說，這個藍圖的實現，不能承受任何閃失。
為此，鄧小平兩年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強調：“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沒有對破壞分子的專政，社會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現代化建設搞成。”
就是這個時候，惡性事件在全國範圍內不斷髮生。1983年5月初，卓長仁等幾人從瀋陽劫持民航班機飛逃南朝鮮;6月16日，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發生27名無辜者被害、多名女知青被強姦的特大強姦殺人案。許多地方公共場所秩序混亂，婦女不敢在夜晚上班，人們失去安全感。
圖為1983年7月17日，八十歲高齡的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了時任公安部部長
劉復之關於全國各地嚴重的治安狀況彙報後，十分嚴肅地指出：“對於當前各種嚴重的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要從重從快。”
從今天來看，20世紀80年代的“犯罪井噴”，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公社的解體和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讓農民脫離了軍事化的人身控制，第一波農民進城就業正在發生。而新的經濟成分，逐漸活躍的市場，帶來貨物和人員在城鄉各地的流動。
圖為1983年嚴打期間街頭宣傳法制現場
人們的流動，是舊有的治安管理體制不曾有過的經驗。在30多年後的今天，這依然是一個難題。當20世紀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時，為城市帶來了“一個大量、大齡、單身、不滿的群體”。
以北京市為例，當時待業人員40萬人，平均每2.7戶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頭混，龐大的待業隊伍中，既有大齡的返城青年，也有非常年輕的新增待業人口。
圖為1983年嚴打期間將強姦犯遊街示眾
當時，北京市的一份調查說，部分青年經濟困難，思想苦悶，悲觀失望;大批青年無所事事，遊蕩在社會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敗壞社會風氣。此時，暴力與動盪的“文革”剛剛結束數年。
根據公安部的統計，進入20世紀80年代，1980年全國立案75萬多起，其中大案5萬多起;1981年立案89萬多起，其中大案6.7萬多起;1982年立案74萬多起，其中大案6.4萬起;1983年頭幾個月案件繼續猛烈上升。
圖為1983年8月29日，正在嚴打期間的蘭州天水路段
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嚴打”拉開序幕。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
圖為1983年8月29日，正在嚴打期間的蘭州天水路段
前者規定對一系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後者則規定在程序上，對嚴重犯罪要迅速及時審判，上訴期限也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
從1983年8月至1987年初，全國開展了持續三年、分三個戰役的統一行動、集中打擊。在這個過程中，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理念起了主導作用。他針對有人“怕搞錯兩類矛盾”，直截了當指出：就是應該把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當做敵我矛盾來處理：“我們保證最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人道主義。”
圖為1983年在鄭州的嚴打中，被捕人員被“串”在一起遊街示眾
在1983年的“嚴打”中，執政黨表達了它的決心和誠意。全國各地都有幹部子弟落網，那簡直是一場“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狂歡。在上海，1986年，上海高院作出刑事裁定，維持上海第一中院以強姦罪、流氓罪判處胡曉陽(圖中)、陳小蒙(圖左)、葛志文(圖右)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並根據最高法院的授權，核准對此三人的死刑。
案件當事人胡曉陽，是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兒子;陳曉蒙是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而陳其五的另一個兒子陳冰郎同時被判處無期徒刑。
僅8、9兩個月，全國各大中城市就收容審查、拘留、勞動教養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種刑事犯罪分子，迅速審判、執行，吊銷城市戶口，送往西部服刑……立竿見影的是，在嚴打剛開始的9月，“二王”就在江西被當場擊斃。每一個大案的突破，都伴隨著群眾對執政黨的歡呼叫好和民心的安定。
圖為東北“二王”的資料照片
以體恤民情，尊重民意的面貌出現、而存在嚴重情緒化傾向的司法，也成為嚴打後來被詬病的一大弊端。上海陳曉蒙案在當時被當成殺一儆百的典型，曾得到總書記胡耀邦的批示：“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圖為1981年，胡耀邦與鄧小平
同樣的話，也出現在1997年引起全國輿論關注而“民憤極大”的張金柱交通肇事案中最後的宣判書上;而目前法學界的共識是，被判處死刑的張，罪不當死。
電影明星遲志強，就是“民意”的受害者之一
1982年在南京拍戲期間，他與一幫高幹子弟交遊，跳“貼面舞”，看小電影，發生自願的“一夜情”關係：“嚴打”展開後，被鄰居舉報。因為他的事件中沒有受害者，公安部門本要通知單位接回去說服教育了事。
圖為遲志強(右一)與陳沖(左二)等合影
沒有想到，《中國》記者採訪後，以“銀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為題發表報道，虛構渲染了“強姦、輪姦”等情節。報道一出，短短一天的時間，全國各地紛紛致電南京公安局：像遲志強這樣的敗類、蛻化分子，這樣骯髒的人，還留著幹什麼？
我們在等待公審槍斃！這樣的電話，同樣打到公安部，打到省委、省政法委……最後，南京市公安局只能告訴遲的單位：現在政法委很為難：遲志強暫時不能放。後來又追加了一條：遲志強按流氓罪處理，“要不然全國人民不答應”。
遲志強在看守所遇見兩個“難友”，一個偷看女廁所，判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另一個，強行摟抱了一個女青年，猥褻罪，判了4年。1983年的“嚴打”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流氓罪”和“強姦罪”的泛濫。
圖為1983年“嚴打”時期的女“流氓”犯審判現場
當時給公眾留下記憶的大案件中，除去暴力案件，就是跟“生活作風”有關係的案件。西安的馬燕秦是家庭舞會的組織者，作風開放。“嚴打”開始後公安部門不僅將馬燕秦收監，而且陸續抓審了300多參與舞會的人，成為轟動三秦的特大案件，，《陝西日報》以整版的顯要位置多次報道案情。
圖為1983年或1984年春夏之間，山西黃河流域，一個不知名小鎮的廣場上，正在進行的“公開處理大會”
最後，以馬燕秦為首的三個人被槍斃，而另外幾名被指控而不承認與她有性關係的人，以及晚會的樂隊指揮，則被判處死緩或無期徒刑，涉案者被判有期徒刑的則數不勝數。而在今天看來，這些被懲處的人犯下的“罪行”，並沒有受害者。
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時髦的年輕人紛紛被單位保衛、糾察剪掉頭髮和褲腿，而那些太早嘗試前衛生活方式的人，在“嚴打”風暴中付出沉重的代價。如經歷過1983年“嚴打”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曲新久所描述的。
當年的“嚴打”，有著它特有的“藝術表現”：公判大會，掛牌遊街、群眾檢舉、群眾扭送、幾十輛警車一起出動，警笛長鳴，一夜之間，罪犯紛紛落網，確實如同一場戰役。在各地的審判大會上，當會議臺上的主持人每宣佈一個人的罪名。
三個武警就會拿出看來很結實但並不太粗的繩子衝上來，將被點名的“犯人”五花大綁，死命地勒緊“犯人”的脖子和雙肩，三個武警看上去是用盡全身的力氣把“犯人”捆牢。著這樣一個挨一個的宣判，一個挨一個的捆綁。
據2002年做的相關問卷調查統計，儘管公眾已經瞭解“嚴打”中出現不少有重大影響的冤案，絕大多數人仍然一邊倒地支持“嚴打”刑事政策。
然而“嚴打”並非如人們感性認識中那般有效。最初“嚴打”時，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團，多是一幫年輕人無是生非，侮辱婦女，聚眾鬥毆;而30多年後，惡性、有組織犯罪不斷增加。
在預防犯罪，剷除犯罪的社會基礎方面，“嚴打”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只有加強預防犯罪，剷除犯罪的社會基礎方面建設，中國才能在“以法治國”的道路上繼續前行。XLW
1983年“嚴打”期間，天津一天內處決了82人，朱老總年僅25歲的親孫子朱國華就是其中之一。1983年9月，朱國華被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以“流氓罪”終審判處死刑，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除朱國華外，被警方認定為朱國華集團幾個幹部子弟（有的還是戰友），也同時被驗明正身就地槍決或遣送新疆服刑。
朱國華是朱德唯一的兒子朱琦和兒媳趙力平的最小兒子。朱琦和趙力平共育四子一女，即：朱援朝、朱和平、朱全華、朱新華、朱國華。朱琦是朱德和原配夫人肖菊芳所生，肖菊芳生下朱琦不到四個月因病去世。
紅圈處為朱國華
八十年代初，朱國華大學剛畢業，在天津鐵路部門工作，又是朱老總的親孫子，很有地位，人也長得很帥，很討女孩子們的喜歡，許多崇拜他的女孩子都主動獻身於他。
朱國華的家在天津五大道的睦南道，是一棟英格蘭式的二層洋樓的二樓，樓對面是睦南公園，透過二樓枝藤環抱的窗戶外眺，公園景緻盡收眼底。當然園內談戀愛的或有些姿色的女孩兒便成了這些五大道子弟獵捕之物。
朱國華和這些子弟們常在家中用望遠鏡窺視後鎖定目標，然後約上樓來，吃喝玩耍，打撲克以脫衣為輸贏。
那個年代，幹部子弟是眾多女孩子擇偶的標準和崇拜的對象，這些身穿將校呢，足蹬三接頭，張嘴“你丫的”，閉口北京腔兒的黨和軍隊的紅孩子們，實在囂的狂妄，總司令的孫子自然是眾中之重的領袖人物。
朱國華家小樓的右鄰是原武漢軍區政委肖思明將軍寓所，天津市委書記，天津警備區原司令員王一宅院。左鄰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叔弢的小樓，依次是原天津市委副書記谷雲亭西式別墅，國民黨邯鄲起義將領，原河北省副省長高樹勳官邸和民國總統曹錕的大宅門。
1983年“嚴打”，隨著朱國華落網，五大道不少軍地幹部子弟也悉數歸案，通通被關押在市局看守所，手銬腳鐐伺候。
一時間，寧靜的英租界，這個被津城百姓稱之為“高幹住宅區”的五大道，警車呼嘯，心存所謂“作風問題”的大小子弟們人人自危。
上海斃了市委原宣傳部老部長的公子陳小蒙和中共中央委員，市委書記胡立教的兒子胡曉陽。杭州斃了浙江省委書記，20軍軍長熊應堂將軍的兒子熊紫平。朱國華死刑也就板上釘釘了。
一時間，社會上傳得沸沸揚揚：
“鄧公找康克清談話了，做她的思想工作。”
“康克清很氣憤，說'這是在朱老總頭上動刀子！'”
“康克清去天津瞭解情況，想給孫子減刑。”
“朱家的子孫都不是康克清親生的。她沒有感情。”……
對於社會上的種種傳說和流言，康克清未予理睬，她說：“當務之急是要做好他母親的思想工作，使她能認清現實，尊重法律，並從中吸取教訓。”
實際上康克清並沒有徇私枉法，他惟一接到的是有關部門轉來的一份記錄電話，向她通報情況。她的態度很明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康克清從未介入此事，也沒有任何領導人找她談過話。
康克清曾對跟隨她多年的老祕書葉梅娟說：“朱德同志生前有過囑咐：'如果孩子不爭氣，犯了錯誤，出了問題，你也不用生氣，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子孫不爭氣，你可以登報與他們脫離關係。'”
就在朱德小孫子被執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參加重要活動。行車途中，她平靜地對司機劉國和說：
“劉師傅，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的孫子犯了罪，昨天給槍斃了。”
“我也聽說了，但沒敢問您。”
稍後，劉國和又謹慎地問：“聽專車司機們說，您在判決書上籤過字？”康克清略顯激動地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還用簽字嗎？”
據說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朱德的親孫子終審後，沒有當庭宣判，審判委員會的意見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天津市委將是否判他死刑的請示報告遞到鄧小平手裡，鄧小平沒有批，指示把請示文件拿給康克清，一切請她決定，最後康克清批覆：“同意死刑。
當時被執行死刑的82名死囚在市中心的人民體育館宣判後由部隊官兵和市局警察機槍刺刀的嚴密監押下，乘軍用卡車送達靶場，最終都命喪黃泉。
判決書上寫著：朱國華，25歲，天津鐵路分局自動化指揮部辦公室技術員。同案主犯劉增佑，28歲，天津市排水管理處基建隊工人。另一名主犯鄭愛民，30歲，天津市工業用呢廠工人。
判決書描述，朱國華自1978年以來與劉增佑、鄭愛民等，利用舉辦家庭舞會，播放黃色歌曲、看裸 體畫報和黃色錄像、請吃飯、搞對象、交朋友、找工作、調動工作、扣壓物品、揭露隱私或由同夥攔截等手段，“勾引、誘騙、籠絡、控制、要挾女青年，大肆進行流氓、強姦犯罪活動。他們還將自己玩弄、強姦的女青年，互相轉讓，使受害人繼續受害，從而形成以朱國華為首的流氓犯罪團伙。
判決書多次提及朱國華的強姦行為。比如判決書稱，1979年夏，朱國華經舉辦家庭舞會與兩名女性崔某、張某相識，爾後與劉增佑將兩人騙至朱國華家，朱國華將崔強姦，強姦得以完成是“以給調動工作相要挾”。劉增佑在朱家以堵嘴等暴力手段將張某強姦。
判決書稱，1980年夏，朱國華還先後以交朋友、調動工作等欺騙手段，將女青年張某、劉某、張某某騙至家中強姦。
判決書還稱，在1978年至1980年間，朱國華還先後將女青年趙某、馬某、白某、王某騙至家中企圖強姦，均因被騙女青年極力反抗未得逞。XLW
朱德孫子朱國華為何被處決？趙力平口述揭開內幕
核心：朱德最小的孫子朱國華在1983年9月“嚴打”期間以“流氓罪”被槍決了，他的母親趙力平女士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坦然做了迴應......
此前，朱德唯一兒子朱琦的夫人、年過八旬的趙力平老人，一直忙於大型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在她位於北京玉泉路一個普通公寓樓的住宅裡，她和朱德生前身邊的工作人員袁存建見了面，兩位老人高興得擁抱起來。
趙力平1926年出生於河北定縣大定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44年經組織介紹，在賀龍的撮合下，三張鋪板一拼，與朱琦結婚。解放後，趙力平任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組織科科長，1957年任天津中心婦產醫院副院長，1979年任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分行副行長，1988年離休。
朱德兒子朱琦的夫人、年過八旬的趙力平老人
趙力平與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別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華、朱新華、朱國華。其中，朱新華是他們唯一的女兒。而最小的兒子朱國華則在1983年9月“嚴打”期間，以“流氓罪”被槍決了，死時年僅25歲。
1997年刑法修訂，“流氓罪”被刪除。很多人為朱國華打抱不平。對此，趙力平女士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特約撰稿人周海濱的專訪時，坦然做了迴應。趙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鑠，說話娓娓道來，對於唏噓往事，非常釋然，“想得很開”。
朱琦的生母和養母
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前夫人尼姆·威爾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見到爹爹，她說：“我當時對他的印象是這樣的：他是中國少有的人物，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是那樣的一個軍人，認為戰爭並不是一種功業，而是結束苦難的一種手段，這在中國更屬少見。他無疑地是一個寬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確，爹爹是一位軍人，但很重情意。由於烽火戰亂，他一生先後有過4 位妻子。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們是在昆明認識的。肖媽媽的爸爸在昆明有個貨棧。爹爹從上海到雲南陸軍講武堂考試，步行就得70多天，那個時候爹爹沒錢，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養病。
養病期間，爹爹總是每天早起掃院子、挑水，特別勤勞。肖家父母一看，這麼好的人吶，愛勞動，還樸實，就把還在師範學校上學的女兒肖菊芳介紹給了爹爹，爹爹和肖媽媽就這麼在一起了。他們結婚後生了一個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
生產之後肖媽媽得了婦女病，數月後病故。朱琦出生時，爹爹發現他右耳際有一根細細的“拴馬柱”，於是為他取小名“保柱”。朱琦還小，爹爹帶著不方便，朋友就介紹了四川瀘州人陳玉珍與他結婚，陳玉珍是一名比較進步的青年學生，婚後一直帶著朱琦。
朱德元帥
朱琦很小的時候，陳媽媽就把他帶走了，有人說他1917年出生，有人說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說不清。陳媽媽對他就像對自己親生兒子一樣，特別好。爹爹很感激陳媽媽把朱琦養大成人。
朱琦由陳媽媽帶到十六七歲，直到1937年，他在瀘州被國民黨部隊抓了壯丁。我上瀘州去過兩次，陳媽媽祖上的房子還在，結婚的床、結婚的東西還在。康媽媽比爹爹小20多歲，一生也充滿了傳奇色彩。
朱德夫婦
她15歲參加革命，17歲上井岡山投奔紅軍，領導婦女鬧革命，潑辣能幹。1929年，紅四軍由贛南進入閩西，佔領了閩西重鎮長汀，部隊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休整。就在休整期間，經過賀子珍和曾志的介紹，爹爹和康媽媽結婚了。
尼姆·威爾斯曾寫道，在延安採訪時，她與朱總司令夫婦和周恩來一起吃飯時，見康克清頑皮地敲著朱德的手臂，而這位紅軍總司令也微笑地看著自己年輕的妻子，心裡好像有說不出的高興。
拒絕了組織介紹的對象
朱琦被抓壯丁後沒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殺了。後來，在周恩來的努力下，組織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將他送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
畢業後，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讓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當中腿腳負傷了，甲等殘廢，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當隊列科的科長。康媽媽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長彭紹輝，讓他給朱琦找個對象。那時候找對象還得經過組織批准組織調查，還得查三代，後來調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縣大定村。我父親趙鴻儒很早就參加了八路軍，大哥趙士珍、二哥趙士斌也都參加了革命。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隊教導員顧玉玲通知我到大隊部來一下。
我們校部有一隊二隊，我在二隊。當時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誰，隊部裡頭有幾個人坐著，有個男同志，當時也沒介紹他是誰。人家看我，我沒看他。他走了以後，校部說沒事，讓我回去。
第二天，顧玉玲指導員問我說：“小趙你看那人怎麼樣？”我說：“上次那人啊？我沒看他呢。”指導員告訴我那是誰，說想給我介紹總司令的兒子。我說：“我現在多大呀，18歲，太小了，不行。我們那有風俗，找對象得通過父母，父母不同意還不能結婚。”當時我一直沒同意。
後來我問我一個同學，也是好朋友：“你說，指導員給我介紹對象，是總司令的兒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說：“那麼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們都反對。
幾個月以後，組織上把我們調到一起了。我從女生大隊調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隊列科當參謀，負責統計工作，歸朱琦領導。我工作上向他彙報。天天見面，那時我還是堅決不同意。
有一次，他說：“咱們兩個怎麼樣啊？組織跟你談了嗎？”我說：“談了，不怎麼樣。你們家官太大了，我們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了。其實，我對他的印象還行，比較熱情，也挺客氣的。
朱琦夫婦
賀龍“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遷離延安，轉移到晉綏根據地的內蒙古豐鎮。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師司令部，他當通訊科科長，我是文書科參謀。後來賀龍天天動員談話，他是晉綏軍區司令員，這是交給他的任務啊。賀龍和甘泗淇將軍的夫人李真沒事吃了飯就說，小趙出去遛遛吧，遛遛就問我想好了沒有。
有一次，賀龍跟我談話說：“咱們快進張家口了，小趙，你們兩個的事定下來，定下來我們就進張家口了，不結也得結，結也得結。同意不同意？什麼時候結？”他說：“我是司令員，我說了算，我簽字，說結婚你們就算結婚了。”
賀龍元帥
他拍著桌子說：“怎麼還沒同意，還等什麼？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馬上結婚！”說完，賀龍就寫了一張條子：“批准朱琦同志與趙力平同志結婚。”邊寫邊說：“這是你同意的，可別說我逼你的，我沒逼你。”
條子寫好後，交給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結婚證書。1946年3月23日，我們在豐鎮結婚。晉綏軍區司令部的人都來參加了，擺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個人。賀龍主持的婚禮。他叼著菸斗眯縫著眼睛說：“我的任務完成了。”
進了張家口，我們照了結婚照，朱琦給他爸爸一張，我送給舅舅一張。解放後，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發現都沒有人了，肖媽媽的親弟兄、孫子輩都沒有了。大約一年後，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見到爹爹和康媽媽。西柏坡首長住得也挺簡單，都是窄窄的小窗戶那種房子。
見面時，爹爹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舊軍裝，待人和藹，慈祥的臉上總泛著笑容，言談舉止間一點架子也沒有。我心裡一下踏實了，拘束感也消除了。康媽媽還笑著說：“你們早點要個孩子吧，爹爹喜歡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於怕引起他們傷心，我們沒有告訴兩位老人。
朱德夫婦
不久，鐵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莊鐵路局當工人。因為爹爹說要從頭學，已經是團級幹部的朱琦先當練習生，後來又當火車司爐，三年後當副司機，又由副司機轉為司機，學會了開火車。
孩子們被送進中南海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參與接管了偽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隨後成立，我擔任組織科科長。1957年，幹部支援文教系統，我被調到了天津市中心婦產醫院做副院長，一直做了17年。那時候讓你上哪，你從來不會說我不願去，讓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將近50年沒動過工作，也不敢要求調動。我想調也不敢說。
我愛人在北京，我在天津，這麼來回跑，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點了回北京家裡，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他在鐵路，我坐火車不要錢，就這點方便。有時候星期天晚上回來，有時候星期一早上六點坐火車回來。
後來，朱琦調往天津鐵路局。上世紀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區。在北京與北戴河間的往返中，火車常常會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鐵路局換車頭。一次，朱琦從北戴河開車回到天津，他還未離開機車，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長請你立即到車廂裡去一趟。”因為乘車首長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這位首長是何人，來不及收拾，就匆匆趕到會客室。
因為那時開的是蒸汽機車，燒的是煤，朱琦手上、臉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發套都被他坐黑了。這時會客室的門開了，爹爹走了進來。朱琦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長原來是爹爹。從司爐幹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當上北京鐵路局車輛處的處長。
1950年，我又懷孕了。孩子降生之際，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戰役結束，攻佔了漢城。於是，爹爹給孫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媽媽一再要幫我們帶孩子。我只好把10個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後，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又出生了。此時，雙方已開始在三八線附近的開城為停戰而談判，雖然常常是談談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為他取名“和平”。和平剛8個月，就被送進了中南海。因為兩個孩子都在北京，我們的週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過。
爹爹一直沒有忘記家鄉的兄弟，他參加革命早早離家，養家餬口的擔子全落在兄弟們身上，家境困難。爹爹決定儘自己所能，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如此一來，孫子、外孫、侄孫們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媽媽老兩口，將近20人。
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飯廳一起吃飯，就得擠滿兩大桌。當年，在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有三家生活比較困難，就是爹爹家、劉少奇家和陳雲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員多，需要接濟的親戚多。中央辦公廳曾設法給予補助，但是爹爹從來沒有去領過。
當時只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是一級工資，但根據毛主席的建議，他們拿的都是四級工資，也就是400多元。在那個時候，任何一層的領導人，除了死工資外，就沒有其他經濟來源了。和黨政幹部相比，軍隊幹部的薪金更高，元帥的工資和各種津貼加在一起約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帥的工資。但他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什麼實際職務為辭，堅決不拿元帥的工資。
朱琦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牽連。當時造反派不敢對爹爹太放肆，他們整不著爹爹，就拿朱琦撒氣，批鬥、抄家便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幹校”學習。當年年底，他從山西回來後，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個叫漢溝的小車站改造，在那兒當倉庫保管員，一直幹到1972年，才給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復工作後，由於勞累，也由於“文革”這幾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臟病，在家休養。1974 年6月的一個週一，我和往常一樣上班去了，朱琦和單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趕回家，他已經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孩子們都不在家，他們都當兵去了，我一個人在家。朱琦走時，只有50多歲。
朱琦
怕爹爹經受不住這個噩耗，只說“朱琦突然犯病了，在醫院搶救”。6月20日，朱琦去世後的第10天，我們回北京去見爹爹，康媽媽才告訴爹爹。那天，爹爹顯得很虛弱。看到爹爹拄著柺杖步履艱難地來到客廳，我忍不住就哭出了聲。
爹爹看著我，喉結動了幾下，好像要說什麼，但一時沒有說出聲。這時，坐在我旁邊的康媽媽，輕輕地拍了拍我，示意別再哭了。爹爹說：“你們開始不告訴我，這不對，我就這麼一個兒子，這麼年輕就走了。他上過中央黨校，受過高等教育，走得這麼早，太可惜了。”
最小的兒子被執行死刑
我1988年12月底正式辦理離休手續。我一個人在天津，身邊沒有一個子女。我打了個報告，1996年才調到北京。1983年“嚴打”期間，天津一天內處決了82人，國華就在裡面。國華1957年出生，出事時才25歲。
他不是什麼天津人民銀行的行長，剛畢業的大學生，在天津鐵路系統工作。與國華一起被槍斃的還有天津警備區政委的子女。國華不愛說，不怎麼出去，他喜歡畫圖，製作寫字檯、單人床，像個“小木匠”。家裡也不像人傳的那樣，地上有地毯，桌上有電視機，都沒買。
當時的形勢是“嚴打快打”。當時有人說把責任都推到國華身上，朱國華有他爺爺朱德，肯定不會難為他，國華被推到最前面，結果其餘人被放，最年輕的國華被槍斃。
這個事情在社會上傳得沸沸揚揚。有很多不實的傳言，比如說：“鄧小平找康克清談話了，做她的思想工作。”“康克清很氣憤，說‘這是在朱老總頭上動刀子！’”“康克清去天津瞭解情況，想給孫子減刑。”“朱家的子孫都不是康克清親生的。她沒有感情。”
其實，康媽媽從未介入此事，也沒有任何領導人找她談過話。有人說，康媽媽在飯桌上對著孫子們發火：“你們出了問題，不是個人的事，是在折騰你爺爺！爺爺有話在先，你們如果不爭氣，做了違法的事，要我登報聲明，與你們斷絕關係！”這話我也是沒聽過。
有人說朱國華並沒有死。但我並沒有見過，沒見過也不會相信。別人說，時候不到，時候到了會團圓的。我已經聽到不止一人說朱國華未死。30年已去，死不死無所謂了。 （作者系口述歷史學人，著有《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by西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