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 | 我國刑法學泰斗、中國政法大學曹子丹教授逝世

刑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社會科學哲學法律法制蘇聯北京大學留學湖南中國政法大學 2019-07-09

沉痛哀悼

著名法學家、離休幹部、原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首任主任曹子丹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19年7月4日在北京昌平區醫院逝世，享年90歲。

曹子丹教授是新中國刑法理論體系的奠基人之一，他自五十年代末留學蘇聯回國後即從事刑事法學的教學、研究工作，畢生耕耘、碩果累累，對於新中國刑法理論的構建、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還參與了大量的刑事立法工作，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立法專家小組的成員，對新中國刑事立法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曹子丹教授一生忠誠黨的教育事業，勇於擔當奉獻，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的建設和刑法學科的建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教授畢生謙虛謹慎，淡泊名利，治學嚴謹，為人師表，培養了大量優秀的法學人才。教授是享受國務院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的著名法學家，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第一、二、三屆副會長，中國刑法學研究會顧問，國際刑法學會理事。

泰斗隕落實乃法學界、教育界之重大損失。

斯人已逝，精神長存。

曹子丹教授生平

曹子丹，當代刑法學家，1929年出生於湖南永興，1950年至195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1952年冬隨院系調整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學院，並提前畢業，留校任教。1955年至1959年由國家保送赴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研究生院深造，師從蘇聯著名刑法學家米·德·沙爾戈羅茨基教授，專攻刑法專業，獲法學副博士學位。1979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曾任中國政法大學刑法教研室主任、法律系主任、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等職。離休後擔任中國老教授協會理事並任政法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顧問、中國行為法學專家委員會委員等職。

1979年，北京政法學院復辦後，曹子丹教授被任命為刑法教研室主任兼刑法研究生指導小組組長。在6年的任期內，他為中國政法大學的刑法學科建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先後組織了本教研室的老師編寫、翻譯了大量的教學用書，如《我國刑法資料彙編》、《外國刑法研究資料》等。

此外，他參與了大量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立法專家小組的成員，曹子丹先後參加了關於懲治貪汙罪、賄賂罪，懲治走私罪等在內的近20個刑法補充規定草案稿的討論，多次參與了1997年新刑法的論證工作，並被邀請參加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開的第四屆刑事審判工作會議，為刑法一系列補充規定和1997年修訂刑法的出臺，為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司法解釋的制定做出了有益貢獻。

1985年，曹子丹教授被任命為我校法律系主任，1989年又被任命為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與此同時，他還先後擔任了中國法學會第一、二、三屆理事，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第一、二、三屆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學術委員等一系列社會兼職，參加了1989年維也納國際刑法協會第14屆代表大會、1992年臺北首屆海峽兩岸法學研討會等許多重要的會議。

在多年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曹子丹教授進行了一系列的科研活動。自1979年以來，他主持和參與主持編撰的著作、教材、辭書共15部，與人合作或參與編撰的著作、教材、辭書共11部，翻譯和校訂的著作4部，撰寫的論文、文章70餘篇。其中，與人共同撰寫的《犯罪構成論》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六五”法學重點項目，該書被同行譽為我國“第一部研究犯罪構成問題的專著”，是“一部填補空白的力作”，並於1991年分別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和“光明杯”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著作三等獎。合作編寫並參與審定的《中國預防犯罪通鑑》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項目，是第一部較全面、系統地在結合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闡明有關預防犯罪問題的鉅著，該書於2000年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曹子丹教授作為分主編參與編寫的《刑事法學大辭書》，於1995年獲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參與撰寫的第一本由教育部、司法部統編教材《刑法學》，1988年分別獲得國家教委和司法部優秀教材獎。主持並執筆撰寫的《培養應用型法學碩士研究生的經驗》，1989年獲北京市教育局優秀教育成果獎。

鑑於曹子丹教授在教學和科研中的突出貢獻，自1993年起，國務院給他頒發政府特殊津貼，離休後的曹子丹，又應邀擔任了中國老教授協會政法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2002年中國政法大學五十週年校慶時被授予“元老教師”和“學校建設開創者”兩個榮譽稱號。鑑於他對老教授事業的貢獻，中國老教授協會給他頒發了“老教授科教工作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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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求法治，師德育英才

——記法學家曹子丹

作者: 劉仁文

2002年，中國政法大學50年校慶，一位73歲的老教授被同時授予“元老教師”和“學科建設開創者”兩個榮譽稱號。面對榮譽，他卻坦承：法治興才國家興，國家興才個人興。

2004年，《中國法律人》雜誌集中推出一期對新中國建國後留學蘇聯的老一輩法學家的跟蹤報道，前述老人名列其中。當記者問到他們這一代人的貢獻時，他平靜地說：“歷史有著自己的節奏，我們只能盡力而為。要說我們這一代人的貢獻，往大的說，也許對構建我們自己的法律體系和法言法語作出了一點貢獻，往小的說，就是培養了下一代法律人。”

他就是我國當代知名的法學家、法學教育家曹子丹教授。

從北大到留蘇

曹子丹1929年出生於湖南省永興縣的一個普通農家。他從小就立志要“成名成家”。上中學時，數學老師培養了他對數學濃厚的興趣，當時他們的幾何課教材是由三個美國人著的，他們的名字都是“Ｓ”打頭，所以叫“三Ｓ平面幾何”，而曹子丹的名字在舊拼音中全是“Ｔ”打頭，於是他就暗下決心：美國是三個作者寫一本書，完成一個理論，我以後要一個人建立一套理論，名字就叫“三Ｔ”理論。“那時真是躊躇滿志啊。”他回憶道。

但時代的呼喚使偏愛理科的他轉向了文科。那是1948年，正在念高中最後一個學年的曹子丹受進步師生和進步書刊的影響，參加了進步組織“沙原文藝研究社”的活動，從此對政治產生了興趣。正因此，1950年考大學時，他選擇了北京大學政治系，並被順利錄取。在北大雖然只待了兩年，但留給他的記憶卻是難忘的，有一次，我曾問他這一生中最難忘的事是什麼，他竟告訴我是在北大學習時受委託去請《暴風驟雨》的作者周立波來北大作報告。

1952年，在學習蘇聯的大背景下，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幾個大學的政治系、法律系、社會學系合併組成新的北京政法學院（即現在的中國政法大學），曹子丹也隨院系調整來到北京政法學院，並提前畢業成為一名年輕的教師。“不過，那時候我什麼都做，稱不上是專門搞法律的。”

真正開始研習法律還得從留學蘇聯算起。1955年，經過重重選拔和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一年的俄語學習，26歲的曹子丹和另外７個同學一起，前往列寧格勒大學（現叫聖彼得堡大學）學習法律。火車經滿洲里、西伯利亞到莫斯科，全程9000多公里，７天８夜，路途雖然漫長，但他們卻都很愉快，“心懷一種榮譽感和使命感，對即將開始的留蘇生活充滿嚮往。”這８個人日後大都成為中國著名的法學家，除曹子丹外，還包括王家福、肖蔚雲、吳大英等。

四年的留蘇生活，緊張而充實。在著名刑法學家沙爾戈羅茨基的指導下，曹子丹系統學習了刑法知識，打下了堅實的專業功底。他在當時的蘇聯權威法學刊物《法學》上用俄文寫作發表了《中國法學關於兩類矛盾學說討論綜述》等論文。1959年，以《論蘇聯在刑事法律方面同未成年人的鬥爭》為題，順利完成了他的副博士論文。這些成績的取得，曹子丹從內心深深地感激他的導師。這位一生完成科研項目不下230個、多部著作被譯成中文的學者反覆告誡他的中國學生，一定要理論聯繫實際，為此，沙爾戈羅茨基經常將蘇聯各地法院、檢察院定期寄給他的一些案卷交給曹子丹閱讀，正是通過閱讀這些案卷，曹子丹敏銳地發現了未成年人犯罪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並最終將其確定為自己的副博士論文選題。數十年後，在填寫一份問卷時，他在“對您影響最大的人”一欄中寫上的是：“我的蘇聯指導教師——米·德·沙爾戈羅茨基教授。”1996年，作為主編之一，曹子丹為紀念他的導師對刑法學的傑出貢獻，曾廣泛收集資料，親自為《中華法學大辭典·刑法學卷》撰寫了沙爾戈羅茨基的詞條，“但這些都不能表達我內心對老師的崇敬和感激”。

法治領域的辛勤耕耘者

1979年，北京政法學院復辦（後來遵照中央的指示，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國政法大學），曹子丹被任命為刑法教研室主任兼刑法研究生指導小組組長。在６年的任期內，他為中國政法大學的刑法學科建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先後組織了本教研室的老師編寫、翻譯了大量的教學用書，如《我國刑法資料彙編》、《外國刑法研究資料》等。1985年，他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1989年又被任命為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與此同時，他還先後擔任了中國法學會第一、二、三屆理事，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第一、二、三屆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學術委員等一系列社會兼職，參加了1989年維也納國際刑法協會第14屆代表大會、1992年臺北首屆海峽兩岸法學研討會等許多重要的會議。1993年，國務院給他頒發了“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政府特殊津貼。

作為法治戰線的一名老兵，曹子丹為國家的法治建設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他獨著、主編、合著了26部刑事法律的著作、教材和辭書，其中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六五”重點項目《犯罪構成論》，“九五”重點項目《中國預防犯罪通鑑》；發表了近70篇論文，其中刊登在《中國法學》上的《刑法學研究方法芻議》、《試論我國管制刑存在的根據》等文均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外，他還翻譯和校訂了４部外國刑法的著作，其中就包括在我國刑法學界引注率頗高的《蘇聯刑法科學史》。

他參與了大量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立法專家小組的成員，曹子丹先後參加了關於懲治貪汙罪、賄賂罪，懲治走私罪等在內的近20個刑法補充規定草案稿的討論，積極參與了1997年新刑法的論證工作。他還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司法機關的邀請，多次參加有關司法解釋的專家論證。

他培養了大量的新一代法律學人和法律官員。在他的學生中，有的已經成長為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還有的當上了高級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看到自己的事業後繼有人，曹子丹很是欣慰。2002年，在他執教50年之際，他將自己的感受概括為三點：第一是要充分認識到學問來不得半點虛假，永遠站在本學科的最前沿，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學工作中去；第二要儘可能多地參加立法和司法活動，在理論與實際結合上下功夫，這是提高法學教師業務水平和教學效果的良好途徑；第三，教師最重要的素質是師德，無才的教師固然不是好教師，缺德的教師同樣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教師。

作為一名出色的科研活動組織者和管理者，曹子丹不僅為自己所在的學校奠定了很好的學科基礎，而且贏得了全國同行的尊敬。上個世紀80年代初，許多兄弟院校均慕名到中國政法大學來索要《外國刑法研究資料》等教學參考書，當時這些書還沒有公開出版，只是鉛印和油印材料，但他從繁榮全國刑法學研究的大局出發，慷慨提供。對此，吉林大學的何鵬教授等許多著名的刑法學家都曾對他的無私奉獻精神和不拉山頭的治學態度給予高度讚揚。他的這種聲譽也使得他在一些大型工具書的主編位置上能得心應手，如國家重點圖書《中華法學大辭典·刑法學卷》，他作為主編之一，就發動了一大批校內外的著名學者來參與。

離休後的曹子丹，本可頤養天年，但他沒有，他又應邀擔任了中國老教授協會政法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鑑於他對老教授事業的貢獻，中國老教授協會曾給他頒發了“老教授科教工作優秀獎”。

“看到自己的祖國正在逐步走向法治的大道，過去夢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實現，我真的感到很高興。”78歲的老人，神情謙退而安詳。

（本文有刪減）

原文摘自《檢察日報》2007年1月26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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