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廣州《武俠》雜誌首次連載了《射鵰英雄傳》，標誌著金庸第一次正式進入內地讀者的視野。其實金庸本人早在1981年就受到鄧小平接見，此後更不遺餘力地支持內地的改革開放。但是長期以來，金庸作品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正規出版渠道的阻塞，使得金庸小說許多版本粗製濫造，錯訛百出；一度，還有人以“金庸新”“金庸巨”“全庸”等惡劣手法盜用、化用金庸的名字，炮製大量“偽書”。
金庸本人也曾很無奈地說：“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寫及出版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於充滿無聊打鬥、色情描寫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臺灣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筆名出版發行。我收到過無數讀者的來信揭露，大表憤慨。”
80年代有大量未經授權的金庸作品面世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廣受讀者喜愛，把金庸武俠小說熱推向新的高峰，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的關注。1986年《中國》第8期上刊登了著名紅學家馮其庸《讀金庸》一文。他認為：“金庸小說所包含的歷史的、社會的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在當代的俠義小說家中是極為突出極為罕見的。”在文末贊同把關於研究金庸小說的學問叫做“金學”。這一現象也逐漸引起出版界重視，其中就包括三聯書店。
“大約是1988年左右，我們非常想出金庸作品。”三聯書店前總經理沈昌文稱自己是一個標準的金庸迷，他也一直想方設法與金庸方面接洽上。“後來我找到了一個非常理想的人選”，沈昌文所指之人即香港著名報人羅孚，他把包括董橋在內的許多香港文化界人士介紹給了沈昌文。據沈昌文回憶，在羅孚的引薦下，他在1989年初在香港與金庸見過面，也與金庸有了大概的出版意向，但遺憾未能達成。
1991年，已經在香港三聯書店工作的董秀玉，得以有機會與金庸再續前緣。“我在香港工作期間，與金庸先生見了很多次，我跟他談由三聯來出版他的小說，他很痛快地答應了”。金庸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認認真真地在大陸出，另外他在香港對董秀玉的口碑也認可，於是雙方一拍即合。
真正授權給三聯，是在董秀玉回到北京工作之後。三聯為什麼做金庸？這個問題董秀玉首先得給自己一個答案，“武俠小說的名聲不太好，我們要先把自己說服，”董秀玉笑著回憶。她坦承：“我思想鬥爭得很厲害，雖然我自己喜歡讀金庸的書，也很想把他的書引進來，但是我也一直在考慮三聯的品牌究竟適合不適合做金庸。”為了掃除心中的疑惑，董秀玉還找了許多朋友討論此事。
《金庸全集》推手、著名出版人董秀玉
1992年底，董秀玉從香港三聯書店又調回北京。金庸是以武俠小說而出名，但本質上是一流的文學作品，是可以進文學殿堂的，想透了這一點，就沒有問題。”
其實董秀玉決定“做”金庸的另一個原因是出於現金流考慮，“因為我在香港摸爬滾打了幾年，對現金流已經有所重視，而當時國內出版界對它還沒有什麼概念”，1992年三聯全年銷售的總碼洋才711萬，每年向外借錢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這一套書每年的現金流可達幾千萬，這對一個剛起步的企業極為重要”，董秀玉說，雖然由於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說給三聯的實際利益並不像外面所說的那麼大，但通盤考慮下來，她還是接受了版權代理方的條件。
1993年3月29日，三聯書店與代表金庸方面的香港“智才企業有限公司”簽訂出版合同。
三聯上上下下對這套書都很重視，也很下了一番功夫。為這部作品集作封面設計的是三聯書店美術編輯室主任寧成春。“三聯與金庸談妥版權之事後，社裡開了很多會，董總跟我們說這個工作很重要，發行部門來請編輯部徵求意見，大家提了很多意見。”寧成春回憶。為了能更準確地把握金庸作品的內涵，並沒有看過金庸作品的寧成春還向金庸迷的兒子詢問意見。“當時的武俠小說很多，但是做得太‘濫’，在我看來，金庸雖然是寫武俠的，但也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所以我認為從設計的角度來講，應該尊重它的歷史感。”
以往無論是香港的明河版還是臺灣的遠流版，它們的特點是大量選用宋元明清以及現當代國畫大師的作品，扉頁附有名家印章，在正文之前還刊載十數頁古代山水人物畫、地圖、名山大川的攝影等等。但在寧成春看來，這些封面有些“太花哨”。為了更好地體現金庸作品裡的那種歷史感，寧成春也頗下了一番功夫，“每部小說，講的是哪一個朝代，我就去找哪個朝代的畫，找到那個時代的文化感覺”，寧成春也找了許多古代木版畫作參考。
當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助理的潘振平回憶，為了滿足封面設計的想法，他曾經找到“中華文庫”的作者之一、美術史專家聶崇正，通過他向故宮博物院買了一些藏畫的膠片，其中《康熙南巡圖》就用於《鹿鼎記》的封面。
金庸作品集要一下子出齊36本，但留給寧成春的時間並不多。“當時還沒有采用電腦，我是用複印機作的墨稿，時間很緊張”。寧成春最終是以整齊劃一的古典山水畫，作為三聯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設計，出於印刷成本以及內地讀者購買力的考慮，三聯版僅保留扉頁的古雅印章，如齊白石的“江南布衣”“要知天道酬勤”、吳昌碩的“心月同光”“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趙懿所刻的白居易的詩句“襟上杭州舊酒痕”等，而省略了港臺版所具有的提示讀者想象力的歷史圖片。
三聯版《射鵰英雄傳》
“整套書的顏色也是有所考慮的：從第一本到最後一本，封面顏色是漸變的，這樣突出了整體的文化感”，此外，寧成春還從一些設計元素上強調了整套作品作為通俗讀物的特點，“字體設計得很活潑，避免呆板，也與三聯傳統的那些學術著作相區別”，但又不流於膚淺和輕浮。1996年，寧成春為“金庸作品集”設計的封面獲得第三屆新聞出版署直屬出版社優秀圖書設計獎一等獎。“三聯版”的金庸作品集影響了此後一大批武俠小說的設計。
寧成春回憶，當時三聯還通過美編張紅約到了一些作者為小說畫插圖，這些作者大部分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雖然三聯給出的稿費只是一幅60元，但出於對三聯的熱愛和信任，他們投入了很大的創作熱情，研究主要人物使用的兵器、性格特點等，也拿出了比較好的作品。但是金庸對港臺版的插圖有所偏愛而不願意進行更換，最終卻未能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也是寧成春略有遺憾之處。
金庸為三聯版寫的序中，很溫情地追述了他與老“三聯”的緣分：“小學時代我得益最多、記憶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購置的鄒韜奮先生所撰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世界各地旅行記，以及他所主編的《生活週報》（新的和舊的）。在童年時代，我已深受鄒先生和生活書店之惠。”
三聯版金庸作品集（平裝本和口袋本）
在三聯書店的出版檔案裡，關於“金庸作品集”的卷宗裡，還保留了數封讀者的來信，其中來自上海的一位老編輯說自己在退休後才開始看金庸，立即被其“大氣磅礴，想象詭異”的風格所吸引。有趣的是，這位老編輯在信後面列了長長一個單子，列出自己校出的錯誤，其認真，令人感慨。
還有一封年輕讀者的來信，仔細地糾正了插圖的一個錯誤。“有一節是楊過與黃藥師分別從兩旗杆躍下，書中有一插圖，圖中楊過斷的是左手，而書中楊過斷的是右手，此已是自相矛盾”。他還希望編輯們能轉告給金庸先生——讀者對這套作品的喜愛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1994年發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說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俠小說研究學者陳墨說。那一年，三聯書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王一川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將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學授予金庸榮譽法學教授。“幾乎就是在一夜之間，金庸小說從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蟲小技乃至洪水猛獸突然步入了學術的神聖殿堂”。
有人評價說，三聯版的金庸全集有點一統武俠小說出版江湖的味道。此後，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武俠類小說，不僅在風格上仿照三聯版，在銷售上都是成套賣，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從此把整個武俠小說的出版納入到正規的渠道上。而另一方面，三聯版也使金庸作品從武俠小說的芸芸眾生中挺立而出。有人評論說：直到三聯版金庸作品的出現，金庸小說才終於走向“文化精品”意義上的流行，它也喻示著金庸小說本身的價值轉型，“即它已經從單純的閱讀和消費價值轉變成經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價值”。
節選自《守望家園——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作者：李菁
編輯：許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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