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啟笛 作者|嘉沐 (發自首爾)

“現在有人稱您是‘獨裁者’，請問聽到這個稱呼時，您是什麼感受？”今年5月9日晚，就任迎來兩週年之際，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青瓦臺接受了KBS電視臺的獨家專訪。

在對半島問題、經濟現況以及韓日關係等問題發表完見解之後，他迎來了上述尖銳的提問。文在寅沒有像之前那般和顏悅色，而是苦笑道：“我想這並不恰當。我們是通過‘燭光民心’誕生的政府。如果說我們‘獨裁’，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5月10日，韓國總統府取消了一場面向250多名國內外記者的座談會。這場記者會原計劃在青瓦臺的綠芝園舉行，題目為《就職兩週年，與跑口記者的見面》。有傳言說這是因為前一天，朝鮮發射了兩枚疑似短程彈道導彈。

對文在寅來說，鄰國帶來的煩惱遠不及眼前來得猛烈。不久前，韓國國會剛剛遭遇一場“浩劫”——300名議員擠在國會議案科外，為了佔領會議室，一些人拳腳相加，甚至動用鐵錘和鐵棍等工具強行撬門。衝突造成多人受傷，被抬上救護車。為了防止失控，國會議長時隔33年首次動用警衛權來控制局面。

這是由於文在寅政府試圖繞過傳統審查程序，採用“快速通道”方式對法案進行電子投票，從而加快審查的表決速度。這被韓國最大在野黨自由民主黨解讀為“欲強行通過法案”。“一個把經濟搞垮、只會用政治手段搞改革的政府，我們能在其統治下生活麼？我們應該站出來，集合大家的力量。”自由韓國黨黨魁黃教安帶領數萬人走向街頭，高喊“打倒文在演獨裁統治”的口號。

這番場景似曾相識。兩年前，數百萬韓國人走上街頭，要求“獨裁統治者”朴槿惠下臺。高呼“清除積弊”、主張經濟改革的文在寅在一片支持聲中走上前臺。他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將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承諾，將努力實現國民團結，摒棄權威主義的總統文化，加強國防自主、鞏固韓美同盟、解決朝核問題。

兩年來，文在寅的施政遭遇全方位挑戰，曾經的許諾兌現寥寥，支持率也頻頻告急。半島局勢出現的積極變化無疑是其取得的最大成果，但經濟成績單卻分外慘淡，就業、投資、出口、生產、民間消費等指標無一值得稱道。與此同時，身邊人也頻頻爆出醜聞。這不禁讓人猜想，三年後，韓國總統的“魔咒”會否降臨到他的身上？

2018年9月11日，數千名農民集聚在韓國國會大樓附近，要求文在寅政府制定提高糧食價格的政策。

清除積弊備受質疑

與歷屆政府不同，由於前任總統朴槿惠被彈劾，處理“國政醜聞”和“清除積弊”成為文在寅上任後的首要任務。國民們也期待平民出身的總統能帶來政治新氣象。

前總統朴槿惠和李明博被拘押可以被看做是處理這一問題的典型事件。朴槿惠自2017年3月31日被拘押，至今度過了2年多的獄中生活，此前在“干政門”二審中被判處25年有期徒刑，目前準備接受三審。李明博在2018年因涉嫌貪汙受賄被捕，在去年10月的一審判決中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處以130億韓元罰金，同時追繳犯罪所得82億韓元。被拘禁近一年後，他於今年3月獲得保釋，如今等待最終的審判。

除此之外，包含前總統祕書室室長金基春等涉及“干政門”事件以及濫用職權的相關嫌疑人在內，共約140人被立案調查。

儘管文在寅政府對清除積弊的評價是“成功的”，民間卻出現了不同聲音。當初對“干政門”感到憤怒的國民，如今對清除積弊帶來的溢出效應感到疲憊不堪。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針對文在寅政府清除弊病的政策“不滿意”的人群從2017年的30%增長至44%，“非常不滿意”的人達到29.5%。

極具代表性的一種聲音是，大規模處罰後，政府在制度改善方面沒有做出相應舉措。從清除積弊涉及的人群來看，被告大部分來自前政府和保守派在野黨，不由讓人對政府的初衷抱持懷疑。

“目前來看，清除積弊所涉及人數達到歷屆政府之最。”韓國國會前事務處祕書長樸炯俊向《鳳凰週刊》表示，按照法律，他們理應接受相應處罰。“但更應關注的是，在調查和懲罰之後，韓國社會制度、政治環境、政治文化會有哪些改變？”

韓國政策企劃委員金南準也說，如果不是通過改善制度來清除積弊，很難從根本上杜絕原有的問題，“僅憑對人員進行處罰，政治改革仍然存在侷限性”。

文在寅政府不是沒在制度改革上作出過努力，卻因黨派鬥爭屢屢受挫。

上任之初，文在寅就將憲法改革列為重點改革目標之一。為了限制總統的權力，他提出將總統任期從5年改為4年並允許連任，但這項改革方案在國會遭遇阻撓，自2017年夏天提出以來無任何進展。而包含限制國情院權限的《國情院法》修正案，以及針對檢察機關和警察機關的改革方案等，均因國會內部的對立而進展緩慢。

正因此，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才聯合其他三個在野黨——公正未來黨、民主和平黨以及正義黨，試圖採用“快速通道”方式向國會提交《公職選舉法》修正案、《關於設置和運營高層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法案》、《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檢察廳法》修正案等四項法案，最終依靠人數優勢通過表決。這激起自由韓國黨的強烈反彈，進而引發了4月底韓國議員上演全武行的那一幕。

這場衝突從深夜持續到清晨，自由韓國黨痛批文在寅借改革之名，擴大“左派政權的獨裁統治”。在該黨議員的嚴防死守下，最終進入電子錶決會議室投票的人未能達到法定數量，執政黨的念想也就此打了水漂。

曾承諾要“朝野攜治”的文在寅政府，如今卻面臨政黨關係的急劇惡化，裂痕愈發加深。在國會“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倘若得不到在野黨的協助，文在寅想要通過立法推行改革，只會淪為空談。

多名心腹捲入醜聞

今年年初，涉及毒品、性賄賂的韓國娛樂圈“勝利門”事件不斷髮酵，蝴蝶效應牽出越來越多醜聞，直指韓國社會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特權階層”。十年前韓國女星“張紫妍性招待案”也再度迴歸大眾視野。文在寅更因此下令說，“要賭上命運徹查真相”。

當文在寅下達“徹查令”後，其支持率在經歷了三週的下降後上升了3%，67%的受訪者認為他採取了“正確”舉措。有觀點稱，處於執政中期的文在寅政府，這樣“關注民生”的政治舉措被認為是確保主導權的做法。

事到如今，徹查結果卻令人寒心。經過長達13個月的調查，韓國檢察院歷史調查委員會發布了對“張紫妍案”的判定結果——因證據不足、追訴期已過、無法查明名單真偽等原因，無法對該案重啟調查。

最初引爆娛樂圈醜聞的“勝利門”主角、BIGBANG成員勝利，經法院判定不予逮捕。5月14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駁回了針對勝利的逮捕令。法院稱目前案件還存在爭議之處，警方計劃在進行補充調查後決定是否再次申請逮捕令。自2月接受調查以來，勝利本人被傳喚達19次之多，面對警方的證據，他一直持否認態度，並且聘請了專業律師進行維權。

震驚國內外的“勝利門”事件，恐怕與過去多起醜聞一樣，終究埋沒在時間的荒原裡。這令不少國民大失所望，有人憤慨地說：“韓國這個國家沒救了，鬧得這麼沸沸揚揚，最後還是不了了之，調查也是迫於民意走過場罷了。”

首爾法院駁回了針對勝利的逮捕令後，有媒體拍到他在健身房運動的情形，表情非常放鬆。

不止娛樂圈，自文在寅上臺以來，共同民主黨內部也接連曝出醜聞，青瓦臺還被司法部門找上了門。

去年年底，韓國檢察機關突擊搜查了青瓦臺一個下屬機構——特別監察辦公室。這一機構設在首爾昌成洞的中央政府辦公樓，負責監聽政府和官員，以防止腐敗。起因是一名前監察員指控該辦公室非法監視民眾。這是文在寅政府成立以來，青瓦臺首次遭到檢方搜查。自由韓國黨由此指認青瓦臺祕書室室長任鍾皙、民政首席祕書曹國等高級政府官員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被青瓦臺方面否認。

文在寅的“身邊人”——青瓦臺政務祕書宋寅培和共同民主黨前議員金慶洙也因捲入“網紅門”案而受到非議。宋寅培是文在寅最主要的心腹之一，他們的關係可追溯至上世紀90年代初，文在寅當時是時任總統盧武鉉的助手。

該案的起因是，去年4月首爾警方逮捕“Druking”賬號所有人金某和兩名同夥，指認他們藉助電腦程序捏造網絡留言、操控網絡輿論。一些人懷疑，作為文在寅的支持者，金某可能在去年總統選舉期間使用這一程序幫助文在寅造勢。

檢方懷疑，宋寅培在金慶洙和這名博主之間起到牽線搭橋作用，安排兩人認識。青瓦臺一項內部調查發現，宋寅培曾收受來自金某所開設培訓機構的200萬韓元（約合1.2萬元人民幣）“演講費”。

儘管上述事件均與文在寅沒有直接聯繫，仍給其渴望樹立的廉潔政府形象帶來重創。與執政黨相關的醜聞增多，亦會阻礙文在寅實現其政治目標。韓國《中央日報》在其社論中稱，“近五年來，凡是針對積弊的調查都可能將‘自己人’牽涉其中，從而危及目前政權。沒有紮實的‘內功’，揮出的刀只會鑽進自己的肉和骨頭，這一事實已被往屆政權的‘黑歷史’所證明。”

談到韓國輿論對於文在寅政府的批評，有進步派人士向《鳳凰週刊》辯解說，“韓國跟美國情況類似，媒體對總統很不友好。因為在韓國，真正有影響力的還是保守派媒體。各大掌握權力的領域同樣以保守派為主。雖然總統有清除積弊的行為，但社會的主流，還是以這一群體為主。”

“消失”的韓國外交

文在寅上臺之初，韓國未來的外交政策備受外界關注。美國《時代週刊》在2018年將其評為“年度風雲人物”，說他為了避免世界性危機而進行了一場外交賭博，至少現在的世界比以前更安全。

在競選期間，文在寅曾打出“四強外交”概念，主張與中美日俄發展均衡外交。上任兩個月，新政府公佈了《國政運營五年計劃》，其中“對美國朝野開展活躍外交”“加強韓美聯合防衛體系”“充實韓中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將歷史問題和麵向未來的兩國合作分開對待”代表其核心理念。

兩年過去，收效卻不甚明顯。“目前東北亞局勢處於合縱連橫的態勢之下，朝鮮、美國、中國、日本、俄羅斯紛紛打出了自己的牌，韓國卻顯得毫無存在感。”一位韓國前外交官向《鳳凰週刊》如此感嘆，“甚至在當今世界，幾乎沒有和韓國交好的國家。”

自2017年5月上臺以來，文在寅出訪的一個特點是加強與六方會談國家的聯繫，謀求解決朝核問題。2018年舉行了三次韓朝首腦會談和史上第一次美朝峰會，半島和平曙光初現。

但今年以來，隨著第二次美朝峰會在河內以失敗告終，曾經的努力似乎付之一炬。雖然韓國政府急切渴望舉行第四次南北首腦會談，但朝方遲遲沒有做出迴應。5月4日和9日，朝鮮兩度發射短程導彈使得半島局勢再度升溫，文在寅的調停者角色也備受質疑。不少人擔心，半島會退回到兩年前劍拔弩張的樣子。

面對南北關係止步不前，國內批評文在寅的聲音越發強烈。自由韓國黨國會代表羅卿媛發表演說稱：“文在寅不斷向朝鮮政權靠攏，形同金正恩的代言人。”

曾將南北合作和朝核問題作為施政突破口的文在寅政府，在解決國內矛盾和推進改革時喪失動力，國政運營面臨困境。韓國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責任研究委員樸炳光亦認為：“只偏重於朝鮮的外交政策，讓韓國在處理周邊國家外交問題時受到很大制約。”

或許是受到上述言論的影響，2019年以來，文在寅大幅增加了對非六方會談國家的首腦外交，繼3月訪問東南亞三國、4月訪問中亞三國後，6月對北歐三國進行了訪問。據盤古智庫東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羅震觀察，在聚焦朝核問題的同時，韓國對產業合作議題的關注明顯增加，尤以能源和高新技術產業合作為重。

對於韓國而言，無論想要解決何種困境，美國都是最重要的影響因子。文在寅上臺以來的19次出訪中，5次是訪問美國，其重要程度可見一斑。雖然兩國首腦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將繼續強化美韓同盟、促進軍事和安全領域的合作，但在駐韓美軍防衛費分擔、自貿協定談判等問題上，兩國仍存摩擦；而在如何解決朝核問題上，雙方分歧同樣明顯。

“對美外交實際上沒有成果。”韓國世宗研究所研究企劃本部長鄭成長評價說，“我們既沒能加強韓美同盟，也沒能積極參與美國的全球戰略。”

發展對華關係上，文在寅在2017年12月首次訪問中國後，圍繞部署“薩德”的紛爭暫時得到平息，但兩國至今未能恢復到此前活絡的合作狀態。樸炳光建議說，針對兩國國民共同關心的空氣治理問題，“韓國政府應當發揮外交力量，推進對華合作”。

談及最近的中韓關係，駐京的韓國人士難免嘆氣：“兩國民間的不友好情緒仍在蔓延，始終找不到改善關係的契機。”

一位企業代表抱怨說：“像我們這種小企業在中國遭遇到困難，政府卻不能提供任何支援，好像是說‘自己看著辦吧’。”在北京被稱作“韓國城”的望京地區，自2017年以來，這裡的韓國人和商鋪數量都在減少，“有時隔幾天就發現，又一家韓國餐廳關門了”。

對華關係難有起色，對日關係更面臨“史上最差”之境地。不少人評價說，韓日關係幾乎快達到“斷交”的程度了。從數據來看，韓日兩國的民間交流依舊向好——2018年韓國赴日旅遊人數達到750萬，再創新高。就業方面，韓國人前往務工的海外國家中，日本也排在前列。

“但政府似乎一直在煽動反日情緒。”曾經駐日的一位韓國記者如此形容。文在寅上臺以後，宣佈解散依據《韓日慰安婦協議》設立的“和解與治癒基金會”；韓國法院還首次判定，殖民統治時期強制徵用韓國勞工的日本企業應該對原告進行賠償。

“針對二戰勞工訴訟問題，在充分預料到結果的情況下，卻沒能和日方進行事前協商和預備工作。這和政府承諾將按照雙軌基調處理兩國關係的原則不符。文在寅政府不能將合作和歷史問題分開，是韓日關係發展面臨的最大困境。”韓國峨山研究院副院長崔剛向《鳳凰週刊》如此評價。

2018年10月30日，韓國最高法院判定日本鋼鐵公司向4名二戰期間被強徵的韓國勞工每人賠償1億韓元。

“脫靶”的經濟政策

在韓國媒體為總統所做的“兩年工作小結”中，“經濟陷入泥潭”成為熱詞。“國民一開始對於文在寅執政的期待很高，每項政策都如箭在弦；但如今看來，文在寅射出的‘箭’，很多都‘脫靶’了。”樸炯俊如此評價。

最新統計顯示，韓國今年第一季度經濟環比增長率為-0.3%，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最低紀錄。韓國發展研究院更將2019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預期值從現有的2.6%下調至2.4%。

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文在寅的支持率也波動明顯，由上臺之初的84%驟降至今年4月的41%，近來藉著紀念盧武鉉逝世10週年才有所恢復。韓國蓋洛普6月7日-9日的民調顯示，受訪者不認可政府的理由包括：經濟民生問題解決不足（44%）、過度側重對朝關係（18%）等。

民主和平黨議員樸智元在韓國MBC電視臺的節目上，借用藝人“李英子”的名字來解釋總統支持率下降的現象。“文總統在20多歲、嶺南地區以及私營業主中的支持率非常低，可將其稱為‘李英子（上述三個詞首字母組合後的諧音）現象’”。

2018年11月的一項調查顯示，以嶺南地區慶尚北道為例，該地總統支持率從2017年同期的64%下降到40%。同比一年前，學生和私營業主的支持率跌幅最大，分別達到33%和29%。上述影響還波及到湖南和忠清等支持文在寅的傳統地區。從2019年1月開始，湖南地區總統支持率出現下降，僅僅三週就從86%降到75%。

之所以出現“李英子現象”，是由於文在寅在就職宣言中多次標榜“就業政府”，實際就業指標卻近乎災難，特別是青年群體的“體感失業率”創下新高，並導致韓國國內各階層、地區的進一步分裂。

文在寅上臺後，經濟上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收入主導增長”——即通過提高收入所得刺激消費需求，帶動內需以及投資，同時創造就業。為此，韓國政府兩年來花了超過30兆韓元，用於補助失業、創造公職就業機會等。

為了提升公民收入所得，韓國在2017年和2018年兩度上調最低時薪，分別上漲16.4%和10.9%，並規定員工每週工作時間不得超52小時（此前為68小時），但這一舉措卻導致物價上漲，讓個體戶們叫苦連連。

工作日的傍晚，首爾曾經繁華的商業街上，很多店鋪異常冷清，一些店鋪乾脆貼上轉租廣告。據韓國國稅廳統計，2017年宣佈倒閉歇業的個體戶超過18萬家，其中餐飲類小吃店的倒閉率高達92%。

作為熱門旅遊景點的梨花女子大學，附近的商業街也變得蕭條，周邊岔路上的很多小店都倒閉了。一家服裝店老闆告訴《鳳凰週刊》，從2017年開始這裡的生意就冷清了很多。這間20平方米的小店原本有4位僱員，現在大家都走了，只剩她一人艱難維持。

“新政策推行以來，我打工的機會也變少了。”26歲的金敏京說。她之前在新村附近的便利店打工，那裡大部分商店為了節約成本開始轉為無人超市，現在都使用智能結算機了。

“上調最低時薪和減少工作時間這兩項政策同時實施，導致中小企業勞動環境迅速惡化。”韓國中小企業中央會宣傳部負責人秋文鉀向《鳳凰週刊》解釋說，在無法保證生產效率的情況下，直接上調最低工資，導致一些企業不得不搬去海外，或者減少對新產品的投入；減少勞動時間，則讓一些企業沒辦法按時完成生產任務，給企業競爭力帶來負面影響。

在某家小型美容公司工作的金寶藍說，“自從政府將工作時長縮短後，我們的業務量變少了，工作效率也變低了。以前大家指望著多加班多掙錢，現在到了下班時間，人都走了。”

她亦坦言，“有時候覺得自己在這裡是浪費青春，但如果辭職，可能也找不到其他正式工作了。”

考慮到這一人群，中小企業中央會向政府建議，可適當採用彈性工作制。“比如有一個為期三個月的項目，那麼這期間可以延長工作時間，項目結束後給予更多休息時間。此外，工作時長不應按照每週來計算，而是按一年的總量來計算。這樣更能讓勞動者在工作與休閒中達到平衡。”秋文鉀說。

“2018年以來，韓國經濟狀況明顯變差，說明‘收入主導增長’政策不適合韓國的現狀，政府調控經濟的時機錯了。”韓國高麗大學行政院院長南成旭向《鳳凰週刊》解釋說，如果韓國經濟情況達到美國、日本的水平——人均GDP在3.5萬美元以上，促進消費的政策是沒錯的。“但目前的狀況是，國民根本沒錢消費。”

在南成旭看來，經濟發展過度依賴財團，勞動力市場結構失衡，青年失業率日漸嚴重，人口緊縮，加上來自中國的競爭，使得韓國經濟註定經歷長期的增長放緩階段。

兩年前的就職演講中，文在寅曾說，將盡最大努力成為經得起歷史和國民考驗的總統、成功的總統、清廉的總統。“上任時空著手來，卸任時空著手去。卸任後回到家鄉成為一名普通市民，與鄰居分享情誼。”三年後，他能否實現這份夙願，成為歷任韓國總統中的“例外”，我們將拭目以待。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鳳凰WEEKLY】創作，獨家發佈在今日頭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