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意找到著名學者王德威的講座稿《眾聲喧譁以後:當代小說與敘事倫理》（他在好幾所大學都做過相同題目的講座），摘出來他對一些當代中文小說的評價，大家跟著他讀一讀中國當代小說吧。

餘華《兄弟》

這本曾是前幾年的暢銷書，小說的前半部是寫“文化大革命”這一時間段，一對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成長的過程賺人熱淚，餘華以歇斯底里而不顧一切的姿態刻意讓大家掉眼淚，這是餘華的能力之一;小說的下半部分，到了市場自由化的階段，兄弟成長了，講述了兩個人在光怪陸離的市場化時代的冒險記，餘華再一次以他的歇斯底里而不顧一切的姿態、以最殘酷的、最猥褻的、最不堪入目的方式來嘲弄這對兄弟，以最下作的笑話把淚水完全消化掉了，使其完全變為一個莫名其妙的荒誕的笑謔。這個作品出現後，有人讚美、有人反對，讚美的人把《兄弟》下部邋遢的敘事方式解說成餘華故意要以最糟的寫作風格來反射我們現在中國最糟的商業行為等等，小說與當下的生活經驗似乎達成了完美的結合。如果對這個作品在審美上的優劣暫時不加以考慮，它把“文革”時代的經驗和“後社會主義”時期的經驗以上下兩冊的出版方式並列呈現出來，自然使我們看待“文革”的經驗有了歷史的縱深，畢竟經過“文革”之後成長的這一代，不是隻永遠沉浸在“傷痕”、“反思”、“尋根”、“先鋒”的過程裡，在這個社會裡，這對從“文革”走過來的兄弟怎麼樣實踐他們成年以後的生活，是笑還是淚，“文革”那種驚天動地的暴力行為和“後社會主義”驚天動地的資本式的暴力行為是不是成為了一種很奇怪的一為二、二為一的沒有血緣卻似乎是息息相關的兄弟?如果我們做出所謂的寓言式的閱讀的話，似乎就會對餘華的這部小說有更多的敬意。

蘇童《河岸》

提起蘇童我們一般都會想到他的《妻妾成群》、《紅粉》，但這幾年他勵精圖治，雖然中間有一部不知所云的《蛇為什麼會飛》，現在他又回到他熟悉的中國南方的小城裡，講述在荒涼的“文革”歲月中烈屬的故事。一個有烈屬身份的中年男子在烈屬的光環之下犯了“不可饒恕”的風化罪行，被貶逐到河上的船隊，這個男人和他正在成長的兒子在被視為賤民的船隊裡一步步展開他們的生活。這個故事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在這裡一點都不驚天動地，是一個在荒涼的南方鄉下進行的無聊的狂熱的政治行動，而這個行動唯一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紅燈記》的串演，這是蘇童的一種架構。故事展示了這個少年在青春期裡的各種慾望、嚮往和身世中愛恨交織的情結，由烈屬變為賤民的這樣一個男孩如何成長被蘇童作為隱喻式的河跟岸之間的交匯--是要在河上漂流還是有一天要上岸。“文化大革命”在這裡成為負面的青春成長小說的寓言，這是蘇童式的對“文革”的看法。

王安憶《啟蒙時代》

小說講的是1966年“文革”暴發前後那幾個月的時間裡，上海中學裡一群將要畢業還沒畢業的男女青年的興奮、彷徨以及他們對各種主義、對各種領導人物不由分說的敬意和敬畏的種種心情參錯交雜在一起，他們和家人和戀人之間的關係糾結在一起，這一切的一切王安憶用“啟蒙時代”這個名字來綜括，但是這個啟蒙在最後卻成為了上山下鄉的前奏而已。當“文革”進行到第二、第三年之後，一切的理想、一切的狂熱煙消雲散，最後這些年輕人紛紛散到中國荒僻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王安憶以有情的但不無反諷的眼光來看待一代年輕人對“文革”理念的嚮往、理念的辯證和最後理想幻滅的心情，這就是一個如王安憶所說的“沒有啟蒙的啟蒙時代”，這是一個弔詭式的宣言。

姜戎《狼圖騰》

這是另外的一種啟蒙，這是王安憶《啟蒙時代》裡的主人公上山下鄉之後所可能經歷的遭遇。在內蒙古大草原，我們這些龍的傳人學到的最重要的生存法則是活得要像狼一樣。《狼圖騰》是要打翻我們過去的“龍圖騰”或“綿羊文化”，在內蒙古的草原上、在和牧民的交流中一個年輕人成長了，這個成長所交給他的是“草原法則”，或者用我們今天資本主義的說法叫“叢林法則”。所以《狼圖騰》的出現在某一個方面似乎是對“文革”的一種最大的反思，“文革”帶給大家最後的結晶不過就是“狼圖騰”，但這似乎又是對“文革”的最大的一種鄉愁。“文化大革命”所帶給我們的那樣一種激情、那樣一種唯生存是問的能量是不是沿用到今天仍然成為一代“文革”中成長的知識分子的鄉愁和創傷。這個故事本身的曖昧性挑動了許許多多讀者的心思，為什麼這樣一個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卻在“後社會主義”市場自由化的情境下得到這麼多回饋和反思，這裡面似乎有一些說不清楚的曖昧線索。

畢飛宇《平原》

在畢飛宇的《平原》中，“文化大革命”的經驗體現為知識青年慾望啟蒙過程中的挫折感和憂鬱的情緒，這部小說完全是從女性的觀點來看“文化大革命”怎麼樣影響了女性主體的發展過程。

林白《致一九七五》

林白的《致一九七五》正是由一個女作家來講她在“文-革”末期成長的經驗、青春期的體驗，小說從纖細的女性心理來描寫粗劣荒涼的社會狀態的時候，那種衝擊是讓讀者感動的。

賈平凹《古爐》

《古爐》是賈平凹最近的作品。《秦腔》之後賈平凹如何超越他的《秦腔》呢?他花了四年時間寫出了《古爐》，按他的說法，這是他在他的創作生涯中最想寫的一部作品。這部作品講的是“文化大革命”在他的家鄉所產生的一些形形色色的經驗，如果我們照“文化大革命”文學的公式來看，這一定是一個有血有淚的呼喊和控訴的故事，結果沒有，這個故事從一個智力上有問題的被收養的棄兒的角度來看賈平凹的故鄉陝南的一個小村落，“文化大革命”竟然可以把這樣一個偏僻的小村落搞得翻天覆地。這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尋根式的寫法，但是我要說在這裡賈平凹選用了最抒情的方式來寫作一個最不可能抒情的題材，風格和題材之間所產生的張力代表了賈平凹自己的選擇，這個選擇是個大膽的選擇，我在意的是如何把這些驚天動地的事件還原成按照節氣的韻律進展的故事，如何在林林總總的爭個你死我活的生命裡看到人性的幽光，或者根本沒有人性的問題，就是在寫自然生活天長地久的運作。這裡他以抒情的方式提出了對“文革”另外一種始料未及的觀察或控訴，這種控訴不是以血還血、以恨還恨的控訴，而是以風格上獨立自主的選擇作為對“文革”事件的一種批判。《古爐》這個故事寫了六十幾萬字才寫了兩年的“文革”生活，還有八年沒有寫，但也可以看出賈平凹的意思:生命裡有太多太多可歌可泣、可笑可恨的事情，怎麼把生活過下去，怎麼把生活過得有情有義，怎麼樣在所謂的穿衣吃飯之間找尋到在不可能的情況裡那些小的精彩的生活片段，這些我以為是賈平凹在《古爐》裡新的貢獻。我在這裡可以稍微做一下延伸。在左翼小說裡，革命抒情是有一個傳統的，賈平凹的這個故事與其說是迴應了孫犁那種革命加抒情的飽滿的、自信的烏托邦的憧憬，不如說是迴應了孫犁的同代人但是在政治立場上處於另一面的沈從文的傳統。

閻連科

我們要表揚我們的閻連科教授。閻連科先生對我來講，是我最近十年裡的一個重大發現。在這之前，我們知道他是在軍隊裡。有一天他突然寫了《年月日》，寫《日光流年》的時候他變得非常奇怪了，讓每一個讀者瞠目結舌，我們驚異於在河南的窮鄉僻壤居然發生了這麼多的讓我們覺得情何以堪的荒謬的故事，每一個荒謬的故事背後都有讓你不說也罷的慨嘆或憂傷。這樣的憂傷隱隱地沉浸在小說的最底線，但小說的浮面上是最最荒唐的故事。

這裡我只講我自己特別喜歡的《堅硬如水》，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故事。這本小說的出發點很簡單，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控訴，對於我這樣一個(長期在)國外的讀者來講，我從來沒有看到一本小說以模擬當時最重要的報刊、文件的方式來敘述一個驚天動地的故事。故事顯然是發生在閻先生所熟知的河南二城故里，河南過去是出聖人的地方，怎麼到了1966年出了一群瘋子和狂人。這個故事讓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這類“文革”故事通常是要“三突出”的，這裡最突出的卻是一對大壞蛋、狗男女，在“文革”混亂的時光裡，他們卻扶搖直上成為地方鬥爭的領袖人物，用我們今天最傳統的觀點看，他們真是姦夫淫婦，外加政治上最不可挽救的壞蛋。

可是在另外一個層次，《堅硬如水》卻告訴我們壞人也可能是真心實意、死心塌地相愛的模範戀人，白天努力革命、努力鬥爭，晚上這一對狗男女卻要互訴衷腸，而且因為時空的限制，他們不能明目張膽地約會。這個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男“革命家”每天晚上去挖地道，挖到最後終於可以每天晚上和他心愛的戀人在這裡幽會，到這個地方我們已經覺得故事很精彩了，我們期盼著幽會的高潮趕快降臨，但這個高潮是不能來的，原因是這對紅色戀人已經忘掉了怎樣真正地談情說愛的法則，因為他們沒有讀過徐志摩、郁達夫、陸小曼，他們讀過的是最高指示、聽過的是各種各樣的愛國歌曲，所以幽會的最高潮是在呼口號和放革命歌曲的喧鬧中兩個肉身的緊緊結合，這樣才真正完成他們幽會的使命。這是真的高興嗎?地道的隱喻在閻連科的作品裡常常出現，這是一個死亡的隱喻，在什麼樣的歷史情境下這一對男女被貶斥到要進行如此卑微的地下情，另一方面，地上的張牙舞爪又讓我們覺得真是不可思議。

這是故事本身，真正重要的還是我剛才提到的形式的問題。閻連科在這個地方模擬了“文化大革命”的文字，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把各種各樣的文字、文宣、敘述等約定俗成的表演方式套用在最不可能的情況裡產生了張力。這個作品我想是最難翻譯成英文的，你必須在那個語境裡，必須瞭解這是在不得已的政治的情境下所產生的狀態。《堅硬如水》是我看過的“文革”小說中最讓我感到驚異、讓我不知道怎麼迴應的一個故事，但我個人覺得這是我看到的最精彩的一部“文革”作品。

閻連科的《受活》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因為這個作品得到了一致的好評，雖然這個故事也有點怪異，居然要把列寧的遺體搬到河南老家，放進博物館展覽，還要收門票，配合後現代的觀光事業，然後動員各種殘疾人組成一個殘疾人團體進行世界巡演，用各種方式為列寧的遺體展覽館來募捐，我都不知道作家的這種想象是從哪來的。作家到底和我們學文學理論的人不一樣，我覺得我們寧可多看一部這類閻派的小說，也不希望再多讀幾本文學理論。在這些人生的最不可思議的想象的層面上，你突然瞭解到這個社會所曾經經歷的形形色色的苦樂悲歡，它最荒謬的地方、最憂鬱的地方、最悲憤的地方等等撞擊在一起，那樣的活力不是一兩句文學批評的術語或者是大說的敘事能夠講得清楚的。現在回到敘事倫理問題上，我們的敘事倫理必須有一個更廣義的漢娜·阿倫特所想象的理想的公民社會來烘托，在那樣的社會裡各種各樣的聲音不論是正是反都有表達、交流、碰撞的機會，在這樣的機會中，最後達成的也許是一個合而不同的結果，而對於阿倫特來講，經過這樣敘事的交接，這樣的政治才是理想的政治。

但是，理想的政治畢竟是在書面上的，在一個未必理想的情況之下，“眾聲喧譁”在很多情況下產生的是莫衷一是的結果;或產生眾口一聲的結果，然而這個眾口一聲未必是我們覺得正確的聲音，它可能是歪理，但許多人卻覺得它是有道理的;或者聲音被壓抑下去，無論是自我的壓抑還是客觀環境的壓抑。所以，不必把“眾聲喧譁”視為完美的敘事法則，“眾聲喧譁”之下所承載的各種歷史情境和條件讓我們在應對之間產生了我們自己的一種倫理守則。我們到底是要和主流敘事相互配合呢，還是躲回到自己的書房裡寫自己的小說，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夠聽到，這個聲音能夠被別人瞭解，還是被這個時代的人錯過，這些情況都有可能發生。我們現在就談幾部被錯過的聲音。

有一部被錯過的聲音叫《丁莊夢》。《丁莊夢》講的是作家家鄉的故事，這一次講的是艾滋病的故事。以賣血為生的村民在注射時被感染，致使整村人都感染到艾滋病毒，這是政府在醫療措施和整個公益配套上有所疏失的時候產生的悲劇。我們感覺到這可能是一個控訴的故事，但沒有控訴，《丁莊夢》是一個黑色的、瘋狂的、爆笑的大喜劇，得了艾滋病的人瞭解到原來艾滋病也可以是一種財產，可以用艾滋病交換很多政治利益，艾滋病到最後成為一個很可笑的黑色隱喻，成了人很不願意上身但上了身以後很願意擁抱的東西，因為它是有利可圖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由這個病所產生的病態的社會、病態的心理讓我們讀後觸目驚心。我知道這個小說曾經面世，但因為發行的問題不能真正觸及到更多的讀者。我覺得這是一部要有勇氣才能寫出來的作品，也是值得我們正視的作品，在我們目前成熟的公民社會裡，我想我們都會願意看到這樣的作品，而且以特定的嬉笑怒罵的方式來看待這個作品所透露出來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和它的身體及倫理後果。這是一本奇怪的小說。

後來有一本小說叫《風雅頌》，好像是在影射北大和清華種種不堪的故事，任何對自己的指導老師不滿意的學生都希望買一本《風雅頌》，然後想我的老師就是小說裡出現過的某一個人物，那樣心情就好多了。最近有一部作品叫《四書》，這個作品講的是50年代大饑荒的故事，著重講述的是一群被下放到非常荒涼的農村裡的知識分子為了生存而展開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實際上是一個讓文人和知識分子自我反思的故事，與其說它是一個單面的控訴之作品，不如說它更是拷問作為知識分子的讀者在面臨生活中不得已的情況下可能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在這本小說裡，閻連科突然用了一種素樸的像聖經傳道書式的風格寫出一個很不堪的故事，這個故事有一個很驚人的結尾。閻連科的這個小說和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寫的西西弗斯的故事是相關但不同的，西西弗斯要一直把石頭推上山頂，推上去石頭又掉下來，這是一個永恆的荒謬的輪迴;在閻先生的故事裡石頭不是往山上去，是往下掉，掉下去以後要把它還原，然後再掉下去，這裡面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解釋，我不希望在這裡透露閻連科的看法。

我個人覺得《四書》即使從作品的名字來講都足以讓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們再一次思考在非常時期自命為知道仁義禮智的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自處，這裡觸及到的不僅是我們應對的行為、我們的信仰、我們的政治理念，還有我們最重要的身體的本能的問題。他寫出了作為人的很不堪的層面，也寫出了讓我們覺得敬畏、悚然的層面。這些林林總總的作品無非說明了，在最近十年裡，對我們熟悉的歷史話題不同的作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來豐富我們的歷史知識，每一部作品都切入到不同的歷史層面，面對同樣的歷史經驗卻給予我們這麼多不同的解答，這是作為一個小說家與歷史、社會互動的一個重要層面。

駱以軍《西夏旅館》

駱以軍的《西夏旅館》。故事講的是外省第二代在不同的政治時空裡漂流且不知所蹤的歷史經驗，他以一個虛構的空間--西夏旅館想象西夏王朝突然出現在歷史的座標上突然又全軍覆沒的過程。這是一本非常憂傷的書，但這本書卻告訴我們敘述的方法不見得是有血有淚的，而可以是在最綿密、最頹廢的方式裡以不可思議的冒險的情形、以層出不窮的經驗讓西夏旅館成為外省第二代作家漂流60年以後反觀歷史的鑑證。這個作品據我所知已經面世，這是在臺灣部分值得推薦的作品。

董啟章

在香港部分，我特別要推薦的是香港一位年輕作家董啟章的《時間繁史》，這部小說還沒有寫完，第一本叫《天工開物》，有50萬字，第二本叫《時間繁史》，有80萬字，第三本叫《學習年代》，上部已經寫完，寫了50萬字，下部仍然在繼續寫作。在被成為“文學沙漠”的香港，卻有一個作家在香港高樓大廈中的狹小空間裡夜以繼日地營造他的《時間繁史》，歷史在這裡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入到作家的想象裡面，對香港的定位怎樣在小說的敘事裡呈現出豐富的可能，這是這個作家念茲在茲的問題

。這個作品最後投射到公元2097年，那時候大洪水把香港淹沒了，山頂上的圖書館裡卻有一個美麗的少女，叫做維多利亞，這當然是香港的英文名稱，維多利亞看守著最後的一座圖書館，但是仔細看這個少女卻發現她原來是一個機器人，每天要把她的心臟撥一次，她的心才能按時跳動，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的脆弱、香港的美麗以及香港的荒謬性、香港最後一絲文明的可能性都由這個作家的作品投射出來，作家自己也參與到小說裡面，出入作品內外，形成一個非常有趣的對話過程。

再想想馬來西亞的作品，馬來西亞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地方，從郁達夫以後到今天，這是一個生生不息被忽視的海外文學傳統，而事實上50年代和60年代有許多重要的左翼“馬共”作家曾經寫下了非常精彩的革命歷史小說，這些革命歷史小說被我們現在的大敘事忽略了。這是一個線索。另外一個線索是1967年“五一三”之後，馬來西亞的華人爭取自主權的時候所發起的一系列抗爭行動。我在這裡特別推薦的是李永平，他現在已經定居到臺灣了，他寫作的一部作品叫《大河盡頭》，講的是一個少年到婆羅洲探險的過程，很像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具體講的是少年溯著婆羅洲的大河而上去找尋生命之源的故事。這樣的氣魄、這樣繁複的想象就是擺在莫言、閻連科、餘華這樣的中國一線作家之側也毫不

摘自王德威《眾聲喧譁以後:當代小說與敘事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