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引力×青年
主題沙龍
——從《中華文學選刊》問卷調查觀察生長中的當下青年寫作
時間：8月24日星期六14:00-16：00地點：建投書局（國貿店）承辦：《中華文學選刊》協辦：BIBF、建投書局（國貿店）嘉賓：陳志煒、崔君、大頭馬、杜梨、李唐、林培源、林為攀、孫一聖、索耳、鄭在歡、李壯主持：徐晨亮（《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話題二
如何以年輕之軀在這個時代寫作
（怎樣平衡寫作理想與生存現實的矛盾？
當下文學傳播渠道是匱乏，還是過剩？）
"文學×引力×青年
主題沙龍
——從《中華文學選刊》問卷調查觀察生長中的當下青年寫作
時間：8月24日星期六14:00-16：00地點：建投書局（國貿店）承辦：《中華文學選刊》協辦：BIBF、建投書局（國貿店）嘉賓：陳志煒、崔君、大頭馬、杜梨、李唐、林培源、林為攀、孫一聖、索耳、鄭在歡、李壯主持：徐晨亮（《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話題二
如何以年輕之軀在這個時代寫作
（怎樣平衡寫作理想與生存現實的矛盾？
當下文學傳播渠道是匱乏，還是過剩？）
嘉賓：杜梨、李唐、林為攀、索耳
主持人：從杜梨這兒開始。問卷裡有一個問題是：你現在是什麼樣的職業狀態，是否想成為職業寫作者？杜梨的回覆讓我很意外，她說回覆你問題的當下，2019年3月28日，自己“徹底退休，一貧如洗地開啟職業作家生涯啦”。這是什麼樣的狀況？杜梨：當時就是發現根本沒辦法兼顧寫作和自己的職業。去年我從西班牙回來以後，又在家躺了半年，我爸我媽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趕緊找一個班兒上。我就去找工作。當時《中國新聞週刊》希望我去，但另一個工作是一個時尚男裝品牌，我說要不去學一下“生活方式”吧。結果去了那兒，累死了，跟民工一樣，每天被壓榨，每天來回上班要四個小時，一點沒有辦法兼顧寫作。常常加班到八九點，回去只想躺著。我說實在不行了，澎湃非虛構徵文大賽還有幾天就結稿了，我跟我爸媽說一定要辭職，去寫東西。我爸媽說行吧。本來辭職後還有一份給互聯網公司兼職寫稿的工作，結果剛寫完一篇，整個部門就被端了，錢到現在都沒有給我。特別慘。這半年來就一直在家寫東西。後來寫著寫著出去採訪，我做獨立採訪比較費錢，去採訪了一個獨立的搖滾樂隊，回來以後錢花光了，只剩四十塊錢，那時我就覺得職業寫作做不下去了，怎麼辦。幸好那時澎湃徵文大賽說我獲獎了，感覺還可以撐一段時間。又過兩個月，獎金還沒發，我爸媽說不行你還是去找工作吧，我們實在看不下去了，容不下你在家裡啃老了，然後天天施壓，讓我去工作。主持人：我覺得杜梨的經歷本身就可以寫成一個小說。幾個月時間裡，她遭遇了與父輩的觀念碰撞，還接觸到不同行業，有實體經濟，有網絡公司，還遇到了突發意外。你說的是個人經歷，但也觸及了有普遍性的現實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話題要用“年輕之軀”這個詞，我們不是以抽象的“作家”身份來寫作，而是以一個“軀體”、一個實體，你要生活，你要跟世界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繫，身上可能揹負著家人的或愛人的期待，甚至旁人對你有經濟上的需求。所以寫作這件事情變得不單純是一種個人行為。你自己的糾結可能來源於方方面面，從某種意義上講，也代表了不少青年寫作者的現狀。林為攀，你在這方面可能體會更深，因為你在社會上浮沉，在工作和寫作之間的輾轉，為時更長。林為攀：這個話題我非常有話講，我好幾次想寫成長篇，但一直沒有下筆，現在還在寫童年時候的故事。怎麼講，也是因為“新概念”嘛，“害人害己”，我從十八歲得了二等獎以後，以為自己是下一個韓寒和郭敬明，大一就退學去貴州支教。兩個月後回來，到處找工作都找不到。我為什麼從大學退學？是因為把學費花完了，六七千塊，那個時候對我來講是鉅款，老師經常催我交學費，我說家裡很困難，其實還好，他就給我爸打電話。我爸在那年六月份就收到一個來自北方的電話，說你是林為攀家長嗎，你的孩子學費一直沒交。我爸說學費已經給他了。掛掉之後我爸就給我打電話，問怎麼回事。我說誰說的，他說你班主任說的，我說不可能吧，你碰到騙子了吧。從那個時候開始，每年學費我爸還是照給我，但是我已經不在學校了。那個時候最焦慮的就是怎麼拿到畢業證，回家向我爸交代。
四年以後我已經在北京了。2013年我來的北京，2014年剛好應該是畢業的時間，我就如實交代說，爸我早就退學了，我想靠寫作生活。他說再給你一年時間——那個時候是我二十四歲——你二十五歲的時候再沒有什麼成績，就乖乖回來種田。我就說行。一年以後，我還沒出書，但是有眉目了，因為笛安老師推薦，有出版社說可以出了。我爸就又多給了我一年時間。
後來因為出了第一本書，我不用再朝九晚五地上班。之前，從2013年到2016年，我在北京幹了二十份工作。每次不是我開掉公司就是公司開掉我，我跟公司的蜜月期還沒度過就跑了。因為我每天像下蛋的母雞一樣要寫作，我從來不相信公司洗腦什麼的，給你多少錢，給你什麼獎金，我從來不信這一套，我只信從我筆下寫出來的文字。因為我的靈感很多，寫作還挺勤奮的，所以每隔一兩個月就會想寫。
我從二十四歲嘗試寫長篇，太累了，寫得頭髮禿了，好在現在茂密的黑髮長回來了（笑）。第一部小說完全以失敗告終，結構、情節都一塌糊塗。我那時候喜歡加繆，他二十七歲寫出了《局外人》。我覺得離二十七歲也不遠，我也要寫出下一本《局外人》。後來發現這個東西要先嚐試才行。
出的書是第二部長篇，《追隨他的記憶》。那個書一出來，我去找工作再也不用拿一大堆雜誌說我有寫作的能力，我也不用再回答那些答過數百遍的問題，就是你為什麼退學，為什麼沒有讀大學。出書之前，我回答這個問題，別人都說你是傻子，說怎麼為了寫作放棄學歷，這不是開玩笑嗎。出了書之後他們就相信了，對我的稱呼也從“小林”變成“林老師”（笑）。
2016年開始接了幾個劇本，但是現在沒有拍出來。因為不用上班，我可以一邊寫劇本，一邊寫小說。我接過一部網絡科幻電視劇，二十四集，由我和另外一個編劇承擔，剛開始真的是摸不著門道。我覺得太難了，我要放棄。很認真地寫完後，人家說，你看林為攀你真的是負擔太重了。從那以後我就放飛了，隨便寫了反而人家很喜歡，說你已經掌握劇本編劇的要領了（笑）。
現在製片人要的時間是七天一集，一萬多字，我一下午就完成，其他六天我就寫自己的長篇。我用寫二十四集劇本的時間，同時寫了兩部長篇。
我最近寫了一個關於客家文化的長篇，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感悟到的。我祖上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書香門第，我曾祖父那一代被打倒了，所以文化的根在我父輩這一代斷了，由我再接上去。
主持人：所以為攀你在回覆我們的問卷時說：“現在的生活狀態已經無限接近職業作家”。林為攀：每天是自由職業。主持人：但是你會接一些項目。林為攀：項目別人會給我推。每次跟投資人吃飯就吹牛，我也學會一點。主持人：那你在經濟壓力和寫作理想之間達到某種平衡了嗎？林為攀：達到了平衡。現在如果要買房會有壓力，不用買房完全沒有壓力，我可以隨性過。當然如果有孩子了會不一樣，目前沒有想。我2013年來“北漂”，前四年住地下室，一個月四百多塊的房租我都交不起。要是沒有地下室住，那可能就會被迫回家。主持人：杜梨和林為攀兩個人都非常有經歷。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寫作的理想其實是和很多現實因素相關的，當然也和自身能力，包括機遇相關。關於職業這個話題，我們也從這次問卷裡整理出一些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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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沙龍
——從《中華文學選刊》問卷調查觀察生長中的當下青年寫作
時間：8月24日星期六14:00-16：00地點：建投書局（國貿店）承辦：《中華文學選刊》協辦：BIBF、建投書局（國貿店）嘉賓：陳志煒、崔君、大頭馬、杜梨、李唐、林培源、林為攀、孫一聖、索耳、鄭在歡、李壯主持：徐晨亮（《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話題二
如何以年輕之軀在這個時代寫作
（怎樣平衡寫作理想與生存現實的矛盾？
當下文學傳播渠道是匱乏，還是過剩？）
嘉賓：杜梨、李唐、林為攀、索耳
主持人：從杜梨這兒開始。問卷裡有一個問題是：你現在是什麼樣的職業狀態，是否想成為職業寫作者？杜梨的回覆讓我很意外，她說回覆你問題的當下，2019年3月28日，自己“徹底退休，一貧如洗地開啟職業作家生涯啦”。這是什麼樣的狀況？杜梨：當時就是發現根本沒辦法兼顧寫作和自己的職業。去年我從西班牙回來以後，又在家躺了半年，我爸我媽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趕緊找一個班兒上。我就去找工作。當時《中國新聞週刊》希望我去，但另一個工作是一個時尚男裝品牌，我說要不去學一下“生活方式”吧。結果去了那兒，累死了，跟民工一樣，每天被壓榨，每天來回上班要四個小時，一點沒有辦法兼顧寫作。常常加班到八九點，回去只想躺著。我說實在不行了，澎湃非虛構徵文大賽還有幾天就結稿了，我跟我爸媽說一定要辭職，去寫東西。我爸媽說行吧。本來辭職後還有一份給互聯網公司兼職寫稿的工作，結果剛寫完一篇，整個部門就被端了，錢到現在都沒有給我。特別慘。這半年來就一直在家寫東西。後來寫著寫著出去採訪，我做獨立採訪比較費錢，去採訪了一個獨立的搖滾樂隊，回來以後錢花光了，只剩四十塊錢，那時我就覺得職業寫作做不下去了，怎麼辦。幸好那時澎湃徵文大賽說我獲獎了，感覺還可以撐一段時間。又過兩個月，獎金還沒發，我爸媽說不行你還是去找工作吧，我們實在看不下去了，容不下你在家裡啃老了，然後天天施壓，讓我去工作。主持人：我覺得杜梨的經歷本身就可以寫成一個小說。幾個月時間裡，她遭遇了與父輩的觀念碰撞，還接觸到不同行業，有實體經濟，有網絡公司，還遇到了突發意外。你說的是個人經歷，但也觸及了有普遍性的現實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話題要用“年輕之軀”這個詞，我們不是以抽象的“作家”身份來寫作，而是以一個“軀體”、一個實體，你要生活，你要跟世界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繫，身上可能揹負著家人的或愛人的期待，甚至旁人對你有經濟上的需求。所以寫作這件事情變得不單純是一種個人行為。你自己的糾結可能來源於方方面面，從某種意義上講，也代表了不少青年寫作者的現狀。林為攀，你在這方面可能體會更深，因為你在社會上浮沉，在工作和寫作之間的輾轉，為時更長。林為攀：這個話題我非常有話講，我好幾次想寫成長篇，但一直沒有下筆，現在還在寫童年時候的故事。怎麼講，也是因為“新概念”嘛，“害人害己”，我從十八歲得了二等獎以後，以為自己是下一個韓寒和郭敬明，大一就退學去貴州支教。兩個月後回來，到處找工作都找不到。我為什麼從大學退學？是因為把學費花完了，六七千塊，那個時候對我來講是鉅款，老師經常催我交學費，我說家裡很困難，其實還好，他就給我爸打電話。我爸在那年六月份就收到一個來自北方的電話，說你是林為攀家長嗎，你的孩子學費一直沒交。我爸說學費已經給他了。掛掉之後我爸就給我打電話，問怎麼回事。我說誰說的，他說你班主任說的，我說不可能吧，你碰到騙子了吧。從那個時候開始，每年學費我爸還是照給我，但是我已經不在學校了。那個時候最焦慮的就是怎麼拿到畢業證，回家向我爸交代。
四年以後我已經在北京了。2013年我來的北京，2014年剛好應該是畢業的時間，我就如實交代說，爸我早就退學了，我想靠寫作生活。他說再給你一年時間——那個時候是我二十四歲——你二十五歲的時候再沒有什麼成績，就乖乖回來種田。我就說行。一年以後，我還沒出書，但是有眉目了，因為笛安老師推薦，有出版社說可以出了。我爸就又多給了我一年時間。
後來因為出了第一本書，我不用再朝九晚五地上班。之前，從2013年到2016年，我在北京幹了二十份工作。每次不是我開掉公司就是公司開掉我，我跟公司的蜜月期還沒度過就跑了。因為我每天像下蛋的母雞一樣要寫作，我從來不相信公司洗腦什麼的，給你多少錢，給你什麼獎金，我從來不信這一套，我只信從我筆下寫出來的文字。因為我的靈感很多，寫作還挺勤奮的，所以每隔一兩個月就會想寫。
我從二十四歲嘗試寫長篇，太累了，寫得頭髮禿了，好在現在茂密的黑髮長回來了（笑）。第一部小說完全以失敗告終，結構、情節都一塌糊塗。我那時候喜歡加繆，他二十七歲寫出了《局外人》。我覺得離二十七歲也不遠，我也要寫出下一本《局外人》。後來發現這個東西要先嚐試才行。
出的書是第二部長篇，《追隨他的記憶》。那個書一出來，我去找工作再也不用拿一大堆雜誌說我有寫作的能力，我也不用再回答那些答過數百遍的問題，就是你為什麼退學，為什麼沒有讀大學。出書之前，我回答這個問題，別人都說你是傻子，說怎麼為了寫作放棄學歷，這不是開玩笑嗎。出了書之後他們就相信了，對我的稱呼也從“小林”變成“林老師”（笑）。
2016年開始接了幾個劇本，但是現在沒有拍出來。因為不用上班，我可以一邊寫劇本，一邊寫小說。我接過一部網絡科幻電視劇，二十四集，由我和另外一個編劇承擔，剛開始真的是摸不著門道。我覺得太難了，我要放棄。很認真地寫完後，人家說，你看林為攀你真的是負擔太重了。從那以後我就放飛了，隨便寫了反而人家很喜歡，說你已經掌握劇本編劇的要領了（笑）。
現在製片人要的時間是七天一集，一萬多字，我一下午就完成，其他六天我就寫自己的長篇。我用寫二十四集劇本的時間，同時寫了兩部長篇。
我最近寫了一個關於客家文化的長篇，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感悟到的。我祖上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書香門第，我曾祖父那一代被打倒了，所以文化的根在我父輩這一代斷了，由我再接上去。
主持人：所以為攀你在回覆我們的問卷時說：“現在的生活狀態已經無限接近職業作家”。林為攀：每天是自由職業。主持人：但是你會接一些項目。林為攀：項目別人會給我推。每次跟投資人吃飯就吹牛，我也學會一點。主持人：那你在經濟壓力和寫作理想之間達到某種平衡了嗎？林為攀：達到了平衡。現在如果要買房會有壓力，不用買房完全沒有壓力，我可以隨性過。當然如果有孩子了會不一樣，目前沒有想。我2013年來“北漂”，前四年住地下室，一個月四百多塊的房租我都交不起。要是沒有地下室住，那可能就會被迫回家。主持人：杜梨和林為攀兩個人都非常有經歷。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寫作的理想其實是和很多現實因素相關的，當然也和自身能力，包括機遇相關。關於職業這個話題，我們也從這次問卷裡整理出一些數據。
“是否願意希望成為職業作家”，這一題的回覆，我們大致作了歸類，已經是職業作家或半職業作家，願意成為職業作家，包括願意將其作為選項的，有66位；其他51位，有的是不希望職業寫作，有的限於條件，沒辦法職業寫作，還有一些說沒想過這個問題。
與此相關，當代青年作家職業分佈情況我們也做了調查。從117位受訪作者的情況看，已經是職業寫作或自由職業狀態寫作的有20%；有30%從事與寫作關係較為密切的職業，如文學期刊編輯、在文學機構任職或在高校從事相關專業教學研究；剩下50%從事其他行業，最為集中的是影視、互聯網、新聞、教育等行業，有一部分受訪者從事的是理工科專業相關的工作。
交叉分析兩組數據，特別有意思的是，成為職業作家的意向，現從事其他行業者，要高於從事與寫作關係較為密切職業者，也就是說，很多在寫作的文學編輯、文學研究者、文學教師，更不傾向於讓寫作職業化。當過文學編輯的90後作家索耳，也是其中之一，你明確說不希望寫作職業化，為什麼？
索耳：現實層面的話，我可能經歷沒有杜梨、林為攀這麼多。我不希望讓寫作成為一種職業，因為如果一個東西變成你的工作或者變成一種生存捆綁的話，必然會束縛你自己的發展空間。而且我們知道，現在寫作狀態非常複雜，各種生態也是非常複雜的。當你進入這個行業，被一些既有的規矩所捆綁，必然會使你受到限制。我希望更自由一些。
我之前在《當代》當編輯，現在是跨行了，到了藝術行業。當我進入一個全新的行業之後，它所接觸的是最原始，最original的東西，這個東西會對我的寫作有啟發。（主持人：你所說的“原始”是指什麼？）就是一個領域，你開始接觸的話，會帶給你陌生感或者新穎的東西。跟藝術家交流，會有啟發感。當你在寫作領域涉足這麼長時間以後，會對你有一種阻礙，有很多隔閡在裡面。所以我想換一個環境，轉換一下思維，所以就選擇去了藝術行業。但是發現到了藝術行業之後也很累。你接觸的東西太多，一開始是新鮮，後來做多了，你會發現其實也沒有那麼新鮮、沒有那麼有趣，這個興趣是隨時間而消退的……
主持人：我理解索耳的意思是說，他憂慮某種職業會成為一種思維的模型，會限制思維發散性的延伸。下一個問題我想請李唐來聊聊，你發表作品也非常早，相信也經歷過寫作與職業的糾結。你目前暫時是自由職業的狀態，是吧，這個過程裡的體會是什麼樣的？李唐：我挺贊成索耳說的，我也不想把寫作變成職業。假如不用上班，又不用靠寫作掙錢，我覺得還挺好的。（笑）
我不想靠寫作為生，因為這樣會把唯一一個有點意思的事情，變得特別無聊。我可能比杜梨稍微幸運一點，之前的工作雖然也換了好幾次，但是基本上還是比較輕鬆一些，我比較善於“摸魚”。（笑）現在我只是想嘗試一下，如果不工作的話，寫作狀態會不會更好一些？
林為攀：會更好一點。李唐：但我其實覺得沒有好到哪兒去。對於我來說，工作不工作和寫作的狀態好不好之間沒有什麼特別必然的聯繫。主持人：李唐說到的這一點，青年作家問卷裡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你一天沒有坐班打卡的壓力，有的人覺得這樣的狀態我更寫不出來東西。有的朋友說，自己工作越忙，下班之後寫作的創造力會更好。這真的是跟個性或者跟寫作狀態有關，要看每個人是不是能找到恰當的方式來調節兩方面的平衡。
我覺得，職業選擇的多樣性，確實也跟寫作的風格和題材有關，包括我們的問卷裡面有一個潛在的問題沒有說，就是“你希望成為什麼樣的職業作家”，現在職業作家也有各種各樣的類型。
問題回到杜梨這裡，你自己會希望寫作最終成為一個生計來源嗎？
杜梨：還是會吧。因為我這個人也不會幹什麼別的來謀生。我想成為一個田野調查派的作家。因為我經常出去，我有很多理工科的朋友，他們都非常優秀，好多是博士，所以我覺得這方面視野不會受限制。我對自然、對動物這些主題，比較關心。所以我覺得以後的寫作還是想關注生態。主持人：你所講的田野調查式的寫作，是承接了某一個選題去寫，還是自己對它感興趣，寫出來再投稿？杜梨：投稿是沒有，因為基本沒有雜誌願意用，就是自己寫，先不管能發到哪兒。因為我關注的話題點還是太邊緣了，起碼在中國是邊緣的，西方有一套完整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語境，在東方是沒有的。主持人：那你寫作的類型是虛構還是偏向於非虛構？杜梨：其實虛構和非虛構的都有。我主要是關注邊緣人群，再就是動物，這個題材根本沒有閱讀量，也不會有雜誌願意去發。主持人：這裡涉及一個很重要的層面，寫作能不能成為一個生計的來源，也跟我們的文學生態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你所認為的理想的作品，能不能進入這個生態裡被接受。這也是我們這次調查裡面的一個問題：目前的文學傳播機制，不管是雜誌、圖書出版還是網絡傳播，提供給大家的空間夠不夠大，提供給大家的途徑夠不夠多。總體上，大部分的回覆是足夠大、足夠多。但也有朋友回答是不夠，比如說李唐，你為什麼覺得“整體傳播都不能算是足夠”？李唐：我想的是，寫作的傳播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如果是從扶持青年寫作者來說，這兩三年是我感覺最好的，包括出版、發表是最好的兩三年。因為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是十幾年前，那會兒寫東西，就算是比較出名的純文學作家，出一本短篇集，也感覺很難，跟詩集差不多的感覺。市面上的青年作家作品，還都是以青春文學、校園文學為主。這兩年可能受到政策的影響，會有一些對青年作家的扶持。主持人：對出版機構來講，加大國內原創作品的比例，是一個大的趨勢。李唐：對，但從一個更大的方面來說，現在整個社會對文學的關注比以前弱了很多。剛才李壯說，在朦朧詩那會兒，可能面臨很多壓力，但是那時候他們有一些社會反響或者是討論，他們有一個目標，他們知道自己衝擊的是什麼東西。但現在社會上可能大部分人根本就不關注你到底在寫什麼，不關心寫作的事。面臨的焦慮和壓力都不一樣了。如果這個層面來說，確實還不是特別樂觀。主持人：我理解你的意思，可能對你來講，發表現在不是什麼太大的一個難題，你最近也有長篇和短篇集出版。但可能你更關注的是，作品發表、傳播出去後收到的反響，什麼人在看你的作品，或者是怎麼看待你的作品，是不是命中了你想對話的人群，這方面你覺得還是比較茫然，覺得不足夠？李唐：我自己倒不是那麼焦慮，但是整體來說有時候還是覺得不夠。主持人：你是從我們整個行業的生態來講，你自己雖然有相對順暢的發表通道，但還是接觸到這樣那樣不充足、不充分的狀況。李唐：對。主持人：我也想問問為攀，你自己出版過長篇和小說集，但你也提到給文學期刊投稿有屢投不中的情況。現在的文學生態很有意思，期刊，出版，互聯網，還有影視轉化，這幾種通道對寫作者有不同方向的引導。你跟不同傳播方式接觸的時候感覺是不一樣的對吧？林為攀：對，完全不一樣。在我們剛開始寫作，開始投短篇小說的時候，90後還是一個不成熟的代名詞，沒有期刊會關注90後。要到我們二十四五歲的時候，期刊可能看那些老一輩寫不動了，才願意扶持一下年輕人，接二連三冒出來一些人。在此之前我投給很多個刊物沒有一個成的，還是《文藝風賞》發了我八篇小說，那個時候給我的鼓勵比現在發表給我的鼓勵更大。
出版更不一樣了，出版是更注重故事性，更注重衝突，這個可能跟影視、跟你的讀者群有關係。比如說你的小說是意識流或者是純文學，真的賣不動，沒什麼人看。我們圈子裡面寫作的人都很少看同齡人的作品，更何況一點都不關注這個圈子的讀者。他們肯定會去看一些經典的，已經留下名字的作品。這是正常的。比如說八九十年代的文學爆炸時期，那是因為“文革”十年壓抑太久，突然一放開，肯定什麼都來了。現在已經迴歸到一個正常的水平，文學就是這樣邊緣化、非主流了。
主持人：你也提到，有機會出國去了解國外的文學生態，你發現相比之下，中國的青年作家還是挺幸福的。林為攀：對，說實話，非常幸福。在國外，新人要經過著名作家的推薦，才可能會試印幾本，看看市場反響，然後才可能正式出版，非常難。但是出版之後稿費比國內的高很多，靠一本書活個五六年、七八年沒問題。可門檻很高，所以不一樣。我覺得國內的傳播機制和發表渠道發展非常多，但是有多少人看，要打個問號。主持人：這也是目前文學生產傳播中間一個很重要問題。我們的門檻不能單純說是低是高，但裡面好像有一些不規律性，造成了大家的困擾。
索耳你也在問卷裡提供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包括整個文學傳播能否有效精準地抵達目標群體，或者像前面提到的，同樣是青年作家，大家有不同的專注方向，是不是應該有更合理的分化？
索耳：說到我們的文學傳播渠道到底是匱乏還是過剩，我覺得要看跟誰比，跟什麼比。如果是跟國外相比的話，我比較認同林為攀說的，因為國內有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文學形態和相對應的文學傳播渠道，但是在國外，文學傳播基本上是依靠商業和資本鏈條來產生的。打個比方，國外一個作者寫完一篇小說，可能第一時間是聯繫他的經紀人，或者是聯繫他比較熟悉的書商，依靠的是國外成熟穩定的圖書市場。如果是國內的話，我們的作者寫完小說，可能第一時間聯繫的是期刊編輯。
當然我們也有書商，也有網絡上的媒體，但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所謂的渠道非常寬廣，甚至剛才區分的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形態，也並不是涇渭分明的，其實是互相滲透，而且是互生共融的。比如說徐老師你編的《中華文學選刊》，也會關注網絡作者，還有像何平老師主持的“花城關注”欄目，之前《青年文學》也做了一期“生活·未來·鏡像”專號，關注了各種互聯網寫作平臺，包括“押沙龍”這樣的“民間組織”。
但我們看到的所謂的繁榮和共融，背後也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和割裂。比如說一本書出來的話，可能在體制內一片好評，但是在豆瓣上卻有差評。（主持人：不要舉例子，千萬不要舉例子。）（笑）如果一本書在市場上賣得很好，按期刊的標準卻覺得是“不入流”的文學，這裡面甚至帶有一種“偽精英主義”的鄙視。但是這種鄙視、割裂，其實很有趣，它其實代表了一種，我們的文化當中，我們這個社會裡面，代際和群際之間割裂的投射，因為我們的文化其實是一種被征服的或者是被內部改造過的文化，代際之間非常不平衡，特別是一些歷史原因，導致我們現在文學接受群體非常不平衡，甚至處在非常混亂的狀態。
但是我們的市場非常龐大，因為我們人多力量大。即便是在我們的價值分流如此混亂的情況下，我們的市場照樣能養作家，足以養活每一種文學。但是市場大，有它的好處，也有壞處。它的壞處就是某一種文學繁榮以後，內部就會產生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我們的文學生態其實非常複雜，也是我們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所在。
主持人：索耳和前面幾位所談到的，文學傳播生態的不平衡，包括寫作的分眾化，已經不只牽涉到今天“青年寫作”這個話題，而是涉及複雜的文學生態問題。那麼我們《中華文學選刊》雜誌，作為這個傳播體制內部的力量，出於職業的熱情，希望做一點有限的工作，把更為多元化的寫作實踐，納入到視野中。包括我們這次的問卷調查，特意請索耳推薦了一些還沒有進入主流視野的，互聯網上的寫作者和群體。
我相信寫作的分化是一種大勢所趨，但更值得期待的是，能有越來越多寫作者成為破壁者。未來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它的效應應該能超越自己那個小天地，超越原來那個領域、那個類型、那個傳播的空間，打破空間壁壘，影響到更多不同類型的寫作者。我希望這樣的作品能出現在今天出席這次活動的青年作家筆下。
"文學×引力×青年
主題沙龍
——從《中華文學選刊》問卷調查觀察生長中的當下青年寫作
時間：8月24日星期六14:00-16：00地點：建投書局（國貿店）承辦：《中華文學選刊》協辦：BIBF、建投書局（國貿店）嘉賓：陳志煒、崔君、大頭馬、杜梨、李唐、林培源、林為攀、孫一聖、索耳、鄭在歡、李壯主持：徐晨亮（《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話題二
如何以年輕之軀在這個時代寫作
（怎樣平衡寫作理想與生存現實的矛盾？
當下文學傳播渠道是匱乏，還是過剩？）
嘉賓：杜梨、李唐、林為攀、索耳
主持人：從杜梨這兒開始。問卷裡有一個問題是：你現在是什麼樣的職業狀態，是否想成為職業寫作者？杜梨的回覆讓我很意外，她說回覆你問題的當下，2019年3月28日，自己“徹底退休，一貧如洗地開啟職業作家生涯啦”。這是什麼樣的狀況？杜梨：當時就是發現根本沒辦法兼顧寫作和自己的職業。去年我從西班牙回來以後，又在家躺了半年，我爸我媽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趕緊找一個班兒上。我就去找工作。當時《中國新聞週刊》希望我去，但另一個工作是一個時尚男裝品牌，我說要不去學一下“生活方式”吧。結果去了那兒，累死了，跟民工一樣，每天被壓榨，每天來回上班要四個小時，一點沒有辦法兼顧寫作。常常加班到八九點，回去只想躺著。我說實在不行了，澎湃非虛構徵文大賽還有幾天就結稿了，我跟我爸媽說一定要辭職，去寫東西。我爸媽說行吧。本來辭職後還有一份給互聯網公司兼職寫稿的工作，結果剛寫完一篇，整個部門就被端了，錢到現在都沒有給我。特別慘。這半年來就一直在家寫東西。後來寫著寫著出去採訪，我做獨立採訪比較費錢，去採訪了一個獨立的搖滾樂隊，回來以後錢花光了，只剩四十塊錢，那時我就覺得職業寫作做不下去了，怎麼辦。幸好那時澎湃徵文大賽說我獲獎了，感覺還可以撐一段時間。又過兩個月，獎金還沒發，我爸媽說不行你還是去找工作吧，我們實在看不下去了，容不下你在家裡啃老了，然後天天施壓，讓我去工作。主持人：我覺得杜梨的經歷本身就可以寫成一個小說。幾個月時間裡，她遭遇了與父輩的觀念碰撞，還接觸到不同行業，有實體經濟，有網絡公司，還遇到了突發意外。你說的是個人經歷，但也觸及了有普遍性的現實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話題要用“年輕之軀”這個詞，我們不是以抽象的“作家”身份來寫作，而是以一個“軀體”、一個實體，你要生活，你要跟世界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繫，身上可能揹負著家人的或愛人的期待，甚至旁人對你有經濟上的需求。所以寫作這件事情變得不單純是一種個人行為。你自己的糾結可能來源於方方面面，從某種意義上講，也代表了不少青年寫作者的現狀。林為攀，你在這方面可能體會更深，因為你在社會上浮沉，在工作和寫作之間的輾轉，為時更長。林為攀：這個話題我非常有話講，我好幾次想寫成長篇，但一直沒有下筆，現在還在寫童年時候的故事。怎麼講，也是因為“新概念”嘛，“害人害己”，我從十八歲得了二等獎以後，以為自己是下一個韓寒和郭敬明，大一就退學去貴州支教。兩個月後回來，到處找工作都找不到。我為什麼從大學退學？是因為把學費花完了，六七千塊，那個時候對我來講是鉅款，老師經常催我交學費，我說家裡很困難，其實還好，他就給我爸打電話。我爸在那年六月份就收到一個來自北方的電話，說你是林為攀家長嗎，你的孩子學費一直沒交。我爸說學費已經給他了。掛掉之後我爸就給我打電話，問怎麼回事。我說誰說的，他說你班主任說的，我說不可能吧，你碰到騙子了吧。從那個時候開始，每年學費我爸還是照給我，但是我已經不在學校了。那個時候最焦慮的就是怎麼拿到畢業證，回家向我爸交代。
四年以後我已經在北京了。2013年我來的北京，2014年剛好應該是畢業的時間，我就如實交代說，爸我早就退學了，我想靠寫作生活。他說再給你一年時間——那個時候是我二十四歲——你二十五歲的時候再沒有什麼成績，就乖乖回來種田。我就說行。一年以後，我還沒出書，但是有眉目了，因為笛安老師推薦，有出版社說可以出了。我爸就又多給了我一年時間。
後來因為出了第一本書，我不用再朝九晚五地上班。之前，從2013年到2016年，我在北京幹了二十份工作。每次不是我開掉公司就是公司開掉我，我跟公司的蜜月期還沒度過就跑了。因為我每天像下蛋的母雞一樣要寫作，我從來不相信公司洗腦什麼的，給你多少錢，給你什麼獎金，我從來不信這一套，我只信從我筆下寫出來的文字。因為我的靈感很多，寫作還挺勤奮的，所以每隔一兩個月就會想寫。
我從二十四歲嘗試寫長篇，太累了，寫得頭髮禿了，好在現在茂密的黑髮長回來了（笑）。第一部小說完全以失敗告終，結構、情節都一塌糊塗。我那時候喜歡加繆，他二十七歲寫出了《局外人》。我覺得離二十七歲也不遠，我也要寫出下一本《局外人》。後來發現這個東西要先嚐試才行。
出的書是第二部長篇，《追隨他的記憶》。那個書一出來，我去找工作再也不用拿一大堆雜誌說我有寫作的能力，我也不用再回答那些答過數百遍的問題，就是你為什麼退學，為什麼沒有讀大學。出書之前，我回答這個問題，別人都說你是傻子，說怎麼為了寫作放棄學歷，這不是開玩笑嗎。出了書之後他們就相信了，對我的稱呼也從“小林”變成“林老師”（笑）。
2016年開始接了幾個劇本，但是現在沒有拍出來。因為不用上班，我可以一邊寫劇本，一邊寫小說。我接過一部網絡科幻電視劇，二十四集，由我和另外一個編劇承擔，剛開始真的是摸不著門道。我覺得太難了，我要放棄。很認真地寫完後，人家說，你看林為攀你真的是負擔太重了。從那以後我就放飛了，隨便寫了反而人家很喜歡，說你已經掌握劇本編劇的要領了（笑）。
現在製片人要的時間是七天一集，一萬多字，我一下午就完成，其他六天我就寫自己的長篇。我用寫二十四集劇本的時間，同時寫了兩部長篇。
我最近寫了一個關於客家文化的長篇，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感悟到的。我祖上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書香門第，我曾祖父那一代被打倒了，所以文化的根在我父輩這一代斷了，由我再接上去。
主持人：所以為攀你在回覆我們的問卷時說：“現在的生活狀態已經無限接近職業作家”。林為攀：每天是自由職業。主持人：但是你會接一些項目。林為攀：項目別人會給我推。每次跟投資人吃飯就吹牛，我也學會一點。主持人：那你在經濟壓力和寫作理想之間達到某種平衡了嗎？林為攀：達到了平衡。現在如果要買房會有壓力，不用買房完全沒有壓力，我可以隨性過。當然如果有孩子了會不一樣，目前沒有想。我2013年來“北漂”，前四年住地下室，一個月四百多塊的房租我都交不起。要是沒有地下室住，那可能就會被迫回家。主持人：杜梨和林為攀兩個人都非常有經歷。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寫作的理想其實是和很多現實因素相關的，當然也和自身能力，包括機遇相關。關於職業這個話題，我們也從這次問卷裡整理出一些數據。
“是否願意希望成為職業作家”，這一題的回覆，我們大致作了歸類，已經是職業作家或半職業作家，願意成為職業作家，包括願意將其作為選項的，有66位；其他51位，有的是不希望職業寫作，有的限於條件，沒辦法職業寫作，還有一些說沒想過這個問題。
與此相關，當代青年作家職業分佈情況我們也做了調查。從117位受訪作者的情況看，已經是職業寫作或自由職業狀態寫作的有20%；有30%從事與寫作關係較為密切的職業，如文學期刊編輯、在文學機構任職或在高校從事相關專業教學研究；剩下50%從事其他行業，最為集中的是影視、互聯網、新聞、教育等行業，有一部分受訪者從事的是理工科專業相關的工作。
交叉分析兩組數據，特別有意思的是，成為職業作家的意向，現從事其他行業者，要高於從事與寫作關係較為密切職業者，也就是說，很多在寫作的文學編輯、文學研究者、文學教師，更不傾向於讓寫作職業化。當過文學編輯的90後作家索耳，也是其中之一，你明確說不希望寫作職業化，為什麼？
索耳：現實層面的話，我可能經歷沒有杜梨、林為攀這麼多。我不希望讓寫作成為一種職業，因為如果一個東西變成你的工作或者變成一種生存捆綁的話，必然會束縛你自己的發展空間。而且我們知道，現在寫作狀態非常複雜，各種生態也是非常複雜的。當你進入這個行業，被一些既有的規矩所捆綁，必然會使你受到限制。我希望更自由一些。
我之前在《當代》當編輯，現在是跨行了，到了藝術行業。當我進入一個全新的行業之後，它所接觸的是最原始，最original的東西，這個東西會對我的寫作有啟發。（主持人：你所說的“原始”是指什麼？）就是一個領域，你開始接觸的話，會帶給你陌生感或者新穎的東西。跟藝術家交流，會有啟發感。當你在寫作領域涉足這麼長時間以後，會對你有一種阻礙，有很多隔閡在裡面。所以我想換一個環境，轉換一下思維，所以就選擇去了藝術行業。但是發現到了藝術行業之後也很累。你接觸的東西太多，一開始是新鮮，後來做多了，你會發現其實也沒有那麼新鮮、沒有那麼有趣，這個興趣是隨時間而消退的……
主持人：我理解索耳的意思是說，他憂慮某種職業會成為一種思維的模型，會限制思維發散性的延伸。下一個問題我想請李唐來聊聊，你發表作品也非常早，相信也經歷過寫作與職業的糾結。你目前暫時是自由職業的狀態，是吧，這個過程裡的體會是什麼樣的？李唐：我挺贊成索耳說的，我也不想把寫作變成職業。假如不用上班，又不用靠寫作掙錢，我覺得還挺好的。（笑）
我不想靠寫作為生，因為這樣會把唯一一個有點意思的事情，變得特別無聊。我可能比杜梨稍微幸運一點，之前的工作雖然也換了好幾次，但是基本上還是比較輕鬆一些，我比較善於“摸魚”。（笑）現在我只是想嘗試一下，如果不工作的話，寫作狀態會不會更好一些？
林為攀：會更好一點。李唐：但我其實覺得沒有好到哪兒去。對於我來說，工作不工作和寫作的狀態好不好之間沒有什麼特別必然的聯繫。主持人：李唐說到的這一點，青年作家問卷裡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你一天沒有坐班打卡的壓力，有的人覺得這樣的狀態我更寫不出來東西。有的朋友說，自己工作越忙，下班之後寫作的創造力會更好。這真的是跟個性或者跟寫作狀態有關，要看每個人是不是能找到恰當的方式來調節兩方面的平衡。
我覺得，職業選擇的多樣性，確實也跟寫作的風格和題材有關，包括我們的問卷裡面有一個潛在的問題沒有說，就是“你希望成為什麼樣的職業作家”，現在職業作家也有各種各樣的類型。
問題回到杜梨這裡，你自己會希望寫作最終成為一個生計來源嗎？
杜梨：還是會吧。因為我這個人也不會幹什麼別的來謀生。我想成為一個田野調查派的作家。因為我經常出去，我有很多理工科的朋友，他們都非常優秀，好多是博士，所以我覺得這方面視野不會受限制。我對自然、對動物這些主題，比較關心。所以我覺得以後的寫作還是想關注生態。主持人：你所講的田野調查式的寫作，是承接了某一個選題去寫，還是自己對它感興趣，寫出來再投稿？杜梨：投稿是沒有，因為基本沒有雜誌願意用，就是自己寫，先不管能發到哪兒。因為我關注的話題點還是太邊緣了，起碼在中國是邊緣的，西方有一套完整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語境，在東方是沒有的。主持人：那你寫作的類型是虛構還是偏向於非虛構？杜梨：其實虛構和非虛構的都有。我主要是關注邊緣人群，再就是動物，這個題材根本沒有閱讀量，也不會有雜誌願意去發。主持人：這裡涉及一個很重要的層面，寫作能不能成為一個生計的來源，也跟我們的文學生態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你所認為的理想的作品，能不能進入這個生態裡被接受。這也是我們這次調查裡面的一個問題：目前的文學傳播機制，不管是雜誌、圖書出版還是網絡傳播，提供給大家的空間夠不夠大，提供給大家的途徑夠不夠多。總體上，大部分的回覆是足夠大、足夠多。但也有朋友回答是不夠，比如說李唐，你為什麼覺得“整體傳播都不能算是足夠”？李唐：我想的是，寫作的傳播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如果是從扶持青年寫作者來說，這兩三年是我感覺最好的，包括出版、發表是最好的兩三年。因為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是十幾年前，那會兒寫東西，就算是比較出名的純文學作家，出一本短篇集，也感覺很難，跟詩集差不多的感覺。市面上的青年作家作品，還都是以青春文學、校園文學為主。這兩年可能受到政策的影響，會有一些對青年作家的扶持。主持人：對出版機構來講，加大國內原創作品的比例，是一個大的趨勢。李唐：對，但從一個更大的方面來說，現在整個社會對文學的關注比以前弱了很多。剛才李壯說，在朦朧詩那會兒，可能面臨很多壓力，但是那時候他們有一些社會反響或者是討論，他們有一個目標，他們知道自己衝擊的是什麼東西。但現在社會上可能大部分人根本就不關注你到底在寫什麼，不關心寫作的事。面臨的焦慮和壓力都不一樣了。如果這個層面來說，確實還不是特別樂觀。主持人：我理解你的意思，可能對你來講，發表現在不是什麼太大的一個難題，你最近也有長篇和短篇集出版。但可能你更關注的是，作品發表、傳播出去後收到的反響，什麼人在看你的作品，或者是怎麼看待你的作品，是不是命中了你想對話的人群，這方面你覺得還是比較茫然，覺得不足夠？李唐：我自己倒不是那麼焦慮，但是整體來說有時候還是覺得不夠。主持人：你是從我們整個行業的生態來講，你自己雖然有相對順暢的發表通道，但還是接觸到這樣那樣不充足、不充分的狀況。李唐：對。主持人：我也想問問為攀，你自己出版過長篇和小說集，但你也提到給文學期刊投稿有屢投不中的情況。現在的文學生態很有意思，期刊，出版，互聯網，還有影視轉化，這幾種通道對寫作者有不同方向的引導。你跟不同傳播方式接觸的時候感覺是不一樣的對吧？林為攀：對，完全不一樣。在我們剛開始寫作，開始投短篇小說的時候，90後還是一個不成熟的代名詞，沒有期刊會關注90後。要到我們二十四五歲的時候，期刊可能看那些老一輩寫不動了，才願意扶持一下年輕人，接二連三冒出來一些人。在此之前我投給很多個刊物沒有一個成的，還是《文藝風賞》發了我八篇小說，那個時候給我的鼓勵比現在發表給我的鼓勵更大。
出版更不一樣了，出版是更注重故事性，更注重衝突，這個可能跟影視、跟你的讀者群有關係。比如說你的小說是意識流或者是純文學，真的賣不動，沒什麼人看。我們圈子裡面寫作的人都很少看同齡人的作品，更何況一點都不關注這個圈子的讀者。他們肯定會去看一些經典的，已經留下名字的作品。這是正常的。比如說八九十年代的文學爆炸時期，那是因為“文革”十年壓抑太久，突然一放開，肯定什麼都來了。現在已經迴歸到一個正常的水平，文學就是這樣邊緣化、非主流了。
主持人：你也提到，有機會出國去了解國外的文學生態，你發現相比之下，中國的青年作家還是挺幸福的。林為攀：對，說實話，非常幸福。在國外，新人要經過著名作家的推薦，才可能會試印幾本，看看市場反響，然後才可能正式出版，非常難。但是出版之後稿費比國內的高很多，靠一本書活個五六年、七八年沒問題。可門檻很高，所以不一樣。我覺得國內的傳播機制和發表渠道發展非常多，但是有多少人看，要打個問號。主持人：這也是目前文學生產傳播中間一個很重要問題。我們的門檻不能單純說是低是高，但裡面好像有一些不規律性，造成了大家的困擾。
索耳你也在問卷裡提供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包括整個文學傳播能否有效精準地抵達目標群體，或者像前面提到的，同樣是青年作家，大家有不同的專注方向，是不是應該有更合理的分化？
索耳：說到我們的文學傳播渠道到底是匱乏還是過剩，我覺得要看跟誰比，跟什麼比。如果是跟國外相比的話，我比較認同林為攀說的，因為國內有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文學形態和相對應的文學傳播渠道，但是在國外，文學傳播基本上是依靠商業和資本鏈條來產生的。打個比方，國外一個作者寫完一篇小說，可能第一時間是聯繫他的經紀人，或者是聯繫他比較熟悉的書商，依靠的是國外成熟穩定的圖書市場。如果是國內的話，我們的作者寫完小說，可能第一時間聯繫的是期刊編輯。
當然我們也有書商，也有網絡上的媒體，但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所謂的渠道非常寬廣，甚至剛才區分的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形態，也並不是涇渭分明的，其實是互相滲透，而且是互生共融的。比如說徐老師你編的《中華文學選刊》，也會關注網絡作者，還有像何平老師主持的“花城關注”欄目，之前《青年文學》也做了一期“生活·未來·鏡像”專號，關注了各種互聯網寫作平臺，包括“押沙龍”這樣的“民間組織”。
但我們看到的所謂的繁榮和共融，背後也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和割裂。比如說一本書出來的話，可能在體制內一片好評，但是在豆瓣上卻有差評。（主持人：不要舉例子，千萬不要舉例子。）（笑）如果一本書在市場上賣得很好，按期刊的標準卻覺得是“不入流”的文學，這裡面甚至帶有一種“偽精英主義”的鄙視。但是這種鄙視、割裂，其實很有趣，它其實代表了一種，我們的文化當中，我們這個社會裡面，代際和群際之間割裂的投射，因為我們的文化其實是一種被征服的或者是被內部改造過的文化，代際之間非常不平衡，特別是一些歷史原因，導致我們現在文學接受群體非常不平衡，甚至處在非常混亂的狀態。
但是我們的市場非常龐大，因為我們人多力量大。即便是在我們的價值分流如此混亂的情況下，我們的市場照樣能養作家，足以養活每一種文學。但是市場大，有它的好處，也有壞處。它的壞處就是某一種文學繁榮以後，內部就會產生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我們的文學生態其實非常複雜，也是我們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所在。
主持人：索耳和前面幾位所談到的，文學傳播生態的不平衡，包括寫作的分眾化，已經不只牽涉到今天“青年寫作”這個話題，而是涉及複雜的文學生態問題。那麼我們《中華文學選刊》雜誌，作為這個傳播體制內部的力量，出於職業的熱情，希望做一點有限的工作，把更為多元化的寫作實踐，納入到視野中。包括我們這次的問卷調查，特意請索耳推薦了一些還沒有進入主流視野的，互聯網上的寫作者和群體。
我相信寫作的分化是一種大勢所趨，但更值得期待的是，能有越來越多寫作者成為破壁者。未來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它的效應應該能超越自己那個小天地，超越原來那個領域、那個類型、那個傳播的空間，打破空間壁壘，影響到更多不同類型的寫作者。我希望這樣的作品能出現在今天出席這次活動的青年作家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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