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光明日報記者 羅容海
著名學者、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先生於2016年1月23日去世。陌草又青，哲人其萎。傅璇琮的離去，在眾多學人心中留下無盡的思念。一年多來，見於報章網絡的各種追思絡繹不絕。
在清華大學劉石教授的提議下，由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初編，中華書局以編輯部的名義，編撰成《傅璇琮先生紀念集》（以下稱《紀念集》）一冊近日出版，並於4月9日在傅璇琮生前任教的清華大學中文系召開出版座談會暨“傅璇琮文庫”揭幕儀式。傅璇琮的同道好友、後學門生等30多人齊聚一堂，共同追憶其道德文章。在與會學者的發言和《傅璇琮先生紀念集》中收錄的60多篇文章中，一位開風氣之先、以天下學術為己任、學術成就超凡卓著，卻處處為別人著想、主動提攜後進、師表群倫、有求必應、誠懇樸素、平易近人的學者形象愈發完整清晰，散發出跨越時間的光輝。
學界王浚儀 士林韓荊州
傅璇琮一生以中華文化為己任，在古典文獻和古代文學領域內耕耘擘畫數十年，篳路藍縷，其功不在禹下，其為人也頗有古風。在與會學者發言和《紀念集》中，“韓荊州”這位古人的名字出現頻繁。劉石教授的《懷念傅璇琮先生》一文回憶了當年古籍辦工作沒有辦法正常展開時，先生默默地在背後考慮和安排辦公室年輕人的出路問題，甚至推薦他去清華任教，也沒有告訴他這個當事人。劉石在文中深情地說：“傅先生對後學的提攜是天下共知的，他被稱為當今的韓荊州，豈虛言哉！”
韓荊州，即韓朝宗，唐睿宗、玄宗時人，累世為官，喜歡提拔後進，受到時人尊敬，當時士林俗語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傅璇琮（1933.11—2016.1）
給年輕學者推薦刊物文章、安排工作任務、聯繫出版事宜、撰寫書序書評，是傅璇琮獎掖後進常用的方式。與會學者和《紀念集》的作者大都受到過傅璇琮的恩澤，而傅璇琮在《唐詩論學叢稿》後記中的一段話被眾多學者一再引用提及：“近些年來，一些朋友在出版他們的著作之際，承蒙他們不棄，要我為他們的書寫序。本來，我是服膺於‘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這兩句話的，但在目前我們這樣的文化環境裡，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覺得不但是義不容辭，而且也實在是一種相濡以沫。”
也正因為此，傅璇琮總是與人為善，一生撰寫書評書序無算，僅其《書林清話》中收錄的“序”文即有70多篇，而《濡沫集》經過1997年的初版和2013年的增刪，收錄的書評書話也有60多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張劍感慨：“傅先生一生閱人無數，眼光精準。他所識拔過不同時代的年輕人多已成才，且逐漸成為各領域的領軍人物，而他們當年受先生獎掖時，很多如我一樣，尚處寒微未顯之際。”
傅璇琮先生（左）與劉石教授
這些書評書序，自然也承載了被評述人對傅璇琮的愛戴。首都師範大學吳相洲教授在其紀念文章中說道：“傅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兩個多月了，但我幾乎每天都會想起傅先生。孔子所謂‘少者懷之’，大概就是指傅先生的為人吧！我在《樂府學概論》後記中寫道：‘傅先生是學界菩薩，有求必應。’相信學界很多同人都會有這種感受。”
傅璇琮身上自有一種大家氣象，這也許是其為學界所宗的重要原因。傅璇琮晚年致力於其寧波鄉賢，有宋一代大儒“浚儀遺民”王應麟著作集成的整理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劉躍進在出版座談會上敏銳地指出：“《四庫提要》評價王應麟為‘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說王應麟既知漢唐諸儒本原，同時對宋學也抱有一種心平氣和的理解，傅先生是達到了這一境界的。他留給外人的，表現在學術著作當中的，我覺得是心平氣和，一代大家的氣象。可以這麼說，傅先生正是當代中國古代文學界的王應麟。”
肇開風氣 長存典型
錢鍾書先生曾將自己的力作《管錐篇》贈給傅璇琮，並在扉頁上題曰“璇琮先生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吾之畏友”，又讚揚傅璇琮的著作“嚴密縝慄，搜幽洞隱，有口皆碑”。錢氏眼界極高，從不輕易許人，傅璇琮在學界地位之崇、聲譽之隆，可謂其來有自。
傅璇琮一生的研究成果到底有多少？迄今為止，依然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傅璇琮的入門弟子盧燕新教授在紀念文章裡提到過傅璇琮曾經自己說過海內外有37家出版社出版過他170多種書。然而這還只是專著，也只是個謙抑之後的概數。傅璇琮從不當掛名主編，常常說“既然我擔任主編，我就要負責任”，他以驚人的精力和在病床上仍要工作的毅力，換得了自己的學術生涯和整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的輝煌。無怪乎劉躍進指出：“如果把傅先生的年譜長編編好了，就是當代學術史。”誠哉其言！
接替傅璇琮任唐代文學學會會長的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認為，傅璇琮最重要的四部著作中，《唐代詩人叢考》改變了唐代文學把歷來的評點和傳說作為可信史料的一般研究，將視野擴展到二三流作者，利用可信文獻還原作者真實生命歷程，深入闡發詩歌寓意。《李德裕年譜》把牛李黨爭的重大問題以及它對於文學的具體影響做了徹底的梳理，在歷史與文學研究方面意義重大。《唐代科舉與文學》引領了關於文學與社會文化交互關係的綜合研究，展示了一種新的研究範式，影響了最近30年同類課題的充分展開。《唐翰林學士傳論》則全景式地展示代表唐代文人崇高地位的200多位翰林學士的人生經歷與文學活動，立體敘述了他們的生存狀態和人生悲喜劇文學建樹，並揭示包括正史在內的基本文獻都應重新梳理考定。陳尚君用“肇開風氣，長存典型”八個字，概括傅先生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2015年，《唐代科舉與文學》獲得第三屆思勉原創獎。據蘇州大學文學院羅時進教授回憶：“該書甫一出版，便震動學界，一時洛陽紙貴。”羅時進認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是一個學術待興，期待某種突破和示範的“開墾期”，“如果說《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等揭示了古代文學研究迴歸‘知識考古’傳統的必要性，開啟了沉潛實證之風的話，那麼《唐代科舉與文學》則具有多維視野下觀照古代文學生成的範式價值了。”
樸誠其內 標格自高
在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謝維和教授的印象裡，和傅璇琮在一起總是很快樂，先生思想很敞亮、很澄明，常常能迸發出很多新的理念。謝維和認為，傅璇琮身上有一種人格的魅力、精神的感召，接近他會產生一種靈魂的啟迪，所以很多人願意追隨他。謝維和說，“我覺得用黃炎培先生所講‘樸誠’二字形容傅先生甚為合適。”這“樸誠”的定義，謝維和舉黃炎培之言以明之：“悃幅無文、沉毅有力、不輕任事亦不敢玩事者，授之的而完其權，盡其所長而去其所困，事十九舉已。”
《紀念集》和座談會上談到的關於傅璇琮的種種細節瑣事，也一一印證了“樸誠”二字。“老人家經常到學生宿舍小坐談學，且每次都有電話預約，稱學生為同志，老派作風令人起敬。”“我曾見傅先生自太平橋菜市場推個小車，買菜回家，手裡還提著那個帆布袋。所以我想，夾克衫、帆布袋，此必是先生之標配也。”“在清華八年的頭五六年間，他都是乘公共汽車來上班，中間需要在人民大學中轉一次。我提出各種方案，如找一輛專車接送他，找學生陪護他，他都堅決謝絕。”
立身行事如此，做學問也是如此。劉石教授回憶當年有晚輩和學生請教傅璇琮如何做學問，“他認真地想了好一會兒，才說：‘我用中華書局500字的大稿紙一撕兩半，遇到有用的材料就抄下來。’看著周圍伸長脖子等著取經的人疑惑的眼神，傅先生補充道，‘就這些了’。”這一幕深深地印在劉石的腦海裡，他深有感觸地說，什麼叫“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這就是啊！
然而正如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所感受到的，傅璇琮質樸的外表之下，透露的是“講境界，有情懷”，是一個高立的“標格”。他節儉一生，卻常常“用清華大學所給予的不多的科研經費，資助同學，資助學生，或者資助他們去買書，或者資助他們去遊學”；他在序中揚人之善，卻另具一紙，將問題和建議羅列得清清楚楚；他看起來恂恂如也，甚至有時候左右為難，不得不退讓委曲，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從沒有對不起過一個人，他身上有的只是純粹的善、高尚的志。這足以讓他的道德文章，經歷無數個週年而不朽，正如他樹立起的那面學術的大纛，永遠高懸在學人心中。
《光明日報》（ 2017年05月04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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