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教授是一位享譽海內外的知名學者，現任中國孟浩然研究會會長，中國李白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杜甫研究會常務理事等學術職務。王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文學文獻學、輯佚學與樂府文學的批評，並取得了近700萬字的煌煌成果。王教授的這些學術成果，或開拓創新，正本清源，或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均在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作用。
王教授的學術觀點對學界同仁啟發教誨甚多，然而與其學術觀點相比，王教授的研究視野、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特色對廣大同仁的啟發意義就更加深遠，本文旨在對王教授學術研究的成就和特色做一系統剖析與論述，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一、學術視野：T型框架
縱觀王輝斌教授數十年的研究歷程與學術成果，可以看出，其最初的研究是以唐代文學為基點的，然後逐漸向先唐和唐後兩端的研究領域延伸、拓展，於2007年首次實現了文學史研究的“打通關”，並在古代文學的各個階段均推出了其獨有的研究成果。所以，從總的方面講，王輝斌教授的學術視野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唐代文學研究為其重點，二是文學史研究打通關。這兩大系統的研究，實際上是點與面、專與博、“通一經”與“破萬卷”的結合，也就是王教授自己所說的“T”型計劃的兩條線。
（一）唐代文學研究。
唐代文學是王輝斌教授數十年來研究的重點，因之，其持續時間最長，推出的專著也最多，如《李白史蹟考索》、《李白求是錄》、《孟浩然研究》、《杜甫研究叢稿》、《王維新考論》、《唐人生卒年錄》、《唐代詩人婚姻研究》、《唐代詩人探賾》等，即皆為這方面的成果。僅就這些書目而言，可知王教授對唐代文學的研究，又重在對詩人生平的考證和作品的系年，這正如王教授在《王輝斌學記·我與王維研究》一文中所說的：“我的‘唐代詩人系列研究’，是重點在對詩人的生平事蹟進行具體考察的。正因此，幾十年的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經歷，使得我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即凡是對一位詩人進行專題研究者，首先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對其生平事蹟進行考察。”王教授研究所及的詩人，包括陳子昂、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陸羽、崔國輔、綦毋潛、高適、王之渙、任華、李華、懷素、張繼、皎然、劉禹錫、元稹、白居易、馬戴、李商隱、皮日休、懷濬等唐代各個時期的重要作家，其中，被視為重中之重的是對李白、孟浩然、杜甫、王維四位詩人的研究。
李白樂府詩是王輝斌教授學術研究的起點，由樂府詩而詩人生平與交遊，所以，其於唐代詩人的研究，主要是因李白研究而逐步擴展的結果。1971年冬天，由於受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的影響，他開始了對李白樂府詩5年多的嘗試性研究，1977年11月，在購得並通讀了王琦箋註的《李太白全集》後，逐轉向正式研究，並撰寫出了生平第一部書稿《李白樂府譯評》。1984年5月，他又撰寫出了60萬字的《李白交遊傳略》，並於同年10月應邀參加了在四川江油召開的“全國首次李白研究學術研討會”。 1986年，王教授連續發表了7篇李白研究論文，並使其李白研究順利地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中，王教授在發表了數十篇論文之外，還於1988年、2000年先後出版了《李白史蹟考索》、《李白求是錄》兩部著作。自2000年4月至今，為王教授研究李白的第三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中，王教授發表了近20篇李白研究論文，並於2013年出版了《李白研究新探》。此書為王教授數十年研究李白的一份最重要的成果，故其一經問世，不僅在大陸學界好評如潮，而且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也刊文對其進行了評價，認為本書為王輝斌教授“李白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從總的方面講，王教授之於李白研究，主要集中在通過種種方法、角度、材料，以求最大限度地還原李白歷史的真實，包括李白的身世、出生地、交遊、行蹤、婚姻、生卒年、作品系年、作品辨偽等等。
孟浩然是李白的重要交遊之一，所以，從1982年秋天起，王教授便開始了對孟浩然的研究。王教授在研讀陳貽焮先生《孟浩然事蹟考辨》一文時，就其中“盧明府即盧象”的認識產生了懷疑，因而即撰寫了《孟浩然集中之盧明府探考》一文予以發表。此後，針對孟浩然的研究，王輝斌教授先後發表了《孟浩然入京新考》與《孟浩然年譜》，這一文一譜是王教授研究孟浩然第一階段的重要成果，其重點還是在對孟浩然生平事蹟進行探索與考察。1989—2002年是王教授研究孟浩然的第二階段，其重要成果是於2002年1月出版了《孟浩然研究》一書。該書是孟浩然研究史上較為全面、具體、翔實研究孟浩然其人其作的第一部專著，2001年11月，王教授主持召開了“首屆孟浩然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併成立了中國孟浩然研究會（由教育部辦公廳發文批准）。2003年至今，是王教授研究孟浩然的第三階段，其於孟浩然研究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先後主編了《孟浩然大辭典》和《孟浩然研究論叢》二書；二是先後組織召開了兩次孟浩然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以及一次全國性的孟浩然研討會。
杜甫同樣是李白交遊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由李白研究而杜甫研究，也就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儘管王教授於1968年11月因為受馮至《杜甫傳》影響，而專程到河南鞏縣去尋訪杜甫的故里窯灣，並於1983年8月在一份地方小報上發表了《略談李杜詩風》一文，但其真正意義上的杜甫研究則始於《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發表的《李杜初識時地探索》一文。王教授研究李白、孟浩然、杜甫的第一篇論文都出現在86年與87年之交，可見其於三人的研究幾乎同時推進，這也正是作者於1999年—2012年三年中，相繼推出《杜甫研究叢稿》（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李白求是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孟浩然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原因所在。進入新世紀之後，王教授的研究重點雖然開始向先唐和唐後轉移，但對杜甫的研究卻任然一以貫之，並於2011年出版《杜甫研究新探》一書。王教授20多年來的杜甫研究，從總的方面講，是以“子美之《傳》《志》《年譜》”（元稹《杜詩學引一書》）為重點，以研究生平事開跡見長，而對杜甫作品的研究主要為杜詩藝術與創作方法。
與李白、孟浩然、杜甫的研究相比，王教授的王維研究顯然要晚得多。1996年王教授才發表了第一篇研究王維的論文《王維婚姻問題四說》，這篇文章的推出，實際上是他當時正在對唐代詩人的婚姻問題做專題研究的結果。此後三年多，王教授並沒有發表研究王維的論文，可見他這時還沒有將王維納入主要研究的對象。直至2000年《王維早期行事探究》一文的發表，才引起了王教授對王維研究的興趣，隨後即發表了一系列研究王維的論文，以至於將2007年定為“王維研究年”。之所以有此稱呼，一是因為此年作者與學界就王維研究問題展開了反覆爭論，二是出版了《王維新考論》一書。至此，王教授於李白、杜甫、孟浩然和王維研究均有專著推出，再加上《唐人生卒年錄》、《唐代詩人婚姻研究》、《唐代詩人探賾》等著作，就構成了王教授唐代文學研究的全部成果。
（二）屬於打通關範疇的先唐和唐後研究。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王教授的研究視野集中在唐代詩人，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逐步有所突破，如1989年發表了《<金瓶梅>研究四說》一文，開始涉足明代小說研究；1993年所發表的《陶淵明的年壽問題》一文，屬於對先唐詩人的研究 ；而同年參與的《增訂註釋全宋詞》的撰寫工作，則揭開了對宋詞研究的序幕，等等。僅由所舉的這幾例便可知，這一時期王教授的研究視野已經向下延伸到宋詞和明代小說，向上追溯到陶淵明、屈原等詩人。如果說這種研究，還只是王教授研究視野的一種無意識旁及，那麼在1993年的秋冬之際，開始有目的地將研究視野向上下兩端延伸、擴展時，即開始了他的“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構想。
王教授的“打通關”研究，共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1993年至1998年為初始期，這5年仍然以發表單篇論文為主，共發表58篇，從研究對象上主要可分為“研唐”與““四大奇書”，前者是王教授所固守的陣地，後者則為王教授“打通關”研究的正式向下延伸的結果。1999年至2007年為完成期，這一時期以彙集前期論文，推出專著為主，一方面推出《杜甫研究叢稿》、《李白求是錄》、《孟浩然研究》、《唐代詩人婚姻研究》、《唐代詩人探賾》等研究唐代詩人的專著，鞏固唐代文學研究的主陣地，另一方面推出了《四大奇書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版）、《唐宋詞史論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先唐詩人考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三部專著。2008年至今為豐富期，這一時期，王教授有意識地減少了研究唐代文學的時間比例，重點轉向先唐和唐後的追溯與延伸，所以這一時期，王教授於唐代文學研究，雖然推出了《王維新考論》等幾種著作，但彙編舊文乃為其主，而於“打通關”研究，則 出版了130萬字的專著，即《唐後樂府詩史》（2010年），《宋金元詩通論》（2011年）、《商周逸詩輯考》（2012）。這三種專著的相繼出版，使得他將研究領域拓展到了先唐和與明清。至此，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王教授在從殷商之於清末的三千餘年的古代文學中，均有成果推出，從而園滿地實現了他“打通關”的研究計劃。
由李白而孟浩然、杜甫、王維，乃至初盛中晚唐詩人，由唐代文學下延至唐宋詞、宋金元詩歌、四大奇書、唐後樂府，再向上追溯至先唐詩人、商周逸詩，其時間跨度由商周而明清，上下三千年，逐路探索，一路打通關，這就是王輝斌教授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這種研究，既是研究者一次次自我超越的見證，又充分體現了其學術上的個性與特點，誠如傅璇琮先生在《<王輝斌學記>序》中所言，是很值得認真總結與討論的。
二、學術成果：著作等身
（一）專著與論文成果。
1．學術專著。迄今為止，王輝斌教授在對唐代文學研究與對“文學史研究打通關”的兩大系統研究中， 共出版了《唐代詩人詠湖北》、《李白史蹟考索》、《唐人生卒年錄》、《杜甫研究叢稿》、《李白求是錄》、《四大奇書研究》、《孟浩然研究》、《唐代詩人婚姻研究》、《唐代詩人探賾》、《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唐宋詞史論稿》、《先唐詩人考論》、《王維新考論》、《唐代文學探論》、《唐後樂府詩史》、《宋金元詩通論》、《杜甫研究新探》、《商周逸詩輯考》、《李白研究新探》、《四大奇書探究》，以及《王輝斌學集》等22種獨撰著作，其字數已超過了700萬。如果將其主編與參編的《孟浩然大辭典》、《孟浩然研究論叢》、《中國古代文學》、《增訂註釋全宋詞》等10多種著作一併算上，則其成果的總量就更為可觀了。所以，我們用“著作等身”來定性王輝斌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在上述著作中，王輝斌教授還開創了許多第一，如《孟浩然研究》是千年孟浩然研究史上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研究孟浩然的著作，《宋金元詩通論》是學界第一部將宋、金、元三朝的詩歌作為一個“文學單元”進行研究的著作，《唐後樂府詩史》是學界第一部將由宋至清950年樂府詩進行觀照的著作，《商周逸詩輯考》是學界第一部從140種子史經籍中輯錄並考證的著作等。所以這些第一的開創，都屬王輝斌教授對學術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2．學術論文。王輝斌教授還先後在《民族文學研究》、《文學遺產》、《學術界》、《四川大學學報》等全國中文核心刊物、CSSCL刊物上發表了近400篇論文，其中有約100篇為《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唐代文學研究年鑑》等國內的權威二級文獻刊物或全文轉載，或摘介。
（二）學術報告與科研項目。
除了上述之學術著作與學術論文外，王教授先後應邀在山西師範大學、湖北大學、臺灣淡江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作為多次學術報告與演講，並應邀在中央臺視臺解讀孟浩然。其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樂府詩批評史”已於2014年2月送審，並於2014年11月獲得評審通過，且被鑑定為良好（結項證書號：20141560），而成為湖北文理學院第一個結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三、學術影響：享譽中外
王輝斌教授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耕耘了數十載，不僅著作等身，創穫甚多，而且影響深遠，享譽中外。對此，我們從以下一些權威數據中即可獲其大概。
（一）古代文學論文的高被引指數排名全國第一。
由國家科技部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萬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編輯，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的2009年版《中國期刊高被引指數》一書，對2008年的“高被引中國期刊”、“高被引學科作者”進行了具體排名，其中《2008年學科高被引作者·文學》共收高被引作者20人，王輝斌教授排名第9位，在古代文學中排名全國第一。該書中的各項高引指數，是考量全國高校、各研究機構與科研工作者科研水平的重要依據之一。
（二）20世紀唐代文學研究在1978—2000年代高產學者中排名全國第二。
據武漢大學王兆鵬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國內唐代文學研究歷程的量化分析”（該文將刊載《文學評論》2015年1期）一文的研究，在1940年代——1950年代出生的唐代文學研究的學者群中，王輝斌教授以139項成果之量，居1978—2000年間唐代文學研究學者成果總量的第二名（第一名為吳在慶，成果量為146項）。其實，據該文的統計與量化分析還可知，王輝斌教授的139項成果之量，在整個20世紀100年的排名中，也是屬於全國第二的。
（三）《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全文轉載與輯目綜合成果項排名全國第一。
據王兆鵬教授在召開於2014年6月26—27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第十一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介紹，其研究成果顯示，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全文複印與輯目成果項之總量的作者排名，王輝斌教授位居第一。
另，《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5年第8期，曾依序全文轉載了王輝斌教授《孟浩然生平研究綜述》（《四川大學學報》1995年1期）、《詩序合一：唐詩創作的新潮流》（《社會科學研究》1995年2期）、《李白在四川研究綜述》（《社會科學研究》1995年2期）三文，這種轉載情況，在全國數以千計的古代文學研究作者中，也屬絕無僅有者。
四、學術理念：求是創新
與借鑑王輝斌教授的學術觀點相比，我們認為，學習其治學門徑、研究方法、洞察視角更為有益。多年的研究實踐與眾多的研究成果證明，王輝斌教授在學術研究的理念、方法、內格等方面，已形成了他自己的“王氏特色”。其具體為：
（一）求是、求實。
求是、求實為王輝斌教授的學術理念，這從他將書齋自號為“求是齋”者，即可窺其端倪。而他將李白研究著作取名為《李白求是錄》，並在《王維新考論》自序中言其對王維的研究所遵循的是求實、求是、求真的“三求”原則，都表明了他對“求是、求實”的遵從。正因此，他於《王輝斌學記·我與李白研究》一文中，曾如是寫道：“我之於李白研究，主要集中在通過種種方法、角度、材料，以求最大限度地還原李白歷史的真實，包括李白的身世、出生地、交遊、行蹤、婚姻、生卒年、作品系年辨偽等等問題。” 可見，“求是、求實”作為王教授的一種治學理念，乃是具有明確的永恆特點的。而這正是這種理念，決定了其研究重點在於詩人生平和作品系年，其研究方法主要為考證，進而在學術理念、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其一，求是的理念體現在敢於質疑成論。陳貽焮先生《唐詩論叢》之《孟浩然事蹟考辨》一文認為，孟浩然詩中的“盧明府”所指為盧象，但王教授通過對若干材料的檢驗後認為，此“盧明府”乃為盧僎，因而發表了《孟浩然集中之“盧明府”探考》一文。由於王教授此文的材料豐富，結論可靠，故其“盧明府為盧僎”說，即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編“中國文學史系列”之《中國文學史》唐代部分所採用。
其二，求是的理念體現在不懼商榷辯論。就王教授數十年的研究經歷而言，其曾進行過三次大的商榷辯論，一即1986年至1997年間對李白詩中“龍山”的商榷。歷代研究者都認為李白詩中的“龍山”指今安徽當塗之龍山，王教授則依材料以力辨，認為其所指乃為湖北江陵之龍山，提“當塗龍山”說的張才良、杭紅秋、鬱賢浩、李子龍等人所言均誤 。對此，王教授先後撰寫了三篇論文予以辯駁。二是1993年至2014年間對《西遊記》祖本的商榷。王教授認為，曾被汪像旭極力稱道的大略堂本《西遊釋厄傳》為百回本《西遊記》的祖本，但吳聖昔對此說卻予以反對，王教授於1997年前曾在《寧夏大學學報》刊文與其進行了三個回合的討論，並於2013—2014年又發表了《四論<西遊記>的祖本》、《五論<西遊記>的祖本》二文，對吳聖昔之說進行了全面辨駁。三是2003年至2006年間對王維生平研究的商榷，此次論辯不僅激起了王教授對王維研究的興趣，而且還將2007年定為“王維研究年”，對王維的生平、作品系年、作品真偽等進行了全面研究，並於2008年出版了40萬字的《王維新考論》。學術商榷可以使研究的問題更加明白清晰，結論自然有公論，王教授對這三起論辯之商榷，是他求是、求實學術精神的一種具體反映。
其三，求是的理念還體現在敢於糾正自我錯誤。王教授不僅與他人進行爭鳴論辨，而且也與他本人進行商榷，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孟浩然入京的時次問題上的“出爾反爾”。
對於孟浩然入京的時間與次數，王教授曾在《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中提出了兩入長安說，認為第一次為開元十一年冬，第二次為開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秋，所謂的第三次即孟浩然開元二十二年前後入京說，純屬子虛烏有。但事隔十餘年後，當王教授在撰寫《孟浩然研究》一書時，發現其所持之孟浩然在開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入長安的說法有誤，原因是孟集中有詩可證開元十九年的孟浩然乃在襄陽，於是王教授便在《孟浩然研究》的第一章中，特立“三入長安”一節予以糾正。王教授這種自己糾正自己錯誤的舉措，所體現的是一種真學者與真學問家的風範。
（二）開拓、創新。
王輝斌教授的學術開拓，首先是與其於學術創新緊密關聯的，即其大凡屬於研究門徑、研究方法、研究格局等方面之開拓，便會有學術上的創新所獲。比如，人們論及先秦詩歌時，大都在《詩經》、《楚辭》中討生活，很少有能跳出這一圈子之外的，但王輝斌教授的《商周逸詩輯考》開闢了一種全新的課題，其誠如傅璇琮先生在《<商周逸詩輯考>的學術啟示》一文中之所言，“猶如林中的一枝響箭，使人為之一振”。《宋金元詩通論》一書首次將宋金元詩歌置於文學史發展的宏大視閾中進行觀照，是第一部系統論述宋金元詩歌史的力作，而“將宋、金、元三朝 408 年的詩歌作為一個文學流程進行綜合觀照，本書是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自序》)《唐後樂府詩史》既是專門研究唐後950年樂府詩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這方面內容的專著。凡此，於王輝斌教授的研究而言，都屬於一種學術上的開拓。
其次是體現在研究對象上的開拓與創新。比如，在《先唐詩人考論》中論述左棻詩歌時，認為左棻在詩歌方面“繼曹操之後，創作了‘四言詩四首’，為四言詩在當時的發展，是作出了應有之貢獻的”；而在詞賦方面，則開啟了辭賦史上“宮怨賦”的先聲，且她的“詠物賦”對於推動這種體裁在晉宋及整個南朝的繁榮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散文方面，左棻“開寫人賦物之先河”，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文學家，卻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相應的地位，建國以來所出版的各種文學史著作，卻很少有給左棻以一席之地位的。但王輝斌教授於《左棻文學成就縱論》一節中將其納入研究對象，並且高度評價說:“左棻表現在詩歌、詞賦、散文三個方面的成就，無論是就西晉一代而言，抑或整個先唐時期以論，都是堪可稱之為獨樹一幟的。”
第三，王輝斌教授的開拓與創新，還體現在對研究對象的切入點方面。當今學術界存在著一種較為嚴重的弊端，那就是重複選題，拾人牙慧，毫無新意，只是堆砌論文數量而已，王輝斌教授的研究卻能跳出傳統研究對象，開闢出新的天地。比如在《王維新考論》一書中，王教授就沒有選擇王維的山水詩作為研究對象，因為有數據顯示，在1949年至2004年的55年中間發表的王維研究論文為576篇，其中屬於山水詩研究的論文則多達360篇之多，所以王教授決定不在《王維新考論》中對王維山水詩做重複性勞動，而是另闢蹊徑，研究王維的樂府詩、佛教詩、登覽詩、邊塞詩這些少有研究者關注的薄弱點，甚至是“盲點”。
有了上述之開拓與創新，所獲結論也就自然是具有創新之特點的。比如《唐宋詞論稿》第一章所提出的詞起源於“中唐詩客”說，戴叔倫《調笑令》(邊草)可能是現存最早的一首文人詞說等，就都屬於創新之論。又如在第四章中，王教授對柳永《樂章集》用典進行了具體統計，認為其用事典有50首詞75處,用語典有18首詞22處，最後據此得出結論：宋詞用典的開創者或在詞中大量用典的第一人,不是蘇軾而是柳永。這一結論的提出，明顯地糾正了前人在這方面立論的偏頗，極具詞學史意義。
五、研究方法：考論雙擅
大凡讀過王輝斌教授著作的人，都會被他那豐富的材料、多元立體的透視、嚴謹精深的考證所折服。而且，在王輝斌教授所出版的20多種獨撰著作中， 存在著一種極明顯的特點，即其“唐代文學研究”系列以考為主，論則次之；而“文學史打通關研究”系列，則是以論為主，考則次之。二者的互為關聯，其所充分反映的是王教授表現在在研究方法上的考論雙擅。
先看考證。考證又簡稱為“考”，是中國學者治學的一種傳統方法，其不僅於清代大盛，而且還使之形成了一門學問——考據學。綜觀王輝斌教授的上述之研究成果，我們不難發現其研究方法運用最多的，即為具有中國學者鮮明治學特色的考證。考證，前人稱之為考據，並以“學”目之，進而則有“二重研究法”之稱，即其是一種“重材料、重證據”的研究方法。而其材料與證據之所指，除了文獻資料外，還包括出土文物。王輝斌教授不僅諳熟考證之法，而且在操作過程中，與正反論證、先破後立、層層推進、演繹歸納等互為結合，使其考證更為精深謹嚴。不僅如此，王輝斌教授在進行考證的時候還融合了許多學科，使其研究方法呈現出一種開放性的多元格局的態勢，如他從法律學的角度對李白長流夜郎的考證，從版本學、文藝心理學、古典建築學的角度對《江南逢李龜年》作者的探究，以統計學為切點對各種李白研究專題的綜述，等等，均充分顯示出其思維的敏捷性與視野的開闊性，併為考證這一傳統的研究方法增添了活力。
再看論析。屬於“論”方面的學術成果，在上述王輝斌教授之著作中，主要有《唐宋詞史論稿》、《宋金元詩通論》、《唐後樂府詩史》等。這些著作之所論，具體而言，又有論述、論析、論辨等之分，且皆以邏輯嚴密，論說透徹見稱，如《宋金元詩通論》中的第一章《宗唐論》、第二章《變唐論》等，即皆為這方面的代表。此書在論證的具體過程中，既宏微互關，又縱橫交錯，並融多學科於一體，而使得所論之對象，皆具鞭辟入裡之特點。而在以考見長的著作中，也不乏一些精采之論，如《杜甫研究新探》下編中的《杜甫詩歌：中國古代學者詩的範本》、《三苦一神：杜甫的創作法門》、《藝術轉型：杜甫秦州詩的文學特質》等文，即無不為這方面的一些佳例。所有這些，均反映了王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已十分嫻熟地進行著因研究對象之不同之“以考為主”或“以論為主”的轉換，而不是隻拘於一律的。這是一個學者卓然成家的一種重要標誌。
六、學術風格：材豐氣盛
我們無論讀王輝斌教授哪一時期的著作，也無論讀其哪一研究對象的著作，其撲面而來的，即是那種豐贍充實的文獻資料徵引與汪洋恣肆的文風。這既是王教授長年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其數十年致力古代文學研究所形成的一種學術風格。
（一）富贍的文獻資料徵引。
王輝斌教授著述的最大特點，從總的方面講，就是以材料豐富，旁徵博引見長。在《唐後樂府詩史》之末的《本書主要引用參考書目》中，共開列了212部著作之名，而全書所引用（以各頁的腳下注為準）與論列（以書中正文所述及者為準）的書籍，實際上則有400部左右之多。而在《唐宋詞史論稿》之末的《本書主要引用書目表》中，亦開列了217部書的書目，如果將那些潛藏於各章節之中的非主要引用書目一併算上，全書所引用的書目至少亦有400左右。僅由這兩種著作即可獲知，王輝斌教授的種種認識與結論，都是藉材料而提出，即其都屬於“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的成果。
在《王輝斌學記·我與唐宋詞研究》一文中，王教授曾就他之所以引用如此多材料的原因進行了交待，即一是所有立論都需要由材料為支撐點，這其實是對“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學術原則的遵循；二是材料充分能保證“破”與“立”的順利進行，並可使所得結論具有說服力。一言以蔽之，無論是考是論，都要靠材料說話。正因此，王教授在《王維新考論·自序》中，再次強調了他用材料說話的原則:“綜而言之,全書對所涉及的每一具體研究對象,或宏微互觀,或縱橫探論,或訂正舊說,或提出新論,無一不是以材料為依據的。這是因為,我在撰寫本書的各章節之文章時,始終是立足於‘一切科學研究都應建立在材料的基礎之上’這一學術原則之上的。”
材料富贍與終年遊心書海密切相關。為了掌握大量而又豐富的資料，王教授在其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共自定了三個大的讀書計劃：一是1978—1982年，4年中主要通讀了《全唐詩》；二是1984-1988年，也是4年，主要是通讀《全唐文》；三是1993年—2009年，15年間主要是讀了10部大書，即《十三經注疏》、《諸子集成》、《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全宋詞》、《全宋詩》、《元詩選》、《國朝詩集》、《中國古典戲劇論著集成》。此外，還讀了《漢魏叢書》、《四部叢刊》、《四庫全書》中的部分史部與集部。在前兩期的讀書過程中，所作筆記被整理成《唐代方言匯釋》、《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後者已出版），第三期則輯錄了計約50萬字的各類逸詩資料，而使之成為了《商周逸詩輯考》初稿的基礎。而要完成對商周逸詩的輯考，僅僅靠這10大書的資料積累是不夠的，因此，當他決定撰寫《商周逸詩考》之時，又有針對性地對《十三經注疏》、《諸子集成》進行了普查，並對《漢魏叢書》、《四部叢刊》、《叢書集成初編》、《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等相關典籍也進行了檢索，從而輯錄了包括殘句在內的 600多篇逸詩，這既是一項需要漫長時間和巨大精力的工作，也是一項嘔心瀝血、終年面壁的工作，非耐得住寂寞者是無以勝任的。而王教授的終年遊心書海，僅此即可見其一斑。
（二）長於論辯而以理服人。
反映於王輝斌教授各類著作中的文風，既具有縱橫家的氣勢，又頗似孟子般的長於論辯。一般而言，學術論文是重論證的，而長句又適合進行邏輯推論，但王教授於其著作中卻大量運用短句。在這些短句中，有闡明否定觀點的，如“實則有誤”、“實則均誤”、“誤”、“實誤”、“大誤”、“亦誤”、“亦不的”等，有的是對肯定觀點的表述，如“良是”、“乃可遽斷”、“甚為清楚”、“當即其人”“當可肯定”、“所言甚是”等，即均為其例。這些短句的運用，使肯定與否定的觀點表達果斷明瞭，使論據觀點的列舉與分析充分透徹，使論證的邏輯層次分明，環環相扣，其摻雜在宏篇長句中，既增強了文章的節奏感，又增強了論辯的氣勢。而這種氣勢，即是王輝斌教授著述所獨有的文風特色，又使得其充滿了學術上的自信。
實際上，王輝斌教授的文風，除了這種縱橫恣肆的論辯氣勢之外，還有著蕭散舒緩的一面，這在他的一些《自序》和《後記》中表現的很充分。如其《舊事重提：我的小說情結——<四大奇書研究>代自序》一文，就曾這樣寫道：“我從小就對小說情有獨鍾。引領我進入小說這一藝術世界的先導，是家鄉江漢平原那‘陶醉’了一輩又一輩人的皮影戲。……”開篇就不同凡響，將讀者一同帶入他那悠遠的回憶。再如《李白求是錄》的《後記》之所寫：“我的故鄉是坐落在江漢平原北端的一個千年古鎮。……”，以及其對愛妻默默奉獻的感激之情，都讓人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位嚴謹了一輩子的學者的俠骨柔情。此外，從王教授著作的命名和對章節標題的確立，使我們能從中感受到他豐富的詞彙和駕馭語言的技巧，所以，我認為王教授那種嚴謹求是的學者面目，依然掩蓋不住他的作家潛質。誠如他在《舊事重提：我的小說情結》中之所言，曾經寫過長篇小說和電影劇本的他，由於機緣巧合而走上了學術研究的路途，世上雖然少了一個作家，而多了一位敢於“打通關”的學者。
在《李白求是錄·後記》中，王輝斌教授曾經說過:“學問之道,本屬艱辛，非耐得住寂寞不能為。故我自涉足學界以來即終年面壁書齋,遊心書海,視名利於不屑,雖窮苦而不悔。”王輝斌教授正是懷著這種甘坐冷板凳的意志，終年徜徉於汪洋學海之中，才取得了著作等身的豐碩成果，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與研究特色，所以，他的這種為學術而面壁而獻身的精神，是永遠值得學界同仁與後學晚輩認真學習的。
（本文選自黃山書社2016年版《王輝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2—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