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畢飛宇說，“這個人絕不像大多數人所看到的那樣溫文爾雅，在精神上，他狂野，囂張。”河南省文學院院長何弘情不自禁道，“我準備追隨他的腳步，成為一個新銳作家”。而河南省作協副主席喬葉則用“風度好、氣質好、學養好、口碑好、文章好”來形容他。他們口中的這個人，就是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
近日，李敬澤帶著他的《青鳥故事集》來到鄭州。在入住的酒店，李敬澤接受了猛獁新聞·東方今報記者的專訪。
這位知名的文學評論家
如今卻自稱“新銳作家”
在中國文壇，李敬澤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1984年大學畢業後，他進入《小說選刊》工作，1990年調至《人民文學》雜誌，他從普通的編輯一直幹到主編。他曾獲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他出版了《為文學申辯》、《反遊記》、《小春秋》、《平心》、《致理想讀者》等多部著作。
這位知名的文學評論家，如今卻自稱“新銳作家”。他的底氣，來自於新書《青鳥故事集》。
在被定位為“既是散文、評論，也是考據和思辨，更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說”的《青鳥故事集》腰封上，李敬澤還是“評論家中的博物學者，作家中的考古者”。
他沉浸在自己構建的世界中談笑自若，在時光隧道中穿梭自如，在古今中外遼闊無邊的精神視野沉吟夢想。
在《青鳥故事集》中，李敬澤如考古學家般穿行於博雜的歷史文本，收集起蛛絲馬跡、斷簡殘章，編織出逝去年代錯綜複雜的圖景。 在想象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動展現，一個個曾在東方和西方之間銜遞交流的人，如一隻只青鳥，倏然劃過天空，它們飛翔的路徑和姿勢被想象、被銘刻……
熟悉李敬澤作品的人都知道，《青鳥故事集》早在2000年就已經出版了，當時的書名為《看來看去或祕密交流》，一本小書而已。16年來從未再版，其中的作品也從未收入其他文集。
李敬澤一直覺得，這是一本沒有寫完的書，他一直想象和規劃著一本更大的書。然後，就是這本《青年故事集》。此次再版的時候，做了修訂，又增補了三篇文章。
一個書寫者，需要返回源頭，
回到書寫的本元
那麼，《青鳥故事集》，究竟是部大作品還是小作品呢？
“這真不是個大作品，還是個小作品。大小永遠是相對的。另外，要看從哪個意義上說是大小。大也好小也好，算是一個有意義的作品吧！”李敬澤說，在寫作的過程中，一直存在某種講述的熱情，為什麼寫這個不寫那個，是衝動推動著他往前走。“沒有想過要寫個大的還是小的，就是覺得有趣，講給別人聽，僅此而已。”
《青鳥故事集》出版後，很多人分不清它的體裁界定。李敬澤說，他寫這書就是為了讓讀者糊塗的，中國文學有“文”的傳統，《莊子》、《戰國策》、《史記》是什麼文體？無法定義。李敬澤嚮往的，是一種朝向原典、迴歸傳統的“元寫作”。
“這是一種精神，絕不僅僅是文體問題。原典是強力的語言和強力的精神，混沌未鑿，它根本拒絕歸類。《道德經》是個什麼體？《左傳》也絕不僅僅是一部史書，它們都是對有與無、實與虛、事實與想象、抽象與具象，對文史哲來去自由的把握。文學永遠要不停回到最初，不斷回到‘元寫作’。““元寫作”是什麼？在西方就是《荷馬史詩》、《聖經》，在中國就是《左傳》、《道德經》、《易經》、《論語》、《左傳》、《莊子》等等。
“他們都是站在書寫的元點。莊子汪洋恣肆，對於文體啊類別啊，對於他們來說都不存在。他們的元氣充沛，他看到了，就要表達出來。”李敬澤說，一個書寫者，需要返回源頭，回到書寫的本元。
當然，我們回不到古人的境界，但可以心嚮往之，試著回溯過去。
“我現在的狀態，確實是一個新銳作家。這是因為我眼前還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路擺在面前，我都可以走，關鍵是要選擇哪條路往前走。“
這個家庭實屬罕見，
一家四口都畢業於北大
翻看李敬澤的履歷，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祖籍山西，生在天津，少年時代又隨著父母移居保定、石家莊。
為什麼會有這樣豐富的人生經歷？ “這都跟河北省省會的變遷有關。”河北的近現代史，幾乎是一部“省會變遷史”——若用一個詞來形容這段歷史，就是“顛沛流離”。
“1958年2月，河北、天津行政合併，省會由保定遷往天津。1964年，我在這裡出生。1966年5月，保定又一次成為河北省會，我就跟著父母回到了保定。1968年2月，石家莊成為河北省新省會，我又跟著父母來到了石家莊。可以說，我們一家人的生活軌跡，就是跟著省會轉。”
李敬澤的父母，均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系，而李敬澤則於1980年以河北省文科狀元的身份被北大錄取，他的弟弟也畢業於北京大學。
一家四口都是北大學子，這樣的家庭實屬罕見。父母究竟對他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他們這一代父母，和現在這一代父母不是一個概念。我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但實際上，他們很少去高度關注孩子怎麼學習，讀什麼書，他們根本不管，也顧不上。因此，我是野生野長的。但要說父母對我沒有影響也不妥當，他們給我提供了一個環境和條件。在同代人中，我七八歲的時候，很少有人像我這樣有很多很多的書可讀。”
李敬澤說，有些趣味的形成，像對歷史興趣的形成，也得益於這段時期。“那時候，我讀了很多歷史書，包括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郭沫若的《中國史稿》，但那時候屬於瞎讀，啥也不懂，都不是在求知意義上的閱讀，就是覺得好玩兒。當然了，讀這麼多書，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時候沒有動漫，沒有海賊王。”
“他們給我最寶貴的東西，就是養成了閱讀的習慣和熱情。閱讀的習慣，如果小時候養不成，大了也養不成。小時候不讀，二三十歲了也不可能閱讀。這是生命里根底性的東西。”
我幹什麼都很認真，
以至於認真到偏執的程度
李敬澤感慨，說得出來的影響，那叫“傷痕“，常常是覺得沒有什麼影響，恰恰是大影響，已經滲透到血液裡。“父母都是做事認真的人，做事不湊合。我現在沒有別的好處，幹什麼都很認真，以至於認真到偏執的程度。”
如何理解“偏執”？
“文人，有毛病。做一件事，常常被‘意義感’所困擾。幹著幹著就會說，做這事兒有啥意義，甚至常常會想，今天天氣這麼好，咱們到郊外去看看，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多好。也許就像此刻的你（記者），也許會想：我為什麼要採訪一個作家，有意義嗎？我不做，這個世界會因此受到損失嗎？”
李敬澤說，因為這種意義感存在，所以人們經常被意義感所誤導。幾乎做什麼事兒都不能全神貫注，不能高度集中，不能徹底的做一件事。有時候，他也被意義感小小困擾，開這個會有什麼意思，寫這個公文有啥意思。其實，這個世上，哪有那麼多意義呢，事情做好了就有意義，意義就是從開始到結束儘可能完美。
李敬澤當《人民文學》主編的時候，所有的稿子都要從頭到尾看，一邊看一邊改，改到具體的字句，把文章都改花了。因此，李敬澤覺得，他的這種心態可能被別人認為是偏執。
李敬澤坦言，他不是多麼敬業，但一定要認真把事情做好。做小事的時候想著做大事，大事又做不來，這就是毛病。不要從很遠的地方找意義，不要敗壞眼前的生活。讀書讀多了，容易犯這個毛病。
“任何上手的事，我都受不了湊合，特別是在文字上。”李敬澤說，看到文字不審慎，邏輯混亂、表達不準確，他就受不了。一個寫作者，對文字負責任，對自己的表達、對錶達的意思負責，是寫作的基本倫理。孔子講“辭達而已矣”，不是要求你的語言多麼搖曳生姿，至少表述要清楚明白。這個要求高嗎?不高。能做到這一點的，不多。
意義就是眼前。從這個角度來說，李敬澤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俗人。“明天讓我開個胡辣湯店，我一定會開好。”
以文字為生的人，
不認真就是對自己的侮辱
1984年，李敬澤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先後到《小說選刊》、《人民文學》雜誌工作，直到90年代中期，他才開始批評寫作。為什麼沒有成為一名作家，反而成了文學評論家呢？
“就如剛才所說，我就是個俗人，沒有非常高遠的思考。換句話說，我是一個很被動的人，是一個隨意的、走哪兒算哪兒的人。年輕的時候，我沒有規劃，屬於且行且珍惜的那種，只想著把眼前的事兒做好。”
“從事文學批評其實很簡單，我當編輯的時候，張三啊、李四啊，常常讓我寫篇閱讀他們文章的感受，寫完人家一看，覺得還不錯，後來就有越來越多的人讓我寫，於是，莫名其妙的就變成了評論家。”李敬澤說，他從來沒有立志要成為評論家，也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評論家。
曾有人主觀評價李敬澤：人生一世，悠忽一瞬，他最看重的應該是“文章千古事”。
“我應該認同這個說法，但沒有捶胸頓足的想文章千古事。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都在寫東西，盡我們的全力去書寫去創作，不要急吼吼的，急吼吼也沒有用。穿越100年再看，說不定我們就是小人，我們寫的那些東西，不值一提。”
文章能不能成為千古事，李敬澤很少為此而焦慮。但他認為，古人之所以文章千古事，也不是千古流傳，而是要以千古事的鄭重之心，對待筆下的這些事兒。
“今天，面對稿紙這點事兒，必須抱著鄭重之心去做，如同去做一件千古事。在我的闡述中，這不是一件高大的事兒，而是一件基本的事兒。以文字為生的人，有些人的文章要邏輯沒邏輯，要語言沒語言，我不能容忍。即便寫個材料，不認真也是對自己的侮辱。”李敬澤透露，對於這些人，很多時候雖然不好當面指責，但他會腹誹。
反映生活，反映人的內在變化，
文學永遠在路上
說起新時期文學和現代文學的演變，李敬澤是最有發言權的人。
“新時期文學，如果從1977年開始算起，到今年已經40年了。而現代文學從1919年算起到1949年，也就是30年時間。想想也很可怕，新時期文學已經超過了現代文學的時間長度，而且這個時間還會繼續向前延伸。但要是讓新時期文學和現代文學相比較，這是一個很難的選項，因為各自有各自的歷史條件，他們所處的時代不一樣，自然無法用同樣的標準去衡量。”
如果非要比較，李敬澤認為，新時期文學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產生了一大批非常優秀的作家和經典性的作品。“我相信，未來100年後再和現代文學相比，新時期文學也毫不遜色。”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新時期文學的發展一直伴隨著改革開放這個新時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幾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們都是見證了滄海桑田的人，現代時期的滄海桑田是戰爭革命顛沛流離，而我們這個大時代的特點則是和平發展，巨大的變化在過日子的過程中悄然發生。”
李敬澤坐著高鐵來鄭州，透過車窗，就想起了自己去北京大學報到的經歷。“我從石家莊去北京上大學的時候，綠皮火車上晃盪大半天，如今，連自然地貌都變了，很多河流沒有了，河道里也蓋上了房子。”
人類的文明和文化的發展，變化之快令人難以現象。“包括你採訪我，現場就把稿子敲好了，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現在的農村，誰都能拿出個智能手機，別說十年了，就是五年前都沒有人想過會有這一天。”
李敬澤說，毫無疑問，新時期產生了一大批非常卓越的作家，也產生了大批經典性的作品。“但面對這種變化，我們的文學還遠遠沒有窮盡。反映生活，反映人的內在變化，文學永遠在路上。”
找到理想讀者，
就好比在人海中找到自己的愛人
李敬澤曾經慧眼發掘出了一批中國當代年輕作家，如阿乙，蔣方舟等人，畢飛宇、馮唐都是李敬澤的擁躉。可以說，李敬澤對中國當代文壇有著深遠的影響，很多年輕作家將他視作“教父”級的人物，將他作為自己的的理想讀者。
什麼是理想讀者？李敬澤直言，這個沒有準確的定義。找到理想讀者，就好比要在茫茫人海里找到自己心心相印的愛人，難度很大。
李白、杜甫都很偉大，但在唐代，他們不是很有名。他們生前，如果開個詩歌代表大會，說不定就進不了主席團。
杜甫是李白的理想讀者，他在很多詩裡肯定李白。在杜甫的眼裡，李白一清二楚，李白不朽，是萬古江河。但在那個時代，並沒有多少人認為李白有多了不起，只有杜甫這麼說。
杜甫把李白誇成那樣了，但沒有見李白誇過杜甫。那麼，李白是杜甫的理想讀者嗎？未必。
同樣，東晉的陶淵明，一直到了宋朝得到蘇軾的肯定，他才成為偉大的詩人。
“我說的意思是什麼呢？不是理想讀者難找，而是偉大的文學家需要偉大的讀者。沒有偉大的讀者就沒有偉大的作品。如果沒有蘇軾這樣偉大的讀者，陶淵明也不可能成為偉大的詩人。”
當下，有這麼多作家，這麼多詩人，而讓這些作家和詩人變得有意義，依靠的是人群中飽含熱情和眼光的讀者。從這個意義上說，讀者是偉大的。
對於中國作協副主席這個身份，李敬澤說，他只當了這麼幾年，也不可能永遠當下去，到點了就會退休。因此，從文學意義上說，這個身份是最不重要的。
“任何寫作者，都需要被讀者知道，都需要在茫茫人海中讓你的名字留在讀者的心裡。這沒有什麼不正常，我見過那麼多作家，沒有一位說，知道我的人太多了，我受不了。我們的聲音，我們的寫作，被更多的人所知，這本身就是寫作的意義。”李敬澤說。
這片土地不產生偉大的小說家，
沒有任何道理
對於李敬澤來說，河南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地方了。
“中原大地對於每一箇中國人，或者對每一個有歷史情懷的人而言，就是我們的故鄉。來到中原，就是精神意義上的回鄉。”言及河南，李敬澤還透露了一個小祕密，他的父親和母親就是在河南相識相知的。
李敬澤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北京大學考古系的學生，父親高母親好幾屆。師兄和師妹是如何好上的呢？他們考古繫到河南安陽殷墟實習，師兄帶著師弟師妹從事田野考古，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由相識到相知繼而相愛。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河南對於李敬澤來說，又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他一直有個夢想，某天，一個人開著車，沿著當年孔子走過的路走一走，看一看春秋時的路，戰國時的路，那一定非常有意思。
“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我來過河南很多次，但真正的旅程還沒有開始，我希望是下一次。”
身為文學評論家，對於河南籍作家，李敬澤稱讚有加。
河南出了很多大作家，他們不僅僅是河南意義上大作家，更是中國卓越的大作家，已經取得並正在取得世界性影響。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生長，他們所具有的特質，河南人會有更鮮明的感受。
在北京，李敬澤經常同河南的作家朋友一起聊天吃飯，而他也常常感慨，這些人不當小說家就太可惜了，幸虧他們成了作家。
“中原大地不僅僅是農業文明的中心、傳統文化的中心這麼簡單。在這片土地上，有那種特別歡樂甚至是狂歡式的話語衝動和慾望，人們在生活與虛構之間、生活與想象之間自由穿越。有這樣精神的人，在生活中肯定是有趣的人，肯定是一個好的小說家，因為契合了小說藝術的根本精神。像劉震雲等人，他們有力證明了中原大地本身就具有小說精神，這片土地不產生偉大的小說家，沒有任何道理。”李敬澤說。
真正的閱讀，
就是找到生命裡非讀不可的那幾本書
坐在記者面前的李敬澤，招牌式的菸斗從不離手，精緻的圍巾和夾克裹著的是高冷的外表。但你又不得不承認，談話中又能給予你春風般的親和與包容。
“人都是蠻複雜的，我現在坐在這裡，把能拿出來見人的一面擺在這裡，你放心，每個人都有不好拿出來見人的那一面。”李敬澤說，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他脾氣急甚至暴躁，但總體來說，暴躁也是在某一件具體的事情上，這是對於認真的固執。人生何其短，堅決不湊合。
他的名字中有個“敬“字，他說，面對任何事情，要有一種敬意，對他人對自己都要有一種敬意，這是傳統中最好的那個東西。“有人批評我傲慢，我經常照鏡子，這個臉一掉，真是讓人夠受的，我這個臉確實不夠親和。”
李敬澤最欣賞的美學品格是一種寬度，這也是推動寫作的動力所在。大千世界如此豐富多彩，如此壯闊，鳥飛魚遊，鳥有鳥的道理，魚有魚的理由，這就是世界的有趣之處。
近段時間，李敬澤正在寫《春秋》，他感覺速度明顯快了。這種“快”，不是寫作的速度，而是內心的速度。面對春秋時期的那些巨匠，在那樣一個亂世滾滾的時代，他們像江河一樣湍急，讓你感受到人生中既有義薄雲天的高點，也有地獄般的黑暗。
“這就是人性和生命的寬闊。這是我愛的，也是文學能夠給予大家的。”
生活中的李敬澤，時常被人問及關於閱讀的話題。他說，閱讀至關重要，每個作家的具體情況不一樣。閱讀不是為了旁徵博引，也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有學問，而是在閱讀中打開自己的想象力。
每個人的閱讀都有不同的出發點和目的地，李敬澤從不給別人提閱讀建議，也不開書單。
“這個世界上，除了你上學要閱讀的書之外，沒有什麼必須閱讀的書。中外文學名著，大家都讀全了嗎？反正我沒有讀全。有些書，簡單翻翻，就知道是不是我的書。”李敬澤說，真正的閱讀，就是要找到自己生命裡非讀不可的那幾本書。
經猛獁新聞允許轉載
青鳥故事集
▲那些飛鳥、大魚、君王與聖徒、翻譯官與騙子、奔逃者與迷失者
▲以智力和想象恢復被刪除的歷史
▲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神奇故事
作者：李敬澤
譯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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