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誰都懂得美國生活的表皮之下潰爛的傷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託尼·莫里森逝世'

"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3期,原文標題《託尼·莫里森:讓善良發聲》,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8月5日,美國作家託尼·莫里森逝世,享年88歲。她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裔美國女性,她在獲獎演說中說:“語言是衡量我們的生命的尺度。”

主筆/薛巍

"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3期,原文標題《託尼·莫里森:讓善良發聲》,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8月5日,美國作家託尼·莫里森逝世,享年88歲。她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裔美國女性,她在獲獎演說中說:“語言是衡量我們的生命的尺度。”

主筆/薛巍

“她比誰都懂得美國生活的表皮之下潰爛的傷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託尼·莫里森逝世

美國作家託尼·莫里森(法新社供圖)

講述黑人的故事

託尼·莫里森被視為大器晚成的典範之一。她1931年出生於俄亥俄州,1965年,在開始創作她的處女作《最藍的眼睛》時,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每天早上4點醒來寫作。她在該書序言中說:“這部小說試圖碰撞種族性自我歧視這根敏感神經,揭露,然後安撫它,不是用麻醉劑,而是用語言。”之後她又寫了十多部作品。1993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她的作品“具有極其豐富的想象力和詩意的表達方式”。

莫里森的作品鼓舞了眾多黑人女性和黑人作家。米歇爾·奧巴馬說:“莫里森向我們展示了我們完整的自我之美,展示了接受我們的複雜與矛盾之必要。她不僅允許我們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且強調我們有責任這麼做。她說明,如果缺少我們,這個世界的敘事就是不完整的。這是貫穿於她所有作品的主線——黑人的故事,尤其是黑人女性和黑人女孩的故事,值得檢視和慶祝。她證明,我們不僅屬於平裝書,也屬於教科書,不僅屬於出版社,也屬於白宮。”

莫里森的作品主要描寫的是黑人的處境,倡導的是同情和人文主義。美國評論家尤金·西摩說:“如果如雪萊所說,詩人是世界上還未被承認的立法者,那麼也許小說家是倡導者。他們為人們謀求儘可能成為複雜、獨特、奇怪的自己。小說家的志向越大,她對讀者的理解力的要求越高,不僅理解詞語是如何組合在一起的,而且理解小說中的角色多大程度上讓他們想起自己認識的人,那些角色的奮鬥如何跟他們自己的奮鬥相互交叉,無論他們在年齡、階層、種族、性別上的差異有多大。莫里森是人類的複雜性忠誠的、有說服力的倡導者。她是一位從自己的文化和背景的視角寫作的非洲裔美國人。但跟福克納、馬爾克斯、索爾·貝婁等諾貝爾獎得主一樣,她用語言和意象放大了她自己的經歷和她的同胞的歷史。無論是《最藍的眼睛》中因為渴望金髮和白皮膚而心理扭曲的黑人女孩、《寵兒》中殺死自己的女兒免得她淪為奴隸的塞絲,還是《所羅門之歌》中勇敢的年輕主人公,莫里森都用音樂、魔法和情緒的鍊金術讓他們活在了讀者的心中。她希望改變世界對非洲裔美國人的認知,認為他們有義務把自己變成一個寬宏大量、生機勃勃、體恤別人感受的群體。”

經常有人拐著彎問莫里森,是否打算寫一本關於白人的書。莫里森在接受《巴黎評論》訪談時說:“這個問題背後的意思是說,存在著那個中心,它是白人,然後存在著這些地區性的黑人或亞洲人,或任何種類的邊緣人。那個問題只能從中心提出來。他擺出恩賜的態度;他說,你寫得很好,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到中心裡來。你沒有必要留在邊緣那個地方。而我說,嗯,好吧,我打算留在邊緣的這個地方,讓中心來找我吧。”

善良不可以沉默

莫里森不僅是一位小說家,也做過編輯和大學教授,寫過很多優秀的評論。她在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中說,語言是衡量我們的生命的尺度,“僵死的語言將阻塞人的心智,扼殺人的良知,壓制人的潛能……壓制性的語言遠不止於再現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它遠不止於再現知識的界限;它本身就是知識的界限”。

《紐約時報》書評人德懷特·加納說:“作為小說家,莫里森懂得,為了治癒,有些傷口必須被重新打開。她比誰都懂得美國生活的表皮之下潰爛的傷口。”念及黑人的遭遇,莫里森很冷靜。她說她不會出於憤怒而寫作,“憤怒是一種非常激烈卻很微小的情感,它沒有持續性。它不生產任何東西。它沒有創造性……如果不是你的頭腦在冷靜思考,而你是可以把它包裹在任何一種情緒之中的,那麼它就什麼都不是。它不得不是一種冷靜的、冷靜的思考”。

莫里森認為,文學應該讓善良發聲。2012年,她在哈佛神學院做了一個講座,題為“善良:利他主義和文學的想象力”。她說,讓她感到不解的是,邪惡在文學中受到崇拜,當代文學把善良等同於軟弱、可憐。邪惡有著大量受眾;善良躲在後臺。邪惡有著生動的言辭;善良沉默不語。在19世紀的小說中,無論控制情節的是什麼邪惡或冷漠的行為,結尾幾乎總是善良獲勝。狄更斯、哈代、奧斯丁,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會讓他們的讀者覺得秩序得以恢復,美德獲勝。總體上說,在19世紀文學中,無論主人公面臨什麼樣的邪惡力量,他得到的回報都是救贖和美德的勝利。當代文學對大規模甚至有限度的善良不感興趣。當它出現時,總要帶著一絲歉意並羞於啟齒。每有一部《殺死一隻知更鳥》,都還會有一部奧康納的《智血》或《好人難尋》,用鋒利的文學之斧砍倒善良。許多20世紀晚期、21世紀初的重量級作家——菲利普·羅斯、諾曼·梅勒、索爾·貝婁等都是暴露善良的脆弱、無意義和喜劇的大師。

莫里森認為善良有三種:被教會的、習得的善良;自戀、自我拔高,甚至是一種精神紊亂的善良;出於本能的善良。這三種善良她都寫到過:在《恩惠》中可以讀到第一種善良,有一位教士冒著危險教黑人女奴讀書寫字。在弗吉尼亞州,直到1848年,白人教奴隸識字還會被監禁6個月以下、罰款100美元。第三種善良的例子,最常見的表現是出於本能去保護自己的親人或群體的成員,比如在《家》中,女性照顧一直瞧不起她們的集體成員。第二種善良的例子,《最藍的眼睛》中的解夢專家索普海德·丘奇選擇獻出或者假裝獻出藍色的眼睛。“在過去四十年間,我越來越下功夫讓善良的行為發聲。這樣的行為必須對小說的結構及其意義產生強烈的影響……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善良的言說不能是鬧劇或者諷刺。它們也很少沉默。讓善良說話不會消滅邪惡,但可以讓我表達我對善良的理解:自我認知的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好的結尾,主人公會學到重要的、道德上的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