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五年過去了，莫言的熱度卻從未削減，每次在公開場合露面都是媒體簇擁的焦點，他曾笑言：現在每次出門都特別緊張，到處有人拍照到處有人錄音。當然，相對於給他帶來“出門的緊張”，諾獎的壓力恐怕更多體現在他現在的作品創作上，莫言坦言，以前寫得差不多了就拿去發表了，現在寫完了總在反覆修改，總想改得更好一些再拿去見讀者。近日，莫言在《收穫》和《人民文學》發表了最新創作的文學作品，讓期待的讀者們終於長舒了一口氣。
除了文學創作，這些年來，莫言的生活似乎更加多樣化，參加各類展覽、演講、沙龍等社會活動的頻率高了很多。那麼，在獲獎之後的這五年，莫言的生活出現了哪些變化，這些社會活動有沒有對他的文學創作產生影響？對網上流傳的“莫言語錄”、當下的網絡文學發展、碎片化閱讀，莫言又有怎樣的看法？在這次採訪中，莫言從將於9月15日開展的《翰墨三人行》展覽談起，面對網友，對這些問題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莫言
記者：莫言老師，這次的翰墨三人行展覽有近百幅作品，裡面有沒有您覺得寫的拿手的詩，或者您印象特別深刻，或者比較容易的？您介紹一下這次創作的作品吧。
莫言：《翰墨三人行》展覽實際上是慢慢形成的一個展覽，剛開始也沒有想到是這樣一種合作方式，剛開始可能談的時候，讓我們三個人，他們兩個畫家自己每人拿出一批畫來，我作為一個書法的愛好者也寫一批字，然後摻和到一塊展覽，後來見吳館長的時候，他說，你們既然是三人行，應該有合作的作品，就不應該把三個人的作品簡單湊到一起。在他的提議之下，我們就有了一種三人的合作。
首先是華山先生他畫人物，然後讓吳悅石先生給他補上風景，我再給他們題詩，後來也慢慢發生了一些變化，我說也不能老是你們畫畫，讓我給你們題詩啊。我說反過來，我來先寫成詩，你們給我配畫，這樣一種合作。有的時候就是吳悅石先生先畫了風景，然後楊華山再補一些人物之類的。我想這個過程確實是一個，首先是一個非常愉快的過程，第二，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當然更多的是我向他們二位學習，因為書畫方面，毫無疑問，他們是專家，我太業餘了。
在這過程當中，我才知道了畫家是怎麼樣把畫畫出來的，而且在他們的指點之下慢慢知道了題跋在整個畫面當中的作用，題得好會畫龍點睛，題得不好可能是畫蛇添足。我想剛開始確實有那麼幾幅我起了一個畫蛇添足的作用。
那這樣一個詩，實際上題畫詩，過去像李白、杜甫的詩，完全可以借他們的詩意來畫一個畫，而我看到一些大畫家的配的詩，像齊白石先生的，還有像啟功先生的，他們題的既風趣又幽默，又跟畫意非常貼切，又用這樣一種風趣、幽默的題詩告訴了觀眾、讀者非常深的一些道理。
我當然是達不到這個水準的，我更多的就是根據我個人的一些生活經驗，比如說有一幅是一個漁民跟一個砍柴的樵夫他們倆坐在一起喝酒的一個畫面，我就給他提了一個漁樵對應圖，配上幾個打油詩，“我打漁你砍柴，二人相逢酒一杯，你好我好大家好，勞動人民最開心”，這麼題上了詩。
我有時候也寫，譬如說有兩句是，“吃上地瓜小豆腐，便是人間好時光”，這記錄當年生活困難的時候，我嬸嬸跟我母親在一塊議論感嘆，哎呀，我們什麼時候能夠天天吃上地瓜和小豆腐，就心滿意足了。吳先生就給我配上了一個，兩個紅火的地瓜，一塊豆腐，還有一個南瓜，就一下子讓詩跟這個畫面很生動的結合在一起。那既展示了這種勞動人民的樸素的生活，也讓大家在日常的、家常的、平常的事物當中發現了一種美。
我還寫過“八月十五月光明，故鄉已是高粱紅，釀成美酒我先飲，不覺醉到小橋東”。我先寫了一首打油詩，後來吳先生就給我配上了一個，兩個簍子，兩簍鮮紅的高粱，然後一個面貌有幾分像我的人，光著背，躺在這個高粱旁邊，顯然是一種沉醉不醒的狀態。
《翰墨三人行》書畫精品集封面
他這樣一種配畫既跟詩意非常的貼切，但是也不完全跟生活常識相符，因為大家都知道，高粱實際上是沒有那麼紅，紅高粱也就是一種暗紅的顏色，但是在畫家的筆下高粱是非常鮮紅的，非常的美。
而且我們也知道，高粱跟酒之間還有一個漫長的工藝加工過程呢，他也沒有畫酒，也沒有畫酒瓶子，也沒有畫酒碗，就畫了兩簍高粱，然後一個躺到地上酣睡的人，那麼就把這釀酒的過程、喝酒的過程都給省略掉了，但是我想觀眾一看也會明白，也會感覺到這種省略是非常有意思的。
每一幅畫裡面都有類似的一些合作的小故事，譬如說華山畫了一個老子跟孔子的一個對話，老子跟孔子對話到底說了什麼？這個歷史上、史書上也沒有記載，魯迅的小說裡當然也提過，好像兩個人講的都是普通話、家常話，他讓我給他題一個聯，我給他撰了一個聯，上聯是“聖人雅言普通話，老子文章道德經”，那聖人的話肯定是最雅的了是吧，聖人雅言。
普通話有兩個含義，一個就是當時孔子講的，應該就是當時那個時候的普通話，再一個意思就是說聖人的言論，現在我們當做經典，當做是千古不變的經典，以一種崇敬的心情來學習。那像孔子的論語也好，其他的著作也好，講的都是老百姓當時的語言，講的都是大實話，對當時的學生來講，對當時的老百姓來說，孔夫子講的話不是像現在我們認為的深奧、難懂，所謂是聖人雅言普通話。
老子文章道德經，這裡邊老子可能讓大家也感覺到，老子就是我，我就是老子，他的文章就是五千言的《道德經》，另外也有一重含義就是，老子的文章就是我們道德的經典，《道德經》。所以我自己感覺到這個聯句編撰的還比較滿意，也比較有趣。
當然，在平仄上我就很難深究了，因為我們這種平仄是很難辨別的，但是我也努力做到了，起碼這個聯句的最後一個字，普通話，話應該是第四聲，這是四聲，然後經應該是平聲，基本就說這個對聯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上聯的收尾的一個字應該是四聲，下聯的收尾的一個字應該是平聲，那麼這一點要求還滿足了。
普通話對道德經也馬馬虎虎反正，雅言對文章，聖人對老子，所以這個聯句我自己認為還是比較滿意的，當然我想真正的詩歌大家對古典詩詞深有研究的人，肯定還是可以找出毛病來，很多的毛病。
所以，這種合作的過程也是逼著自己學習的過程，我剛才說合作的過程是學習的過程是具有兩重含義，一個是互相之間的學習，主要是我向他們學習，另外也是因為要寫詩，因為要配對，所以也逼著自己學習。
記者：那麼這次展覽中的詩，它其實就是高定版，您特意專門寫的，它和您之前發表的《七星曜我》有什麼不同嗎？
莫言：不是一回事，《七星曜我》應該是現代白話詩了，它不是說像律詩，像什麼絕句那麼規整，有平仄要求。自由詩就是寫的比較隨便，《七星曜我》，講了我跟七個世界各國的大國家的一些交往，以及我對他們的友誼，我們的友誼。
那這一次基本都是打油詩，也有個別的一些詩，個別的一些仿照的詩。基本都是五言一句的或者七言一句的基本押韻的打油詩，不講平仄的。偶爾有一點講平仄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像那幾幅對聯，勉強可以有平仄，起碼在這方面是注意了。
這樣一種詩我想實際上也是現在很多人的愛好，打油詩這樣一種風趣、幽默、調侃、自嘲，是嚴肅的律詩不太具備的一個功能，所以這也是一種很民間的文化，民間的老百姓儘管他不懂詩詞，但是他也可以脫口而出幾句順口溜，那這幾個順口溜既風趣又生動，所以這也是民間文化的一種重要的構成部分。
在我們合作的過程當中，我為他們題跋，或者我題跋他們配畫的這一百多幅作品裡邊，這樣的打油詩是佔了最主要的部分。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到我的心態，我的追求，我的愛好，我的價值觀念等等。
吳悅石、楊華山、莫言三位老師在檢查書畫
記者：這次其實除了這個展覽，大家能看到您的書法，能看到您的一些打油詩，而且您現在已經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七星曜我》和《錦衣》這兩個戲曲文學劇本，能說一下這些劇本嗎？
莫言：《錦衣》這個劇本寫的是一箇中規中矩的劇本，所謂中規中矩還是符合中國的傳統戲曲的審美觀念，以及老百姓的審美觀念，比如說大團圓的結局，然後人物的高度的臉譜化，好人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好人和壞人之間的界線是非常明確的。
而且就是說，這個人一上場，他性格的確定，而且後面也不會發生變化。我覺得唯一的跟過去的戲曲不太一樣的就是，用了大量的，一般過去丑角，這些衙役們、媒婆們，他們起一個串場的作用，小丑就是為了活躍舞臺劇場氣氛的，他們的戲份是很小的，但是在《錦衣》這部作品裡邊，像王豹、王婆這兩個男女丑角他們的戲份很大，而且是把他們當做一個人物來塑造的，要通過他們的對白，通過他們的旁白，是在充分的展示他們內心，也展示了在那樣一種社會激烈動盪的環境下小人物的生存智慧。
當然，我想《錦衣》現在之所以是這樣一個結構，也是跟整個的創作過程有關，因為剛開始只是想寫一個公雞變人，然後跟一個女的產生愛情關係這麼一個劇本，寫完了以後就感覺沒有超出《白蛇傳》，也沒有超出《追魚》，就沒有超出一般的神話劇的套路，我覺得太單薄了，而且在當今這個時代講一個公雞變人的故事有什麼意義呢？除了展示一下美好愛情，除了展示一下，如果演員能夠真正把它在舞臺上演出的話，除了能產生兩個幽美的唱段之外，別的意義也不大。
後來就擱置了，這個戲實際上是2014年就寫好了，一直想不到修改的方法，後來偶然翻史料，發現在清朝末年的時候，我們山東，尤其是膠東半島有大量的青年，或者是官費或者是自費去日本留學，他們到了日本以後接受了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有的甚至成了孫中山他們同盟會的會員，就回國來發動政變，最後變成了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就啟發了我，讓我把《錦衣》這個神話公雞變人的故事跟山東青年去日本留學，然後回國來革命的歷史事件結合在一起，就變成了目前的《錦衣》的兩塊。
當然基本上看還是非常忠實於民間區域的這種傳統，這種智慧，民間戲曲的智慧，也是民間的智慧，帶給了老百姓的一種，審美的一種趣味吧。
記者：除了戲曲劇的，其實我也看了您的其他作品，詩歌來說，算是個深入到您的作品其中的特色，您怎麼看待您的這些詩歌呢？
莫言：這個詩歌也就是偶爾興起，隨便寫了紙條，然後整理一下。我寫的更多的還是打油詩，幾百首是有了，也曾經在2011年的時候，他們就幫我編了個集子，我也不好意思拿出來，我覺得拿出來怪丟人的，當時編排好了，被我壓住了。這五年陸陸續續寫的就更多了，像這一次100多首，三人行翰墨展就100多首，加上平常寫的，我想打油詩累計起來700、800首是有的，將來精選吧，精選一下，到時候看看出個幾本。
莫言
記者：之前您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有記者問過您，說您這五年沒怎麼出過作品，然後您就說，其實您一直都是在寫，能跟我們說下這五年來您的寫作狀態嗎？
莫言：我覺得要求一個作家年年出作品這也不現實，而且我想一個作家年年出作品也沒有意義。我現在也越來越體會到，與其發表十部一般化的作品，不如發表一部比較好的作品。所以我願意用我全部的作品換魯迅的一個短篇小說，換他一個《阿Q正傳》，如果我能寫出一部類似於《阿Q正傳》，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的這樣一箇中天，那我願意把我所有的小說都不要了。
所以可見一個好作品跟一般作品的這種含金量、重量。這五年之所以沒有發表作品，寫好作品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另外，也確實是有一些時間上的分配受到了一些影響。寫也一直在寫，也寫出了一些短篇。我想這一次即將發表的三個短篇，實際上都是我2012年寫出初稿，然後在《人民文學》第十一期將要發表的短篇，也是很早以前寫好的。
現在也還有一些作品已經寫好了，但是正在認真地打磨，爭取陸續的推出來。所以我想明年應該有更多的作品面市吧。在《花城》，在《十月》，在《人民文學》，就陸續有一些短篇、劇本、詩歌，不斷出版。反正我相信讀者最關心的就是，你什麼時候出一個長篇小說啊，這個我一定會寫的，一定會認真寫，一直在做著充分的準備。
實際上長篇、短篇、中篇，很難說哪個更高尚，但是從體量上來講，從重量上來講，在讀者心目中和作家心目中的分量來講，當然還是長篇是最重的，這個是一個現實，我們也不能否定。所以我想長篇我肯定會寫，慢慢來吧，不要著急。
記者：您剛才談到，就是說提到寫作這五年，在時間分配上確實受到影響。那咱們都知道您這五年來參加了很多社會活動，包括演講、沙龍和開設課程，這個會不會稍微佔據您原本的一些時間？
莫言：這肯定是。我也一直認為，想參加一些必要的社會活動，也是我應該盡的責任。比如說到學校裡給學生們講講課，然後參加一些比較重要的文化活動。前兩天我在圖書博覽會上跟30個國家翻譯家對話，我是專門從高密趕過來，這些活動我覺得意義比較大，所以還是應該參加。
記者：除了寫作，然後參加一些必要的活動。那您其餘的時間是怎麼樣的呢？您能簡單談談嗎？
莫言：我想跟一般的同學一樣，無非是看書、生活、學習、寫作，基本是這樣的。沒有特別固定的時間，幾點到幾點我必須寫作，幾點到幾點我必須睡覺，沒有，我這個人生活還是非常隨意，沒那麼嚴格。
記者：那您對您這個新作，已經亮相的這三個作品，您會不會有什麼期待？比如說讀者的反映。
莫言：也沒什麼期待，我想讀者肯定是一方面看到這個作品還是延續了我的一些基本的風格，寫農村題材，寫高密東北鄉，這些元素還都是有的，但是應該也會有一些新的東西進去。我現在寫的是眼下農村，眼下的姑娘，跟我過去寫的70年代、60年代，甚至是幾十年前的故鄉，肯定是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生活變了，人的面貌也變了，所以人的性格也變了。
所以我想裡邊有不變的東西，這個讀者一眼就看出來了，但是應該也有一些變化的東西會讓讀者感受到。所以我覺得對任何一個作家，或者對任何一個藝術家來講，就所謂的創新不可能寫出一部完全的，全新的作品，都是在一種舊有的模式上的，邊緣的一種突破。就像人不可能一下子從猿人進化成人，它是一步步進化成人的，一點一點的。
記者：那您可能自己不在意，但是難以避免的是，您戴上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在寫作的時候會覺得有壓力嗎？
莫言出席諾貝爾獎頒獎儀式
莫言：這個也是客觀地來看這個問題，是存在的。我自己寫的時候，下筆也會謹慎。我也講過，過去比如差不多了，那就出版了，或者就發表吧，現在可能說再放放，再拖拖，再改改，所以更加地慎重，希望更加完美一點。另外一點就是說，寫作的時候還是要放下一切的包袱，不要讓諾獎變成一個沉重的擔子，或者一個沉重的冠冕壓著自己，那就沒法寫了。
寫的時候我就是一個讀者，我就是一個作者，我甚至寫的時候要忘掉讀者。作家當然是為讀者寫作的，也是為自己寫作的，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應該是不要去想到，這樣寫讀者會不高興，還是應該按照自己想法寫，跟著自己的感覺寫。
當然寫出來以後呢，自然是要給讀者讀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讀者是分成了很多群體的，很多層次的，有一萬個讀者就可能有一萬個想法，那你作為一個作家，一對一萬，不可能同時滿足所有人審美的趣味、愛好，所以只能是根據你自己對小說的理解，對人生的理解，來確定你的寫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方面心裡邊把讀者看的比山還重，一方面把讀者完全忘到一邊去。
記者：馬上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又要快頒發了，這幾年其實已經有一些中國作家入圍提名什麼的，您覺得中國作家還有沒有再得諾獎希望？
莫言：那肯定還是有的。
記者：您對網上流傳的一些所謂的關於莫言的說法，起初好像還有一些說“莫言語錄”什麼的，這些您都瞭解嗎？
莫言：知道知道，我對網上這些,網上的所謂的“莫言金句”，莫言的“雞湯文”是吧，我也看到很多。有很多人發到我手機上認證了。我也多次說過，很多文章和金句是我寫不出來的。我覺得這些作者不要長期的隱姓埋名，這麼好的作品歸到莫言名下，你說讓我佔了多大的便宜是吧？所以他們應該把自己的“孩子”領回去。
這個所謂網上“莫言書法”以及在很多拍賣行上出現的“莫言書法”有很多，確實寫的比我好多了，他們也是埋沒了自己的才華，也希望他們以後署上自己的大名，不要署我的名。
記者：現在網絡文學小說發展得比較猛。在我之前的採訪瞭解到，他們有的作家不太關注網絡文學，有的就特別喜歡。您對這個現象怎麼看呢？
莫言：我一直對網絡文學持一種讚賞的態度，我覺得它這個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而且，我也讀過一些網絡作品，確實裡面有一些感覺是不錯的。當然面對這麼一種浩如煙海的，汗牛充棟的作品鏈，誰也沒有時間去全部讀完。
所以我想網絡作家他們自己在慢慢的調整，當他們在網上發表一定量的作品之後，他們也是要求自己作品的質量，藝術水平的提高，肯定也在調整。所以網絡文學從來跟嚴肅文學之間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牆壁；網絡文學從來就是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就是文學的一部分。無非就是它發表的陣地，寫作的工具、載體不太一樣，但是它歸根到底還是要符合文學的基本要素。否則的話也不能叫文學是吧？
記者：對。網絡文學有一個“不太好的現象”，就是同質化更嚴重一些。您有關注嗎？另外它有抄襲的問題。
莫言：這個問題其實也存在的，這個沒辦法。網絡文學的抄襲可能更方便。像拷貝過來幾千字，鋼筆抄襲還挺累的是吧。這畢竟是少數的，我想有志氣的，有追求的在網絡上發表作品，在網絡上寫作的作家不會這樣做的。
記者：還是有自律的那種網絡文學作家。
莫言：那肯定是，這個東西眾目睽睽，網絡上藏龍臥虎，你抄一句人家就發現了，何況整段整本的抄。被人家揭露以後就整個砸了牌子了是吧？所以有追求，有志氣和有才華的作者是不會這樣做的，這種現象即便在網絡之前有紙和筆寫作的時候也是存在的，當然也是極少數的，當然一旦被揭露這個人就身敗名裂了。從此以後即便是再寫作，大家也忘不掉你的汙點。
記者：您剛才說您平時有時間也會看一些網絡文學作家的作品，您一般會關注哪些類型的作品？
莫言：我關注比較窄，我應該讀過幾部寫官場的網絡文學，也讀過幾部寫職場的，這個比較多。
記者：您現在會在手機上看電子書嗎？
莫言：我看的很少，因為我感覺到很疲勞，畢竟字很小。而且我也不可能隨時戴著老花眼鏡，不戴老花眼鏡也能看，但是看幾分鐘就受不了了。還是感覺到傳統讀法好，捧著一本書讀。
記者：還是喜歡傳統讀法。
莫言：對，感覺讀紙質書感覺更好了。但是我想年輕人肯定是有自己的感覺，肯定跟我們這些老同志不一樣。
莫言
記者：在手機上閱讀，以及在電子閱讀器上閱讀，難以避免一個問題，可能會導致的碎片化，您覺得咱們現在有沒有必要為這個問題感到焦慮？
莫言：這個沒有必要焦慮，你在紙質書上閱讀也可以碎片化，你可以跳著讀，可以讀一頁放兩年再讀。我想只要好的作品，無論是在手機上閱讀，在閱讀器上，臺式電腦上都是一樣的。它可能有一個問題可能速度也快，你翻屏跟翻書感覺還不太一樣，速度快，滾來滾去的是吧。
所以這樣一種閱讀的現狀實際上有時候也影響到寫作的風格，網絡的文學一般篇幅比較長，有的甚至上千章，幾百萬字，但是讀起來是很快的。所以這種超長的長度，快速的閱讀，有時候也是這個作者來不及精雕細琢，這是客觀存在的。
記者：您剛剛也提到這種方式的閱讀，可能會帶來快餐式的閱讀，或淺閱讀的情況。您作為一個大文學家您覺得怎麼能改善這種現象？
莫言：這種閱讀不應該完全否定它，即便我們拿著書閱讀，也不可能每本一書下的工夫都一樣。經典可能我們要反覆讀，認真讀，來回讀，一遍一遍琢磨，甚至有一些地方讀到能夠備出來的程度。對於一般的東西我們也是泛泛的讀一下，瀏覽一下。所以這種快閱讀，並不是一種要否定的閱讀方式，而是閱讀的一種很重要的方式。所以我覺得一個人如果所有的閱讀都是快閱讀，那麼適當的可以增加一點細閱讀。
如果你拿了一本書像讀《論語》一樣的那個讀法也是無聊，那一輩子幾本書都讀不完了，各種閱讀方式和閱讀速度的結合。
記者：莫言老師，大家一直特別關心，您自己的平常的閱讀習慣是什麼樣的？
莫言：我沒有什麼習慣，我就逮著讀，好的我就多讀兩遍，不好的我就走快點過去了。
記者：就是讀的比較雜，能這麼說嗎？
莫言：讀書不求甚解，有時候讀一本書也很費勁，反覆的讀，比較認真的把一本書吃透，大多數情況下是不求甚解翻翻就過去了。
（本文采訪內容整理自風直播《對話莫言：獲諾獎五年裡都在忙些啥？》，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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