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暢暢，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
粉絲文化的“集體行動”缺乏追求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熱情，因而與社會平等的主張毫無關係，只強調基於個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異質性的文化身份。
問題不在於追隨者們太過激進，或者太過犬儒，而在於他們以純粹的文化主義的熱情，卻往往把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政治化”為帶有市場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的社會行動，甚至高度自覺地內化為一種可複製和可再生產的生活與生存方式。
前不久，周杰倫與蔡徐坤的粉絲之間爆發了一場“流量聖戰”，引發坊間熱烈討論。大多數評論集中關注微博作為營銷飛地的成功，或剖析流量以意識形態的形式，或資本的遊戲化（gamification）策略，結構化了粉絲的勞動形式和成果。
如果這場“聖戰”集中體現了不同代際的粉絲的集體行動在形式和結果上的差異，那麼需要追問的是，為何周杰倫的粉絲能夠迅速高效地“擊潰”微博上蔡徐坤的流量熱度？
吳暢暢，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
粉絲文化的“集體行動”缺乏追求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熱情，因而與社會平等的主張毫無關係，只強調基於個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異質性的文化身份。
問題不在於追隨者們太過激進，或者太過犬儒，而在於他們以純粹的文化主義的熱情，卻往往把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政治化”為帶有市場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的社會行動，甚至高度自覺地內化為一種可複製和可再生產的生活與生存方式。
前不久，周杰倫與蔡徐坤的粉絲之間爆發了一場“流量聖戰”，引發坊間熱烈討論。大多數評論集中關注微博作為營銷飛地的成功，或剖析流量以意識形態的形式，或資本的遊戲化（gamification）策略，結構化了粉絲的勞動形式和成果。
如果這場“聖戰”集中體現了不同代際的粉絲的集體行動在形式和結果上的差異，那麼需要追問的是，為何周杰倫的粉絲能夠迅速高效地“擊潰”微博上蔡徐坤的流量熱度？
▲ 在2019年第29周的“明星超話排行榜”上，周杰倫以過億的影響力“搶佔封面”。 © 新浪微博
如果這場“聖戰”，周杰倫粉絲贏得如此“瀟灑”、“體面”，為何“流量”能夠成為一種難以撼動的意識形態，反過來作用於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粉絲，從而成為具有再生產功能的物質性的力量？
為了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我將從兩個方面來闡述，一是身份政治，二是大眾心理學。
▌“流量聖戰”：以代際為顯色的“社會身份”之爭
按照美國政治學家南希·弗雷澤的觀點，上個世紀中葉起，西方就進入了再現政治（politicsof representation）的年代。所謂再現，就是基於種族、階層、性別、性存在等“身份”的差異性，強調不同人群在公共空間裡發聲與行動的平等性。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冷戰的到來，“再現政治”反而暗合“歷史的終結”、“國家退場”、“生活政治登場”等宏觀論述，而演變成一種強調文化和權利平等的身份政治（或認同政治）。它實際上構成了全球範圍內地方分離主義、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核心動力。
強調粉絲的能動性，例如與資本之間的議價或協商等粉絲/迷群文化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
在新媒體的技術加持下，粉絲文化從線下轉至線上，加劇了網絡社群的進一步部落化，用現在流行的術語形容——圈層化。它們彼此之間的互不認同，導致了社交媒體上經常發生粉絲群體間的罵戰。這些大多侷限於網絡言語暴力的“集體行動”，有其自身的政治性和意義。例如，它缺乏追求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熱情，因而與社會平等的主張毫無關係，只強調基於個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異質性的文化身份。
所以，周杰倫與蔡徐坤粉絲的這次流量大戰，爭的是什麼？身份。是兩代粉絲對文化身份的一次爭奪。
然而，代際只是其中的變量之一。周杰倫能夠迅速登上微博超話數據首位，與其粉絲所能動員起來的龐大的社交網絡，密不可分。對流量明星自身水平，以及流量造假的質疑、對粉絲的流量貢獻和工作方式的不瞭解、不滿或不屑，激活了為數不少的“路人”的權力意志和戰鬥力，促使他們激昂澎湃地加入到這場“聖戰”之中。
同時，與其著重分析周杰倫和蔡徐坤粉絲的代際差異，不如認為，流量並非完全虛假，而是它太過集中於尚未在現實社會中掌握實際的話語主導權或文化領導權的年輕代際群體，因而它的文化生長，只能幾乎完全依託於社交媒體，形成野蠻且排他的閉合模式。當它流入現實社會時，或與現實社會發生碰撞時，很難直達文化核心，形成具有影響力的跨文化衝擊。
吳暢暢，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
粉絲文化的“集體行動”缺乏追求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熱情，因而與社會平等的主張毫無關係，只強調基於個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異質性的文化身份。
問題不在於追隨者們太過激進，或者太過犬儒，而在於他們以純粹的文化主義的熱情，卻往往把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政治化”為帶有市場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的社會行動，甚至高度自覺地內化為一種可複製和可再生產的生活與生存方式。
前不久，周杰倫與蔡徐坤的粉絲之間爆發了一場“流量聖戰”，引發坊間熱烈討論。大多數評論集中關注微博作為營銷飛地的成功，或剖析流量以意識形態的形式，或資本的遊戲化（gamification）策略，結構化了粉絲的勞動形式和成果。
如果這場“聖戰”集中體現了不同代際的粉絲的集體行動在形式和結果上的差異，那麼需要追問的是，為何周杰倫的粉絲能夠迅速高效地“擊潰”微博上蔡徐坤的流量熱度？
▲ 在2019年第29周的“明星超話排行榜”上，周杰倫以過億的影響力“搶佔封面”。 © 新浪微博
如果這場“聖戰”，周杰倫粉絲贏得如此“瀟灑”、“體面”，為何“流量”能夠成為一種難以撼動的意識形態，反過來作用於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粉絲，從而成為具有再生產功能的物質性的力量？
為了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我將從兩個方面來闡述，一是身份政治，二是大眾心理學。
▌“流量聖戰”：以代際為顯色的“社會身份”之爭
按照美國政治學家南希·弗雷澤的觀點，上個世紀中葉起，西方就進入了再現政治（politicsof representation）的年代。所謂再現，就是基於種族、階層、性別、性存在等“身份”的差異性，強調不同人群在公共空間裡發聲與行動的平等性。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冷戰的到來，“再現政治”反而暗合“歷史的終結”、“國家退場”、“生活政治登場”等宏觀論述，而演變成一種強調文化和權利平等的身份政治（或認同政治）。它實際上構成了全球範圍內地方分離主義、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核心動力。
強調粉絲的能動性，例如與資本之間的議價或協商等粉絲/迷群文化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
在新媒體的技術加持下，粉絲文化從線下轉至線上，加劇了網絡社群的進一步部落化，用現在流行的術語形容——圈層化。它們彼此之間的互不認同，導致了社交媒體上經常發生粉絲群體間的罵戰。這些大多侷限於網絡言語暴力的“集體行動”，有其自身的政治性和意義。例如，它缺乏追求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熱情，因而與社會平等的主張毫無關係，只強調基於個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異質性的文化身份。
所以，周杰倫與蔡徐坤粉絲的這次流量大戰，爭的是什麼？身份。是兩代粉絲對文化身份的一次爭奪。
然而，代際只是其中的變量之一。周杰倫能夠迅速登上微博超話數據首位，與其粉絲所能動員起來的龐大的社交網絡，密不可分。對流量明星自身水平，以及流量造假的質疑、對粉絲的流量貢獻和工作方式的不瞭解、不滿或不屑，激活了為數不少的“路人”的權力意志和戰鬥力，促使他們激昂澎湃地加入到這場“聖戰”之中。
同時，與其著重分析周杰倫和蔡徐坤粉絲的代際差異，不如認為，流量並非完全虛假，而是它太過集中於尚未在現實社會中掌握實際的話語主導權或文化領導權的年輕代際群體，因而它的文化生長，只能幾乎完全依託於社交媒體，形成野蠻且排他的閉合模式。當它流入現實社會時，或與現實社會發生碰撞時，很難直達文化核心，形成具有影響力的跨文化衝擊。
▲ 演唱會和大屏幕上的粉絲們。© 攝圖網
什麼是當代中國的文化核心？國家意識形態包裹之下的城市中產階級文化。
雖然這些年，中國的中產階級面臨諸如“下流化”、“無產階級化”等經濟主義困境或問題，但他們作為一個鬆散、尚不具備共同（自為）意識的群體，在話語影響力與社會動員等層面上，客觀上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有機的”主流階層。只要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的交通、安全、環境、教育等問題一旦被引爆，往往就會演變成全國關注的重大或公共媒體事件。
很難從人口學特徵上給話語階層下一個絕對且清晰的定義。但大體上，能夠成為“話語階層”的人，至少在粉絲這一文化身份上，自動與流量作業保持一定的安全性距離。這不僅跟他們的時間和選擇成本有關，更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文化趣味有關。他們對流量明星及其粉絲的狂熱，一般保持不動聲色、聽之任之的態度，很少發生正面衝撞的情形。
這次“流量聖戰”的特殊性也正在於此。周杰倫在超話榜的登頂，被高度符號化為一次文化身份和話語主權的在線亮相。這早已不是某種政治名分的爭搶，而是建立在佔有性個人主義基礎上，以代際為顯色，實則以階層和文化趣味為動員機制的社會身份之爭。
▌飯圈文化：日常生活中的休閒活動“政治化”迷思
粉絲文化的形成，得益於戰後消費主義的興起。二戰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的“消退”，“中產階級化”的發展趨勢，暗合了資本對產品消費與分配的重視；而物質環境的寬裕，保障了私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偶像化的可能，這也是文化工業對個體意識產生直接影響的領域。
偶像和偶像化，是用來解決個人的精神信仰問題。因而，從勞模到商業明星，直至當下的偶像，這難道不代表著某種轉變？這難道不是商業和資本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有效侵入個體日常生活的直接表徵？
執法蘭克福學派之牛耳的阿多諾認為，個體的恐懼，是導致集體行動走向狂熱的根本原因。然而，國內粉絲文化與行動的狂熱，甚至出現某種宗教化或社會運動的特徵，與恐懼無關，而與匱乏相連。物質或精神哪一個維度的匱乏，都容易讓個體沉迷在一個高度媒體化和商業化的社會所造就的“美好的”偶像產業裡。
習慣於碎片化閱讀和思維的新媒體原住民，通過自身的在線勞動，以一種替代性的“政治行動”的形式，與資本一道，共同生產出了現在的流量明星。
吳暢暢，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
粉絲文化的“集體行動”缺乏追求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熱情，因而與社會平等的主張毫無關係，只強調基於個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異質性的文化身份。
問題不在於追隨者們太過激進，或者太過犬儒，而在於他們以純粹的文化主義的熱情，卻往往把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政治化”為帶有市場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的社會行動，甚至高度自覺地內化為一種可複製和可再生產的生活與生存方式。
前不久，周杰倫與蔡徐坤的粉絲之間爆發了一場“流量聖戰”，引發坊間熱烈討論。大多數評論集中關注微博作為營銷飛地的成功，或剖析流量以意識形態的形式，或資本的遊戲化（gamification）策略，結構化了粉絲的勞動形式和成果。
如果這場“聖戰”集中體現了不同代際的粉絲的集體行動在形式和結果上的差異，那麼需要追問的是，為何周杰倫的粉絲能夠迅速高效地“擊潰”微博上蔡徐坤的流量熱度？
▲ 在2019年第29周的“明星超話排行榜”上，周杰倫以過億的影響力“搶佔封面”。 © 新浪微博
如果這場“聖戰”，周杰倫粉絲贏得如此“瀟灑”、“體面”，為何“流量”能夠成為一種難以撼動的意識形態，反過來作用於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粉絲，從而成為具有再生產功能的物質性的力量？
為了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我將從兩個方面來闡述，一是身份政治，二是大眾心理學。
▌“流量聖戰”：以代際為顯色的“社會身份”之爭
按照美國政治學家南希·弗雷澤的觀點，上個世紀中葉起，西方就進入了再現政治（politicsof representation）的年代。所謂再現，就是基於種族、階層、性別、性存在等“身份”的差異性，強調不同人群在公共空間裡發聲與行動的平等性。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冷戰的到來，“再現政治”反而暗合“歷史的終結”、“國家退場”、“生活政治登場”等宏觀論述，而演變成一種強調文化和權利平等的身份政治（或認同政治）。它實際上構成了全球範圍內地方分離主義、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核心動力。
強調粉絲的能動性，例如與資本之間的議價或協商等粉絲/迷群文化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
在新媒體的技術加持下，粉絲文化從線下轉至線上，加劇了網絡社群的進一步部落化，用現在流行的術語形容——圈層化。它們彼此之間的互不認同，導致了社交媒體上經常發生粉絲群體間的罵戰。這些大多侷限於網絡言語暴力的“集體行動”，有其自身的政治性和意義。例如，它缺乏追求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熱情，因而與社會平等的主張毫無關係，只強調基於個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異質性的文化身份。
所以，周杰倫與蔡徐坤粉絲的這次流量大戰，爭的是什麼？身份。是兩代粉絲對文化身份的一次爭奪。
然而，代際只是其中的變量之一。周杰倫能夠迅速登上微博超話數據首位，與其粉絲所能動員起來的龐大的社交網絡，密不可分。對流量明星自身水平，以及流量造假的質疑、對粉絲的流量貢獻和工作方式的不瞭解、不滿或不屑，激活了為數不少的“路人”的權力意志和戰鬥力，促使他們激昂澎湃地加入到這場“聖戰”之中。
同時，與其著重分析周杰倫和蔡徐坤粉絲的代際差異，不如認為，流量並非完全虛假，而是它太過集中於尚未在現實社會中掌握實際的話語主導權或文化領導權的年輕代際群體，因而它的文化生長，只能幾乎完全依託於社交媒體，形成野蠻且排他的閉合模式。當它流入現實社會時，或與現實社會發生碰撞時，很難直達文化核心，形成具有影響力的跨文化衝擊。
▲ 演唱會和大屏幕上的粉絲們。© 攝圖網
什麼是當代中國的文化核心？國家意識形態包裹之下的城市中產階級文化。
雖然這些年，中國的中產階級面臨諸如“下流化”、“無產階級化”等經濟主義困境或問題，但他們作為一個鬆散、尚不具備共同（自為）意識的群體，在話語影響力與社會動員等層面上，客觀上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有機的”主流階層。只要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的交通、安全、環境、教育等問題一旦被引爆，往往就會演變成全國關注的重大或公共媒體事件。
很難從人口學特徵上給話語階層下一個絕對且清晰的定義。但大體上，能夠成為“話語階層”的人，至少在粉絲這一文化身份上，自動與流量作業保持一定的安全性距離。這不僅跟他們的時間和選擇成本有關，更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文化趣味有關。他們對流量明星及其粉絲的狂熱，一般保持不動聲色、聽之任之的態度，很少發生正面衝撞的情形。
這次“流量聖戰”的特殊性也正在於此。周杰倫在超話榜的登頂，被高度符號化為一次文化身份和話語主權的在線亮相。這早已不是某種政治名分的爭搶，而是建立在佔有性個人主義基礎上，以代際為顯色，實則以階層和文化趣味為動員機制的社會身份之爭。
▌飯圈文化：日常生活中的休閒活動“政治化”迷思
粉絲文化的形成，得益於戰後消費主義的興起。二戰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的“消退”，“中產階級化”的發展趨勢，暗合了資本對產品消費與分配的重視；而物質環境的寬裕，保障了私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偶像化的可能，這也是文化工業對個體意識產生直接影響的領域。
偶像和偶像化，是用來解決個人的精神信仰問題。因而，從勞模到商業明星，直至當下的偶像，這難道不代表著某種轉變？這難道不是商業和資本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有效侵入個體日常生活的直接表徵？
執法蘭克福學派之牛耳的阿多諾認為，個體的恐懼，是導致集體行動走向狂熱的根本原因。然而，國內粉絲文化與行動的狂熱，甚至出現某種宗教化或社會運動的特徵，與恐懼無關，而與匱乏相連。物質或精神哪一個維度的匱乏，都容易讓個體沉迷在一個高度媒體化和商業化的社會所造就的“美好的”偶像產業裡。
習慣於碎片化閱讀和思維的新媒體原住民，通過自身的在線勞動，以一種替代性的“政治行動”的形式，與資本一道，共同生產出了現在的流量明星。
▲ “受眾勞動”（Audience Labour），由Smythe在1977年提出，他認為在閒暇時間收看電視、閱讀報紙的“受眾”實際是為廣告商工作，是廣告支持下的傳播業所生產的一種特殊商品。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沒有對傳播體系的經濟作用給予足夠的關注，生產這種學習消費的受眾是大眾媒體的主要目的。© the Dailydot
粉絲用打榜、控評、反黑等一系列系統化的流水作業，一條一條累積刷出來流量，苦自己（苦中作樂），便宜了社交媒體，塑造了新媒體化的偶像。問題不在於粉絲勞動的不同發展階段，或不同表現形式，而在於，流量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實際上能夠動員起新的代際群體，跨越社會經濟地位的根本差異，手拉手走到一起，鍛造新的文化圖景。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究竟造就了什麼樣的集體性心理結構，才能反過來影響個體行動，從而產生某種“積極”的物質性力量？
在此，我想介紹一位近一個世紀前的“公共知識分子”賴希，他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門生，本身也信奉馬克思主義。與一眾分析二戰爆發原因的學者大異其趣，賴希關注的問題意識是，為何在德國，無數具有熱愛自由、反帝國主義傾向的工人大眾，最終會選擇一條與中產階層為伍的非革命之路，建立第三帝國？
賴希認為，任何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必定對大眾產生一種心理結構，前者需要這種結構來達到它的主要目的。而人的心理結構主要有三層：表層表現為含蓄、彬彬有禮和負責任；中層體現為殘忍、嫉妒、好鬥；深層則包括勤奮、誠實、合作等“生物核心”內容。
在賴希看來，威權主義機器文明，以及機械主義神祕生活觀，使得幾乎每一個工人或中產階級個體，在父權制家庭所養成的性壓抑的基本情感的推動下，越過了表層，直接停留在中層，而拒絕往深層進駐。“正是人的畏懼自由的權威主義性格結構”，使得第三帝國及其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的宣傳獲得了根基。
吳暢暢，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
粉絲文化的“集體行動”缺乏追求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熱情，因而與社會平等的主張毫無關係，只強調基於個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異質性的文化身份。
問題不在於追隨者們太過激進，或者太過犬儒，而在於他們以純粹的文化主義的熱情，卻往往把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政治化”為帶有市場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的社會行動，甚至高度自覺地內化為一種可複製和可再生產的生活與生存方式。
前不久，周杰倫與蔡徐坤的粉絲之間爆發了一場“流量聖戰”，引發坊間熱烈討論。大多數評論集中關注微博作為營銷飛地的成功，或剖析流量以意識形態的形式，或資本的遊戲化（gamification）策略，結構化了粉絲的勞動形式和成果。
如果這場“聖戰”集中體現了不同代際的粉絲的集體行動在形式和結果上的差異，那麼需要追問的是，為何周杰倫的粉絲能夠迅速高效地“擊潰”微博上蔡徐坤的流量熱度？
▲ 在2019年第29周的“明星超話排行榜”上，周杰倫以過億的影響力“搶佔封面”。 © 新浪微博
如果這場“聖戰”，周杰倫粉絲贏得如此“瀟灑”、“體面”，為何“流量”能夠成為一種難以撼動的意識形態，反過來作用於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粉絲，從而成為具有再生產功能的物質性的力量？
為了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我將從兩個方面來闡述，一是身份政治，二是大眾心理學。
▌“流量聖戰”：以代際為顯色的“社會身份”之爭
按照美國政治學家南希·弗雷澤的觀點，上個世紀中葉起，西方就進入了再現政治（politicsof representation）的年代。所謂再現，就是基於種族、階層、性別、性存在等“身份”的差異性，強調不同人群在公共空間裡發聲與行動的平等性。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冷戰的到來，“再現政治”反而暗合“歷史的終結”、“國家退場”、“生活政治登場”等宏觀論述，而演變成一種強調文化和權利平等的身份政治（或認同政治）。它實際上構成了全球範圍內地方分離主義、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核心動力。
強調粉絲的能動性，例如與資本之間的議價或協商等粉絲/迷群文化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
在新媒體的技術加持下，粉絲文化從線下轉至線上，加劇了網絡社群的進一步部落化，用現在流行的術語形容——圈層化。它們彼此之間的互不認同，導致了社交媒體上經常發生粉絲群體間的罵戰。這些大多侷限於網絡言語暴力的“集體行動”，有其自身的政治性和意義。例如，它缺乏追求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熱情，因而與社會平等的主張毫無關係，只強調基於個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異質性的文化身份。
所以，周杰倫與蔡徐坤粉絲的這次流量大戰，爭的是什麼？身份。是兩代粉絲對文化身份的一次爭奪。
然而，代際只是其中的變量之一。周杰倫能夠迅速登上微博超話數據首位，與其粉絲所能動員起來的龐大的社交網絡，密不可分。對流量明星自身水平，以及流量造假的質疑、對粉絲的流量貢獻和工作方式的不瞭解、不滿或不屑，激活了為數不少的“路人”的權力意志和戰鬥力，促使他們激昂澎湃地加入到這場“聖戰”之中。
同時，與其著重分析周杰倫和蔡徐坤粉絲的代際差異，不如認為，流量並非完全虛假，而是它太過集中於尚未在現實社會中掌握實際的話語主導權或文化領導權的年輕代際群體，因而它的文化生長，只能幾乎完全依託於社交媒體，形成野蠻且排他的閉合模式。當它流入現實社會時，或與現實社會發生碰撞時，很難直達文化核心，形成具有影響力的跨文化衝擊。
▲ 演唱會和大屏幕上的粉絲們。© 攝圖網
什麼是當代中國的文化核心？國家意識形態包裹之下的城市中產階級文化。
雖然這些年，中國的中產階級面臨諸如“下流化”、“無產階級化”等經濟主義困境或問題，但他們作為一個鬆散、尚不具備共同（自為）意識的群體，在話語影響力與社會動員等層面上，客觀上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有機的”主流階層。只要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的交通、安全、環境、教育等問題一旦被引爆，往往就會演變成全國關注的重大或公共媒體事件。
很難從人口學特徵上給話語階層下一個絕對且清晰的定義。但大體上，能夠成為“話語階層”的人，至少在粉絲這一文化身份上，自動與流量作業保持一定的安全性距離。這不僅跟他們的時間和選擇成本有關，更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文化趣味有關。他們對流量明星及其粉絲的狂熱，一般保持不動聲色、聽之任之的態度，很少發生正面衝撞的情形。
這次“流量聖戰”的特殊性也正在於此。周杰倫在超話榜的登頂，被高度符號化為一次文化身份和話語主權的在線亮相。這早已不是某種政治名分的爭搶，而是建立在佔有性個人主義基礎上，以代際為顯色，實則以階層和文化趣味為動員機制的社會身份之爭。
▌飯圈文化：日常生活中的休閒活動“政治化”迷思
粉絲文化的形成，得益於戰後消費主義的興起。二戰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的“消退”，“中產階級化”的發展趨勢，暗合了資本對產品消費與分配的重視；而物質環境的寬裕，保障了私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偶像化的可能，這也是文化工業對個體意識產生直接影響的領域。
偶像和偶像化，是用來解決個人的精神信仰問題。因而，從勞模到商業明星，直至當下的偶像，這難道不代表著某種轉變？這難道不是商業和資本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有效侵入個體日常生活的直接表徵？
執法蘭克福學派之牛耳的阿多諾認為，個體的恐懼，是導致集體行動走向狂熱的根本原因。然而，國內粉絲文化與行動的狂熱，甚至出現某種宗教化或社會運動的特徵，與恐懼無關，而與匱乏相連。物質或精神哪一個維度的匱乏，都容易讓個體沉迷在一個高度媒體化和商業化的社會所造就的“美好的”偶像產業裡。
習慣於碎片化閱讀和思維的新媒體原住民，通過自身的在線勞動，以一種替代性的“政治行動”的形式，與資本一道，共同生產出了現在的流量明星。
▲ “受眾勞動”（Audience Labour），由Smythe在1977年提出，他認為在閒暇時間收看電視、閱讀報紙的“受眾”實際是為廣告商工作，是廣告支持下的傳播業所生產的一種特殊商品。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沒有對傳播體系的經濟作用給予足夠的關注，生產這種學習消費的受眾是大眾媒體的主要目的。© the Dailydot
粉絲用打榜、控評、反黑等一系列系統化的流水作業，一條一條累積刷出來流量，苦自己（苦中作樂），便宜了社交媒體，塑造了新媒體化的偶像。問題不在於粉絲勞動的不同發展階段，或不同表現形式，而在於，流量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實際上能夠動員起新的代際群體，跨越社會經濟地位的根本差異，手拉手走到一起，鍛造新的文化圖景。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究竟造就了什麼樣的集體性心理結構，才能反過來影響個體行動，從而產生某種“積極”的物質性力量？
在此，我想介紹一位近一個世紀前的“公共知識分子”賴希，他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門生，本身也信奉馬克思主義。與一眾分析二戰爆發原因的學者大異其趣，賴希關注的問題意識是，為何在德國，無數具有熱愛自由、反帝國主義傾向的工人大眾，最終會選擇一條與中產階層為伍的非革命之路，建立第三帝國？
賴希認為，任何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必定對大眾產生一種心理結構，前者需要這種結構來達到它的主要目的。而人的心理結構主要有三層：表層表現為含蓄、彬彬有禮和負責任；中層體現為殘忍、嫉妒、好鬥；深層則包括勤奮、誠實、合作等“生物核心”內容。
在賴希看來，威權主義機器文明，以及機械主義神祕生活觀，使得幾乎每一個工人或中產階級個體，在父權制家庭所養成的性壓抑的基本情感的推動下，越過了表層，直接停留在中層，而拒絕往深層進駐。“正是人的畏懼自由的權威主義性格結構”，使得第三帝國及其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的宣傳獲得了根基。
▲ 電影《白絲帶》的背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一座德國村莊，“所有家庭幾乎都有一個極端暴力的父親，極端的父權導致了（希特勒）少年團體的誕生，反抗父權甚至發展成為對整個社會層面的反抗”。© The White Ribbon
賴希的言論可謂驚世震俗，並遭到同時代大多數學者的杯葛。不過，他對馬克思關於經濟與意識形態二分法的修正，轉而強調大眾心理學的路徑，似乎能微妙且恰切地適用於對當下粉絲文化和集體行動的分析。若按照賴希的思路，我們應當關注，當前粉絲作為一個整體，或一個群體，具有哪些典型的共同心理特徵或結構呢？
對他者的自居作用和忠誠感。自居，是精神分析的術語，類似於某種共時感，即共同成長。
日韓以及國內近兩年的團體選秀節目裡的練習生或養成系偶像，充分利用了他者的自居功能。這裡的他者也可以用威權來代替。只不過，半個世紀前李遜形容的依靠某種克里斯馬威權而獲得的政治名份，如今已經轉變成由資本打造出、用以解決生活正當性的他者，對追隨者（粉絲）的示範、想象，甚至用賴希的話形容，利比多的刺激以排解性壓抑，從而產生的高度忠誠感和文化認同。
這種認同，可以強大到在想象的層面上最大限度地抹去個體社會經濟的痕跡，以實現某種虛擬的愉悅感。但這種愉悅感，與共時性，在感性直觀層面上，都是高度排他的。一旦被侵入，那麼粉絲的心理結構很容易從表層直接上升為中層，並且執拗於此，直至獲得某種被數據化的、直觀的“話語優勢”。
散居或矛盾感。早期韓國偶像的國內粉絲，經常會遭遇一種進退兩難的網絡“族裔散居”（cyborg-diaspora）的身份困惑，即在國族身份與偶像粉絲身份之間的矛盾（近十年前，百度貼吧經常遭遇鐵血社區等網絡國族主義者的“爆吧”等“聖戰”行動）。如今國內偶像產業的壯大，國族主義反而加持了偶像及其粉絲身份的正當性，卻又陷入另一種文化等級與優劣身份的糾纏和爭奪之中。前段時間，汪涵在節目現場的批評，恰好體現了現實社會和話語階層，早已察覺出已成為某種物質力量的意識形態，即流量，同粉絲個體的社會或經濟地位之間的裂縫，以及對此所持有的非多元文化寬容的基本態度。
國內粉絲文化短短數十年光景裡迅速崛起，集體行動的模式、組織和動員方式，以及“勞動”成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媒體原住民從小就生活在佔有性個人主義、消費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的夾縫中，面對“作為一種例外的”新自由主義叢林環境，他們抱持一種極度敏感的政治正確的意識，以高調的存在主義的方式，經常提醒甚或挑戰主流社會的文化構成。
但問題不在於他們太過激進，或者太過犬儒，而在於他們以純粹的文化主義的熱情，卻往往把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馬克思認為這是再生產勞動力的重要環節）“政治化”為帶有市場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的社會行動，甚至高度自覺地內化為一種可複製和可再生產的生活與生存方式。
然而，這些行動，或生活方式的主體，無法也不會觸及核心的政經議題，似乎他們永遠都在戰鬥，都在維護，都在作業。實際上，他們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結構，一定程度上，僅僅契合了那些身為話語階層一份子的偶像產業執行者、新媒體中高層管理人員或選秀節目製作者，所感受到和試圖表達（的政治或社會訴求）以及逃避主義的心理動機。何況，後者完全需要藉助流量粉絲的勞動，實現自身的佔有性物質積累。這或許才是當前討論粉絲集體行動和心理結構，最諷刺的地方。
作為某種意義上的存在主義者，對粉絲行為，我不做任何價值評判。只不過，在本文結束前，我在想，若是賴希活到現在，他會不會跑到香港街頭，動員現在表現“爆裂”的香港年輕人，來內地參加各種選秀節目呢？
因為，事情早已起了變化，各方伺機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