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往的歷史敘事中，認為辛亥革命僅僅推翻了一個皇帝。表面看起來是這樣的，因為舊的政府僅僅是換了一塊牌子，一切都沒有什麼改變。雖然表面的確如此，但實質上卻是非常的不同，因為辛亥革命是整個中華文化翻天覆地地變遷的分水嶺，因為延續千年的大一統的儒表內法的中華文化的制度文化被要求變遷了。因而辛亥革命就是中華文化整體變遷的一個號角，民國的稱號要求著政體以及相應的社會團體和個人的行為都要與之相符合，這必然會展開“文化自洽”原理所推動的“名實相副”的歷史演化進程。
清朝末年，那拉氏“垂簾聽政”，將滿清家法凌駕於帝國道統之上，道統蔽隱而政統至上，大一統的傳統政體一時表現為“無頭”的文化有機體。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共和？誰也不清楚，誰也不知道，新生的民國依然是沒有道統的政統至上的文化有機體。這兩種精神文化上性質截然不同的文化有機體的政體交接，表現為非常平穩、非常和平、沒有痛苦的過程，恰恰是因為兩種政體都“無頭”，省卻了激烈的“休克療法”的步驟，就像改革開放時期“不爭論”政策無疑是變性手術的封閉針。
雖然如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成功地實行憲政的機率還是很大的。首先，當時全民的共識已經形成：那就是憲政，無論是君憲還是民憲，在政治體制的現實運作中，差別不是那麼地大，無非就是在國體上存在不存在一個代表國家的具體象徵。其次，政黨政治的基礎已經打好：內閣責任制和有能力可以現實地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兩大政黨的精神領袖梁啟超和宋教仁私下已打成共識：執政黨切實擔負責任，在野黨合格監督。最後，最重要的是，掌握暴力機構的組織還是國家，因為各個省獨立之後，督軍所領導的軍隊還不是個人的而是國家的，具體個人包括袁世凱，僅擁有國家部分軍隊的指揮權；更重要的是，軍隊的思想普遍嚮往共和，這是清朝瓦解的心理基礎，也是建設新政體的必要的條件。辛亥革命總體來說，是和平地改變了國家國體和政體的性質，這麼重大的變化都沒有出現全國性的重大戰爭，在憲政體制下，把軍隊國家化和政體憲政化同步推進，應該說有非常大的現實可能性。不幸的是，這一切可能，隨著宋教仁的被刺，永遠地化為了泡影。
政體變換之後，新生的政府如何運作是一個顯性的急迫問題。國家和社會中，各種各樣的不自洽現象紛至沓來，整個社會表現為極度的混亂狀態，整個文化有機體當然產生了極度痛苦的體驗。當康梁的忠實粉絲袁世凱決心重走回頭路時，一直致力於儒學國教化的康梁卻感情戰勝理智，把自身品德不足以為君的袁大頭打翻在地，然而袁空出來的位置沒有人可以填補，政局也就更為混亂了。康梁用實踐打碎了自己“虛君共和”的理論，連帶他們自己也從此滾下了政治舞臺。“秦失其鹿”之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成為壓倒一切的大問題，這才有了“新文化運動”的“百家爭鳴”的歷史機遇期。
將中國傳統文化生髮的所有一切統統歸為“舊文化”，“新文化”的“新”就特指了從西方引進來的所有的文化元素。無論懂不懂外語，“五四”的所有人等都將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外來文化元素的介紹、吸收和辯駁上，從“全盤西化”到“新儒學”，中華文化資源庫裡儲存了 “華”“夷”之間連續的文化譜系的內容。
正因為與“民主共和”政體相適應的精神文化的缺失，“民主”的方式和“共和”的主體，也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政治實踐上自然“摸著石頭過河”了。傳統的體制中，自治的單位是鄉村，基本的政體是縣。當清末各省獨立的狀況發生時，獨立自治的單位升級為省。然而這個自治體的體格太大了，比歐洲普通的國家都要大，依靠社會自身的自然行為來實現自治變得絕無可能，它就必然要有強制力的暴力機構來維持自治體的內部統一和外部安全，如果沒有精神文化的滲透其中，這個自治體的內核就只能表現為赤裸裸的暴力機器，這個暴力機器的現實存在形式就是軍閥，在表面上統一的“聯省自治”的聯邦化中國也就退化成了幕府時期的日本或邦聯化的“神聖羅馬帝國”，在每一個割據的地盤上，都有一個自己做主的軍閥。軍閥弱小時可以退而“安境保民”“省憲自治”，當他強大時，就可以“武力統一”“再造共和”，一切的政治行為皆取決於軍閥的軍事實力，軍閥之間的混戰當然永無停息了。
當1905年立停科舉之後，大清朝的政治機制就出現了致命的隱患，維持政體功能的人才從哪裡來，又怎樣選拔進體制之中，這一些並沒有形成有效的制度，成功運行了幾千年的科舉文官制度廢了，大清的官僚也就沒有了有效的機制來源。原先的官制中，管理科舉的學政有中央委派，與督撫平級，互不隸屬。當科舉不再，所有的中央所屬的官員都成為督撫的下屬，督撫的權力無形中由虛變實，在地方上主導一切，類似於唐末無法約束的節度使。當學堂的人才大批量地畢業，不說這些人的思想是大清統治的對立物造反者，這些人的出路也只能憑藉私人關係得以獲用，這就更加增加了地方實力派對本土本屬的核心作用。辛亥革命時期，地方在實際上已經獨立於中央，當督撫宣佈獨立時，中央沒有絲毫反制措施，大清因此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