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是什麼方向？”熊豔去浦東新區民政局註冊“民非”的時候，收材料的工作人員問。
“我們是做小區活動的。”熊豔說。
工作人員有些困惑。“是教育嗎？”“不是。”“是養老嗎？”“也不是。”
連熊豔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了。她和她的發起夥伴們光是寫申請書中的“宗旨”一欄，就重寫了不下5遍。
“我們本來目的是能讓孩子多幾個玩伴。”熊豔說，沒想到“玩著玩著就玩大了”。5年裡，他們已策劃200餘場大型社區活動，吸引超過3000戶家庭，居然現在還要註冊民辦非企業單位（組織）。
而在背後一直觀察與支持的浦東新區唐鎮黨委書記徐惠麗看來，這實際上是在構建一個有溫度的熟人社區。
今年5月，上海市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指出，上海積極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把握核心是人、重心在城鄉社區、關鍵是體制機制創新。如何以人文搭建共同價值觀，培養熟人社區，調動城鄉社區的內生資源與力量，是目前唐鎮在基層治理中的探索。
“我們希望讓人覺得，我不是在這買了房子，而是在這裡安了家。”徐惠麗說。
充滿火藥味的業主群
“401，你家的拖把水淋我家被子上了！”“不是我家！”這是熊豔印象中最早業主微信群裡的“話語體系”。
她所居住的小區保利金爵公寓位於唐鎮。唐鎮作為浦東的新市鎮，緊鄰張江高科園區及金橋進出口加工區，與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為9站地鐵之隔。
小區於2009年底建成，正值唐鎮區域開發，吸引了不少年輕的“新上海人”置業，也有部分本地人改善住宅。
熊豔說，業主總體素質不錯，但“也有忍無可忍的時候”。有的業主亂停車；有的業主養狗不拴繩子；物業大門壞了不修；樓道清掃不及時；物業經費不知花在了哪裡……
微信群漸漸變成吐槽的地方。有人開始退群，熊豔有時拿起手機看到群裡幾百條新信息也懶得上翻，直接刪掉。
祁嬪住在一河之隔、同屬保利社區的御樽苑。她曾是幼兒教師，後來在社區舉辦不少活動，如“閱讀越精彩”，被居民區黨支部書記馬曉珂看作是繼熊豔們之後的另一嘗試。她回憶，最初御樽苑的業主微信群比金爵公寓更充滿火藥味。
首先是停車問題。御樽苑三期有400多戶家庭，卻只有44個車位。停不下的業主，就把主幹道一側全部佔滿，雙車道變成了單車道，早高峰一旦相匯，進退兩難，能僵持半小時。也因為路窄，裝修期間，祁嬪自家的車就被送貨卡車蹭去了一面漆。
群裡對物業吐槽也很尖銳。有人謾罵保安，有人堅持要炒掉物業。祁嬪有次說了句中立的話，就被扣了帽子，遭遇其他業主“圍攻”——“她和居委裡面誰誰誰是閨蜜”。
還有高層公寓和別墅的衝突。有別墅業主將公共綠地圈到自家、剷掉植物、砌起高牆，擋住了緊鄰其後公寓一層業主的陽光；有的搭了玻璃陽光房，卻給公寓業主帶來光汙染。公寓業主舉報後，小區集中拆違一次，導致兩派更加勢不兩立，被投訴的人直接在群裡質問懷疑對象：“是你投訴的嗎？”有公寓業主幹脆半夜把別墅砌的圍牆給推了……業主們想動用小區維修資金，就得先成立業委會，按理說7席，公寓業主4席，別墅業主3席，別墅業主卻不同意，覺得自己這方人少，揚言要成立自己的業委會。
不過熊豔和祁嬪都坦言，發起活動的最初目的純粹是為了孩子。
陳遠軍（化名）是金爵創意親子樂園最早的發起人之一，他的孩子和另一位發起人孩子同年同月生。“城市裡的孩子太孤獨了。我們小時候都是吃百家飯，一條街幾乎都認識。”遠軍認為，孩子除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區教育也是重要一環。“能不能搭個平臺為孩子們找發小？”雙方一拍即合。
漸漸，核心成員匯聚起8戶家庭。8家的業主是來自五湖四海的新上海人。職業各有不同：人力資源、軟件工程師、銀行職員、教師……而共同點是：孩子幾乎同齡。
第一次活動就以生日會為契機。為同月的小朋友共同舉辦生日會，邀請相熟的小朋友家庭參加。沒想到反響熱烈，其他月份的孩子紛紛期盼自己生日月的到來。
一河之隔的“後來者”祁嬪辦起閱讀角的初衷，“也是為了孩子”。因為兒子向她抱怨，家搬得這麼遠，“朋友都沒了”。
直到那時，熊豔們和祁嬪們都沒想過，舉辦親子活動會給整個社區的鄰里環境帶來什麼。
有趣的“副作用”
第一次活動後，熊豔就感受到了旺盛的需求。
生日會後，熊豔拉了一個“互助親子圈”的QQ群。2天之內，就有近500人加入，且幾乎每辦一次小活動，人數就成倍上升。不得已，第2個群、第3個群……
熊豔說他們設計親子活動有個特點，既要突出娛樂氣氛、營造競爭環境，又要讓孩子們學會團隊配合，最好還能拉近鄰里關係。
比如生日會後的一次活動，集體燒烤。
活動分組競賽。三四戶家庭為一組。每個小組得起名字，營造團隊特色；還要一起商量食材，預算內搭配好；活動後，綜合烤出的食物和團隊作戰情況評獎。
“那次活動，是很多人第一次跨進鄰居家門。”熊豔記得，參與者中有一戶鄰居是上海人，平時和鄰居僅點頭之交，但那次發現鄰居有距離的禮貌之下是熱情開朗的性格。
一開始，幫手難找，但幾次活動後，熊豔找到規律。參加活動的家庭都要派一名家長領取志願者任務，簽到、財務等，就可解決不少人力。
例如孩子們最期待的尋寶活動。第一年，設計的主題是“解救王子”。一位外籍爸爸承擔了扮演王子的任務。孩子們通過一輪輪闖關，汗津津的小手攥著千辛萬苦獲得的“藥丸”要給“王子”服用才算解救成功。外籍爸爸一遍遍裝模作樣服下、復活，讓圍觀群眾直嘆“敬業”。第二年“救國王”，範圍就更廣了。150名孩子參加，統一著裝，坐地鐵宣傳安全知識，去銀行學習金融知識，再到浦東機場找人……家長們承擔了更多的暗中保護和監督工作。
初一過大年、十五慶元宵、中秋猜燈謎……熊豔發現，活動產生了不少有趣的“副作用”。
有一戶家庭的小男孩跑丟，卻是被別的小朋友奶奶領回來；人們見面，一開始還詢問“你就是群裡的誰誰誰啊”，後來都已熟識，在群裡說話口氣就像對著朋友說話。
“認識這個人，與對著冷冰冰的樓號、門牌號說話，是完全不一樣的。”熊豔記得裝修期間，曾被樓下一位阿姨反覆投訴噪音、漏水等，幾乎一天要接物業好幾個電話，一度一接電話就神經緊張。
但有一次，樓下阿姨主動上門，熊豔禮貌以對。阿姨在屋裡轉轉，解釋漏水情況是自家水管沒有擰緊，還叫熊豔去她家看看，要避免前車之鑑。“我的神經一下子放鬆了。”熊豔說，“沒有見面的時候會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較真，但見了面就有一份感情在。”
祁嬪所在小區雖然高層公寓與別墅之間矛盾還沒全消，但有一次，她去找一位住別墅的海歸媽媽幫忙給孩子們講故事，本來有些擔心，沒想到那位媽媽卻沒半點芥蒂。
漸漸，業主微信群裡的負能量變少了。
家的感情
小區內的寶寶運動會現場。（資料照片）
但問題很快來了。
先是2013年一位核心家庭搬家，2015年又有3戶搬家，更令熊豔糾結的是，幾乎所有核心家庭的孩子都上小學了，學業增加，活動需求就弱了。
同時，外界環境也在變化。此前唐鎮地處城鄉，商業不發達，配套不到位，後來商業逐漸增多，業主們對小區的活動期待不及以往。有的人直接在親子互助群裡發二維碼，拉走了一幫人。
熊豔對細節敏感。去年組織寶寶運動會，有一位擔任裁判的家長因工作繁忙出現疏漏，導致有的小朋友沒有領到部分獎品。活動後，有家長在微信群發言：“我們孩子怎麼今天只拿了這麼幾樣東西？”言下之意，交的10元錢不值。
信息很快被其他信息淹沒，但熊豔特別在意，她感到失落：“也不是為了自己孩子，這麼累還不被理解，那又是為了什麼呢？”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參與的初衷，當初衷已經達到，還要不要繼續？成員們開了幾次會討論，結果是，3戶離開，5戶繼續。
熊豔覺得，真要說解散，捨不得。比如到一些日子，群裡就有人發問：“今年的運動會什麼時候開始？”或是“這個月的跳蚤市場是哪一天？”
“你又會覺得這是來自社區的需求。這是商業不太可能迴應到的，而且這種親切、熟悉的鄰里關係，也是商業很難去維持的。”熊豔說。
遠軍的孩子因為換小學，搬去了另一個小區，但遠軍卻選擇繼續——他每週都帶兒子回社區看看，大部分活動方案都會提出意見。
遠軍說他有朋友在美國公司任職，常年在各國生活，孩子也跟隨在世界各地上學，但孩子卻對爸爸屢次提起最早成長的社區：“爸爸，無論我在哪，那裡永遠都是我的家。”
聽到那句話，遠軍意識到，小區對於孩子並不是一處房子或一個教育平臺那麼簡單。他和孩子都對社區有了家的感情，所以儘管當個人需求已不存在，社區的需求卻不可能無視。
他還希望把模式帶到新的小區，也拉了新小區的人去熊豔的群裡學習。
活動於是繼續辦下去，範圍不再侷限於親子活動。比如重陽節，小區業主們集體給帶孩子的老人放假，組織他們遊玩，中午包家飯店，下午再去茶樓。
還比如1個多月一次的跳蚤市場，原本一些業主覺得沒什麼舊物可賣了，但有個小朋友總是很期待。原來他的奶奶愛做泡菜，小朋友在跳蚤市場賣了泡菜就可以換玩具。而奶奶也在活動中發現，閒來無事做的食物居然銷路很好，更加興致盎然。
還有些老人找到“同道中人”，組織了“編織組”、“書法組”……
背後的力量
爸爸扎辮子大賽現場。（資料照片）
最令熊豔感到神奇的一件事是——
她在曾經住的小區，從沒有主動與鄰居相識，直到準備搬離，才從一些鄰居的問話中發現，“原來還有人知道我的存在”。
但在如今的小區，她卻是180度轉彎，幾乎所有業主都熟識她的微信名，走在小區裡也像名人一樣。
祁嬪也有同樣感觸，她曾在一個商品房小區生活10年，卻從未參與過鄰里活動，認識的鄰居也屈指可數。
熊豔認為，關鍵區別在於背後支持的力量。
她記得第一次辦生日會，孩子們多，去家裡場地太小，居委的房子又還是毛坯房，當時的居民區黨支部書記得知後熱情幫忙，幾經周折終於在隔壁居委借到大屋。
後來也有活動借不到場地，但書記都會一一解釋。
“是能推就推，還是真心幫忙？業主是能很明確感受到的。所以有時即使沒有如願，我們也會諒解。因為你看得到她的真心。”遠軍說。
徐惠麗說，造一摸一樣的小區很容易，要達到同等的軟件實力和擁有同樣的隊伍卻很難。
而這群“背後支持的力量”，並非一日一月形成。最初農村本地幹部和“來自城市的幹部”有隔閡，並不理解唐鎮的發展定位。磨合兩年後，改變在發生。有的村委幹部，晚上不再搓麻將，跑去做手工，發現“還有更愛的東西”；有的居委幹部以前穿著隨便，但有次社區辦畫展，村裡的黨支部書記們一起去看展，不少人穿起正裝、化了淡妝。
80後居民區黨支部書記馬曉珂說，她印象最深是徐惠麗常說的一句：“我心目中的唐鎮應該是什麼樣，我就往那個方向努力。你們希望你們的社區變成什麼樣，就朝這個方向努力去做。”
而一旦歸屬感形成，類似的活動平臺就不會僅僅存在於一個小區。
某個週日，一個居委和鎮招商辦聯合舉辦活動，把開公司的五六十位業主請來，給他們講唐鎮未來發展。業主們很高興，週日下午本就無事，喝喝咖啡，建微信群，認識不少鄰居，有的還談成生意。鎮招商辦主任很開心：沒想到居民有了歸屬感，還能主動把企業落戶回家。
一開始本地居民也對商品房小區感到隔閡。聖馬麗諾橋語別墅，被他們叫作“什麼裡個橋”別墅。但後來，年輕白領主動走近農村。去年雨水太多，很多稻禾出現倒伏，不快點收割就容易發芽。白領們把青年交友活動直接開去田地，幫農民割稻子，割完了還在稻田裡拿把吉他唱歌；再找兩口鍋，姑娘們洗菜，小夥子們切菜，在土灶臺上，一人做出一道菜。
有的本地人口頭上說不愛喝咖啡，但家裡來了客人，也會領著上唐鎮文創中心的咖啡館兜一圈，“看看，我們唐鎮現在好吧？”
“一旦看得到改變，你就會有信心。”徐惠麗說，對於外來人群，人文平臺的構建，會顛覆對農村和城郊結合帶的感覺。
有一位意大利人住在唐鎮，太太原本開點心房，後來做起咖啡屋，最近又忙上策展；他的一位德國朋友是外企高管，來拜訪時愛上唐鎮，乾脆辭職在鎮裡忙活愛好；一位來自中國香港的導演，因與住在唐鎮的一位導演相熟，上午在市三女中交流，下午就到唐鎮中學交流。“資源就像滾雪球。”徐惠麗說。
德國著名法學家哈貝馬斯認為：法律所設定的“權利體系”需要透過公共討論和對話以形成民意和公意，並轉化為“行政能量”。而這種力量便是社區的內生資源與力量。
“實際上我們是在培養熟人社區。不是古代因親緣而產生的熟人社會，而是基於共同價值觀的人文社區。”徐惠麗說。
2016年10月底的一天，小區活動現場，爸爸們笨拙地手抓女兒的頭髮，小女孩一個個被揪得齜牙咧嘴。
這場“爸爸扎辮子比賽”是熊豔們首次試以民非組織的角色承辦政府項目。作為家庭文化周活動中的一項，連續3周，在不同小區舉行。
熊豔和遠軍討論的最終結果是，註冊民非組織，熊豔擔任專職理事。
理由之一是主體的合法性，合法主體就可籌資，施展的空間也更大。理由之二是，既然理念和模式這麼好，為什麼不讓更多小區享受到？
眼下，他們正在嘗試“記錄社區”——向居民們徵集對小區裡一草一木一景的故事，做成二維碼，掛在樹上或池塘邊，供人掃描閱讀。
“你下次來，或許我們就有小朋友來當講解志願者，講講小樹的故事、池塘的故事。這是他的家。”馬曉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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