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鳳能與漢東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結識，《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致於事情敗露，確定那只是由商人蓄謀的行賄伎倆後，高育良竟還堅稱那是愛情。
高小鳳能與漢東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結識，《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致於事情敗露，確定那只是由商人蓄謀的行賄伎倆後，高育良竟還堅稱那是愛情。
如此說來，高育良是把高小鳳引為紅顏知己，媒介便是《萬曆十五年》。可高育良的原配夫人是歷史學教授、明史專家，突擊培訓只為腐蝕官員的服務員怎麼可能比她更懂書中的真意？有人說，書不過是一個的藉口，高育良貪圖的是人家的年輕貌美。這固然是個重要原因，不過，作為一名閱歷豐富、位高權重的官員，諸如此類的誘惑在他的仕途中也絕不少見，邁出墮落的第一步也絕非易事，必定是在得失之間經過深思熟慮的權衡，為什麼最終是拜倒在高小鳳的石榴裙下，或許我們可以從那本書中找到些許線索。
高小鳳能與漢東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結識，《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致於事情敗露，確定那只是由商人蓄謀的行賄伎倆後，高育良竟還堅稱那是愛情。
如此說來，高育良是把高小鳳引為紅顏知己，媒介便是《萬曆十五年》。可高育良的原配夫人是歷史學教授、明史專家，突擊培訓只為腐蝕官員的服務員怎麼可能比她更懂書中的真意？有人說，書不過是一個的藉口，高育良貪圖的是人家的年輕貌美。這固然是個重要原因，不過，作為一名閱歷豐富、位高權重的官員，諸如此類的誘惑在他的仕途中也絕不少見，邁出墮落的第一步也絕非易事，必定是在得失之間經過深思熟慮的權衡，為什麼最終是拜倒在高小鳳的石榴裙下，或許我們可以從那本書中找到些許線索。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
如果非要說有什麼值得令後人銘記的事件，那就是清官模範海瑞在這一年去世了。有人要說了，海青天的去世還不是大事？將個人命運置身於歷史的滾滾洪流中來看，確實不是！他固然是大明官員的道德標杆，但對於明朝的官員來說，所謂標杆，死後才能全其名。海瑞當初敢冒著砍頭滅族的風險怒斥嘉靖帝，而嘉靖帝氣得罵他“無君無父”卻最終也沒有痛下殺手，除去嘉靖帝並不真如後世所傳是一名昏庸皇帝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被明朝文官集團秉持的道德綁架了。
萬曆十五年，雖無大事可記，但在這一年，一向勵精圖治的萬曆皇帝躲入後宮，不再上朝，明朝開始一步步走向滅亡。而讓一名曾經意氣風發志向高遠並無昏聵跡象的年輕皇帝徹底失去鬥志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貴為君父的他在這一年終於看透了一個異常殘酷的事實，自己手中的自以為是的皇權竟無法與文官集團抗衡。在沉重蠻橫的道德觀的挾持下，即使貴為皇帝，也根本無力控制龐大帝國的前途，所作的決定事實上根本無足輕重。
大明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道德在明朝是至高無上的，不僅可以管理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而掌控道德話語權的，不是皇帝，是文官，利用小事把局部問題轉化為整個道德問題是他們最擅長的鬥爭武器。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然不過是空中樓閣。
這是一個由既得利益的官員所構成的複雜體系，得罪了一個人，就等於得罪了一批人。面對這個官比事大的文官集團，皇帝沒有辦法，就連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神人張居正也最終敗在其下。
高育良看到了這種官場哲學的威力，也是這樣去做的。他靠著揣摩逢迎領導的意圖，步步高昇，並利用自己手裡的人事任免權，不斷壯大自己的利益集團，所謂的漢大幫就是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文官集團。他相信，政治是講究制衡的，這種平衡一旦形成，分量之重是連萬曆皇帝那樣擁有至高權利的人都不敢打破。效果也如他所料，無尺寸之功，其政績及職位卻早早超越了類似張居正那般的改革先鋒李達康。
巨大的既得收益讓他更加篤信這種體系效率，並不顧一切地去維護。常委會上，關於祁同偉副省長提議遭到所有人反對的時候，高育良還要堅持，在有人明確指出祁同偉有重大問題的時候，他還在繼續堅持。用他的話說，不得不保，如果自己不說話，不堅持，祁同偉非但提不上去反而連公安廳長都保不住，他是出於對自己學生的愛護，是一種師生情誼。同樣，面對趙瑞龍的問題時，他也是百般照顧，並說是出於對老領導的尊重。似乎，他的行為模式都是受情感道德的驅使。但他這種拋開組織原則，將道德標準凌駕於制度之上的行為，其實恰恰就是他賴以維護自己利益集團的手段，一種類似於明朝文官體系的道德武器。他正是靠著這種所謂的“善”，拉攏了一批又一批類似於祁同偉一樣的幹部，照顧了一個又一個趙立春一樣的老領導，籠絡了一撥又一撥願意為這個體系出力、願意從這個體系中獲利、願意唯高育良馬首是瞻的官員們。他相信這個所謂政治資源的分量，所以才篤定空降漢東的沙瑞金不過是隔靴搔癢，無人能夠壓制得住漢大幫以及背後的政治力量。
現在回頭看他與高小鳳的問題，原配吳慧芬是明史專家，不僅最瞭解他所信奉的為官之道，而且比他更清楚這其中的關鍵所在。否則在高育良落馬後，她作為一個為高育良漢大幫輸送過無數干將的幕後軍師，怎麼能以一個受害者的可憐姿態全身而退。泥沼之中，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的，吳慧芬更不例外，劇中有過這麼一個片段，她成功託高書記為自己一個沒有評上高級職稱的同事走了後門，利用的手段正是高育良擅長的道德綁架，看似卑微，卻極有威力。幾次在關鍵的時候邀請侯亮平，幾次勸高育良從漩渦中抽身，完全是一種同謀者的定位，高育良與她之間也是有利益平衡存在的。既然是平衡，必然少了真情坦誠，多了精明算計，這樣的婚姻註定是失敗。反觀高小鳳，她對《萬曆十五年》的認識，停留在皇帝可憐，大臣好當的表面。她認可的只是文官體系的巨大權力，因此面對在現實中真正掌握這種權力的高育良，只有崇拜與折服，她或許是真心，或許不是，但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她屈服於這種權力，所謂知己之情在高育良心裡不過是一種極不平衡的徹底佔有，這素來是每個男人心中所願，因此在小說中，倆人住進別墅卻再也沒有談過那本書。
縱觀歷史，兩千多年專制集權的統治給中國帶來只有人治的習慣，沒有法治的土壤，然而社會公平正義的徹底實現，終歸繞不開法治的力量。法律和道德之間緩衝地帶，是以法律為底線，以善惡為判斷標準的是非觀，但權力對法治是有天然的排斥性，如果官員把它當成了權力尋租官僚腐化的溫床，會使慾望不斷膨脹，最終模糊了合法與非法那條紅線。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只能依靠法治的規範性，把個人意志凌駕於社會秩序之上的，那些類似高育良一樣的幹部，終會像萬曆十五年做著美夢的清流們，碾死於封建王朝覆滅的車轍下。
高小鳳能與漢東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結識，《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致於事情敗露，確定那只是由商人蓄謀的行賄伎倆後，高育良竟還堅稱那是愛情。
如此說來，高育良是把高小鳳引為紅顏知己，媒介便是《萬曆十五年》。可高育良的原配夫人是歷史學教授、明史專家，突擊培訓只為腐蝕官員的服務員怎麼可能比她更懂書中的真意？有人說，書不過是一個的藉口，高育良貪圖的是人家的年輕貌美。這固然是個重要原因，不過，作為一名閱歷豐富、位高權重的官員，諸如此類的誘惑在他的仕途中也絕不少見，邁出墮落的第一步也絕非易事，必定是在得失之間經過深思熟慮的權衡，為什麼最終是拜倒在高小鳳的石榴裙下，或許我們可以從那本書中找到些許線索。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
如果非要說有什麼值得令後人銘記的事件，那就是清官模範海瑞在這一年去世了。有人要說了，海青天的去世還不是大事？將個人命運置身於歷史的滾滾洪流中來看，確實不是！他固然是大明官員的道德標杆，但對於明朝的官員來說，所謂標杆，死後才能全其名。海瑞當初敢冒著砍頭滅族的風險怒斥嘉靖帝，而嘉靖帝氣得罵他“無君無父”卻最終也沒有痛下殺手，除去嘉靖帝並不真如後世所傳是一名昏庸皇帝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被明朝文官集團秉持的道德綁架了。
萬曆十五年，雖無大事可記，但在這一年，一向勵精圖治的萬曆皇帝躲入後宮，不再上朝，明朝開始一步步走向滅亡。而讓一名曾經意氣風發志向高遠並無昏聵跡象的年輕皇帝徹底失去鬥志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貴為君父的他在這一年終於看透了一個異常殘酷的事實，自己手中的自以為是的皇權竟無法與文官集團抗衡。在沉重蠻橫的道德觀的挾持下，即使貴為皇帝，也根本無力控制龐大帝國的前途，所作的決定事實上根本無足輕重。
大明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道德在明朝是至高無上的，不僅可以管理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而掌控道德話語權的，不是皇帝，是文官，利用小事把局部問題轉化為整個道德問題是他們最擅長的鬥爭武器。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然不過是空中樓閣。
這是一個由既得利益的官員所構成的複雜體系，得罪了一個人，就等於得罪了一批人。面對這個官比事大的文官集團，皇帝沒有辦法，就連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神人張居正也最終敗在其下。
高育良看到了這種官場哲學的威力，也是這樣去做的。他靠著揣摩逢迎領導的意圖，步步高昇，並利用自己手裡的人事任免權，不斷壯大自己的利益集團，所謂的漢大幫就是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文官集團。他相信，政治是講究制衡的，這種平衡一旦形成，分量之重是連萬曆皇帝那樣擁有至高權利的人都不敢打破。效果也如他所料，無尺寸之功，其政績及職位卻早早超越了類似張居正那般的改革先鋒李達康。
巨大的既得收益讓他更加篤信這種體系效率，並不顧一切地去維護。常委會上，關於祁同偉副省長提議遭到所有人反對的時候，高育良還要堅持，在有人明確指出祁同偉有重大問題的時候，他還在繼續堅持。用他的話說，不得不保，如果自己不說話，不堅持，祁同偉非但提不上去反而連公安廳長都保不住，他是出於對自己學生的愛護，是一種師生情誼。同樣，面對趙瑞龍的問題時，他也是百般照顧，並說是出於對老領導的尊重。似乎，他的行為模式都是受情感道德的驅使。但他這種拋開組織原則，將道德標準凌駕於制度之上的行為，其實恰恰就是他賴以維護自己利益集團的手段，一種類似於明朝文官體系的道德武器。他正是靠著這種所謂的“善”，拉攏了一批又一批類似於祁同偉一樣的幹部，照顧了一個又一個趙立春一樣的老領導，籠絡了一撥又一撥願意為這個體系出力、願意從這個體系中獲利、願意唯高育良馬首是瞻的官員們。他相信這個所謂政治資源的分量，所以才篤定空降漢東的沙瑞金不過是隔靴搔癢，無人能夠壓制得住漢大幫以及背後的政治力量。
現在回頭看他與高小鳳的問題，原配吳慧芬是明史專家，不僅最瞭解他所信奉的為官之道，而且比他更清楚這其中的關鍵所在。否則在高育良落馬後，她作為一個為高育良漢大幫輸送過無數干將的幕後軍師，怎麼能以一個受害者的可憐姿態全身而退。泥沼之中，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的，吳慧芬更不例外，劇中有過這麼一個片段，她成功託高書記為自己一個沒有評上高級職稱的同事走了後門，利用的手段正是高育良擅長的道德綁架，看似卑微，卻極有威力。幾次在關鍵的時候邀請侯亮平，幾次勸高育良從漩渦中抽身，完全是一種同謀者的定位，高育良與她之間也是有利益平衡存在的。既然是平衡，必然少了真情坦誠，多了精明算計，這樣的婚姻註定是失敗。反觀高小鳳，她對《萬曆十五年》的認識，停留在皇帝可憐，大臣好當的表面。她認可的只是文官體系的巨大權力，因此面對在現實中真正掌握這種權力的高育良，只有崇拜與折服，她或許是真心，或許不是，但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她屈服於這種權力，所謂知己之情在高育良心裡不過是一種極不平衡的徹底佔有，這素來是每個男人心中所願，因此在小說中，倆人住進別墅卻再也沒有談過那本書。
縱觀歷史，兩千多年專制集權的統治給中國帶來只有人治的習慣，沒有法治的土壤，然而社會公平正義的徹底實現，終歸繞不開法治的力量。法律和道德之間緩衝地帶，是以法律為底線，以善惡為判斷標準的是非觀，但權力對法治是有天然的排斥性，如果官員把它當成了權力尋租官僚腐化的溫床，會使慾望不斷膨脹，最終模糊了合法與非法那條紅線。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只能依靠法治的規範性，把個人意志凌駕於社會秩序之上的，那些類似高育良一樣的幹部，終會像萬曆十五年做著美夢的清流們，碾死於封建王朝覆滅的車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