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烏克蘭人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突然來華。
當時，國民黨已與蘇聯斷交，並四處搜捕蘇聯共產黨人。米夫在此時冒著危險來華，表明了共產國際和米夫支持王明上臺的決心。
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當副校長時，講授馬列課，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王明是其得意門生。當時為與校長拉狄克作鬥爭，米夫著力拉攏學生。而一心想出人頭地的王明，成為了米夫的鐵桿心腹。1928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召開的我黨的六大上，米夫就曾希望我黨能提拔王明進入中央領導層，但遭到了代表們的集體抵制。
但這一次，米夫和王明志在必得。
米夫到達上海後，立即單獨召見王明，認真聽取王明的彙報，並面授機宜。
在米夫的壓力下，當時的黨中央被迫同意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祕密召開。向忠發主持會議，米夫實際主導了會議。會前，米夫違反黨的紀律，越俎代庖，親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草案)，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擬定了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名單，並圈定了出席會議的代表名單。
在米夫的授意下，會議改選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結果，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躍進入政治局成為委員。名義上向忠發繼任總書記，實際上權力操縱在王明之手。
隨之，共產國際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對四中全會和王明上臺表示完全支持。
從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開始了在我黨長達4年的統治，其具體表現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給黨的革命事業造成的災難與損失，無可估量。
回到蘇聯後，米夫擔任過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長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科學院院長。在1937年的肅反運動中，有人揭發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託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和關押。
讓米夫難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王明在他落難之時卻恩將仇報，把米夫批得一文不值。
1937年秋，作為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王明曾得意洋洋地對人說:“你還記得那個米夫嗎？那老兄不行了，他搞來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員了！他的工作由我來負責領導，現在輪到他向我畢恭畢敬的了，哈哈，你說有意思吧！”
王明的人品，真的很差。
1938年，米夫在蘇聯被祕密處決，終年37歲。
抗日戰爭開始後，王明回到國內，又給黨帶來很大損失。
1930年12月，烏克蘭人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突然來華。
當時，國民黨已與蘇聯斷交，並四處搜捕蘇聯共產黨人。米夫在此時冒著危險來華，表明了共產國際和米夫支持王明上臺的決心。
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當副校長時，講授馬列課，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王明是其得意門生。當時為與校長拉狄克作鬥爭，米夫著力拉攏學生。而一心想出人頭地的王明，成為了米夫的鐵桿心腹。1928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召開的我黨的六大上，米夫就曾希望我黨能提拔王明進入中央領導層，但遭到了代表們的集體抵制。
但這一次，米夫和王明志在必得。
米夫到達上海後，立即單獨召見王明，認真聽取王明的彙報，並面授機宜。
在米夫的壓力下，當時的黨中央被迫同意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祕密召開。向忠發主持會議，米夫實際主導了會議。會前，米夫違反黨的紀律，越俎代庖，親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草案)，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擬定了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名單，並圈定了出席會議的代表名單。
在米夫的授意下，會議改選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
結果，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躍進入政治局成為委員。名義上向忠發繼任總書記，實際上權力操縱在王明之手。
隨之，共產國際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對四中全會和王明上臺表示完全支持。
從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開始了在我黨長達4年的統治，其具體表現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給黨的革命事業造成的災難與損失，無可估量。
回到蘇聯後，米夫擔任過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長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科學院院長。在1937年的肅反運動中，有人揭發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託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和關押。
讓米夫難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王明在他落難之時卻恩將仇報，把米夫批得一文不值。
1937年秋，作為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王明曾得意洋洋地對人說:“你還記得那個米夫嗎？那老兄不行了，他搞來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員了！他的工作由我來負責領導，現在輪到他向我畢恭畢敬的了，哈哈，你說有意思吧！”
王明的人品，真的很差。
1938年，米夫在蘇聯被祕密處決，終年37歲。
抗日戰爭開始後，王明回到國內，又給黨帶來很大損失。
1938年在武漢。左起：周恩來、博古、王明、葉劍英
延安整風開始後，王明在黨內的地位日漸式微。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我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
此時的王明曾給全會寫信，表示對決議“完全同意和擁護”。
在黨的七大上，毛主席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親自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王明最終當選。建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0年10月25日，經中央批准，王明和他的夫人孟慶樹、兩個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醫生陳鋒禹、保姆陳啟珍一行六人，在警衛祕書田書元的護送下，由北京乘火車出發，經東北去往蘇聯養病。
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但長期留居蘇聯，以後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歷史，進而抹黑新中國，以討好其蘇聯主子。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於莫斯科，結束了其可悲可嘆的一生，終年70歲。（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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