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蘇軾、王安石、司馬光對比一下，發現歷史欠蘇軾一個公道'

作者：餘雲開

很多人迫於“靖康之恥”的衝擊印象，以為北宋就是“積貧積弱”的存在。其實不然，北宋鹹平三年（1000年），中國GDP總量為265.5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2.7%，人均GDP達到450美元。也就是說，其實北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

而且，北宋可謂人才濟濟，有能慧眼識才的歐陽修、有擅於總結歷史經驗編著《資治通鑑》的司馬光、有卓越的改革家王安石、有文采彪炳萬世的蘇軾、有秉公辦案的包拯、有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畢昇、有科學家沈括、有能征善戰的大將狄青等等。

但令人唏噓的是，如此經濟發達且人才濟濟的大宋，居然會以“靖康之恥”的結局悲慘沉淪。這得有多少失誤因素的努力才能讓北宋成功的失敗。

關於北宋滅亡原因主要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與金國聯盟滅遼之後、引狼入室再加上失去燕雲十六州戰略要地的原因；一種說法是趙匡胤為了防止出現晚唐藩鎮割據、五代十國大將臨朝篡位等悲劇發生，一直採用“重文輕武”的國策，造成了軍隊廢弛，軍紀渙散，戰鬥力很渣的原因；一種說法王安石變法引起的社會動盪。

但我認為，這三種說法都不是當時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北宋滅亡的主因，其根本原因是北宋人才制度設計的缺陷（也可以說是當時的領導階層缺乏領導力），致使基層投機取巧者佔據了主導地位（據統計在宋徽宗時就有蔡京，童貫，朱勔，樑師成，李邦彥，王黼六大奸臣），而有才能的人卻被排擠、流放和打壓，從而導致了北宋在各個環節上決策失誤。

比如蘇軾是用一生的埋沒，換來幾首具有人文主義色彩、但對社會進步毫無任何價值的詩詞。實際上，蘇軾真正的才華並不在於詩詞，而是在於國家治理創新。當然，很多人或許覺得，蘇軾就應該寫詩詞，為文學的豐富添加磚瓦。但從對人民負責任的態度來說，我更希望蘇軾貢獻他的國家治理創新藝術能力。我相信，蘇軾給自己的定位和使命，也應該是如此。

但遺憾的是，蘇軾幾乎終身被硬生生逼到北宋政權邊緣，而致使以王安石為首的激進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用他們一身毛病的絕端做法將傲視天下的北宋拖進泥潭之中。

下面讓我們分別從蘇軾、王安石、司馬光的人生細節來討論。

一

關於蘇軾的治理創新能力，我們可以從以下幾件事中看出端倪。

第一就是蘇軾進京應試的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在《刑賞忠厚之至論》不僅對國家吏治提出獨具創新的想法，其文章中大膽引用虛擬人物言來論證更是“前無來者”，對於在一個生活在傳統文化框架下又是初次考試的人，蘇軾並沒有以保守穩重的態度來應對，說明其創新意識強烈到爆表。主考官歐陽修尤其歎賞其文，問其言論的出處。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後，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於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第二就是蘇軾對通過水利建設來改善地方經濟的舉措，蘇軾一生築過三條長堤，分別是杭州西湖蘇堤、潁州西湖和惠州西湖蘇堤，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杭州蘇堤，與杭州蘇堤一起誕生的還有在湖水最深處建立的三塔（今三潭映月），這些至今是杭州西湖風景的顏值擔當。

歷史資料記載，蘇軾來杭州的第二年率眾疏浚西湖，動用民工20餘萬，大大改觀農業水利灌溉的同時，開闢了菱角生產基地，大幅提升了農民生產收入。

第三是蘇軾對工具的改進和社會文明的推進的成就，其主要表現在密州改進、演示“秧馬”插秧機、在杭州創辦安樂坊（相當於今天的醫院）、以及在海南開辦教育學院，打破了海南自古無進士的局面。

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蘇軾不僅具有高超的領導組織能力、藝術創新能力、超強的執行能力，同時具有科學家的潛質。

二

王安石一直是一個爭議不斷的人物，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脾氣犟的怪老頭，決定的事情十頭牛拉不回來（從心理學上來分析，可能是自卑的驕傲）。

自古以來，有人對王安石的政績持肯定態度，有人則持否定態度。這兩種態度在王安石變法期間，就形成兩股此消彼長的力量。

這讓我們很奇怪，為什麼人要有這樣非白即黑的判斷呢？

其實，如果我們盤點王安石的變法綱要，很快可以得出明朗的答案。

王安石提出的諸多變法措施，本身並沒有問題。比如“募役法”，“青苗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這幾項對百姓十分有利；此外“保甲法”、“裁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則能進一步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毫無疑問，王安石變法具有相當超前性，他有些變法直到千年之後的現代還很管用。

如果能夠成功執行，我們不敢說北宋能再強大數百年，但最起碼不至於被一個新興的邊緣小國所吞滅。但遺憾的是，這些措施非但沒有得到恰當的執行，反被保守派全盤否定，連商量的餘地都沒有，最糟糕的是還被小人利用，禍害了百姓和國家。

很顯然，王安石並不擅長執行，也不具有察人的眼光，或者說缺乏在傳統力量方面的深入思考。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那幫君子們都退到了保守陣營，使得他不得不大膽啟用雖然品行不端但有點能力的人。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他所推動的並非是一項簡單的事項，而是錯綜複雜的涉及到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而他所選拔的那些人才、再由那些人才搭建的行政體系，幾乎成了一幫宵小之輩的“淘金場”。最終導致他的變法全線崩潰。

三

我們再來看一下司馬光，很多人可能還記得小學課本上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從這個具有打破傳統思維的舉動，足見司馬光不是那種因循守舊的人。但諷刺的是，這傢伙長大之後，卻站在王安石的對立面，成為頑固保守派的領袖。

從對司馬光的歷史資料來看，可以說司馬光是儒家中的楷模，溫恭、孝順、節儉、誠實、正直、謙虛、上進、以天下為己任。從其編著的主要著作《資質通鑑》來看，其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就是幫助君王施行“仁政”。所以，難怪有人曾將司馬光與孔子、孟子並列為“儒家三聖”。

與王安石打破一切的變革勇氣相反，司馬光可以用“衛道者”來形容，他對儒家傳統體系的捍衛到了入魔的地步。誇張地說，他寧肯百姓沒有飯吃，也不能讓百姓丟了這個體系。司馬光帶領保守派重回權利之巔時，他不遺餘力地完全廢除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因為對這一體系極盡尊崇的使命感所迫。

當然，這個體系本身並沒有問題，問題就在於司馬光深陷於歷史經驗的各種框框條條之中，無法跳出來發現事物的本質。可以說，司馬光就像一個復讀機，將古代的所有治理經驗複製出來，缺乏隨機變化的必要的創新。

黃庭堅曾在《論書》中評價司馬光的書法時說：“其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所謂左準繩，右規矩。”可想而知，司馬光簡直就是儒家理想中的“衛道戰士”。

當然，從個人方面來說，司馬光的人生無疑是成功的，其一生幾乎是在平安順利中完成傳世之作和登上權利巔峰。但就對社會進步的意義來說，司馬光幾乎毫無建樹。

四

如果我們從蘇軾、王安石、司馬光三個人的性格上看，三個人都是那種光明磊落的君子。三人雖然立場不同，都沒有加害對方的想法，甚至在私下是很要好的朋友（蘇軾從外地進京，都會給王安石帶些土特產）。

我們不妨根據他們仨的特點，為他們分配一下工作：王安石可以統管國家戰略發展規劃，這是王安石的強項；蘇軾可以統管執行，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蘇軾執行能力非常強，司馬光則負責法制與文化建設，從司馬光編著的《資治通鑑》可以看出，司馬光非常明白制度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尤其是他骨子裡對小人的厭惡，他一定能夠整出一套可以遏制小人得勢的政策法規。

如果這三個人能夠合作，我們無法想象北宋將會誕生什麼樣的壯麗和光輝，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宋絕不會輕易沒落。可惜，北宋皇庭不具備這樣機制創新的遠見和勇氣。

歷史的事實是，這三人各自為營，其中王安石和司馬光各代表的兩派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對立，而蘇軾則成為中立的醒世者。

到這裡，你或許會明白，其實國家真正需要的是蘇軾這樣的人，而不是王安石和司馬光這樣的絕端派。

但說實在的，歷史從來就不給像蘇軾這樣的醒世者機會，因為他們不討好任何的派別，只堅持獨立思考，堅持真正的為民著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