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有多條運河，兩處碼頭核心，一處張家灣碼頭，另一處是它'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漕糧運至通州張家灣，再經通惠河轉運至大都城。通州作為北京漕運的港口，境內有北運河、通惠河等多條運河，河道兩岸碼頭密佈，而眾多碼頭中有兩處最為核心，一處為張家灣碼頭，另一處為土壩石壩碼頭。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漕糧運至通州張家灣，再經通惠河轉運至大都城。通州作為北京漕運的港口，境內有北運河、通惠河等多條運河，河道兩岸碼頭密佈，而眾多碼頭中有兩處最為核心，一處為張家灣碼頭，另一處為土壩石壩碼頭。
相比於世人熟知的張家灣碼頭，土壩石壩碼頭則鮮有人知曉，不過這並不能掩蓋這處古老碼頭昔日的光輝。古時通州民謠有云：“窮南關，富北關，吃吃喝喝是東關”，其中的“富北關”即是土壩石壩碼頭所在地，繁忙的貨物集散碼頭為其帶來了無盡的富庶與繁華。土壩石壩碼頭和張家灣碼頭為通州最重要的碼頭，但兩處碼頭並非建於同一時代，張家灣碼頭比起土壩石壩碼頭則要更早一些。遼代時開鑿的蕭太后河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張家灣由此開始了作為漕運碼頭的歷史。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漕糧運至通州張家灣，再經通惠河轉運至大都城。通州作為北京漕運的港口，境內有北運河、通惠河等多條運河，河道兩岸碼頭密佈，而眾多碼頭中有兩處最為核心，一處為張家灣碼頭，另一處為土壩石壩碼頭。
相比於世人熟知的張家灣碼頭，土壩石壩碼頭則鮮有人知曉，不過這並不能掩蓋這處古老碼頭昔日的光輝。古時通州民謠有云：“窮南關，富北關，吃吃喝喝是東關”，其中的“富北關”即是土壩石壩碼頭所在地，繁忙的貨物集散碼頭為其帶來了無盡的富庶與繁華。土壩石壩碼頭和張家灣碼頭為通州最重要的碼頭，但兩處碼頭並非建於同一時代，張家灣碼頭比起土壩石壩碼頭則要更早一些。遼代時開鑿的蕭太后河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張家灣由此開始了作為漕運碼頭的歷史。
元朝時，偉大的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開鑿的通惠河也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南方的漕運船隻在張家灣經通惠河，直抵大都城，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張家灣的水利樞紐地位。不過由於元末通惠河缺乏修繕，逐漸淤塞，明初時，通惠河已無法通航。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漕糧運至通州張家灣，再經通惠河轉運至大都城。通州作為北京漕運的港口，境內有北運河、通惠河等多條運河，河道兩岸碼頭密佈，而眾多碼頭中有兩處最為核心，一處為張家灣碼頭，另一處為土壩石壩碼頭。
相比於世人熟知的張家灣碼頭，土壩石壩碼頭則鮮有人知曉，不過這並不能掩蓋這處古老碼頭昔日的光輝。古時通州民謠有云：“窮南關，富北關，吃吃喝喝是東關”，其中的“富北關”即是土壩石壩碼頭所在地，繁忙的貨物集散碼頭為其帶來了無盡的富庶與繁華。土壩石壩碼頭和張家灣碼頭為通州最重要的碼頭，但兩處碼頭並非建於同一時代，張家灣碼頭比起土壩石壩碼頭則要更早一些。遼代時開鑿的蕭太后河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張家灣由此開始了作為漕運碼頭的歷史。
元朝時，偉大的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開鑿的通惠河也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南方的漕運船隻在張家灣經通惠河，直抵大都城，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張家灣的水利樞紐地位。不過由於元末通惠河缺乏修繕，逐漸淤塞，明初時，通惠河已無法通航。
自南方運來的物資只能運抵至張家灣，再陸路轉運至京城，張家灣隨之成為各種皇家物資的集散中轉地，繁盛一時，各種碼頭、倉廠應運而生，如客運碼頭、漕運碼頭、皇木廠、磚廠、花斑石廠、鹽廠、鐵錨廠……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漕糧運至通州張家灣，再經通惠河轉運至大都城。通州作為北京漕運的港口，境內有北運河、通惠河等多條運河，河道兩岸碼頭密佈，而眾多碼頭中有兩處最為核心，一處為張家灣碼頭，另一處為土壩石壩碼頭。
相比於世人熟知的張家灣碼頭，土壩石壩碼頭則鮮有人知曉，不過這並不能掩蓋這處古老碼頭昔日的光輝。古時通州民謠有云：“窮南關，富北關，吃吃喝喝是東關”，其中的“富北關”即是土壩石壩碼頭所在地，繁忙的貨物集散碼頭為其帶來了無盡的富庶與繁華。土壩石壩碼頭和張家灣碼頭為通州最重要的碼頭，但兩處碼頭並非建於同一時代，張家灣碼頭比起土壩石壩碼頭則要更早一些。遼代時開鑿的蕭太后河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張家灣由此開始了作為漕運碼頭的歷史。
元朝時，偉大的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開鑿的通惠河也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南方的漕運船隻在張家灣經通惠河，直抵大都城，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張家灣的水利樞紐地位。不過由於元末通惠河缺乏修繕，逐漸淤塞，明初時，通惠河已無法通航。
自南方運來的物資只能運抵至張家灣，再陸路轉運至京城，張家灣隨之成為各種皇家物資的集散中轉地，繁盛一時，各種碼頭、倉廠應運而生，如客運碼頭、漕運碼頭、皇木廠、磚廠、花斑石廠、鹽廠、鐵錨廠……
明初至嘉靖七年（1528年）以前通州運河水系格局與碼頭分佈
由於張家灣至京城的陸路艱辛，開銷極大，明代仍然不遺餘力地疏浚通惠河，修閘置壩、拓寬河道，意圖加強物資運輸能力以減少陸運開銷。明嘉靖六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上奏重開通惠河。獲准後，吳仲吸取了以前工程失敗的經驗，在通惠河水源上游廣收北山、西山諸泉水，又攔截沙河、溫榆河水，使水勢增大，保證運河有充足的水量，同時以大通橋為起點，沿運河向東整治河道，至普濟閘時，放棄了元代通向通州城南的河道，打通了元代淤塞的通州城北閘舊河道，使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匯入北運河。為保證有足夠的水量行駛漕船，吳仲將元代二十四閘改為五閘二壩，實行駁運制，每閘處設置搬運處，配備駁船，讓下游糧船沿河道逐段向上遞運。此次河道整治工程較為成功，此後通惠河航道，一直暢通無阻，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末。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漕糧運至通州張家灣，再經通惠河轉運至大都城。通州作為北京漕運的港口，境內有北運河、通惠河等多條運河，河道兩岸碼頭密佈，而眾多碼頭中有兩處最為核心，一處為張家灣碼頭，另一處為土壩石壩碼頭。
相比於世人熟知的張家灣碼頭，土壩石壩碼頭則鮮有人知曉，不過這並不能掩蓋這處古老碼頭昔日的光輝。古時通州民謠有云：“窮南關，富北關，吃吃喝喝是東關”，其中的“富北關”即是土壩石壩碼頭所在地，繁忙的貨物集散碼頭為其帶來了無盡的富庶與繁華。土壩石壩碼頭和張家灣碼頭為通州最重要的碼頭，但兩處碼頭並非建於同一時代，張家灣碼頭比起土壩石壩碼頭則要更早一些。遼代時開鑿的蕭太后河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張家灣由此開始了作為漕運碼頭的歷史。
元朝時，偉大的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開鑿的通惠河也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南方的漕運船隻在張家灣經通惠河，直抵大都城，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張家灣的水利樞紐地位。不過由於元末通惠河缺乏修繕，逐漸淤塞，明初時，通惠河已無法通航。
自南方運來的物資只能運抵至張家灣，再陸路轉運至京城，張家灣隨之成為各種皇家物資的集散中轉地，繁盛一時，各種碼頭、倉廠應運而生，如客運碼頭、漕運碼頭、皇木廠、磚廠、花斑石廠、鹽廠、鐵錨廠……
明初至嘉靖七年（1528年）以前通州運河水系格局與碼頭分佈
由於張家灣至京城的陸路艱辛，開銷極大，明代仍然不遺餘力地疏浚通惠河，修閘置壩、拓寬河道，意圖加強物資運輸能力以減少陸運開銷。明嘉靖六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上奏重開通惠河。獲准後，吳仲吸取了以前工程失敗的經驗，在通惠河水源上游廣收北山、西山諸泉水，又攔截沙河、溫榆河水，使水勢增大，保證運河有充足的水量，同時以大通橋為起點，沿運河向東整治河道，至普濟閘時，放棄了元代通向通州城南的河道，打通了元代淤塞的通州城北閘舊河道，使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匯入北運河。為保證有足夠的水量行駛漕船，吳仲將元代二十四閘改為五閘二壩，實行駁運制，每閘處設置搬運處，配備駁船，讓下游糧船沿河道逐段向上遞運。此次河道整治工程較為成功，此後通惠河航道，一直暢通無阻，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末。
明代通惠河及五閘二壩
此次通惠河改道保證了漕運的順暢，同時也帶來了漕運碼頭的變化。改道後的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匯入北運河，南來的漕船行至張家灣時不必再停船靠岸，可沿北運河直抵通州城。吳仲在改造通惠河的同時，也在下游河口處修築了兩處堤壩碼頭，用來卸運漕糧，這兩處碼頭便為土壩、石壩碼頭。石壩碼頭位於通州舊城北門外，西靠通惠河末端河道葫蘆湖，東面北運河，北臨通惠河洩洪河道。碼頭為條石砌成，由此得名石壩碼頭。碼頭長約60丈，寬約11丈，砌臺階108步，臺階延伸至北運河，以方便漕船駁岸。土壩碼頭位於通州舊城東門外，北運河西岸（今東關大橋西段迆北的土壩街），以木排樁擋土夯築而成，結構和石壩完全不同。排樁擋土岸，既防河水衝涮改易，又便漕船靠岸卸糧。嘉靖《通州志略》記載：“土壩一處，在州東城角防禦外河。通倉糧米就此起載”。兩處碼頭位置和結構有很大的不同，在功能上也有明確的分工。石壩碼頭主要是接受南來的白糧，白糧為應徵得漕糧，多為質地較粗糙的白米，也稱軍糧，供作騎兵軍餉、旗人俸米。漕船在石壩停岸後，由腳伕將糧食搬運上岸後，再運至葫蘆湖中的駁船上，經通惠河駁運至京倉存儲。土壩為皇糧碼頭，主要接受由其他稅項徵收改兌而來的漕糧，這類漕糧多為質地精細的白米，也稱白糧，主要供應朝廷和軍官需用。白糧由土壩碼頭驗收後再轉運通州城內的專用皇倉——南倉、中倉和西倉。轉運線路有兩條，最初漕糧自土壩卸載後，自通州城東門入城，經過東大街、北大街運至通州各倉，另一條是萬曆年間開通的水路——通州護城河。糧食被搬運至碼頭之南的護城河北端的剝船上，經由通州東護城河和南護城河運至大運中倉和大運西倉。土壩卸載的糧食存至通州各倉後，後期再陸路運至京城，這樣就和通惠河上運送的漕糧形成“水路並進”的格局。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漕糧運至通州張家灣，再經通惠河轉運至大都城。通州作為北京漕運的港口，境內有北運河、通惠河等多條運河，河道兩岸碼頭密佈，而眾多碼頭中有兩處最為核心，一處為張家灣碼頭，另一處為土壩石壩碼頭。
相比於世人熟知的張家灣碼頭，土壩石壩碼頭則鮮有人知曉，不過這並不能掩蓋這處古老碼頭昔日的光輝。古時通州民謠有云：“窮南關，富北關，吃吃喝喝是東關”，其中的“富北關”即是土壩石壩碼頭所在地，繁忙的貨物集散碼頭為其帶來了無盡的富庶與繁華。土壩石壩碼頭和張家灣碼頭為通州最重要的碼頭，但兩處碼頭並非建於同一時代，張家灣碼頭比起土壩石壩碼頭則要更早一些。遼代時開鑿的蕭太后河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張家灣由此開始了作為漕運碼頭的歷史。
元朝時，偉大的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開鑿的通惠河也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南方的漕運船隻在張家灣經通惠河，直抵大都城，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張家灣的水利樞紐地位。不過由於元末通惠河缺乏修繕，逐漸淤塞，明初時，通惠河已無法通航。
自南方運來的物資只能運抵至張家灣，再陸路轉運至京城，張家灣隨之成為各種皇家物資的集散中轉地，繁盛一時，各種碼頭、倉廠應運而生，如客運碼頭、漕運碼頭、皇木廠、磚廠、花斑石廠、鹽廠、鐵錨廠……
明初至嘉靖七年（1528年）以前通州運河水系格局與碼頭分佈
由於張家灣至京城的陸路艱辛，開銷極大，明代仍然不遺餘力地疏浚通惠河，修閘置壩、拓寬河道，意圖加強物資運輸能力以減少陸運開銷。明嘉靖六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上奏重開通惠河。獲准後，吳仲吸取了以前工程失敗的經驗，在通惠河水源上游廣收北山、西山諸泉水，又攔截沙河、溫榆河水，使水勢增大，保證運河有充足的水量，同時以大通橋為起點，沿運河向東整治河道，至普濟閘時，放棄了元代通向通州城南的河道，打通了元代淤塞的通州城北閘舊河道，使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匯入北運河。為保證有足夠的水量行駛漕船，吳仲將元代二十四閘改為五閘二壩，實行駁運制，每閘處設置搬運處，配備駁船，讓下游糧船沿河道逐段向上遞運。此次河道整治工程較為成功，此後通惠河航道，一直暢通無阻，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末。
明代通惠河及五閘二壩
此次通惠河改道保證了漕運的順暢，同時也帶來了漕運碼頭的變化。改道後的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匯入北運河，南來的漕船行至張家灣時不必再停船靠岸，可沿北運河直抵通州城。吳仲在改造通惠河的同時，也在下游河口處修築了兩處堤壩碼頭，用來卸運漕糧，這兩處碼頭便為土壩、石壩碼頭。石壩碼頭位於通州舊城北門外，西靠通惠河末端河道葫蘆湖，東面北運河，北臨通惠河洩洪河道。碼頭為條石砌成，由此得名石壩碼頭。碼頭長約60丈，寬約11丈，砌臺階108步，臺階延伸至北運河，以方便漕船駁岸。土壩碼頭位於通州舊城東門外，北運河西岸（今東關大橋西段迆北的土壩街），以木排樁擋土夯築而成，結構和石壩完全不同。排樁擋土岸，既防河水衝涮改易，又便漕船靠岸卸糧。嘉靖《通州志略》記載：“土壩一處，在州東城角防禦外河。通倉糧米就此起載”。兩處碼頭位置和結構有很大的不同，在功能上也有明確的分工。石壩碼頭主要是接受南來的白糧，白糧為應徵得漕糧，多為質地較粗糙的白米，也稱軍糧，供作騎兵軍餉、旗人俸米。漕船在石壩停岸後，由腳伕將糧食搬運上岸後，再運至葫蘆湖中的駁船上，經通惠河駁運至京倉存儲。土壩為皇糧碼頭，主要接受由其他稅項徵收改兌而來的漕糧，這類漕糧多為質地精細的白米，也稱白糧，主要供應朝廷和軍官需用。白糧由土壩碼頭驗收後再轉運通州城內的專用皇倉——南倉、中倉和西倉。轉運線路有兩條，最初漕糧自土壩卸載後，自通州城東門入城，經過東大街、北大街運至通州各倉，另一條是萬曆年間開通的水路——通州護城河。糧食被搬運至碼頭之南的護城河北端的剝船上，經由通州東護城河和南護城河運至大運中倉和大運西倉。土壩卸載的糧食存至通州各倉後，後期再陸路運至京城，這樣就和通惠河上運送的漕糧形成“水路並進”的格局。
土壩石壩示意圖
土壩石壩碼頭基本承擔了明清時漕糧轉運的任務。明成化年間朝廷徵收的漕糧固定額為400萬石，其中正兌糧米330萬石，經石壩轉運，改兌糧70萬石，經土壩轉運，石壩“每日行糧三萬石”，而“土壩半之”。其後清代漕運規模也基本與此相同，道光之後，略有減少。為保證漕糧的正常運轉，明清時朝廷都有設立的相關官員，專管通州漕糧事物。兩處碼頭上建有諸多倉房，以保證漕糧轉運。如石壩上建有大光樓一座，俗稱“驗糧樓”，為驗糧官員休息處所，大光樓以北建有督儲館和祭祀吳仲等人的崇報祠。土壩石壩上還建有號房和袋廠，號房主要用來暫時儲存漕糧，袋廠主要提供糧袋，以便裝運漕糧入京。土壩石壩碼頭上，每天都有眾多裝卸漕糧的搬運夫，最多時達五千人，這些人皆為臨時僱傭，忙時聚集在碼頭各口，聽候“把頭”差遣分派。碼頭周邊則遍佈各種小吃攤鋪、茶肆、酒館，專供碼頭各色人等。
漕運的興盛還催生了其他碼頭的興建，最出名的則是皇木碼頭和金磚碼頭，對應的就是皇木廠和磚廠（雖與張家灣的皇木廠和磚廠同名，不過他們並非一處）。自嘉靖年間通惠河改道後，通州城取代了張家灣成為北運河新的水運樞紐。京城宮殿、園囿、陵墓建設所用的皇木、金磚不再存儲在張家灣，而是直接運至通州北關存放，這樣在通州北關就出現一個新的皇木廠和金磚廠。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漕糧運至通州張家灣，再經通惠河轉運至大都城。通州作為北京漕運的港口，境內有北運河、通惠河等多條運河，河道兩岸碼頭密佈，而眾多碼頭中有兩處最為核心，一處為張家灣碼頭，另一處為土壩石壩碼頭。
相比於世人熟知的張家灣碼頭，土壩石壩碼頭則鮮有人知曉，不過這並不能掩蓋這處古老碼頭昔日的光輝。古時通州民謠有云：“窮南關，富北關，吃吃喝喝是東關”，其中的“富北關”即是土壩石壩碼頭所在地，繁忙的貨物集散碼頭為其帶來了無盡的富庶與繁華。土壩石壩碼頭和張家灣碼頭為通州最重要的碼頭，但兩處碼頭並非建於同一時代，張家灣碼頭比起土壩石壩碼頭則要更早一些。遼代時開鑿的蕭太后河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張家灣由此開始了作為漕運碼頭的歷史。
元朝時，偉大的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開鑿的通惠河也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南方的漕運船隻在張家灣經通惠河，直抵大都城，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張家灣的水利樞紐地位。不過由於元末通惠河缺乏修繕，逐漸淤塞，明初時，通惠河已無法通航。
自南方運來的物資只能運抵至張家灣，再陸路轉運至京城，張家灣隨之成為各種皇家物資的集散中轉地，繁盛一時，各種碼頭、倉廠應運而生，如客運碼頭、漕運碼頭、皇木廠、磚廠、花斑石廠、鹽廠、鐵錨廠……
明初至嘉靖七年（1528年）以前通州運河水系格局與碼頭分佈
由於張家灣至京城的陸路艱辛，開銷極大，明代仍然不遺餘力地疏浚通惠河，修閘置壩、拓寬河道，意圖加強物資運輸能力以減少陸運開銷。明嘉靖六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上奏重開通惠河。獲准後，吳仲吸取了以前工程失敗的經驗，在通惠河水源上游廣收北山、西山諸泉水，又攔截沙河、溫榆河水，使水勢增大，保證運河有充足的水量，同時以大通橋為起點，沿運河向東整治河道，至普濟閘時，放棄了元代通向通州城南的河道，打通了元代淤塞的通州城北閘舊河道，使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匯入北運河。為保證有足夠的水量行駛漕船，吳仲將元代二十四閘改為五閘二壩，實行駁運制，每閘處設置搬運處，配備駁船，讓下游糧船沿河道逐段向上遞運。此次河道整治工程較為成功，此後通惠河航道，一直暢通無阻，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末。
明代通惠河及五閘二壩
此次通惠河改道保證了漕運的順暢，同時也帶來了漕運碼頭的變化。改道後的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匯入北運河，南來的漕船行至張家灣時不必再停船靠岸，可沿北運河直抵通州城。吳仲在改造通惠河的同時，也在下游河口處修築了兩處堤壩碼頭，用來卸運漕糧，這兩處碼頭便為土壩、石壩碼頭。石壩碼頭位於通州舊城北門外，西靠通惠河末端河道葫蘆湖，東面北運河，北臨通惠河洩洪河道。碼頭為條石砌成，由此得名石壩碼頭。碼頭長約60丈，寬約11丈，砌臺階108步，臺階延伸至北運河，以方便漕船駁岸。土壩碼頭位於通州舊城東門外，北運河西岸（今東關大橋西段迆北的土壩街），以木排樁擋土夯築而成，結構和石壩完全不同。排樁擋土岸，既防河水衝涮改易，又便漕船靠岸卸糧。嘉靖《通州志略》記載：“土壩一處，在州東城角防禦外河。通倉糧米就此起載”。兩處碼頭位置和結構有很大的不同，在功能上也有明確的分工。石壩碼頭主要是接受南來的白糧，白糧為應徵得漕糧，多為質地較粗糙的白米，也稱軍糧，供作騎兵軍餉、旗人俸米。漕船在石壩停岸後，由腳伕將糧食搬運上岸後，再運至葫蘆湖中的駁船上，經通惠河駁運至京倉存儲。土壩為皇糧碼頭，主要接受由其他稅項徵收改兌而來的漕糧，這類漕糧多為質地精細的白米，也稱白糧，主要供應朝廷和軍官需用。白糧由土壩碼頭驗收後再轉運通州城內的專用皇倉——南倉、中倉和西倉。轉運線路有兩條，最初漕糧自土壩卸載後，自通州城東門入城，經過東大街、北大街運至通州各倉，另一條是萬曆年間開通的水路——通州護城河。糧食被搬運至碼頭之南的護城河北端的剝船上，經由通州東護城河和南護城河運至大運中倉和大運西倉。土壩卸載的糧食存至通州各倉後，後期再陸路運至京城，這樣就和通惠河上運送的漕糧形成“水路並進”的格局。
土壩石壩示意圖
土壩石壩碼頭基本承擔了明清時漕糧轉運的任務。明成化年間朝廷徵收的漕糧固定額為400萬石，其中正兌糧米330萬石，經石壩轉運，改兌糧70萬石，經土壩轉運，石壩“每日行糧三萬石”，而“土壩半之”。其後清代漕運規模也基本與此相同，道光之後，略有減少。為保證漕糧的正常運轉，明清時朝廷都有設立的相關官員，專管通州漕糧事物。兩處碼頭上建有諸多倉房，以保證漕糧轉運。如石壩上建有大光樓一座，俗稱“驗糧樓”，為驗糧官員休息處所，大光樓以北建有督儲館和祭祀吳仲等人的崇報祠。土壩石壩上還建有號房和袋廠，號房主要用來暫時儲存漕糧，袋廠主要提供糧袋，以便裝運漕糧入京。土壩石壩碼頭上，每天都有眾多裝卸漕糧的搬運夫，最多時達五千人，這些人皆為臨時僱傭，忙時聚集在碼頭各口，聽候“把頭”差遣分派。碼頭周邊則遍佈各種小吃攤鋪、茶肆、酒館，專供碼頭各色人等。
漕運的興盛還催生了其他碼頭的興建，最出名的則是皇木碼頭和金磚碼頭，對應的就是皇木廠和磚廠（雖與張家灣的皇木廠和磚廠同名，不過他們並非一處）。自嘉靖年間通惠河改道後，通州城取代了張家灣成為北運河新的水運樞紐。京城宮殿、園囿、陵墓建設所用的皇木、金磚不再存儲在張家灣，而是直接運至通州北關存放，這樣在通州北關就出現一個新的皇木廠和金磚廠。
在土壩以南的河沿還分佈著若干碼頭，主要為民用的客貨碼頭。明代時，為避免商船、民船和漕船爭搶河道碼頭，土壩碼頭南百米外專門立有一個黃色亭子，作為漕運和客貨船泊岸的分界線。亭內立碑，碑文上明確規定凡客貨船隻能在黃亭子以南靠岸裝卸，一律不得越過黃亭子北上。黃亭子以南的碼頭主要為貨運碼頭和客運碼頭，其中貨運碼頭在今東關大橋的運河西岸，長約一千米，凡由淮河流域各省運來的麥、稻、雜糧商船皆在此靠岸卸載，碼頭周邊也開設了多家麥子店，專門進行代貯、經營糧食業務。碼頭上還有供裝卸零星貨物的泊岸和供裝卸大件笨重物品的泊岸。
在貨運碼頭南側，今小聖廟村至大棚村一帶為客運碼頭，因小聖廟內供奉有潞水河神，來往船隻經過此地時，皆下船上香，以祈求平安，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處客運碼頭，並演變成小聖廟村落。大棚村客運碼頭的形成則是因村內關帝廟，來往船客皆在此上香飲茶，等待車船，逐步成為客運碼頭。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古時江南征收漕糧的時節。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保證大都城糧草供應，明確規定了漕運行程的期限。江南糧食的徵收一般在每年十月開始，徵收後進行裝載，十二月沿大運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達淮安，三月至山東，四月至通州。
漕糧運至通州張家灣，再經通惠河轉運至大都城。通州作為北京漕運的港口，境內有北運河、通惠河等多條運河，河道兩岸碼頭密佈，而眾多碼頭中有兩處最為核心，一處為張家灣碼頭，另一處為土壩石壩碼頭。
相比於世人熟知的張家灣碼頭，土壩石壩碼頭則鮮有人知曉，不過這並不能掩蓋這處古老碼頭昔日的光輝。古時通州民謠有云：“窮南關，富北關，吃吃喝喝是東關”，其中的“富北關”即是土壩石壩碼頭所在地，繁忙的貨物集散碼頭為其帶來了無盡的富庶與繁華。土壩石壩碼頭和張家灣碼頭為通州最重要的碼頭，但兩處碼頭並非建於同一時代，張家灣碼頭比起土壩石壩碼頭則要更早一些。遼代時開鑿的蕭太后河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張家灣由此開始了作為漕運碼頭的歷史。
元朝時，偉大的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開鑿的通惠河也在張家灣匯入北運河，南方的漕運船隻在張家灣經通惠河，直抵大都城，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張家灣的水利樞紐地位。不過由於元末通惠河缺乏修繕，逐漸淤塞，明初時，通惠河已無法通航。
自南方運來的物資只能運抵至張家灣，再陸路轉運至京城，張家灣隨之成為各種皇家物資的集散中轉地，繁盛一時，各種碼頭、倉廠應運而生，如客運碼頭、漕運碼頭、皇木廠、磚廠、花斑石廠、鹽廠、鐵錨廠……
明初至嘉靖七年（1528年）以前通州運河水系格局與碼頭分佈
由於張家灣至京城的陸路艱辛，開銷極大，明代仍然不遺餘力地疏浚通惠河，修閘置壩、拓寬河道，意圖加強物資運輸能力以減少陸運開銷。明嘉靖六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上奏重開通惠河。獲准後，吳仲吸取了以前工程失敗的經驗，在通惠河水源上游廣收北山、西山諸泉水，又攔截沙河、溫榆河水，使水勢增大，保證運河有充足的水量，同時以大通橋為起點，沿運河向東整治河道，至普濟閘時，放棄了元代通向通州城南的河道，打通了元代淤塞的通州城北閘舊河道，使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匯入北運河。為保證有足夠的水量行駛漕船，吳仲將元代二十四閘改為五閘二壩，實行駁運制，每閘處設置搬運處，配備駁船，讓下游糧船沿河道逐段向上遞運。此次河道整治工程較為成功，此後通惠河航道，一直暢通無阻，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末。
明代通惠河及五閘二壩
此次通惠河改道保證了漕運的順暢，同時也帶來了漕運碼頭的變化。改道後的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匯入北運河，南來的漕船行至張家灣時不必再停船靠岸，可沿北運河直抵通州城。吳仲在改造通惠河的同時，也在下游河口處修築了兩處堤壩碼頭，用來卸運漕糧，這兩處碼頭便為土壩、石壩碼頭。石壩碼頭位於通州舊城北門外，西靠通惠河末端河道葫蘆湖，東面北運河，北臨通惠河洩洪河道。碼頭為條石砌成，由此得名石壩碼頭。碼頭長約60丈，寬約11丈，砌臺階108步，臺階延伸至北運河，以方便漕船駁岸。土壩碼頭位於通州舊城東門外，北運河西岸（今東關大橋西段迆北的土壩街），以木排樁擋土夯築而成，結構和石壩完全不同。排樁擋土岸，既防河水衝涮改易，又便漕船靠岸卸糧。嘉靖《通州志略》記載：“土壩一處，在州東城角防禦外河。通倉糧米就此起載”。兩處碼頭位置和結構有很大的不同，在功能上也有明確的分工。石壩碼頭主要是接受南來的白糧，白糧為應徵得漕糧，多為質地較粗糙的白米，也稱軍糧，供作騎兵軍餉、旗人俸米。漕船在石壩停岸後，由腳伕將糧食搬運上岸後，再運至葫蘆湖中的駁船上，經通惠河駁運至京倉存儲。土壩為皇糧碼頭，主要接受由其他稅項徵收改兌而來的漕糧，這類漕糧多為質地精細的白米，也稱白糧，主要供應朝廷和軍官需用。白糧由土壩碼頭驗收後再轉運通州城內的專用皇倉——南倉、中倉和西倉。轉運線路有兩條，最初漕糧自土壩卸載後，自通州城東門入城，經過東大街、北大街運至通州各倉，另一條是萬曆年間開通的水路——通州護城河。糧食被搬運至碼頭之南的護城河北端的剝船上，經由通州東護城河和南護城河運至大運中倉和大運西倉。土壩卸載的糧食存至通州各倉後，後期再陸路運至京城，這樣就和通惠河上運送的漕糧形成“水路並進”的格局。
土壩石壩示意圖
土壩石壩碼頭基本承擔了明清時漕糧轉運的任務。明成化年間朝廷徵收的漕糧固定額為400萬石，其中正兌糧米330萬石，經石壩轉運，改兌糧70萬石，經土壩轉運，石壩“每日行糧三萬石”，而“土壩半之”。其後清代漕運規模也基本與此相同，道光之後，略有減少。為保證漕糧的正常運轉，明清時朝廷都有設立的相關官員，專管通州漕糧事物。兩處碼頭上建有諸多倉房，以保證漕糧轉運。如石壩上建有大光樓一座，俗稱“驗糧樓”，為驗糧官員休息處所，大光樓以北建有督儲館和祭祀吳仲等人的崇報祠。土壩石壩上還建有號房和袋廠，號房主要用來暫時儲存漕糧，袋廠主要提供糧袋，以便裝運漕糧入京。土壩石壩碼頭上，每天都有眾多裝卸漕糧的搬運夫，最多時達五千人，這些人皆為臨時僱傭，忙時聚集在碼頭各口，聽候“把頭”差遣分派。碼頭周邊則遍佈各種小吃攤鋪、茶肆、酒館，專供碼頭各色人等。
漕運的興盛還催生了其他碼頭的興建，最出名的則是皇木碼頭和金磚碼頭，對應的就是皇木廠和磚廠（雖與張家灣的皇木廠和磚廠同名，不過他們並非一處）。自嘉靖年間通惠河改道後，通州城取代了張家灣成為北運河新的水運樞紐。京城宮殿、園囿、陵墓建設所用的皇木、金磚不再存儲在張家灣，而是直接運至通州北關存放，這樣在通州北關就出現一個新的皇木廠和金磚廠。
在土壩以南的河沿還分佈著若干碼頭，主要為民用的客貨碼頭。明代時，為避免商船、民船和漕船爭搶河道碼頭，土壩碼頭南百米外專門立有一個黃色亭子，作為漕運和客貨船泊岸的分界線。亭內立碑，碑文上明確規定凡客貨船隻能在黃亭子以南靠岸裝卸，一律不得越過黃亭子北上。黃亭子以南的碼頭主要為貨運碼頭和客運碼頭，其中貨運碼頭在今東關大橋的運河西岸，長約一千米，凡由淮河流域各省運來的麥、稻、雜糧商船皆在此靠岸卸載，碼頭周邊也開設了多家麥子店，專門進行代貯、經營糧食業務。碼頭上還有供裝卸零星貨物的泊岸和供裝卸大件笨重物品的泊岸。
在貨運碼頭南側，今小聖廟村至大棚村一帶為客運碼頭，因小聖廟內供奉有潞水河神，來往船隻經過此地時，皆下船上香，以祈求平安，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處客運碼頭，並演變成小聖廟村落。大棚村客運碼頭的形成則是因村內關帝廟，來往船客皆在此上香飲茶，等待車船，逐步成為客運碼頭。
明嘉靖七年（1528年）至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以前通州運河水系格局與碼頭分佈
土壩石壩碼頭及散佈在運河兩岸的碼頭，為運河上南來北往的貨物集散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也給通州帶來了活力和繁盛。每至春暖花開、冰融河開之際，來自南方的漕運船隻，便浩浩蕩蕩地如期而至，沉寂一個冬天的土壩石壩碼頭隨之迎來了喧鬧的時節。大大小小船隻首尾相繼等待靠岸卸載，碼頭上的搬運夫來來往往，忙的熱火朝天。隨同漕船而來的還有大大小小的商船、貨船，運載著南方各省的百貨、皇家的建材、來往商旅船客，擠滿了運河沿岸的各個碼頭。旺盛的物資集散使通州成為繁華的集市。《長安客話·潞河》中記載：“自潞河南至長店四十里，水勢環曲，官船客舫，漕運舟楫，駢集於此。弦唱相聞，最稱繁盛”。
漕運的繁盛一直持續到清末，隨著漕政腐敗，河況日下。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軍將大運河截斷，漕運一度中止，其後八國聯軍侵華，又給漕運造成一定的損害，在天災人禍等各種因素作用下，京杭漕運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敗。不過由於海運的發展，通州碼頭在航運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直至民國年間，鐵路、公路等近代交通方式興起，北運河停漕，土壩石壩碼頭漕運功能徹底喪失，運河沿岸的各個碼頭也隨之衰敗、廢棄。
近代時，隨著城鎮的發展，通州漕運碼頭多被掩埋、拆毀，遺蹟大多已不可尋。今天的石壩碼頭已蕩然無存，原址上有一處新建的石壩遺址公園和復建的大光樓，碼頭西側的葫蘆湖成為一處雜草叢生的荒坑。土壩碼頭上現為民居，而土壩石壩上下的其他碼頭，如今也剩下了皇木廠、金磚廠、小聖廟等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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