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帝曾說過“我朝與胥吏共天下”，其意指的是各級衙門的官員必須依靠胥吏才能辦理公務，雖說嘉慶帝說的是胥吏，但其中也包含了龐大的幕友集團，也就是所謂的“師爺”。
以地方各省來說，總督、巡撫衙門屬下的幕僚隊伍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曾國藩最鼎盛時就有四百多個幕僚。而像州縣一級的衙門，最少也有數人或數十人之多。以此算來，清代的各級官員人數遠遠沒有師爺多。既然這麼多人都願意當師爺，那麼他們的收入怎麼樣呢？
凡事都不絕對，清代師爺在各個時期、各個地區、各級衙門的差別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和師爺本身的名氣、所從事的工作有很大的關係。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即官員們都會不惜重金聘請這些智囊們。
田文鏡是雍正皇帝的紅人，治理地方也頗有手段，可就是他也不得不對師爺禮敬三分。他在河南擔任巡撫時，師爺鄔先生最擅長寫奏稿，不過這位師爺架子大，每天就要五十兩的銀子薪酬。每天早晨上班時，田文鏡就會在他的書桌上擺上白花花的銀子，否則鄔先生就不動筆。
但對於田文鏡來說，回報同樣很大，凡是經鄔先生捉刀的摺子必受雍正帝的褒獎，後來因為一件小事，鄔先生拂袖而去，田文鏡再上書言事時，便遭到雍正帝的呵斥，無奈之下，田文鏡只得畢恭畢敬將鄔先生請回來。
在所有的師爺中，以刑名、錢糧師爺的報酬最高，他們一年的收入是普通師爺的數倍。刑、錢二席師爺，按較高的來計算，乾隆年間的均價大致是260兩每年，最高時可達800兩每年。要知道，當時一品大員的年俸祿才不過180兩而已。
在不同的衙門，師爺的收入又有不同，像一些油水較多的衙門，如鹽政、河道、漕運等，其師爺的收入高的可達每年1600多年，少的也有數百兩。除了官員正常付給薪酬外，和官場同僚們一樣，師爺們逢年過節也會有各種各樣的“敬”，少則數兩，多則數十兩，甚至成百上千兩。至於那些頭腦活泛的師爺，還會通過賄金等非法手段獲取收入。清代就有所謂的“官一幕二衙門三”的說法，即指官員、師爺、書吏的分贓比例。
不用說，清代的師爺是當時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可是他們在政治地位上卻又普遍不高。師爺主要是那些屢試不第的秀才和舉人，他們或者世代沿襲，或者在同一個地域形成風氣，為各級衙門提供服務。因為清代通過科舉之路走上仕途的官員，雖然在八股文章上個個都是高手，可制度的缺陷導致了他們和實踐嚴重脫離，必須要依靠這些師爺們來協助治理地方。
在實際操作這個層面上，師爺們的能力遠遠超過官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減少了施政當中的不當行為，可見，師爺在各級衙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是因為師爺的不可或缺，因此朝廷希望從制度上給他們提供一個進身之階。
雍正元年規定，督撫衙門所屬的師爺，如果效力年久且稱職有為者，可以經督撫的舉薦授予官職。不過，這種做法不具代表性，能因此授官的師爺往往也是少數。不過，各級衙門的師爺大多都是有功名之人，如果繼續參加科舉考試，那麼也能成為官僚階級，這一類人相對較多。咸豐之後，做官的資格限制逐漸放開，由幕僚而做官的人多了起來，像曾國藩、李鴻章幕僚中很多人就因此走上仕途之路，還有不少成了督撫級別的大員。
實際上，各級官員和師爺的關係往往不是上下級關係，而是聘用關係。也就是說，師爺如果覺得薪酬太低又或是幹著不順心，同樣可以辭幕，抄幕主的魷魚。隨著時代的發展，到了清末時，師爺群體開始走向沒落，有一部分人向官僚的身份發生轉變，而大多數人則與幕主形成上下級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