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綜藝節目，《窮富翁大作戰》。節目邀請很多社會名流體驗香港市民最底層的生活，聚焦香港貧富差距，體驗時間為五天。
其中有一期，邀請了田北辰。他出身名門，父親是香港紡織界曾經的“一代褲王”，母親是江南四大家族榮氏家族的後人，自己哈佛大學畢業，創辦兩個服裝品牌，擁有數千家分店。
源於個人出身和成長經歷，田北辰堅信，“沒有成為富豪，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只要你有足夠的鬥志，弱者也可以變為強者。”
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綜藝節目，《窮富翁大作戰》。節目邀請很多社會名流體驗香港市民最底層的生活，聚焦香港貧富差距，體驗時間為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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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個人出身和成長經歷，田北辰堅信，“沒有成為富豪，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只要你有足夠的鬥志，弱者也可以變為強者。”
但當他上交自己的現金和信用卡，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時薪只有25港幣的環衛清潔工，住在1.67平米“鴿屋”，清早6點15就要起床掃大街、清理垃圾桶，每天9個小時的體力勞動，收入低，坐不起巴士，吃不起好的飯菜，累得生無可戀時，那些努力就能成功，有鬥志就能成為強者的話再也說不出口。
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綜藝節目，《窮富翁大作戰》。節目邀請很多社會名流體驗香港市民最底層的生活，聚焦香港貧富差距，體驗時間為五天。
其中有一期，邀請了田北辰。他出身名門，父親是香港紡織界曾經的“一代褲王”，母親是江南四大家族榮氏家族的後人，自己哈佛大學畢業，創辦兩個服裝品牌，擁有數千家分店。
源於個人出身和成長經歷，田北辰堅信，“沒有成為富豪，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只要你有足夠的鬥志，弱者也可以變為強者。”
但當他上交自己的現金和信用卡，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時薪只有25港幣的環衛清潔工，住在1.67平米“鴿屋”，清早6點15就要起床掃大街、清理垃圾桶，每天9個小時的體力勞動，收入低，坐不起巴士，吃不起好的飯菜，累得生無可戀時，那些努力就能成功，有鬥志就能成為強者的話再也說不出口。
不過體驗了兩天，他就堅持不下去了，“完全沒有別的盼望，只想著如何能吃一頓好的。怎麼會去計劃下個星期？最重要的是解決下一餐。”
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綜藝節目，《窮富翁大作戰》。節目邀請很多社會名流體驗香港市民最底層的生活，聚焦香港貧富差距，體驗時間為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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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體驗了兩天，他就堅持不下去了，“完全沒有別的盼望，只想著如何能吃一頓好的。怎麼會去計劃下個星期？最重要的是解決下一餐。”
清潔工不可謂不努力，那些清潔工心中曾經也並非沒有鬥志，但因為他們的身份地位，社會早已為他們關上了機會大門，不管如何努力，可能最終還是在底層掙扎，想要改變命運，要麼改朝換代，要麼中彩票，別無他法。
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綜藝節目，《窮富翁大作戰》。節目邀請很多社會名流體驗香港市民最底層的生活，聚焦香港貧富差距，體驗時間為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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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2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新生開學典禮上，世界著名的女性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女士做了迎新致辭。在致辭中，她提醒這些祖國未來的花朵，“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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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不可謂不努力，那些清潔工心中曾經也並非沒有鬥志，但因為他們的身份地位，社會早已為他們關上了機會大門，不管如何努力，可能最終還是在底層掙扎，想要改變命運，要麼改朝換代，要麼中彩票，別無他法。
2019年4月12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新生開學典禮上，世界著名的女性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女士做了迎新致辭。在致辭中，她提醒這些祖國未來的花朵，“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
她提到東京大學新生中女生的比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突破“兩成壁壘”，2019年只有18.1%，刷新了新低。四年制大學的升學率男生是55.6%，女生48.2%，相差7個百分點。
是女生不夠努力或者智商不夠嗎，顯然不是，是社會隱形的歧視和不公平，那些本可以很優秀的女生可能在剛出生確定性別的那一刻起，就被周圍人告知不必努力或者努力也不會有好結果。
這不只在日本，全世界都一樣。
麥肯錫的最新調查顯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領先全世界，但在管理層，女性的能見度銳減，中級管理22%，高級管理11%，董事會10%。女性CEO更是罕見，只有2%。
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在收入偏低的中小學，女老師佔絕對比例，而在大學，則換成了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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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他上交自己的現金和信用卡，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時薪只有25港幣的環衛清潔工，住在1.67平米“鴿屋”，清早6點15就要起床掃大街、清理垃圾桶，每天9個小時的體力勞動，收入低，坐不起巴士，吃不起好的飯菜，累得生無可戀時，那些努力就能成功，有鬥志就能成為強者的話再也說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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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2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新生開學典禮上，世界著名的女性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女士做了迎新致辭。在致辭中，她提醒這些祖國未來的花朵，“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
她提到東京大學新生中女生的比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突破“兩成壁壘”，2019年只有18.1%，刷新了新低。四年制大學的升學率男生是55.6%，女生48.2%，相差7個百分點。
是女生不夠努力或者智商不夠嗎，顯然不是，是社會隱形的歧視和不公平，那些本可以很優秀的女生可能在剛出生確定性別的那一刻起，就被周圍人告知不必努力或者努力也不會有好結果。
這不只在日本，全世界都一樣。
麥肯錫的最新調查顯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領先全世界，但在管理層，女性的能見度銳減，中級管理22%，高級管理11%，董事會10%。女性CEO更是罕見，只有2%。
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在收入偏低的中小學，女老師佔絕對比例，而在大學，則換成了男老師。
在同樣能力的基準之上，男性會獲得比女性優先的晉升權，因為女性相較於男性有更多負累，比如要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等。
上野千鶴子女士說，“這個世界上，有即使努力了也無法得到回報的人、有想要努力卻無法努力的人、有因為過於努力而身心崩潰的人。”
史鐵生先生在《我與地壇》中講過他朋友的故事。有天賦的長跑家，因為文革出言不慎坐牢，出來後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因為有案底，各項待遇都對他不公平，為了能夠改變命運，獲得政治上的解放，他立志練長跑，每次跑兩萬米。
第一年參加比賽，他跑了第十五名，前十名照片掛到長安街櫥窗，他大受鼓舞，繼續努力練習；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這次櫥窗裡只掛前三名的照片，他再接再厲；第三年，第七名，前六名的照片掛在櫥窗裡；第四年，他拿到第三名的好成績，可只有第一名露臉；終於在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櫥窗裡照片不再展現運動員的風姿，而是群眾的風采，他心灰意冷，最後一次參加比賽是38歲，他破了紀錄，一個教練看到他非常遺憾地說，“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只剩下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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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他上交自己的現金和信用卡，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時薪只有25港幣的環衛清潔工，住在1.67平米“鴿屋”，清早6點15就要起床掃大街、清理垃圾桶，每天9個小時的體力勞動，收入低，坐不起巴士，吃不起好的飯菜，累得生無可戀時，那些努力就能成功，有鬥志就能成為強者的話再也說不出口。
不過體驗了兩天，他就堅持不下去了，“完全沒有別的盼望，只想著如何能吃一頓好的。怎麼會去計劃下個星期？最重要的是解決下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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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2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新生開學典禮上，世界著名的女性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女士做了迎新致辭。在致辭中，她提醒這些祖國未來的花朵，“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
她提到東京大學新生中女生的比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突破“兩成壁壘”，2019年只有18.1%，刷新了新低。四年制大學的升學率男生是55.6%，女生48.2%，相差7個百分點。
是女生不夠努力或者智商不夠嗎，顯然不是，是社會隱形的歧視和不公平，那些本可以很優秀的女生可能在剛出生確定性別的那一刻起，就被周圍人告知不必努力或者努力也不會有好結果。
這不只在日本，全世界都一樣。
麥肯錫的最新調查顯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領先全世界，但在管理層，女性的能見度銳減，中級管理22%，高級管理11%，董事會10%。女性CEO更是罕見，只有2%。
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在收入偏低的中小學，女老師佔絕對比例，而在大學，則換成了男老師。
在同樣能力的基準之上，男性會獲得比女性優先的晉升權，因為女性相較於男性有更多負累，比如要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等。
上野千鶴子女士說，“這個世界上，有即使努力了也無法得到回報的人、有想要努力卻無法努力的人、有因為過於努力而身心崩潰的人。”
史鐵生先生在《我與地壇》中講過他朋友的故事。有天賦的長跑家，因為文革出言不慎坐牢，出來後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因為有案底，各項待遇都對他不公平，為了能夠改變命運，獲得政治上的解放，他立志練長跑，每次跑兩萬米。
第一年參加比賽，他跑了第十五名，前十名照片掛到長安街櫥窗，他大受鼓舞，繼續努力練習；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這次櫥窗裡只掛前三名的照片，他再接再厲；第三年，第七名，前六名的照片掛在櫥窗裡；第四年，他拿到第三名的好成績，可只有第一名露臉；終於在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櫥窗裡照片不再展現運動員的風姿，而是群眾的風采，他心灰意冷，最後一次參加比賽是38歲，他破了紀錄，一個教練看到他非常遺憾地說，“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只剩下苦笑。
有時候命運就是這麼愛捉弄人，在最好的時候，你努力奮鬥渴望獲得更進一步，但不管如何逼迫自己，這個機遇如同下雨天打出租車，怎麼等都不會來，等到終於來了，你可能已經渾身溼透，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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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期，邀請了田北辰。他出身名門，父親是香港紡織界曾經的“一代褲王”，母親是江南四大家族榮氏家族的後人，自己哈佛大學畢業，創辦兩個服裝品牌，擁有數千家分店。
源於個人出身和成長經歷，田北辰堅信，“沒有成為富豪，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只要你有足夠的鬥志，弱者也可以變為強者。”
但當他上交自己的現金和信用卡，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時薪只有25港幣的環衛清潔工，住在1.67平米“鴿屋”，清早6點15就要起床掃大街、清理垃圾桶，每天9個小時的體力勞動，收入低，坐不起巴士，吃不起好的飯菜，累得生無可戀時，那些努力就能成功，有鬥志就能成為強者的話再也說不出口。
不過體驗了兩天，他就堅持不下去了，“完全沒有別的盼望，只想著如何能吃一頓好的。怎麼會去計劃下個星期？最重要的是解決下一餐。”
清潔工不可謂不努力，那些清潔工心中曾經也並非沒有鬥志，但因為他們的身份地位，社會早已為他們關上了機會大門，不管如何努力，可能最終還是在底層掙扎，想要改變命運，要麼改朝換代，要麼中彩票，別無他法。
2019年4月12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新生開學典禮上，世界著名的女性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女士做了迎新致辭。在致辭中，她提醒這些祖國未來的花朵，“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
她提到東京大學新生中女生的比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突破“兩成壁壘”，2019年只有18.1%，刷新了新低。四年制大學的升學率男生是55.6%，女生48.2%，相差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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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樣能力的基準之上，男性會獲得比女性優先的晉升權，因為女性相較於男性有更多負累，比如要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等。
上野千鶴子女士說，“這個世界上，有即使努力了也無法得到回報的人、有想要努力卻無法努力的人、有因為過於努力而身心崩潰的人。”
史鐵生先生在《我與地壇》中講過他朋友的故事。有天賦的長跑家，因為文革出言不慎坐牢，出來後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因為有案底，各項待遇都對他不公平，為了能夠改變命運，獲得政治上的解放，他立志練長跑，每次跑兩萬米。
第一年參加比賽，他跑了第十五名，前十名照片掛到長安街櫥窗，他大受鼓舞，繼續努力練習；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這次櫥窗裡只掛前三名的照片，他再接再厲；第三年，第七名，前六名的照片掛在櫥窗裡；第四年，他拿到第三名的好成績，可只有第一名露臉；終於在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櫥窗裡照片不再展現運動員的風姿，而是群眾的風采，他心灰意冷，最後一次參加比賽是38歲，他破了紀錄，一個教練看到他非常遺憾地說，“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只剩下苦笑。
有時候命運就是這麼愛捉弄人，在最好的時候，你努力奮鬥渴望獲得更進一步，但不管如何逼迫自己，這個機遇如同下雨天打出租車，怎麼等都不會來，等到終於來了，你可能已經渾身溼透，不需要了。
一直以來，我們總被鼓勵，努力就能成功，付出總有回報，堅持不懈，終將心想事成。與此相對應的，如果一個人沒有成功，人生沒有大的成績，沒有錢，沒有太高的地位，混得慘，一概貼上懶惰、不努力之類的標籤。
於是社會上大講“窮人思維”、“富人思維”，成功者居高臨下地站在金字塔頂，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去衡量所有人，然後得出自以為正確的答案。
就像田北辰，他出身名門，從小到大沒有為物質發過愁，從來不用擔心能不能吃飽飯，有沒有暖和的衣服穿，他享受的是最頂級的教育，周圍都是社會名流。他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和資源，想要獲得外界以為的成功，只要不偷懶，在父母的基礎上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了。
但那些最底層的清潔工，或者出身平凡的普通人，想要獲得和他一樣的成就，則可能需要跨越金錢、出身、資源、教育、觀念、性格等種種關卡，付出超越他百倍的努力，才可能勉強有和他說話的機會。
我努力20年，才有機會和坐在一起喝咖啡，不是說說而已，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連進咖啡廳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自己努力成功就否決他人窮慘弱是因為不努力，本質上跟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無異。
毛不易在《星空演講》中有一段關於“夢想”的對話：
“成名是你的夢想嗎？”
“那是我的幸運。我得到了把愛好變成職業的機會，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幸運。”
“歌曲得到大家的關注，是你的夢想嗎？”
“很多歌手有好的歌曲沒有被大家聽到，我覺得能被大家聽到已經是我的幸運。”
這個94年的人，對自己如今的成功看得格外通透，就如同他的那些讓人驚豔和沉思的歌詞一樣，他懂得，他也許足夠努力，也確實有實力，但走到今天這一地步也有機遇的成分在，而這個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綜藝節目，《窮富翁大作戰》。節目邀請很多社會名流體驗香港市民最底層的生活，聚焦香港貧富差距，體驗時間為五天。
其中有一期，邀請了田北辰。他出身名門，父親是香港紡織界曾經的“一代褲王”，母親是江南四大家族榮氏家族的後人，自己哈佛大學畢業，創辦兩個服裝品牌，擁有數千家分店。
源於個人出身和成長經歷，田北辰堅信，“沒有成為富豪，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只要你有足夠的鬥志，弱者也可以變為強者。”
但當他上交自己的現金和信用卡，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時薪只有25港幣的環衛清潔工，住在1.67平米“鴿屋”，清早6點15就要起床掃大街、清理垃圾桶，每天9個小時的體力勞動，收入低，坐不起巴士，吃不起好的飯菜，累得生無可戀時，那些努力就能成功，有鬥志就能成為強者的話再也說不出口。
不過體驗了兩天，他就堅持不下去了，“完全沒有別的盼望，只想著如何能吃一頓好的。怎麼會去計劃下個星期？最重要的是解決下一餐。”
清潔工不可謂不努力，那些清潔工心中曾經也並非沒有鬥志，但因為他們的身份地位，社會早已為他們關上了機會大門，不管如何努力，可能最終還是在底層掙扎，想要改變命運，要麼改朝換代，要麼中彩票，別無他法。
2019年4月12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新生開學典禮上，世界著名的女性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女士做了迎新致辭。在致辭中，她提醒這些祖國未來的花朵，“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
她提到東京大學新生中女生的比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突破“兩成壁壘”，2019年只有18.1%，刷新了新低。四年制大學的升學率男生是55.6%，女生48.2%，相差7個百分點。
是女生不夠努力或者智商不夠嗎，顯然不是，是社會隱形的歧視和不公平，那些本可以很優秀的女生可能在剛出生確定性別的那一刻起，就被周圍人告知不必努力或者努力也不會有好結果。
這不只在日本，全世界都一樣。
麥肯錫的最新調查顯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領先全世界，但在管理層，女性的能見度銳減，中級管理22%，高級管理11%，董事會10%。女性CEO更是罕見，只有2%。
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在收入偏低的中小學，女老師佔絕對比例，而在大學，則換成了男老師。
在同樣能力的基準之上，男性會獲得比女性優先的晉升權，因為女性相較於男性有更多負累，比如要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等。
上野千鶴子女士說，“這個世界上，有即使努力了也無法得到回報的人、有想要努力卻無法努力的人、有因為過於努力而身心崩潰的人。”
史鐵生先生在《我與地壇》中講過他朋友的故事。有天賦的長跑家，因為文革出言不慎坐牢，出來後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因為有案底，各項待遇都對他不公平，為了能夠改變命運，獲得政治上的解放，他立志練長跑，每次跑兩萬米。
第一年參加比賽，他跑了第十五名，前十名照片掛到長安街櫥窗，他大受鼓舞，繼續努力練習；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這次櫥窗裡只掛前三名的照片，他再接再厲；第三年，第七名，前六名的照片掛在櫥窗裡；第四年，他拿到第三名的好成績，可只有第一名露臉；終於在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櫥窗裡照片不再展現運動員的風姿，而是群眾的風采，他心灰意冷，最後一次參加比賽是38歲，他破了紀錄，一個教練看到他非常遺憾地說，“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只剩下苦笑。
有時候命運就是這麼愛捉弄人，在最好的時候，你努力奮鬥渴望獲得更進一步，但不管如何逼迫自己，這個機遇如同下雨天打出租車，怎麼等都不會來，等到終於來了，你可能已經渾身溼透，不需要了。
一直以來，我們總被鼓勵，努力就能成功，付出總有回報，堅持不懈，終將心想事成。與此相對應的，如果一個人沒有成功，人生沒有大的成績，沒有錢，沒有太高的地位，混得慘，一概貼上懶惰、不努力之類的標籤。
於是社會上大講“窮人思維”、“富人思維”，成功者居高臨下地站在金字塔頂，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去衡量所有人，然後得出自以為正確的答案。
就像田北辰，他出身名門，從小到大沒有為物質發過愁，從來不用擔心能不能吃飽飯，有沒有暖和的衣服穿，他享受的是最頂級的教育，周圍都是社會名流。他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和資源，想要獲得外界以為的成功，只要不偷懶，在父母的基礎上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了。
但那些最底層的清潔工，或者出身平凡的普通人，想要獲得和他一樣的成就，則可能需要跨越金錢、出身、資源、教育、觀念、性格等種種關卡，付出超越他百倍的努力，才可能勉強有和他說話的機會。
我努力20年，才有機會和坐在一起喝咖啡，不是說說而已，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連進咖啡廳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自己努力成功就否決他人窮慘弱是因為不努力，本質上跟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無異。
毛不易在《星空演講》中有一段關於“夢想”的對話：
“成名是你的夢想嗎？”
“那是我的幸運。我得到了把愛好變成職業的機會，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幸運。”
“歌曲得到大家的關注，是你的夢想嗎？”
“很多歌手有好的歌曲沒有被大家聽到，我覺得能被大家聽到已經是我的幸運。”
這個94年的人，對自己如今的成功看得格外通透，就如同他的那些讓人驚豔和沉思的歌詞一樣，他懂得，他也許足夠努力，也確實有實力，但走到今天這一地步也有機遇的成分在，而這個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為有太多有才華的音樂人，不是不夠努力，也不是實力不夠，而是機遇還沒降臨到自己身上，以至於他們只能在這個講究名利的世界裡，只能繼續充當默默無聞的小角色。
李健在沒有大火之前曾經在錄製央視的《開講啦》時被問到：“等待和耕耘，哪個更辛苦”。
李健回答，“等待更辛苦。”
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綜藝節目，《窮富翁大作戰》。節目邀請很多社會名流體驗香港市民最底層的生活，聚焦香港貧富差距，體驗時間為五天。
其中有一期，邀請了田北辰。他出身名門，父親是香港紡織界曾經的“一代褲王”，母親是江南四大家族榮氏家族的後人，自己哈佛大學畢業，創辦兩個服裝品牌，擁有數千家分店。
源於個人出身和成長經歷，田北辰堅信，“沒有成為富豪，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只要你有足夠的鬥志，弱者也可以變為強者。”
但當他上交自己的現金和信用卡，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時薪只有25港幣的環衛清潔工，住在1.67平米“鴿屋”，清早6點15就要起床掃大街、清理垃圾桶，每天9個小時的體力勞動，收入低，坐不起巴士，吃不起好的飯菜，累得生無可戀時，那些努力就能成功，有鬥志就能成為強者的話再也說不出口。
不過體驗了兩天，他就堅持不下去了，“完全沒有別的盼望，只想著如何能吃一頓好的。怎麼會去計劃下個星期？最重要的是解決下一餐。”
清潔工不可謂不努力，那些清潔工心中曾經也並非沒有鬥志，但因為他們的身份地位，社會早已為他們關上了機會大門，不管如何努力，可能最終還是在底層掙扎，想要改變命運，要麼改朝換代，要麼中彩票，別無他法。
2019年4月12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新生開學典禮上，世界著名的女性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女士做了迎新致辭。在致辭中，她提醒這些祖國未來的花朵，“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
她提到東京大學新生中女生的比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突破“兩成壁壘”，2019年只有18.1%，刷新了新低。四年制大學的升學率男生是55.6%，女生48.2%，相差7個百分點。
是女生不夠努力或者智商不夠嗎，顯然不是，是社會隱形的歧視和不公平，那些本可以很優秀的女生可能在剛出生確定性別的那一刻起，就被周圍人告知不必努力或者努力也不會有好結果。
這不只在日本，全世界都一樣。
麥肯錫的最新調查顯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領先全世界，但在管理層，女性的能見度銳減，中級管理22%，高級管理11%，董事會10%。女性CEO更是罕見，只有2%。
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在收入偏低的中小學，女老師佔絕對比例，而在大學，則換成了男老師。
在同樣能力的基準之上，男性會獲得比女性優先的晉升權，因為女性相較於男性有更多負累，比如要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等。
上野千鶴子女士說，“這個世界上，有即使努力了也無法得到回報的人、有想要努力卻無法努力的人、有因為過於努力而身心崩潰的人。”
史鐵生先生在《我與地壇》中講過他朋友的故事。有天賦的長跑家，因為文革出言不慎坐牢，出來後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因為有案底，各項待遇都對他不公平，為了能夠改變命運，獲得政治上的解放，他立志練長跑，每次跑兩萬米。
第一年參加比賽，他跑了第十五名，前十名照片掛到長安街櫥窗，他大受鼓舞，繼續努力練習；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這次櫥窗裡只掛前三名的照片，他再接再厲；第三年，第七名，前六名的照片掛在櫥窗裡；第四年，他拿到第三名的好成績，可只有第一名露臉；終於在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櫥窗裡照片不再展現運動員的風姿，而是群眾的風采，他心灰意冷，最後一次參加比賽是38歲，他破了紀錄，一個教練看到他非常遺憾地說，“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只剩下苦笑。
有時候命運就是這麼愛捉弄人，在最好的時候，你努力奮鬥渴望獲得更進一步，但不管如何逼迫自己，這個機遇如同下雨天打出租車，怎麼等都不會來，等到終於來了，你可能已經渾身溼透，不需要了。
一直以來，我們總被鼓勵，努力就能成功，付出總有回報，堅持不懈，終將心想事成。與此相對應的，如果一個人沒有成功，人生沒有大的成績，沒有錢，沒有太高的地位，混得慘，一概貼上懶惰、不努力之類的標籤。
於是社會上大講“窮人思維”、“富人思維”，成功者居高臨下地站在金字塔頂，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去衡量所有人，然後得出自以為正確的答案。
就像田北辰，他出身名門，從小到大沒有為物質發過愁，從來不用擔心能不能吃飽飯，有沒有暖和的衣服穿，他享受的是最頂級的教育，周圍都是社會名流。他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和資源，想要獲得外界以為的成功，只要不偷懶，在父母的基礎上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了。
但那些最底層的清潔工，或者出身平凡的普通人，想要獲得和他一樣的成就，則可能需要跨越金錢、出身、資源、教育、觀念、性格等種種關卡，付出超越他百倍的努力，才可能勉強有和他說話的機會。
我努力20年，才有機會和坐在一起喝咖啡，不是說說而已，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連進咖啡廳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自己努力成功就否決他人窮慘弱是因為不努力，本質上跟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無異。
毛不易在《星空演講》中有一段關於“夢想”的對話：
“成名是你的夢想嗎？”
“那是我的幸運。我得到了把愛好變成職業的機會，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幸運。”
“歌曲得到大家的關注，是你的夢想嗎？”
“很多歌手有好的歌曲沒有被大家聽到，我覺得能被大家聽到已經是我的幸運。”
這個94年的人，對自己如今的成功看得格外通透，就如同他的那些讓人驚豔和沉思的歌詞一樣，他懂得，他也許足夠努力，也確實有實力，但走到今天這一地步也有機遇的成分在，而這個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為有太多有才華的音樂人，不是不夠努力，也不是實力不夠，而是機遇還沒降臨到自己身上，以至於他們只能在這個講究名利的世界裡，只能繼續充當默默無聞的小角色。
李健在沒有大火之前曾經在錄製央視的《開講啦》時被問到：“等待和耕耘，哪個更辛苦”。
李健回答，“等待更辛苦。”
耕耘只需要認真努力就可以了，但等待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如果他的歌沒有被王菲翻唱，如果他後來沒有登上《我是歌手》的舞臺，如果他的歌不是大家喜愛的，也許他就不是現在大家看到的成功的李健，即便他自己不在乎，覺得自己很幸福，但外界的我們，在提到他時，可能很多人這麼說，“他曾經是水木年華的成員，一個過氣歌手。”
你看，社會就是這麼現實，它不管你努力不努力，實力不實力，只看你的地位和名氣，有了名氣地位，什麼都好說，沒有就是loser。而當局者迷的我們，卻還拿著那一套努力是成功的唯一法門來一刀切地對人對事肆意評判，然後產生莫可名狀的階級優越感。
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綜藝節目，《窮富翁大作戰》。節目邀請很多社會名流體驗香港市民最底層的生活，聚焦香港貧富差距，體驗時間為五天。
其中有一期，邀請了田北辰。他出身名門，父親是香港紡織界曾經的“一代褲王”，母親是江南四大家族榮氏家族的後人，自己哈佛大學畢業，創辦兩個服裝品牌，擁有數千家分店。
源於個人出身和成長經歷，田北辰堅信，“沒有成為富豪，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只要你有足夠的鬥志，弱者也可以變為強者。”
但當他上交自己的現金和信用卡，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時薪只有25港幣的環衛清潔工，住在1.67平米“鴿屋”，清早6點15就要起床掃大街、清理垃圾桶，每天9個小時的體力勞動，收入低，坐不起巴士，吃不起好的飯菜，累得生無可戀時，那些努力就能成功，有鬥志就能成為強者的話再也說不出口。
不過體驗了兩天，他就堅持不下去了，“完全沒有別的盼望，只想著如何能吃一頓好的。怎麼會去計劃下個星期？最重要的是解決下一餐。”
清潔工不可謂不努力，那些清潔工心中曾經也並非沒有鬥志，但因為他們的身份地位，社會早已為他們關上了機會大門，不管如何努力，可能最終還是在底層掙扎，想要改變命運，要麼改朝換代，要麼中彩票，別無他法。
2019年4月12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新生開學典禮上，世界著名的女性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女士做了迎新致辭。在致辭中，她提醒這些祖國未來的花朵，“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
她提到東京大學新生中女生的比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突破“兩成壁壘”，2019年只有18.1%，刷新了新低。四年制大學的升學率男生是55.6%，女生48.2%，相差7個百分點。
是女生不夠努力或者智商不夠嗎，顯然不是，是社會隱形的歧視和不公平，那些本可以很優秀的女生可能在剛出生確定性別的那一刻起，就被周圍人告知不必努力或者努力也不會有好結果。
這不只在日本，全世界都一樣。
麥肯錫的最新調查顯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領先全世界，但在管理層，女性的能見度銳減，中級管理22%，高級管理11%，董事會10%。女性CEO更是罕見，只有2%。
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在收入偏低的中小學，女老師佔絕對比例，而在大學，則換成了男老師。
在同樣能力的基準之上，男性會獲得比女性優先的晉升權，因為女性相較於男性有更多負累，比如要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等。
上野千鶴子女士說，“這個世界上，有即使努力了也無法得到回報的人、有想要努力卻無法努力的人、有因為過於努力而身心崩潰的人。”
史鐵生先生在《我與地壇》中講過他朋友的故事。有天賦的長跑家，因為文革出言不慎坐牢，出來後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因為有案底，各項待遇都對他不公平，為了能夠改變命運，獲得政治上的解放，他立志練長跑，每次跑兩萬米。
第一年參加比賽，他跑了第十五名，前十名照片掛到長安街櫥窗，他大受鼓舞，繼續努力練習；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這次櫥窗裡只掛前三名的照片，他再接再厲；第三年，第七名，前六名的照片掛在櫥窗裡；第四年，他拿到第三名的好成績，可只有第一名露臉；終於在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櫥窗裡照片不再展現運動員的風姿，而是群眾的風采，他心灰意冷，最後一次參加比賽是38歲，他破了紀錄，一個教練看到他非常遺憾地說，“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只剩下苦笑。
有時候命運就是這麼愛捉弄人，在最好的時候，你努力奮鬥渴望獲得更進一步，但不管如何逼迫自己，這個機遇如同下雨天打出租車，怎麼等都不會來，等到終於來了，你可能已經渾身溼透，不需要了。
一直以來，我們總被鼓勵，努力就能成功，付出總有回報，堅持不懈，終將心想事成。與此相對應的，如果一個人沒有成功，人生沒有大的成績，沒有錢，沒有太高的地位，混得慘，一概貼上懶惰、不努力之類的標籤。
於是社會上大講“窮人思維”、“富人思維”，成功者居高臨下地站在金字塔頂，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去衡量所有人，然後得出自以為正確的答案。
就像田北辰，他出身名門，從小到大沒有為物質發過愁，從來不用擔心能不能吃飽飯，有沒有暖和的衣服穿，他享受的是最頂級的教育，周圍都是社會名流。他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和資源，想要獲得外界以為的成功，只要不偷懶，在父母的基礎上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了。
但那些最底層的清潔工，或者出身平凡的普通人，想要獲得和他一樣的成就，則可能需要跨越金錢、出身、資源、教育、觀念、性格等種種關卡，付出超越他百倍的努力，才可能勉強有和他說話的機會。
我努力20年，才有機會和坐在一起喝咖啡，不是說說而已，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連進咖啡廳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自己努力成功就否決他人窮慘弱是因為不努力，本質上跟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無異。
毛不易在《星空演講》中有一段關於“夢想”的對話：
“成名是你的夢想嗎？”
“那是我的幸運。我得到了把愛好變成職業的機會，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幸運。”
“歌曲得到大家的關注，是你的夢想嗎？”
“很多歌手有好的歌曲沒有被大家聽到，我覺得能被大家聽到已經是我的幸運。”
這個94年的人，對自己如今的成功看得格外通透，就如同他的那些讓人驚豔和沉思的歌詞一樣，他懂得，他也許足夠努力，也確實有實力，但走到今天這一地步也有機遇的成分在，而這個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為有太多有才華的音樂人，不是不夠努力，也不是實力不夠，而是機遇還沒降臨到自己身上，以至於他們只能在這個講究名利的世界裡，只能繼續充當默默無聞的小角色。
李健在沒有大火之前曾經在錄製央視的《開講啦》時被問到：“等待和耕耘，哪個更辛苦”。
李健回答，“等待更辛苦。”
耕耘只需要認真努力就可以了，但等待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如果他的歌沒有被王菲翻唱，如果他後來沒有登上《我是歌手》的舞臺，如果他的歌不是大家喜愛的，也許他就不是現在大家看到的成功的李健，即便他自己不在乎，覺得自己很幸福，但外界的我們，在提到他時，可能很多人這麼說，“他曾經是水木年華的成員，一個過氣歌手。”
你看，社會就是這麼現實，它不管你努力不努力，實力不實力，只看你的地位和名氣，有了名氣地位，什麼都好說，沒有就是loser。而當局者迷的我們，卻還拿著那一套努力是成功的唯一法門來一刀切地對人對事肆意評判，然後產生莫可名狀的階級優越感。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曾說過：
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窮苦生活體驗的人，永遠不可能真正明白窮苦生活到底意味著什麼；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借錢難的人，永遠不可能真正體會到向別人開口借錢的感受；一個從來沒有撫養過殘疾孩子的父母，永遠不可能真正感受養育殘疾孩子所需要的各種付出和各種滋味。
因此他建議他的學生以及所有的人，嘗試著“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不以財富、名氣、地位為標準去衡量世界，而抱著一顆仁愛之心，不再居高臨下，帶著同理心，拋卻偏見，去深層次地瞭解他人的世界、他人的生活、他人的理想、他人的恐懼以及渴望。
香港有個很有意思的綜藝節目，《窮富翁大作戰》。節目邀請很多社會名流體驗香港市民最底層的生活，聚焦香港貧富差距，體驗時間為五天。
其中有一期，邀請了田北辰。他出身名門，父親是香港紡織界曾經的“一代褲王”，母親是江南四大家族榮氏家族的後人，自己哈佛大學畢業，創辦兩個服裝品牌，擁有數千家分店。
源於個人出身和成長經歷，田北辰堅信，“沒有成為富豪，一定是你還不夠努力。只要你有足夠的鬥志，弱者也可以變為強者。”
但當他上交自己的現金和信用卡，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時薪只有25港幣的環衛清潔工，住在1.67平米“鴿屋”，清早6點15就要起床掃大街、清理垃圾桶，每天9個小時的體力勞動，收入低，坐不起巴士，吃不起好的飯菜，累得生無可戀時，那些努力就能成功，有鬥志就能成為強者的話再也說不出口。
不過體驗了兩天，他就堅持不下去了，“完全沒有別的盼望，只想著如何能吃一頓好的。怎麼會去計劃下個星期？最重要的是解決下一餐。”
清潔工不可謂不努力，那些清潔工心中曾經也並非沒有鬥志，但因為他們的身份地位，社會早已為他們關上了機會大門，不管如何努力，可能最終還是在底層掙扎，想要改變命運，要麼改朝換代，要麼中彩票，別無他法。
2019年4月12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新生開學典禮上，世界著名的女性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女士做了迎新致辭。在致辭中，她提醒這些祖國未來的花朵，“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
她提到東京大學新生中女生的比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突破“兩成壁壘”，2019年只有18.1%，刷新了新低。四年制大學的升學率男生是55.6%，女生48.2%，相差7個百分點。
是女生不夠努力或者智商不夠嗎，顯然不是，是社會隱形的歧視和不公平，那些本可以很優秀的女生可能在剛出生確定性別的那一刻起，就被周圍人告知不必努力或者努力也不會有好結果。
這不只在日本，全世界都一樣。
麥肯錫的最新調查顯示，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領先全世界，但在管理層，女性的能見度銳減，中級管理22%，高級管理11%，董事會10%。女性CEO更是罕見，只有2%。
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在收入偏低的中小學，女老師佔絕對比例，而在大學，則換成了男老師。
在同樣能力的基準之上，男性會獲得比女性優先的晉升權，因為女性相較於男性有更多負累，比如要照顧家庭，養育孩子等。
上野千鶴子女士說，“這個世界上，有即使努力了也無法得到回報的人、有想要努力卻無法努力的人、有因為過於努力而身心崩潰的人。”
史鐵生先生在《我與地壇》中講過他朋友的故事。有天賦的長跑家，因為文革出言不慎坐牢，出來後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因為有案底，各項待遇都對他不公平，為了能夠改變命運，獲得政治上的解放，他立志練長跑，每次跑兩萬米。
第一年參加比賽，他跑了第十五名，前十名照片掛到長安街櫥窗，他大受鼓舞，繼續努力練習；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這次櫥窗裡只掛前三名的照片，他再接再厲；第三年，第七名，前六名的照片掛在櫥窗裡；第四年，他拿到第三名的好成績，可只有第一名露臉；終於在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櫥窗裡照片不再展現運動員的風姿，而是群眾的風采，他心灰意冷，最後一次參加比賽是38歲，他破了紀錄，一個教練看到他非常遺憾地說，“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只剩下苦笑。
有時候命運就是這麼愛捉弄人，在最好的時候，你努力奮鬥渴望獲得更進一步，但不管如何逼迫自己，這個機遇如同下雨天打出租車，怎麼等都不會來，等到終於來了，你可能已經渾身溼透，不需要了。
一直以來，我們總被鼓勵，努力就能成功，付出總有回報，堅持不懈，終將心想事成。與此相對應的，如果一個人沒有成功，人生沒有大的成績，沒有錢，沒有太高的地位，混得慘，一概貼上懶惰、不努力之類的標籤。
於是社會上大講“窮人思維”、“富人思維”，成功者居高臨下地站在金字塔頂，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去衡量所有人，然後得出自以為正確的答案。
就像田北辰，他出身名門，從小到大沒有為物質發過愁，從來不用擔心能不能吃飽飯，有沒有暖和的衣服穿，他享受的是最頂級的教育，周圍都是社會名流。他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和資源，想要獲得外界以為的成功，只要不偷懶，在父母的基礎上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了。
但那些最底層的清潔工，或者出身平凡的普通人，想要獲得和他一樣的成就，則可能需要跨越金錢、出身、資源、教育、觀念、性格等種種關卡，付出超越他百倍的努力，才可能勉強有和他說話的機會。
我努力20年，才有機會和坐在一起喝咖啡，不是說說而已，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連進咖啡廳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自己努力成功就否決他人窮慘弱是因為不努力，本質上跟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無異。
毛不易在《星空演講》中有一段關於“夢想”的對話：
“成名是你的夢想嗎？”
“那是我的幸運。我得到了把愛好變成職業的機會，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幸運。”
“歌曲得到大家的關注，是你的夢想嗎？”
“很多歌手有好的歌曲沒有被大家聽到，我覺得能被大家聽到已經是我的幸運。”
這個94年的人，對自己如今的成功看得格外通透，就如同他的那些讓人驚豔和沉思的歌詞一樣，他懂得，他也許足夠努力，也確實有實力，但走到今天這一地步也有機遇的成分在，而這個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為有太多有才華的音樂人，不是不夠努力，也不是實力不夠，而是機遇還沒降臨到自己身上，以至於他們只能在這個講究名利的世界裡，只能繼續充當默默無聞的小角色。
李健在沒有大火之前曾經在錄製央視的《開講啦》時被問到：“等待和耕耘，哪個更辛苦”。
李健回答，“等待更辛苦。”
耕耘只需要認真努力就可以了，但等待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如果他的歌沒有被王菲翻唱，如果他後來沒有登上《我是歌手》的舞臺，如果他的歌不是大家喜愛的，也許他就不是現在大家看到的成功的李健，即便他自己不在乎，覺得自己很幸福，但外界的我們，在提到他時，可能很多人這麼說，“他曾經是水木年華的成員，一個過氣歌手。”
你看，社會就是這麼現實，它不管你努力不努力，實力不實力，只看你的地位和名氣，有了名氣地位，什麼都好說，沒有就是loser。而當局者迷的我們，卻還拿著那一套努力是成功的唯一法門來一刀切地對人對事肆意評判，然後產生莫可名狀的階級優越感。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曾說過：
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窮苦生活體驗的人，永遠不可能真正明白窮苦生活到底意味著什麼；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借錢難的人，永遠不可能真正體會到向別人開口借錢的感受；一個從來沒有撫養過殘疾孩子的父母，永遠不可能真正感受養育殘疾孩子所需要的各種付出和各種滋味。
因此他建議他的學生以及所有的人，嘗試著“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不以財富、名氣、地位為標準去衡量世界，而抱著一顆仁愛之心，不再居高臨下，帶著同理心，拋卻偏見，去深層次地瞭解他人的世界、他人的生活、他人的理想、他人的恐懼以及渴望。
相信換個角度，看到的會是不一樣的情形，得出的會是不一樣的結論。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給成功制定一個普世的標準答案，成功的方式也絕不僅僅是衝到金字塔尖指點江山。
生活在這個艱難的世界裡，誰的生活都不容易，不瞭解他人，不要輕而易舉地用一句“不夠努力”來否定，要知道，很多人能有今天的成績，已經用盡了全部的力氣。
每一個認真生活，自強不息的人，都是毋庸置疑的成功者，當仁不讓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