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花瓷器，主體紋飾為“鬼谷子下山圖”，描述了孫臏的師傅鬼谷子在齊國使節蘇代的再三請求下，答應下山搭救被燕國陷陣的齊國名將孫臏和獨孤陳的故事。該器物於2005年7月12日倫敦佳士得舉行的“中國陶瓷、工藝精品及外銷工藝品”拍賣會上，以1400萬英鎊拍出，加佣金後為1568.8萬英鎊，摺合人民幣約2.3億，創下了當時中國藝術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賣紀錄。
倫敦古董商朱塞佩·埃斯凱納齊
竟得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
罐高27.5cm，口徑21cm,
腹徑33cm，足徑20cm。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殘件】
斷面微觀特寫
斷面胎質玉化
斷面釉層玻化形成冰裂氣泡
斷面微觀鈷料下沉吃胎
底足新清洗
斷面微觀特寫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
尺寸： 高：29.2 cm 口徑：21.2cm
腹徑：35 cm 圈足徑：20.8cm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主體紋飾為“鬼谷子下山圖”，描述了孫臏的師傅鬼谷子在齊國使節蘇代的再三請求下，答應下山搭救被燕國陷陣的齊國名將孫臏和獨孤陳的故事。
此罐使用進口鈷料繪出的青花紋飾共分四層，尋寶報名：一五零七九九八一四一零 第一層頸部：飾水波紋；第二層肩部：飾纏枝牡丹；第三層腹部：為“鬼谷子下山”主題紋飾；第四層下部：為變形蓮瓣紋內繪琛寶，俗稱“八大碼”。主題畫面描述了孫臏的師傅鬼谷子在齊國使節蘇代的再三請求下，答應下山搭救被燕國陷陣的齊國名將孫臏和獨孤陳的故事。鬼谷子端坐在一虎一豹拉的車中，身體微微前傾，神態自若，超凡如仙，表現出他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神態。車前兩個步卒手持長矛開道，一位青年將軍英姿勃發，縱馬而行，手擎戰旗，上書“鬼谷”二字，蘇代騎馬殿後。一行人與山色樹石構成了一幅壯觀而又優美的山水人物畫卷。整個青花紋飾呈色濃豔，畫面飽滿，疏密有致，主次分明，渾然一體。人物刻畫流暢自然，神韻十足，山石皴染酣暢淋漓，筆筆精到，十分完美。
此罐特別之處在於肩部有點刻古伊斯蘭文標識，罐底一側有釉裡紅古伊斯蘭文方章款，罐底有八思巴文紀年款。此罐為外銷定製青花瓷器。
典型文人畫風，小筆勾勒，小筆塗色，
用筆自然灑脫，猶如瓷器上的水墨畫。
肩部釉下胎上點刻古伊斯蘭文標識
微觀特寫
釉裡紅方章款，古伊斯蘭文。
微觀特寫：釉下釉裡紅，釉面老化。
足底新洗，需時日氧化還原。
足底微觀特寫：胎質
足底窯粘微觀，火石紅、土沁、釉質玉化。
底足八思巴文(蒙文)款：
至正年制款（待細解讀）
底款微觀特寫：釉面老化、破泡
局部特寫與微觀
微觀特寫
微觀特寫
微觀特寫
戶外拍照
本以上的鑑賞到此亦可。
還是決定發出：
自己本也被量所嚇，如何有如此之多鬼谷子下山。
看各時期海撈沉船動輒就幾萬件古瓷，
高安窖藏一出也是239件古瓷，
也就不足為奇了。
發出說明：
外銷元青花不是個案，尋寶報名：一五零七九九八一四一零 繪畫風格同期、同類、甚至同人所繪，量不在少數。
但件件細節上都有差異（此不同於仿製：複製圖紙，描繪，件件一樣佈局），
再也說明一些藏友對照館藏，多一筆、少一筆、那裡畫的差點等就是贗品的臆斷。
下面是4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的比較
大罐整圖
鬼谷子局部
年輕兵士局部
點刻伊斯蘭文標識
伊斯蘭文釉裡紅方章款
底足青花八思巴文紀年款
八思巴文
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晉升藏族高僧薩迦派的上師八思巴為帝師，並更賜玉印。封號全稱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制文字，輔治國政，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又稱帝師大寶法王，簡稱帝師。
八思巴文：獨闢蹊徑創制、朝廷強力推廣卻就是走不遠的元朝文字
（八思巴，1235-1280，吐蕃薩斯迦即今西藏薩迦人，元朝帝師，宗教領袖）
其中所謂的創制文字，指的就是根據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主持創造了蒙古新字，忽必烈在八思巴的封號中特意提及這個功績，說明在元世祖心目中這十分十分的重要。
其實，當時蒙古是有自己的文字的，1204年，成吉思汗滅乃蠻部太陽汗時俘獲了為太陽汗掌印的畏兀兒人塔塔統阿，塔塔統阿身上攜帶的印章讓成吉思汗瞭解到文字在政治軍事財政稅收上的作用（出納錢穀，委任人才，一切用為信驗），於是讓塔塔統阿繼續掌管印章，並下令今後凡有制旨，要都用'印章'，成吉思汗還讓塔塔統阿用畏兀兒字書寫蒙古文，並教太子諸王學習。
塔塔統阿創制的用畏兀兒字書寫的蒙古文就是回鶻式蒙古文，到忽必烈時代，回鶻式蒙古文已經在蒙古各地得到了廣泛的普及，何以忽必烈捨棄這個已經普及的文字體系而不用卻要另起爐灶？
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尋寶報名：一五零七九九八一四一零 一是忽必烈在武功彪炳的同時追求文治的輝煌，需要通過新文字的創制書裡自己新政權的權威，和文化鼎盛的南宋和不服氣的西北諸王較勁，也包括給自己有所欠缺的合法性洗地；另一方面，在實用角度，回鶻式蒙古文也確實有所欠缺，比如舉一個小栗子，書面蒙古語有7個元音，其中有4個圓脣元音，但回鶻式蒙古文只用2個字母來記錄這4個圓脣元音，非常不準確。
所以忽必烈就給八思巴下達了這個重要的創制文字的任務。
八思巴文：獨闢蹊徑創制、朝廷強力推廣卻就是走不遠的元朝文字
八思巴文的創制是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八思巴並不是一個人向壁虛構、閉門造車，他組建了一個團隊，其中包括投奔他的精通多種語言的驛站驛吏藏族青年桑哥（桑哥後來被八思巴推薦給忽必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藏族宰相）、精通漢藏語文藏族高僧沙爾巴、“能解諸國語”的阿魯渾薩里、到過印度的四川漢僧元一、精通漢藏語文的陝西漢僧法聞、精通梵文和佛教經典的膽巴國師，還有許多在史書中沒有留下名字的精通語言學的學者，這些學者和八思巴一起，焚膏繼晷、廢寢忘食地工作，為八思巴文的創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前後花了將近9年的時間。
最終，八思巴等人根據以藏文字母為源頭，以梵文字母為參考的原則，即結合梵文對古藏文的30個字母進行了改進和創新，創造出一種有著41個字母的語言符號系統， 並對這套符號系統的拼寫和文法規則做出了規定。
八思巴字一方面按照語音學原則拼寫蒙古文、漢文和畏兀兒文，就是怎麼讀就怎麼拼怎麼記；一方面按照傳統原則拼寫藏文梵文，也就是用字母逐一去轉寫。
1267年，八思巴將用這套文字寫成的奏摺呈報給忽必烈，忽必烈大為高興，將其命名為蒙古國字，頒行天下。這種被稱為蒙古國字的文字後來又被稱為蒙古新字、八思巴字或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金牌）
（八思巴文薩迦派玉印）
美國弗立爾美術館對館藏
八思巴字款龍紋盤年代的更正
1987年景德鎮珠山出土了幾件八思巴字款青花海水雲龍盤和碗，其中一件碗口徑11.2釐米，發表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出版的《景德鎮出土陶瓷》一書上；另外還有一件碗，口徑22.8釐米，發表在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館《皇帝的磁器》一書中。這兩件碗被標明是明代中晚期正德年。
把它斷成是明正德年的產品只是根據民國年間的一種通說。這種通說是最早來於國外，出自1920年美國華盛頓弗立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龍紋盤，由於當時在國內外大家還不知道元代有青花瓷器的情況下，被該館波普博士斷作它是明代正德年間景德鎮的產品，所以至今在國內均對波普博士關於青花八思巴字款瓷器年代的看法深信不疑。如耿寶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鑑定》一書中，對正德時期青花瓷器的各方面的特徵，就談到正德瓷器“亦有八思巴文書寫的款識”就是指此。
但是，我們有些人並不清楚，尋寶報名：一五零七九九八一四一零 其實波普博士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弄清所藏青花瓷盤上的八思巴字款的內容，因為款識重要的屬性是它標識瓷器燒製的年代。波普博士故去後，1992年，美國弗立爾美術館似乎對館藏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雲龍紋瓷盤原定的年代產生了懷疑，所以是年特派詹尼博士(注：美籍華人蘇芳淑女士)利用參加中國古代北方民族考古學術會議機會，攜帶八思巴字文題字來北京請相關部門幫助確認。北京中國考古研究所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十分慎重。他們派同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八思巴字專家、研究員蔡美彪先生予以鑑定，結論為款識應當縱讀，是元朝順帝“妥歡貼睦爾”“至正”的年號和“年制”四字。款識不是“正德”，更釋不出“嘉靖”的讀音。“至正”與“正德”“嘉靖”，兩個朝代，前者是元代年號，後者明代中晚期的紀年，兩者時間相距一個半世紀，可謂是天差地遠。
之後，美國弗立爾美術館已根據中國專家的意見，更正了他們對館藏青花八思巴字款龍紋盤的年代，改定元代末年燒製，不再稱其是明代中晚期正德年的產品，並記錄於館藏檔案中。
幾年後，吉林考古研究所劉振華研究員再次對景德鎮珠山出土的青花龍紋碗上八思巴字款進行詮釋，結論也是元“至正年制”四字。
明代地層如若不經擾亂是絕對不會出現八思巴字款瓷器，因為這種猶如天書的文字創制極不科學，是一種音標式文字，並無標示聲調的符號，如果用它來拼寫漢字的讀音，也只能做到約略地描寫漢字的聲韻構成，而不能反映聲調的差異。所以說元朝雖然多次詔令推行全國使用八思巴字，也難為漢人接納，只好暫時在官書上應用，明初已經廢行。另外我們從考古學資料中，無論是墓葬或是遺址還從來沒有見到過明初和其以後的年代，在器物上或是碑碣有書刻八思巴文的內容，所以也進一步說明這種文字在元代之後已為人摒棄。既然八思巴字是元代產物，可見景德鎮珠山元代御窖故地出土諸多的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龍紋碗盤和高足杯，包括同出的大量青花和其它的瓷器，就絕不可能是在明代堆積層發現的。
解放以後，全國各地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方面的實物資料十分匱乏。景德鎮珠山許多人都企盼若是在那裡發現元代堆積的地層，哪怕是一個灰坑，那無疑將是對元代的青花瓷器，這樣可以進行類比、斷代等方面的研究。但是遺憾的是，解放以後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解決。一般地說，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元代中晚期，景德鎮珠山窯廠已經大量燒製青花瓷器，許多殘次品的遺留，肯定會在珠山地下有大量的存在。有許多跡象表明，假若不是我們走入誤區，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仍按傳統觀念視為明代中晚期產品的話，在珠山那裡是絕不可能不發現元代窯廠所遺留的青花瓷器的。如果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仍視為明代的產品，那麼元代窯的地層中也就休想發現元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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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弗立爾美術館藏品八思巴文款青花龍紋瓷盤檔案部分摘要
1. Bought from J.T.Tai and Company,New York,N.Y.For price,see Freer Gallery of Art Purchase List after 1920.
2. (J.A.Pope,1971)The Phags-pa inseription on base suggests that the piece was made to order for Mongolian patron,but so far we do not so seem to ha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shipment of porcelain to that part of Asia. Fr.Antoine Hostaert looked at the inscription soon after we bought the dish and said it was meaningless but that phonetically it was proncunced in a way that might remotely approximate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a-ching.”If it was in fact made in that period,it must be very early as it is really Cheng-te in style.
3. (L.A.Cort,May 1993)Dr.Jenny So carried a photograph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is bowl to a conference of Mongolian specialists held in Huhehote last summer.Form Wu En,Associate Professor,Institute of Archaeology,Beijing,she received the following analysis:
“After consulting various scholars,it is decided that the porcelain is from the Yuan Period.The inscription in the center is in Phagspa,and it reads ‘Zhizheng nian ji 至正年制 made in the reign of Zhizheng’(1341-1367),”
Wu En
1992.10.14
譯文:
收藏曆史和年代
瓷器產地、色調、胎釉、紋飾、形制(從略)。
1.1920年從紐約泰和公司購買,價格見弗立爾美術館購買表。
2.1971年波普博士說:器底上的八思巴文說明這件器物是為一個蒙古戶訂製的,但目前尚無任何關於運送瓷器的船隻到過這一地區的資料。安東尼·諾斯達特博士在剛買到這個瓷盤之後就看了這段銘文,他認為這個銘文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它的發音在某種程度與“嘉靖”的發音略有相似,如果真是在那個年代製造的話,它準是非常早的,因為它實際是“正德”的風格。
3.1993年5月科特館長說:詹妮博士攜帶這個盤子的題字,參加去年夏天在中國呼和浩特市召開的蒙古專家會議,北京考古研究所教授烏恩(注:現任所長)分析如下:
“諮詢各位學者之後,確定瓷器是元代的。中心的題字是”‘八思巴文’,縱讀作‘至正年制’,在‘至正’年號(1341—1367)範圍內製造。”
烏恩(簽名)
1992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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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伊斯蘭文點刻款、方章款
節選自上海社科院許明博士
著《土耳其、伊朗館藏元青花考察親歷記》
伊朗國家博物館元青花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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