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歷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務上的得失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身邊的宰相，或者說取決於他們起用了什麼人當宰相。
比如德宗年間之所以爆發 “建中之亂”，奸相盧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憲宗皇帝之所以能收穫元和中興的果實，除了他自身的決心和能力之外，應該說當時的幾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沒的。
諸如李絳、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滿腹韜略、深謀遠慮的人物。
對此，終日手不釋卷、熟悉本朝歷史的文宗李昂當然不會不知道。
可眼下，文宗卻發現自己身邊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宰相。
韋處厚去世後，翰林學士路隋入相，可上位後碌碌無為，不像是能力挽狂瀾的角色。
如今，朝堂上碩果僅存的，就只有那個從德宗時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
但是，此時的裴度已經六十七歲，年近古稀，縱然他內心仍保有壯士暮年、雄心未已的報國熱情，可畢竟年紀不饒人。
這幾年來，裴度的身體已是每況愈下，腦力和精力都已嚴重衰退、今非昔比了。
在此情況下，文宗和裴度幾乎是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此時的朝廷必須趕緊起用幾個年富力強的宰相，否則就算不耽誤政事，也會讓藩鎮恥笑中央無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薦了一個人。
此人時任浙西觀察使。
文宗仔細瞭解了他的背景和資歷後，也覺得挺滿意，隨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準備擇日拜相。
此時的文宗和裴度當然不會料到，本朝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政治風暴，就將由這個人引發，並最終席捲整個帝國政壇。
他，就是 “牛李黨爭”的主角之一——李德裕。
李德裕像
李德裕，字文饒，出身於名門望族趙郡李氏。 他的父親，就是憲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許是由於出身顯赫，所以李德裕從小就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熱衷於科舉的士子，甚至對科舉取士的制度懷有強烈的牴觸情緒。
因此，從小到大，李德裕都沒有參加科考。儘管他讀書很用功，學業也很好，卻連鄉試都沒參加過，頗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獨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輕人一樣，對應試教育頗有微詞，對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高考制度尤為不屑，所以死也不參加。
不過，一個人試圖挑戰既定的社會規範，肯定要具備某種傲人的資本，否則不要說什麼出人頭地，能不能養活自己都是個問題。
當然，李德裕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他是官二代。
在唐朝，官二代不參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
因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兩條，一為科舉，一為門蔭。所謂 “門蔭”，說白了就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老爸擁有高官顯爵，兒子自然就有官做。
這是受當時法律保護的，不用像我們今天玩什麼權力尋租的潛規則。
既然如此，身為當朝宰相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自然有資格對高考說不。
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當了幾年低級官員，大約於元和十一年入朝，歷任大理評事、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等職。
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學士，不久又兼任中書舍人。當時的禁中書詔多出自他的手筆，故與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紳並稱一時才俊。
一開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憑著父親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學，年紀輕輕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魚得水，距離父親當年坐過的那個位子，似乎也並不遙遠。
然而，到了長慶二年，隨著李逢吉的復相，李德裕的仕途順風船就觸礁擱淺了。
早在元和年間，李逢吉與李吉甫的政見就多有牴牾。後來，李吉甫在憲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貶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結下樑子。
現在，李逢吉又回來了，當然要拿仇人的兒子開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調任御史中丞，後又貶為浙西觀察使，從此遠離政治中樞。
在浙西觀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終未獲升遷。
回想早年的春風得意，李德裕覺得當下的處境無異於坐牢。這些年來，李德裕幾乎日夜都在引頸西望，無時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詔書。
而今，他終於熬到頭了。
一接到詔書，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
離開浙西的那一天，儘管時節已近暮秋，可李德裕還是有一種冰雪消融、如沐春風的感覺。
因為，憑著多年從政的經驗，他已經從朝廷的詔書中讀出了一絲特殊的意味。
準確地說，那是文宗將對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許。
李德裕相信，七年前與他擦肩而過的宰相之位，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屬了。
然而，李德裕萬萬沒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馬不停蹄地趕往長安的時候，有個人已經搶在他前面，一舉扼殺了他入閣拜相的可能性。
這個人，就是 “牛李黨爭”的另一個主角——李宗閔。
李宗閔像
說起李宗閔，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親密戰友，也就是 “牛李黨爭”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
當時，朝野上下無人不知，李宗閔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壇上的宿敵。
要說清他們之間的宿怨，還要從二十一年前講起。
李宗閔和牛僧孺是一對典型的難兄難弟，兩人於貞元末年同登進士榜。
及第後，李宗閔授華州參軍，牛僧孺授伊闕縣尉。憲宗元和三年春，朝廷舉行
“賢良方正”制舉考試，李宗閔和牛僧孺又同時入京赴考。而他們與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緣於這次考試。
當時，李、牛二人年輕氣盛，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視，就在策試中放言抨擊時弊，指陳朝政缺失。
主考官楊於陵、韋貫之非常欣賞，便把他們列為甲等。憲宗皇帝看過試卷後，也甚為嘉許。
然而，李宗閔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膽言論卻把當朝宰相李吉甫往死裡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來，這幾個考生抨擊朝政就等於是在抨擊他這個當朝宰輔，而天子和主考官對他們的錄用和賞識，也無異於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這口氣要是吞下去，日後他李吉甫如何號令百官？
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憤然而起，立刻去找憲宗告狀。
當然，他不會說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聲稱本次策試的複試主考官之一、翰林學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親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還錄取了他的外甥，這說明了什麼？
這說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親的嫌疑。
憲宗雖然多少能猜出幾分李吉甫的真實用心，可他剛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願為此跟宰相把關係搞僵。
無奈之下，憲宗只好把主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王涯等人全部貶謫。而李宗閔、牛僧孺等人也從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單，長期不得升遷。
因言獲罪的李宗閔和牛僧孺雖然滿腔怨憤，卻無計可施，最後只能自謀出路，在各地藩鎮漂流輾轉，當了好幾年的低級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歿，李宗閔和牛僧孺頭上的緊箍咒總算是解開了，遂雙雙入朝擔任監察御史，不久又同遷禮部員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閔被裴度舉薦，隨他出徵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駕部郎中，並以本官兼知制誥（所謂 “知制誥”，即參與禁中詔敕的策劃和草擬，雖官秩不高，但位居要津，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天子決策）；穆宗即位後，又升任中書舍人。
與此同時，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搖直上，歷任庫部郎中兼知制誥、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等職。
眼看李宗閔和牛僧孺這幾年不但鹹魚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雲，大有入相之勢，時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坐立難安，隨即利用為天子侍講的有利身份，不斷對穆宗施加影響。
長慶元年，李德裕終於抓住李宗閔的一個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貶為劍州（今四川劍閣縣）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舊怨，挾私報復，頓時激起了李宗閔對他更為強烈的仇恨。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牛僧儒像
被遠謫巴蜀的李宗閔每天面朝長安，心裡反覆唸叨的只有這句話。
他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東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風水輪流轉。幾年後，形勢果然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死對頭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貶到了浙西；另一方面，親密戰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薦而拜相。
李宗閔就此時來運轉，於穆宗末年回朝復任中書舍人；敬宗年間，升任禮部侍郎，後遷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後，又調任吏部侍郎。
從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與李宗閔、牛僧孺就這樣你來我往、樂此不疲地鬥爭著。
在這漫長的二十一年裡，他們之間的仇恨非但沒有因時光的流逝而逐漸淡化，反而由於無休止的冤冤相報而愈演愈烈。
對他們來說，朝廷授予的官職和權力與其說是供他們報效國家、造福社稷所用的，還不如說是供他們發洩私怨、打擊對手的工具。
假如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能夠認識到這種鬥爭的無聊和無益，從而多一絲寬容、少一分狹隘的話，那麼這場綿延半個世紀、波及整個政壇的
“牛李黨爭”，應該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還是李宗閔和牛僧孺，都沒有人願意放棄仇恨。
所以，隨著他們三人地位和權力的提升，這場原本純屬私人恩怨的鬥爭，也就註定要發展成具有黨派性質的大規模的 “政治械鬥”。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這場 “牛李黨爭”從暗流湧動發展到公開對決、從個人鬥爭發展到黨派鬥爭的重要節點。
聽到李德裕即將回朝，並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後，李宗閔產生了極大的恐懼。
李宗閔很清楚，無論他們中的哪一個先行入相，對方勢必會在第一時間被貶出朝廷。
所以，他必須和時間賽跑，不惜一切代價搶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論資歷，他和李德裕旗鼓相當，可要論人脈，他顯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
因為李德裕這些年遠在浙西，而李宗閔身為朝廷的吏部侍郎，無疑擁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
接下來的日子，李宗閔開始發揮自己的優勢，通過關係層層轉託，終於攀上了時任右樞密使的宦官楊承和。
眾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間，這個楊承和就是
“四貴”之一，與王守澄等人都是擁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閔覺得自己勝算可以說是很大的。
雖然，依附宦官這種事歷來為天下士人所不齒，也是李宗閔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極力抨擊的時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閔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
為了報仇雪恨，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閔沒有什麼事是不能幹的，更沒有什麼原則是不能放棄的。
在權宦楊承和的干預下，後來發生的一切就順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閔入相。
九月十五日，剛剛回到長安、才當了幾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罷去朝職，外放為義成節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閔舉薦，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回朝擔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與李宗閔同朝為相，共執朝柄。
當年被李氏父子極力打壓的這對難兄難弟，如今終於翻身做主，成了滿朝文武馬首是瞻的宰輔重臣。
隨後，李、牛二人開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聯手實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視為 “李黨”（李德裕之黨）的朝臣紛紛落馬，就連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倖免。
儘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對李宗閔有過知遇之恩，可舉薦李德裕入相這件事，卻讓李宗閔始終耿耿於懷。
僅憑這一點，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劃歸李黨。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閔便藉故將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黨遭到清洗的同時，另一批朝臣紛紛投奔到李宗閔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機會攫取權力、排斥異己。
為了區別於 “李黨”，歷史上就把這一強勢崛起的陣營稱為 “牛黨”（牛僧孺、李宗閔之黨）。
一時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牛、李權赫於天下。”（《舊唐書·李宗閔傳》）
沒有人會料到，元和三年的那個春天，李宗閔和牛僧孺這兩隻官場小蝴蝶無意間扇動了一下翅膀，竟然會在此後的四十多年裡，掀起一場席捲整個帝國政壇的政治風暴。
從憲宗時代起，歷穆、敬、文、武、宣，前後六朝，帝國大部分高層官員相繼捲入這場規模空前的黨派鬥爭。
牛、李黨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認自己結黨，而極力抨擊對方都是結黨營私的卑鄙小人。
只要其中一黨的成員奪取了宰相之位，立馬便會擢升本黨成員佔據重要職位，對另一黨展開無情的報復和清洗。
而一旦時移勢易，另一黨便會捲土重來，對掌權的這一黨實施反攻倒算……
在中晚唐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牛、李二黨就這樣你方唱罷我登場，頻頻上演這一出既刺激又無聊、既新鮮又雷同的歷史大戲。
直至牛、李二黨的黨魁去世之後，他們的徒子徒孫依然相互攻訐，傾軋不止。
在這場大規模的政治械鬥中，國家安危、天下興亡、百姓禍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黨人棄之不顧，唯有赤裸裸的黨派利益和個人利益，成為他們立身處世的最高原則。
為了搶班奪權、打擊對手，這些熟讀聖賢書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賣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閹宦集團的勢力更加強大，氣焰更為囂張。
如此惡劣的黨派鬥爭，對於早已憂患重重的李唐王朝來講，無異於雪上加霜。
內有宦官擅權，外有藩鎮跋扈，中間又夾著一個朋黨之爭。它們就像三具重軛，沉沉壓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頭。年輕的文宗李昂就這樣在歷史的重負下踉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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