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下半葉，許多華人被騙至美國加州當苦力，去修築太平洋鐵路和淘金。他們日夜勞作，備嘗艱辛，付出高強度的勞力換取低微的報酬。
但是，這些華人卻由此搶了當地美國人的飯碗。他們被攻擊、被搶劫、被殺害，因而不得不聚居於一個地方形成合力，抵抗美國人的欺凌。
華人在海外常自稱為唐人，於是他們聚居的地方，慢慢地被稱為唐人街。在美國，最先形成的唐人街就在加州的舊金山。
舊金山唐人街
後來有一部分華人，從美國西海岸橫越懷俄明州，一路躲躲藏藏、打打鬥鬥，前往東海岸。有一些人在芝加哥南部定居下來，還有一些最終到達紐約，在曼哈頓區形成唐人街。
唐人街的英文名是China Town，意為“中國城”。在紐約唐人街居住的中國人，以廣東人居多。早時，他們多以幫人洗衣服維持生計，或者開餐館為生。
國學大師林語堂於20世紀三十年代寫了小說《唐人街》。書中描寫了一家華人在美國紐約團聚後，在當地風雨同舟、創業存錢、謀求出路的艱苦歷程。
《唐人街》雖然淡化了華人在西方國家遭受的不公平，但通過它，我們依然可以窺視到當時的華人在海外的艱難處境，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的幫助與照顧。
紐約唐人街
你所有的就只有一雙手，你只有做那些美國人不願意做，而且允許你做的事。
這個華人家庭的父親馮老二，他在淘金熱的時候到了美國，卻遭遇驅逐，不得不與其他華人一起，歷盡千辛萬苦跑到紐約。
他確信天無絕人之路，只要踏實靠著雙手勞作，必定能帶領家人獲得更好的生活。
馮老二在紐約帶著兩個較大的兒子，經營一家“手洗洗衣店”，不停地為他人洗衣服。經過10年的積蓄，他終於有足夠的錢，接廣東農村的妻子和一雙小兒女到美國團聚。
由於馮老二每年都有錢寄回國內鄉下，所以妻兒對他在美國的境況過分樂觀，以至於看到十年來賺錢的地方居然只是個很小的半地下室時，失望極了。
但是中國人有一種“隨遇而安”的天性，更相信勤勞致富。
馮太太很快轉過彎來，想辦法改善賺錢與存錢的方式，於是一家人繼續投入到無日無夜的勞作中。他們每個月存下5元錢，為的是最終能在唐人街開一家中國餐館。
馮老二與當時在美國飄蕩的所有中國人一樣，認命地熬著，甘心受盡生活的苦處，只為子女尋求更好的教育與出路：
“我們現在為美國人洗衣服、煮飯。你們上學去讀書，你可能是個醫生、律師或者工程師。”
這是當時華人最為典型質樸的“美國夢”。他們知道國家積弱，萬一自己在海外遭遇任何不公與迫害，都得不到國家的支援。但是他們知道，希望再微弱，也畢竟是希望。
芝加哥唐人街
中西文化的交融
對於中國人來說，家的觀念根深蒂固。
在馮家，一個家靠所有人同心協力撐起，也養起家裡所有人。並且，一個家裡必定有尊卑之分。父親的威嚴不容置疑。你在家庭裡的角色，給你一種難以被替代的地位。
孝順、勤勞、節儉，是無需言明的家規，即使遠赴重洋，也應該遵守。
同時，中國人也具有開放性的一面。面對基督教的濃厚氛圍，馮太太認為只要教義不使人變壞，就是一個好的宗教。
關於這一點，美學大師蔣勳曾說：
“中國人原本是不信奉宗教的。中國人也許相信：日常中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宗教吧。所以，把現實中的生活過得更快樂、更幸福，也就達到宗教裡說的淨土了。”
所以，當信奉基督教的意大利裔兒媳婦懷孕後，馮太太願意拿出“鉅款”50元答謝教堂。
馮太太覺得，自己在國內時抗拒基督教，是因為這些外來的宗教端著槍炮，對準中國開打。而在美國，這些宗教的戾氣都收斂起來，釋放出溫和的善意。
此一時彼一時。
唐人街中華會館
愛祖國就像愛雙親
即使身在海外飄蕩謀生，但海外華人的內心對自己的根，仍是充滿無需言語的熱愛。
“七七事變”發生後，不但舉國譁然，就連遠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華人，都充滿了難以名狀的憤怒。他們當即通過會館等社團方式進行募捐。
洗衣工、餐館老闆、人力車伕等等，平時對自己非常吝嗇的人，面對國難當頭，他們都一致地表達著拳拳的愛國之心。
據不完全統計，到1940年底，世界各地華人一共捐出3億美元支持國內抗戰。之後的每個月，他們都拿出收入的一部分捐出來，稱為“月捐”。到了美國參戰時，他們每月已將近7億美元的募捐。
美國唐人街的“婦女委員會”、“中國婦女戰爭救援委員會”等社團，義不容辭地負責組織勸募。尤其是在一些節日裡，中國俱樂部、粵劇社、中國童子軍、中國音樂社等全部出動。
海外華人的捐款，幾乎達到中國抗戰軍費的三分之一。而且，這些錢絕大部分都來自於貧苦大眾，那些一角錢或兩腳五的鎳幣，在一片豪情紅心中，款款落進募捐的罐子裡：
“長久以來覺得不平等的壓力，到處被趕的壓力，以及被別人以輕蔑得口吻叫中國佬的壓力，使得中國的僑民們把大量的美元匯回國去。他們希望能做些什麼而使中國壯大起來。”
唐人街中華會館
愛祖國就像愛雙親
即使身在海外飄蕩謀生，但海外華人的內心對自己的根，仍是充滿無需言語的熱愛。
“七七事變”發生後，不但舉國譁然，就連遠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華人，都充滿了難以名狀的憤怒。他們當即通過會館等社團方式進行募捐。
洗衣工、餐館老闆、人力車伕等等，平時對自己非常吝嗇的人，面對國難當頭，他們都一致地表達著拳拳的愛國之心。
據不完全統計，到1940年底，世界各地華人一共捐出3億美元支持國內抗戰。之後的每個月，他們都拿出收入的一部分捐出來，稱為“月捐”。到了美國參戰時，他們每月已將近7億美元的募捐。
美國唐人街的“婦女委員會”、“中國婦女戰爭救援委員會”等社團，義不容辭地負責組織勸募。尤其是在一些節日裡，中國俱樂部、粵劇社、中國童子軍、中國音樂社等全部出動。
海外華人的捐款，幾乎達到中國抗戰軍費的三分之一。而且，這些錢絕大部分都來自於貧苦大眾，那些一角錢或兩腳五的鎳幣，在一片豪情紅心中，款款落進募捐的罐子裡：
“長久以來覺得不平等的壓力，到處被趕的壓力，以及被別人以輕蔑得口吻叫中國佬的壓力，使得中國的僑民們把大量的美元匯回國去。他們希望能做些什麼而使中國壯大起來。”
華盛頓唐人街
《唐人街》非常明顯地帶有文化傾向。
林語堂出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而他本人又熟讀中國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所以，在書中，林語堂的筆下常流露出道家的“順其自然”與“以柔克剛”。
他這種氣質在長期以來，都與魯迅的激越犀利不能合拍。魯迅認為中國需要的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麼雅。”
但林語堂卻說“難道國勢維艱，就可不吃飯撒尿嗎？”
他認為，要做一個愛國的人，首先是做一個人。所以，包括《唐人街》在內，他的文風都是一篇溫和，只是偶爾表達一閃而過的尖銳。
正如他寫的海外華人的境況，淡化深重的苦難，並不代表他不知道那些不公與欺凌，而是他更希望在柔和中透出剛強的力量，在隱忍中書寫華人的堅毅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