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上學那年，三爺才搬到我們院子裡。
三爺叫馮景章，是個孤老頭。搬來的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獨自住在我家斜對面的屋子裡。三爺本來是想投靠侄子安享晚年的，誰知侄子一家比他還窮，三個孩子，一間陋室，沒地方安放三爺這尊菩薩。幸好三爺有一手蘸“糖堆兒”的“獨門絕技”。北京人叫冰糖葫蘆，天津方言叫“糖堆兒”。三爺是靜海一帶人氏，因此管冰糖葫蘆也叫“糖堆兒”。三爺就靠著每天蘸“糖堆兒”，賣“糖堆兒”勉強維持生計，日子過得很清苦。三爺有個小小的煤球爐子，夏天，就擺在屋門口，連做飯帶熬糖稀；冬天就搬到屋子裡，連取暖都有了。三爺的煤球爐子也捨不得安煙筒，誰進他的屋子誰就嗆得眼睛發澀，喉嚨發緊。大家都勸三爺安上煙筒，三爺說他習慣了，聞不見。
三爺很實在，糖稀熬得不稠不稀不粘牙；紅果挑得又大又圓個頭勻；一個大銅勺蹲在爐子上，糖稀熬得“咕咕”冒泡。每到這個時候總是三爺最顯本事的時候，只見他把串好的紅果串在糖稀里反覆轉著，直到每一顆紅果都蘸上不薄不厚的糖稀時才起鍋，然後在頭頂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往一塊光滑的石板上一拍，糖稀在一瞬間被擠壓出飛毛帶刺的樣子，又薄又脆，非常漂亮。
沒事的時候我總喜歡紮在三爺的屋子裡看他蘸“糖堆兒”。不僅是因為熬糖稀的味道實在好聞，更是因為三爺蘸的“糖堆兒”非常誘人。有豆沙餡的，有橘子瓣的，有小山藥蛋的，還有帶瓜籽的，饞的我每次都流口水。三爺不喜歡小孩，院子裡的小孩看見他總是躲得老遠，唯獨和我有點緣分，看見我總是慈眉善目的。有時還偷著給我蘸一串又大又紅的“糖堆兒”，並催促我：“快吃！別讓你媽發現了。”因為母親多次告誡我說，三爺日子很苦，不許佔他的便宜。
三爺每天晚飯後就開始串紅果。先挑後洗，喇口掏核，到了第二天天剛亮時就開始點火熬糖稀、蘸“糖堆兒”。一般上午八九點鐘，三爺就推著小獨輪車出門，獨輪車上立著一根渾身是眼的木頭棍子，上面插滿一串串的火紅火紅的“糖堆兒”，遠遠看去就像是一隻火紅火紅的大刺蝟。一出門，三爺就高聲甩出一個脆生生，響亮亮的吆喝：“堆兒！”
三爺閒著的時候總愛默默地發呆，還經常拿出一個小包反覆端詳。一聽見動靜，就趕緊掖到被窩下面，生怕被人發現。聽母親說，三爺年輕時被抓過壯丁，在舊軍隊裡當過兵。以前在老家的時候也有過一門親事，只是那年鬧災荒，那家的閨女跟著家人逃荒去了東北。等三爺當兵回來一看人不在了，二話不說，坐上火車就去東北找對象。東北那麼遠，那麼大，也沒個地址，地老天荒的，找了大半年，錢花光了，人也沒找到，要著飯又回來了。從那以後，三爺就再也沒有搞過對象，從三十多歲一拖就是五十多歲，仍然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有一次對門的二孃跟母親商量，說她滄州老家有個表妹四十多了還沒對象，啥都沒事，就是有點缺心眼。二孃說，要不給三爺說說做個伴兒？母親就和二孃一起去找三爺。三爺聽了後兩隻大手不停地搓著問：“要錢不？”二孃說：“不要錢，給口飯就行！”三爺點點頭，樂得只剩幾顆牙的嘴合不上了。
新來的三娘是個瘦小的女人，眉清目秀的。成親的那天她一直躲在三爺的身後，怯生生的望著陌生的環境，陌生的人。三爺此刻倒像個老貓似的炸著身子護著他的新媳婦，生怕別人衝撞了新來的三娘。新來的三娘平常不怎麼出門，每天三爺出門後，都叫她把門鎖好。她總是把臉貼在玻璃上向外張望著，眼裡透著一股驚恐和不安。每次一聽見三爺的咳嗽聲和破獨輪車的聲音，新來的三娘就從炕上跳下來去給三爺開門。可是，新來的三娘智商只有幾歲孩子那麼高，不但沒有給三爺帶來多少幫助，反而增添了不少的麻煩。三爺還要教她生火點爐子；教她和麵蒸餑餑；教她洗衣洗被子。不過誰也想不到行伍出身的三爺卻出奇的耐心，出來進去的還時不時地哼著小曲。
因為多了一張吃飯的嘴，三爺不得不起早貪黑多蘸“糖堆兒”。新來的三娘也慢慢學會了生火、做飯、串紅果串。但是，那會兒正趕上節糧度荒的年代，三爺的生意也不好做。以前每天都是上午滿載而去，下午空載而回。後來漸漸不行了，每天都剩回一些“糖堆兒”。那時候，人們連飯都吃不飽，哪還有閒錢買“糖堆兒”打牙祭？有時候我下午放學回來，遠遠就能看見三爺在街頭叫賣“糖堆兒”。特別是在冬天的黃昏，暮色深深的，三爺佝僂的身影在寒風中瑟瑟，三爺那一聲聲不再嘹亮的吆喝聲和一陣陣地咳嗽聲總是讓我揪心。每到這時，我就跑過去幫著大聲吆喝“賣糖堆了！”
三爺因為有城市戶口因此有一份糧食定量，雖然不多，也夠三爺省吃儉用的。但是新來的三娘是農村人，城裡沒有她的口糧，老家也巴不得她嫁出去省一份糧食。兩個人吃一個人的糧食，可想而知多麼地捉襟見肘。三爺是個要臉要面的人，我經常看見三爺的獨輪車上放著一些撿回來的爛菜葉，上面還用破草蓆遮掩著。三爺和新來的三娘每天只吃兩頓飯，而且還不能吃飽。新來的三娘別的不懂，卻知道每次等三爺吃飽了自己才去吃。不過三爺總是憐惜地往三娘碗裡撥飯，兩個人還挺恩愛的。每當這種場面被鄰居們看見，就常常拿三爺開心找樂，“三爺，還能生個老疙瘩。”這時三爺就揮揮手說，“生了你管養！”逗得大家哈哈一陣笑。
事情還真的讓鄰居們說中了，沒過兩年，新來的三娘肚子真的鼓了起來。起初人們還沉浸在三爺有後的津津樂道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的喜悅漸漸變成了擔憂。人們發現，新來的三娘不但肚子越來越鼓，而且手腳、臉龐也跟著鼓起來，原本挺俊秀的眼睛也被擠成了一條縫。三爺沒有單位，因此不能享受公費醫療，新來的三娘更不用說。到了後來，實在堅持不下去了，三爺才帶著三娘去了醫院，檢查結果，“肝硬化晚期，肝腹水”。就這樣，新來的三娘一天福也沒享就去了。據母親說，新來的三娘嚥氣的時候，緊緊抓著三爺的手，喉嚨裡不知發出什麼響聲。三爺把耳朵緊貼在三孃的嘴邊，不知是聽懂了還是沒聽懂，反正一個勁地點頭。那場景，誰看了誰都動容。入殮的那天，新來的三娘整個人腫得像個氣球，棺材都放不進去了。大家都明白，新來的三娘是餓死的。不過，三爺很對得起新來的三娘，在三娘嚥氣後，三爺從被窩下面摳摳索索地拿出那個小包包，把裡面的一對銀手鐲掰開，勉強給三娘戴在手腕上。到了這時候，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三爺心裡一直還掛念著原來的那個對象，那銀手鐲原本的主人並不是新來的三娘。
從那以後，三爺變得很萎靡。“糖堆兒”也不按時蘸了，早晨也不按點出工了，“糖堆兒”賣不出去也不著急了，飯也懶得做了，好像一切在三爺的眼裡都不那麼重要了。母親和對門的二孃有時做了什麼差樣的飯菜，就給三爺端過去，每到這時，三爺的眼裡總閃爍著渾濁的淚花。
一晃我上中學了。三爺也六十多歲了。三爺明顯的見老，腰也直不起來了，喘得就像肚子裡裝了個風匣。為了餬口，三爺還是掙扎著蘸他的“糖堆兒”，賣他的“糖堆兒”。只不過再也吆喝不出精神氣來了。
不知不覺中“文革”來了。漫天的大標語“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地富反壞右！”讓人看了呼吸都變得急促。人們耳朵裡整天灌滿的都是誰誰家被抄家了，誰誰誰被打成反革命了。我那時雖然上了中學，但歲數還是小，好像這一切都和自己沒有多大的關聯。不過有一天，當我從外面回來看見滿衚衕貼的都是“打倒軍閥馮景章！”的標語時，還是被嚇到了。我從來也沒有把軍閥和三爺聯繫在一起，更別說我知道三爺還是個被抓了壯丁，當過幾天小兵的窮苦人。到了院子裡，滿院都是人，連個下腳的地方都沒有。我問母親是怎麼回事？母親說，是三爺老家的“紅衛兵”來找三爺的，說要帶回村裡進行批鬥。我叫母親去阻止一下，我說您是居委會主任，他們會聽的。母親在我的央求下和那些人談了些很久，母親以她黨員的名義擔保三爺，並說明三爺的身體已是風燭殘年，那些人才悻悻地走了。臨走，不解氣地把三爺的門窗玻璃、破獨輪車、大銅勺都砸碎了。等那夥人走遠，我們進去看三爺，只見三爺蜷縮在炕尾渾身直抖，喘得只有上氣沒有下氣。
這次事件對三爺的打擊是致命的。很長時間，三爺都沒有出門。後來出了門，也遠遠地躲著人溜牆根。實在躲不開，就彎著腰對人反覆地說，“我沒幹過壞事，我沒幹過壞事！”
三爺的“糖堆兒”是蘸不了了，但飯還得吃。母親和街道反映，給三爺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活。每糊十個一分錢，也不用出門，糊好了有人來取。三爺手慢，眼神不好，一天最多也就能糊百十個，掙個幾角錢。每天我總要抽出一點時間去幫著三爺糊火柴盒，也順便和他聊聊天，讓他開開心。我以為日子就這樣將就著過下去了，誰知有一天快到晌午時，對門的二孃來對母親說，“快去看看，好像三爺屋裡今天沒有動靜，窗簾、門簾都沒拉開。”母親來不及提鞋就跑了出去。隔了一會兒，母親回來說，“你三爺去了！”我不顧母親的阻攔去看三爺，只見三爺臥在地上，身邊是一隻搪瓷杯。看來三爺是口渴了想下地喝水，就倒下再也沒有起來。
母親和鄰居們把三爺抬到炕上，給他擦了身子，換了一身乾淨衣服。有人給三爺老家拍了電報，等了一天老家也沒有人來。在下片民警的證實下，三爺被殯儀館拉走了。一輛帶著篷子的三輪車，送走了一個苦命的老人。
那一年我十六歲，那一年我下鄉去了內蒙古。
李雨生，男，1952年生人，天津市作家協會會員，在國家級、省市級報刊發表文學作品100餘萬字。著有長篇小說《初戀草原》，散文集《歲月難忘》《生命就像一隻五彩氣球》《懷舊也是一種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