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三年（1080）正月初一，蘇軾在長子蘇邁的陪伴下，由御史臺差人押赴黃州。二月初一，蘇軾抵達黃州，而住哪兒卻成了問題。

因朝廷規定，像蘇軾這種戴罪異地安置的“官員”，不享受住房、工資、補貼等福利，吃穿住行都得自理。還好城外定慧院僧人相邀，父子二人才有了落腳處，安心等待家人的到來。

能得此清靜之所的接納，實則因由太守徐君猷樂道尚文，特別仰慕蘇軾的文采，而給予了照顧。後兩人性情相投，視彼此為知己，更多了佳話流傳至今。

蘇軾貶謫之地黃州，今屬湖北黃岡市，依託長江優勢，經濟文化繁榮，歷史悠久渾厚。但在千年前，這裡卻是偏遠、荒蕪之所，人煙稀少，物產不豐，百姓生活十分清苦。而被剝奪了官員待遇的蘇軾，將如何克服艱苦條件、養活一家老小呢？

此時考慮此問題還尚早，因為家眷還在路上呢。

暫時安頓下來的蘇軾，一時間無所事事，作息飯食便同僧人。除此外，他早晚會圍著寺院的樹林轉悠，以散步來消遣，慢慢地，人靜心空，思緒沉下來，過去的種種猶如影像放映：少年時的出類拔萃，青年時的意氣風發，到如今的窘迫受困，都源於何故、起於何因？

回想起來，在貶謫黃州以前，蘇軾雖未在朝堂上大展拳腳，卻在地方幹得如魚得水。太守之職，賦予了他最直接的決策、指揮和處理權，因而蘇軾治理管轄區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步驟去規劃和實現，做起來政令通暢，往往事半功倍。所以，在“烏臺詩案”發生前，蘇軾仕途算是一帆風順的。對於“烏臺詩案”這猝不及防的挫折和打擊，還來不及認真思考總結，便風塵僕僕地到了黃州。眼下寄居寺廟，騰出了釐清自己的時間和空間。於是，他開始問自己，有人跌了一跤，躺著怨天尤人；有人摔了跟頭，爬起來頓悟了。自己該怎麼做？

在定慧院的日子，很悠閒，也自在。蘇軾去山林裡探幽覓勝，到江那邊尋友訪朋，坐禪院中聽佛問道，他開始真正走進宗教，並嘗試由此獲得心靈平靜和生命安寧。

他在《黃州安國寺記》中道：“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裡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

這篇記很有意思，蘇軾說自己得罪權貴是早晚之事，究其原因，秉性使然，道不同不相為謀。它流淌在血液中，深種在骨子裡，與元氣、精神、思想融為一體，不是改革自新就能根除的，遲早會發作，倒不如皈依佛門慢慢洗滌心靈之垢。

所以，他在文中寫道：“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

當真能“一洗之”嗎？蘇軾多舛的人生，給出了答案：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蘇軾曾說，守其初心，始終不變。既然無法改變初心，那就守護它吧。所以，佛教於他，是精神超然，境界昇華；是靈魂依託，生命勘破，更是瞭然徹悟後的拿得起、放得下。

在黃州的日子，有初心保駕護航，蘇軾註定會過得有滋有味、肆意灑脫，這才是那個本真率性可愛的他。

五月二十九日，家眷抵達黃州。得太守禮遇，一家人搬進了臨皋亭。這是一座官府水路驛站，人流不大，幾間陋室，足以存身。有家，就得過日子。日子，就是柴米鹽油。好在夫人王閏之善持家、會打算，她將所有財物做了統籌規劃，以確保家人能暫時衣食無憂。當然，蘇軾也參與其中了。他在與秦觀的信中自豪地推廣了這種“精打細算”的做法：“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蘇軾說，用如此辦法，足可以支撐家計一年有餘，待錢物用盡時，自有辦法解決，不必過分擔憂。

無事於心，無心於事，蘇軾又至一新境界也。

日常用度安排好了，蘇軾便開始改善居住條件，二十多口人擠在潮溼狹窄的臨皋亭也不是個事兒。於是，經朋友幫助，終得官府批給一塊五十畝的廢棄坡地，美其名曰“東坡”，他遂以“東坡居士”自謂。“東坡”上有座亭子，有舊屋三間，蘇軾於下方再建房舍五間，於隆冬竣工。他又將廳堂四周漆得白如雪，適時雪花紛紛揚揚，遠處一瞧，屋外屋內渾然一色，於是房屋得“雪堂”雅稱。自此，“雪堂”就成為蘇軾宴請賓客、修身養性的精神之所。

與此同時，他還在“東坡”上開墾出十畝農場，做好了自耕自種、當好農人的長遠準備。

從官員到農民，從知識分子到體力勞動者，從文學家到老百姓，挽起褲腿、擼起袖子、戴上斗笠的蘇軾與農人無異，他把精力轉移到了栽秧耕種、築壩養魚、植樹摘果等農活上。請教老農農技，蒐集優質菜種，尋找活水源頭，修理茶樹果蔬，忙得不亦樂乎，雖累卻充實無比。

有時，或行於鄉間小路，或走在田壟地頭，或黃州城裡來去，無人知是蘇軾，他同所有農人般，扛著鋤頭晚歸，遇到鄉鄰閒聊，碰見稚童逗笑，遭遇歉收發愁。摘去“冠冕”的蘇軾，生活簡單如許，他在《東坡》中說：“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後人稱讚蘇軾豁達、開朗、天真、豪情，實則是說他於何時何境下所展現出的生活態度和生命姿態，就像他在黃州時創作的文學作品，無一不透著恣意灑脫，奇雄豪邁、格局天成，篇篇精絕，令無數才子競折腰。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勞作的辛勞，生活的艱難，日子的困苦，在蘇軾筆下，卻只是輕描淡寫、意趣盎然、生機蓬勃。避朝廷之機鋒，遁江湖以致遠。當下，正是人間好時節吧。

很多人喜愛蘇軾，便是從黃州這一段開始的。三年時光，他到底有多少令人們津津樂道的逸聞趣事呢？

先得從交友說起。有人說，要看一個人的魅力，直接看他的朋友圈就一目瞭然了。蘇軾的朋友圈在“烏臺詩案”中暴露了個底朝天，他以戴罪之身來到黃州，還有人敢親近他嗎？答案是肯定的。蘇軾到了黃州後，很多朋友不遠千里來看他、陪他，甚至有人就在黃州“等”著他。譬如陳慥就住在岐亭北，兩人沒事就在一起吹吹牛、聊聊天。譬如黃州太守徐君猷和武昌太守朱壽昌，有了好酒好肉便會叫上蘇軾一同享用。譬如追隨蘇軾二十多年的“真愛粉”馬正卿，是他幫蘇軾爭取到了五十畝東坡地。譬如四川道人楊世昌，在黃州與蘇軾論道一年有餘，此人也是《前赤壁賦》中所描述的吹笛之人。譬如和尚參寥，從杭州來與蘇軾說佛講禪。譬如在“雪堂”與蘇軾談書論畫的年輕的米芾。又如蘇轍的幾位女婿輪番來探望他……

在蘇軾的筆下，鄰居們也那麼天真可愛。他與鄰居龐大夫、郭藥師、潘酒監、農夫古某等成為好朋友，與他們說話、做事時很是不拘小節。他吃到劉監倉家中的酥餅，覺得味道不錯，便問：“餅這麼酥脆，有名嗎？”答曰：“沒名呢。”“那就名‘為甚酥’吧。”還有一次，他到潘酒監家飲酒，入口只覺味酸，便脫口而出道：“這酒肯定是做醋時放錯了水吧？那就叫‘錯著水（放錯水）’吧。”說話不經大腦，做事不懂圓滑，在朋友面前，蘇軾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情商低到了極點。也許就是這般真情流露，蘇軾才能與名流顯貴、村夫野老、和尚道士、歌伎農婦成為摯友，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見誰都是好人，心思單純，性情天真，這便是蘇軾的可愛之處吧。

蘇軾在黃州，被好友掛記，也被朝堂之人關注，神宗皇帝也對他多加留意。有次神宗正在用飯，忽聞蘇軾病逝，陡然心情低落，進食再無滋味，連忙傳召朝中一大臣（蘇軾親戚）詢問。傳召之急迫，足見神宗對蘇軾的關愛程度。後證實蘇軾只是得了病，幾月未出門，待身體好後出了“雪堂”，謠言才終止。

蘇軾很是好玩。黃州附近的山山水水，他都踏遍了。時臨長江憑欄眺，或宿江上觀夜月，又往寺廟尋靜謐，偶攀赤壁望滄海……他著短褂，穿芒鞋，拄竹杖，披蓑衣，樸素又接地氣，讓人頓生好感。

蘇軾喜好小酒，時常醉酒。有次從城裡返回“雪堂”時，有段黃泥路不好走，醉意正酣的蘇軾卻揮毫寫下了《黃泥阪詞》：“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蘇軾絕大多數的佳作都源於偶得和頓悟，與生活息息相關。

還有一次，蘇軾獨自乘舟在江上喝酒，酒酣處詩興大發，偶得佳作《臨江仙》：“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不承想，有好事者歪解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以為蘇軾要駕舟跑路了，害得太守大為吃驚，生怕蘇軾從自己的地盤上消失而無法向朝廷交代，趕緊前往“雪堂”一探究竟，卻見蘇軾正鼾聲如雷。後來，這謠言又傳到宮中，不知神宗作何想，許是見怪不怪了吧？不按常理做事，不按套路作詩，蘇軾總是這麼讓人歡喜讓人憂啊。

蘇軾道：“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美食於蘇軾，是愛好，是逸趣，更是鄉愁，因為他總能將家鄉的風味傳播得很遠很遠。在黃州那幾年，蘇軾發明了很多美食：東坡肉、東坡魚、東坡羹等。但美食再好，也不能貪嘴，蘇軾就在《節飲食說》中說：“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食有量，酒有度，方是養身養氣養福之法。守度、有度，何嘗不是人生大學問呢？

貶謫的日子雖清苦，蘇軾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心靈滿足，彷彿來到了方外世界：“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

黃州於蘇軾，是收穫，是蛻變，是昇華。他能在艱苦的環境中，能把控生活幸福感，追尋精神超越感。同時，他還不忘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當知道當地有殺嬰惡俗時，憤而寫了一封《與朱鄂州書》：“天麟言：嶽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慾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

殺嬰是滅絕人性的惡習，在請求官府制止的同時，蘇軾還全力組織了一個救兒會，邀請正直、熱心、善良的人士加入會中，共行善舉。他們推舉有愛心、善心、慈悲心的古某擔任會長，向各方募集救助金，用於給貧困嬰兒購買米、衣服等必需品。同時走村串戶開展貧困孕婦調查，允諾她們如果將嬰兒照顧好，便會贈予孩子生活用品。蘇軾還帶頭捐款，並加大了救助力度，讓更多的新生兒獲救併成長。在自身生活窘困的情況下，在無公文簽署權和行政干預權的尷尬中，蘇軾仍然關心百姓、關愛生命，行義舉，做善事，初心不改，不忘使命。

在黃州的幾年是蘇軾最快樂的日子，他將自己置身於簡單中，他將心靈放飛于山野間，他將每一天都過得熱氣騰騰。他向鄰居討了果樹苗，想著明年就會開花，之後便會掛上果子了吧。他想，如此過也是極好的。以至於來了一道詔書讓他挪一個好地兒，他都糾結著要不要就此拒了皇帝的好意。

考慮再三，蘇軾承了神宗美意，作別親手壘砌的家園，作別黃州的山水，作別相送一程又一程的鄰居好友。此刻的心情，真是“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