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邊的肥肉眼看要丟，英國以退為進想耍賴，不料蘇聯動了真格'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1947年2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宣佈將當時鬧得火熱的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眼看著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在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鬧得不可開交，國力衰退得厲害的英國表示自己當真是有心無力了。在此之前，英國當局可謂是做盡了努力。
1946年7月31日，一個被稱為“莫里森·格雷迪計劃”的方案被拋出，該方案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4部分，分別為一個阿拉伯自治省、一個猶太自治省和兩個英國直轄省，該方案遭到各方反對；1947年1月27日，英國外交部又提出另一方案：在5年內實現阿猶自治，5年後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此之前，英國將繼續委任統治。這個尺度大得多的方案仍被拒絕。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1947年2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宣佈將當時鬧得火熱的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眼看著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在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鬧得不可開交，國力衰退得厲害的英國表示自己當真是有心無力了。在此之前，英國當局可謂是做盡了努力。
1946年7月31日，一個被稱為“莫里森·格雷迪計劃”的方案被拋出，該方案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4部分，分別為一個阿拉伯自治省、一個猶太自治省和兩個英國直轄省，該方案遭到各方反對；1947年1月27日，英國外交部又提出另一方案：在5年內實現阿猶自治，5年後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此之前，英國將繼續委任統治。這個尺度大得多的方案仍被拒絕。
作為中東地區的老牌霸主，巴勒斯坦問題最終被丟給聯合國，眼看是英國對自己國力和影響力衰微的無奈，然而真正令英國人頭疼的並不是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而是蘇聯和美國。說起來，英國玩這一手其實是打著“緩兵之計”的目的去的，卻被蘇美將計就計了；尤其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更是相當特殊。
對猶太人來說，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都不算啥善主。
這片土地上一直延續著濃厚的反猶主義傳統，直到斯大林時代前半段，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復國主義仍被當局視為一個危險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猶太人的那一套就被列入意識形態根本對立的範疇之內——猶太教將“國家”視為最終的落腳點，而馬列主義則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另外，猶太人遍佈全球各處，成分龐雜，卻總是重複著“民族”這個字眼；斯大林曾給這個概念做過如下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由此來看，猶太人算啥民族？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1947年2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宣佈將當時鬧得火熱的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眼看著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在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鬧得不可開交，國力衰退得厲害的英國表示自己當真是有心無力了。在此之前，英國當局可謂是做盡了努力。
1946年7月31日，一個被稱為“莫里森·格雷迪計劃”的方案被拋出，該方案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4部分，分別為一個阿拉伯自治省、一個猶太自治省和兩個英國直轄省，該方案遭到各方反對；1947年1月27日，英國外交部又提出另一方案：在5年內實現阿猶自治，5年後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此之前，英國將繼續委任統治。這個尺度大得多的方案仍被拒絕。
作為中東地區的老牌霸主，巴勒斯坦問題最終被丟給聯合國，眼看是英國對自己國力和影響力衰微的無奈，然而真正令英國人頭疼的並不是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而是蘇聯和美國。說起來，英國玩這一手其實是打著“緩兵之計”的目的去的，卻被蘇美將計就計了；尤其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更是相當特殊。
對猶太人來說，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都不算啥善主。
這片土地上一直延續著濃厚的反猶主義傳統，直到斯大林時代前半段，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復國主義仍被當局視為一個危險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猶太人的那一套就被列入意識形態根本對立的範疇之內——猶太教將“國家”視為最終的落腳點，而馬列主義則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另外，猶太人遍佈全球各處，成分龐雜，卻總是重複著“民族”這個字眼；斯大林曾給這個概念做過如下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由此來看，猶太人算啥民族？
俄國境內有不少猶太人，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相信，所謂的猶太問題不過是階級矛盾和壓迫的產物罷了，猶太人整天嚷嚷著“民族意識”和“建立猶太國”等，不過是把問題誇張了。因此，在二戰爆發前，蘇聯處理猶太問題的手段一直簡單粗暴——對他們實行“同化”，而對那些尖銳的主張，莫斯科給出的迴應很“官方”，尤其是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當局還不斷安慰猶太人：“反猶太主義作為強烈敵視蘇維埃制度的一種現象，會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和懲罰。”
蘇聯方面一直希望事情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總有人在一旁看熱鬧不嫌事大，非要想辦法撬起點事端，好從中渾水摸魚。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1947年2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宣佈將當時鬧得火熱的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眼看著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在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鬧得不可開交，國力衰退得厲害的英國表示自己當真是有心無力了。在此之前，英國當局可謂是做盡了努力。
1946年7月31日，一個被稱為“莫里森·格雷迪計劃”的方案被拋出，該方案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4部分，分別為一個阿拉伯自治省、一個猶太自治省和兩個英國直轄省，該方案遭到各方反對；1947年1月27日，英國外交部又提出另一方案：在5年內實現阿猶自治，5年後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此之前，英國將繼續委任統治。這個尺度大得多的方案仍被拒絕。
作為中東地區的老牌霸主，巴勒斯坦問題最終被丟給聯合國，眼看是英國對自己國力和影響力衰微的無奈，然而真正令英國人頭疼的並不是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而是蘇聯和美國。說起來，英國玩這一手其實是打著“緩兵之計”的目的去的，卻被蘇美將計就計了；尤其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更是相當特殊。
對猶太人來說，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都不算啥善主。
這片土地上一直延續著濃厚的反猶主義傳統，直到斯大林時代前半段，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復國主義仍被當局視為一個危險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猶太人的那一套就被列入意識形態根本對立的範疇之內——猶太教將“國家”視為最終的落腳點，而馬列主義則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另外，猶太人遍佈全球各處，成分龐雜，卻總是重複著“民族”這個字眼；斯大林曾給這個概念做過如下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由此來看，猶太人算啥民族？
俄國境內有不少猶太人，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相信，所謂的猶太問題不過是階級矛盾和壓迫的產物罷了，猶太人整天嚷嚷著“民族意識”和“建立猶太國”等，不過是把問題誇張了。因此，在二戰爆發前，蘇聯處理猶太問題的手段一直簡單粗暴——對他們實行“同化”，而對那些尖銳的主張，莫斯科給出的迴應很“官方”，尤其是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當局還不斷安慰猶太人：“反猶太主義作為強烈敵視蘇維埃制度的一種現象，會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和懲罰。”
蘇聯方面一直希望事情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總有人在一旁看熱鬧不嫌事大，非要想辦法撬起點事端，好從中渾水摸魚。
1917年2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阿瑟·詹姆斯·貝爾福公爵發表了歷史上著名的《貝爾福宣言》，“好心”為歐洲猶太人找了個家：從那時開始，數以萬計的猶太人紛紛湧入巴勒斯坦地區，一戰結束後，英國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培養出了大量“利益代言人”，後者在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中也充當了急先鋒。作為回報，英國當局縱容猶太人在該地區“為所欲為”，一時間，“猶太復國主義”塵囂之上。與之相對的是，蘇猶關係迅速惡化，到了列寧時代末期，蘇聯政府直接將猶太復國主義定性為“反革命”，參與者會被以“英國間諜”的罪名逮捕。
蘇聯這樣的國家森嚴得令人敬畏，就拿毒品來說，政府要消滅毒品，這個令世界各國都頭疼的、屢禁不止的問題居然當真就被解決了。相比之下，猶太人的牢騷似乎根本就不算事兒。若是不發生變故，我們不難想象，英國人想要藉助猶太人撬動蘇維埃政權的根基，這簡直就是以卵擊石。然而歷史的戲劇性令人稱奇，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二戰爆發了。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1947年2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宣佈將當時鬧得火熱的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眼看著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在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鬧得不可開交，國力衰退得厲害的英國表示自己當真是有心無力了。在此之前，英國當局可謂是做盡了努力。
1946年7月31日，一個被稱為“莫里森·格雷迪計劃”的方案被拋出，該方案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4部分，分別為一個阿拉伯自治省、一個猶太自治省和兩個英國直轄省，該方案遭到各方反對；1947年1月27日，英國外交部又提出另一方案：在5年內實現阿猶自治，5年後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此之前，英國將繼續委任統治。這個尺度大得多的方案仍被拒絕。
作為中東地區的老牌霸主，巴勒斯坦問題最終被丟給聯合國，眼看是英國對自己國力和影響力衰微的無奈，然而真正令英國人頭疼的並不是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而是蘇聯和美國。說起來，英國玩這一手其實是打著“緩兵之計”的目的去的，卻被蘇美將計就計了；尤其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更是相當特殊。
對猶太人來說，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都不算啥善主。
這片土地上一直延續著濃厚的反猶主義傳統，直到斯大林時代前半段，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復國主義仍被當局視為一個危險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猶太人的那一套就被列入意識形態根本對立的範疇之內——猶太教將“國家”視為最終的落腳點，而馬列主義則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另外，猶太人遍佈全球各處，成分龐雜，卻總是重複著“民族”這個字眼；斯大林曾給這個概念做過如下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由此來看，猶太人算啥民族？
俄國境內有不少猶太人，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相信，所謂的猶太問題不過是階級矛盾和壓迫的產物罷了，猶太人整天嚷嚷著“民族意識”和“建立猶太國”等，不過是把問題誇張了。因此，在二戰爆發前，蘇聯處理猶太問題的手段一直簡單粗暴——對他們實行“同化”，而對那些尖銳的主張，莫斯科給出的迴應很“官方”，尤其是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當局還不斷安慰猶太人：“反猶太主義作為強烈敵視蘇維埃制度的一種現象，會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和懲罰。”
蘇聯方面一直希望事情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總有人在一旁看熱鬧不嫌事大，非要想辦法撬起點事端，好從中渾水摸魚。
1917年2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阿瑟·詹姆斯·貝爾福公爵發表了歷史上著名的《貝爾福宣言》，“好心”為歐洲猶太人找了個家：從那時開始，數以萬計的猶太人紛紛湧入巴勒斯坦地區，一戰結束後，英國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培養出了大量“利益代言人”，後者在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中也充當了急先鋒。作為回報，英國當局縱容猶太人在該地區“為所欲為”，一時間，“猶太復國主義”塵囂之上。與之相對的是，蘇猶關係迅速惡化，到了列寧時代末期，蘇聯政府直接將猶太復國主義定性為“反革命”，參與者會被以“英國間諜”的罪名逮捕。
蘇聯這樣的國家森嚴得令人敬畏，就拿毒品來說，政府要消滅毒品，這個令世界各國都頭疼的、屢禁不止的問題居然當真就被解決了。相比之下，猶太人的牢騷似乎根本就不算事兒。若是不發生變故，我們不難想象，英國人想要藉助猶太人撬動蘇維埃政權的根基，這簡直就是以卵擊石。然而歷史的戲劇性令人稱奇，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二戰爆發了。
1939年到1940年，蘇聯吃掉了波蘭東部、比薩拉比亞、北布科維納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約200萬猶太人成了難民。為了讓更多猶太人逃到巴勒斯坦，世界猶太復國運動領袖魏茨曼甚至要求將該地區的數十萬阿拉伯人遷走，“只要把他們趕到伊拉克和外約旦就行了”。二戰爆發後，蘇軍兵敗如山倒，大片國土淪陷，形勢岌岌可危。在這種局勢下，莫斯科方面不得不考慮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和力量，備受當局嫌惡的猶太人轉瞬間成了香餑餑。
俗語有云：“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點在蘇猶關係此階段的變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41年底，蘇聯成立了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前者在全世界高聲譴責德軍迫害猶太人的種種罪行，為猶太人鳴不平，一下子成了猶太人的“好朋友”。雖然這種操作看上去有些拙劣，但它的效果是卓著的：蘇聯為猶太人提供了避難所，作為回報，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將資金和各種資源提供給蘇聯，他們甚至影響到了美國援蘇的決策。莫斯科戰役進行時，蘇猶算是進入了蜜月期，雙方關係迅速升溫，彼此間的要價和報價也是越開越大。蘇聯駐英大使伊萬·邁斯基就曾對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戴維·本-古裡安表示：“如果您能讓美國人瞭解我們的情況並對我們繼續援助，這對我們就是最大的支持了。我們需要大量的坦克、槍炮和飛機。”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1947年2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宣佈將當時鬧得火熱的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眼看著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在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鬧得不可開交，國力衰退得厲害的英國表示自己當真是有心無力了。在此之前，英國當局可謂是做盡了努力。
1946年7月31日，一個被稱為“莫里森·格雷迪計劃”的方案被拋出，該方案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4部分，分別為一個阿拉伯自治省、一個猶太自治省和兩個英國直轄省，該方案遭到各方反對；1947年1月27日，英國外交部又提出另一方案：在5年內實現阿猶自治，5年後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此之前，英國將繼續委任統治。這個尺度大得多的方案仍被拒絕。
作為中東地區的老牌霸主，巴勒斯坦問題最終被丟給聯合國，眼看是英國對自己國力和影響力衰微的無奈，然而真正令英國人頭疼的並不是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而是蘇聯和美國。說起來，英國玩這一手其實是打著“緩兵之計”的目的去的，卻被蘇美將計就計了；尤其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更是相當特殊。
對猶太人來說，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都不算啥善主。
這片土地上一直延續著濃厚的反猶主義傳統，直到斯大林時代前半段，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復國主義仍被當局視為一個危險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猶太人的那一套就被列入意識形態根本對立的範疇之內——猶太教將“國家”視為最終的落腳點，而馬列主義則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另外，猶太人遍佈全球各處，成分龐雜，卻總是重複著“民族”這個字眼；斯大林曾給這個概念做過如下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由此來看，猶太人算啥民族？
俄國境內有不少猶太人，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相信，所謂的猶太問題不過是階級矛盾和壓迫的產物罷了，猶太人整天嚷嚷著“民族意識”和“建立猶太國”等，不過是把問題誇張了。因此，在二戰爆發前，蘇聯處理猶太問題的手段一直簡單粗暴——對他們實行“同化”，而對那些尖銳的主張，莫斯科給出的迴應很“官方”，尤其是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當局還不斷安慰猶太人：“反猶太主義作為強烈敵視蘇維埃制度的一種現象，會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和懲罰。”
蘇聯方面一直希望事情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總有人在一旁看熱鬧不嫌事大，非要想辦法撬起點事端，好從中渾水摸魚。
1917年2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阿瑟·詹姆斯·貝爾福公爵發表了歷史上著名的《貝爾福宣言》，“好心”為歐洲猶太人找了個家：從那時開始，數以萬計的猶太人紛紛湧入巴勒斯坦地區，一戰結束後，英國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培養出了大量“利益代言人”，後者在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中也充當了急先鋒。作為回報，英國當局縱容猶太人在該地區“為所欲為”，一時間，“猶太復國主義”塵囂之上。與之相對的是，蘇猶關係迅速惡化，到了列寧時代末期，蘇聯政府直接將猶太復國主義定性為“反革命”，參與者會被以“英國間諜”的罪名逮捕。
蘇聯這樣的國家森嚴得令人敬畏，就拿毒品來說，政府要消滅毒品，這個令世界各國都頭疼的、屢禁不止的問題居然當真就被解決了。相比之下，猶太人的牢騷似乎根本就不算事兒。若是不發生變故，我們不難想象，英國人想要藉助猶太人撬動蘇維埃政權的根基，這簡直就是以卵擊石。然而歷史的戲劇性令人稱奇，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二戰爆發了。
1939年到1940年，蘇聯吃掉了波蘭東部、比薩拉比亞、北布科維納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約200萬猶太人成了難民。為了讓更多猶太人逃到巴勒斯坦，世界猶太復國運動領袖魏茨曼甚至要求將該地區的數十萬阿拉伯人遷走，“只要把他們趕到伊拉克和外約旦就行了”。二戰爆發後，蘇軍兵敗如山倒，大片國土淪陷，形勢岌岌可危。在這種局勢下，莫斯科方面不得不考慮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和力量，備受當局嫌惡的猶太人轉瞬間成了香餑餑。
俗語有云：“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點在蘇猶關係此階段的變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41年底，蘇聯成立了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前者在全世界高聲譴責德軍迫害猶太人的種種罪行，為猶太人鳴不平，一下子成了猶太人的“好朋友”。雖然這種操作看上去有些拙劣，但它的效果是卓著的：蘇聯為猶太人提供了避難所，作為回報，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將資金和各種資源提供給蘇聯，他們甚至影響到了美國援蘇的決策。莫斯科戰役進行時，蘇猶算是進入了蜜月期，雙方關係迅速升溫，彼此間的要價和報價也是越開越大。蘇聯駐英大使伊萬·邁斯基就曾對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戴維·本-古裡安表示：“如果您能讓美國人瞭解我們的情況並對我們繼續援助，這對我們就是最大的支持了。我們需要大量的坦克、槍炮和飛機。”
“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看上去不過是特殊歷史背景影響下的利益的產物而已，實際上，它從此改寫了猶太人的命運。
二戰結束後，蘇聯人已經從根本上改寫了對猶太人問題的立場，在蘇聯當局的批准下，大量猶太人得以回到波蘭等國。然而，在德國的影響下，波蘭也變得不待見猶太人；波蘭境內的反猶事件愈發頻繁，為此，數以十萬計的波蘭人不得不離開波蘭，另選落腳點。在那個時間點上，英國仍然是中東地區名義上的霸主，美國在地中海沿岸連個基地都沒有，也沒有合理藉口開闢一處據點；英國將這塊寶地看得滴水不漏，正當美國人一籌莫展時，正是此事令他們看到了橫插一手的契機。
1945年8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英國首相剋萊門特·理查德·艾德禮立即增發10萬張移民許可證，允許歐洲的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地區。經過一番調查後，英國當局得出這樣的結論：阿猶雙方正處於敵對狀態，建立一個猶太國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增發10萬移民許可證並取消猶太人購買土地的限制等是合理的，但英國委任統治的延續也是必要的。從表面看，美國入駐中東的第一步計劃已經得逞，實際上，英國藉機強調了自己在中東的地位。正當美英為此內鬥時，蘇聯也趁機撈了一杯羹。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1947年2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宣佈將當時鬧得火熱的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眼看著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在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鬧得不可開交，國力衰退得厲害的英國表示自己當真是有心無力了。在此之前，英國當局可謂是做盡了努力。
1946年7月31日，一個被稱為“莫里森·格雷迪計劃”的方案被拋出，該方案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4部分，分別為一個阿拉伯自治省、一個猶太自治省和兩個英國直轄省，該方案遭到各方反對；1947年1月27日，英國外交部又提出另一方案：在5年內實現阿猶自治，5年後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此之前，英國將繼續委任統治。這個尺度大得多的方案仍被拒絕。
作為中東地區的老牌霸主，巴勒斯坦問題最終被丟給聯合國，眼看是英國對自己國力和影響力衰微的無奈，然而真正令英國人頭疼的並不是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而是蘇聯和美國。說起來，英國玩這一手其實是打著“緩兵之計”的目的去的，卻被蘇美將計就計了；尤其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更是相當特殊。
對猶太人來說，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都不算啥善主。
這片土地上一直延續著濃厚的反猶主義傳統，直到斯大林時代前半段，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復國主義仍被當局視為一個危險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猶太人的那一套就被列入意識形態根本對立的範疇之內——猶太教將“國家”視為最終的落腳點，而馬列主義則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另外，猶太人遍佈全球各處，成分龐雜，卻總是重複著“民族”這個字眼；斯大林曾給這個概念做過如下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由此來看，猶太人算啥民族？
俄國境內有不少猶太人，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相信，所謂的猶太問題不過是階級矛盾和壓迫的產物罷了，猶太人整天嚷嚷著“民族意識”和“建立猶太國”等，不過是把問題誇張了。因此，在二戰爆發前，蘇聯處理猶太問題的手段一直簡單粗暴——對他們實行“同化”，而對那些尖銳的主張，莫斯科給出的迴應很“官方”，尤其是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當局還不斷安慰猶太人：“反猶太主義作為強烈敵視蘇維埃制度的一種現象，會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和懲罰。”
蘇聯方面一直希望事情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總有人在一旁看熱鬧不嫌事大，非要想辦法撬起點事端，好從中渾水摸魚。
1917年2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阿瑟·詹姆斯·貝爾福公爵發表了歷史上著名的《貝爾福宣言》，“好心”為歐洲猶太人找了個家：從那時開始，數以萬計的猶太人紛紛湧入巴勒斯坦地區，一戰結束後，英國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培養出了大量“利益代言人”，後者在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中也充當了急先鋒。作為回報，英國當局縱容猶太人在該地區“為所欲為”，一時間，“猶太復國主義”塵囂之上。與之相對的是，蘇猶關係迅速惡化，到了列寧時代末期，蘇聯政府直接將猶太復國主義定性為“反革命”，參與者會被以“英國間諜”的罪名逮捕。
蘇聯這樣的國家森嚴得令人敬畏，就拿毒品來說，政府要消滅毒品，這個令世界各國都頭疼的、屢禁不止的問題居然當真就被解決了。相比之下，猶太人的牢騷似乎根本就不算事兒。若是不發生變故，我們不難想象，英國人想要藉助猶太人撬動蘇維埃政權的根基，這簡直就是以卵擊石。然而歷史的戲劇性令人稱奇，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二戰爆發了。
1939年到1940年，蘇聯吃掉了波蘭東部、比薩拉比亞、北布科維納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約200萬猶太人成了難民。為了讓更多猶太人逃到巴勒斯坦，世界猶太復國運動領袖魏茨曼甚至要求將該地區的數十萬阿拉伯人遷走，“只要把他們趕到伊拉克和外約旦就行了”。二戰爆發後，蘇軍兵敗如山倒，大片國土淪陷，形勢岌岌可危。在這種局勢下，莫斯科方面不得不考慮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和力量，備受當局嫌惡的猶太人轉瞬間成了香餑餑。
俗語有云：“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點在蘇猶關係此階段的變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41年底，蘇聯成立了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前者在全世界高聲譴責德軍迫害猶太人的種種罪行，為猶太人鳴不平，一下子成了猶太人的“好朋友”。雖然這種操作看上去有些拙劣，但它的效果是卓著的：蘇聯為猶太人提供了避難所，作為回報，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將資金和各種資源提供給蘇聯，他們甚至影響到了美國援蘇的決策。莫斯科戰役進行時，蘇猶算是進入了蜜月期，雙方關係迅速升溫，彼此間的要價和報價也是越開越大。蘇聯駐英大使伊萬·邁斯基就曾對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戴維·本-古裡安表示：“如果您能讓美國人瞭解我們的情況並對我們繼續援助，這對我們就是最大的支持了。我們需要大量的坦克、槍炮和飛機。”
“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看上去不過是特殊歷史背景影響下的利益的產物而已，實際上，它從此改寫了猶太人的命運。
二戰結束後，蘇聯人已經從根本上改寫了對猶太人問題的立場，在蘇聯當局的批准下，大量猶太人得以回到波蘭等國。然而，在德國的影響下，波蘭也變得不待見猶太人；波蘭境內的反猶事件愈發頻繁，為此，數以十萬計的波蘭人不得不離開波蘭，另選落腳點。在那個時間點上，英國仍然是中東地區名義上的霸主，美國在地中海沿岸連個基地都沒有，也沒有合理藉口開闢一處據點；英國將這塊寶地看得滴水不漏，正當美國人一籌莫展時，正是此事令他們看到了橫插一手的契機。
1945年8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英國首相剋萊門特·理查德·艾德禮立即增發10萬張移民許可證，允許歐洲的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地區。經過一番調查後，英國當局得出這樣的結論：阿猶雙方正處於敵對狀態，建立一個猶太國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增發10萬移民許可證並取消猶太人購買土地的限制等是合理的，但英國委任統治的延續也是必要的。從表面看，美國入駐中東的第一步計劃已經得逞，實際上，英國藉機強調了自己在中東的地位。正當美英為此內鬥時，蘇聯也趁機撈了一杯羹。
正如咱們文章開頭所說，從1946年9月開始，英國外交部提出的諸多方案被一一回絕，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都想單獨吃掉大部分好處，而所有有利於英國維持中東霸權的提議又會遭致美蘇反對。英國將問題丟給聯合國並不是當真決定破罐子破摔，1946年，英國還同外約旦簽署條約，為自己留了條後路。根據專家分析，英國認為巴勒斯坦問題在聯合國並不能很快就得到解決，畢竟背後牽扯到太多勢力的利益了，因此盤算著能賴一天算一天；英國殖民大臣克里奇·瓊斯甚至直接表示：“英國人完全沒有打算放棄委任統治。”然而，蘇聯集團發揮的影響令英國方面始料未及。
政治場上永遠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美蘇都想結束英國在中東的霸權，因此達成了微妙的默契：1947年5月14日，在聯合國召開的巴勒斯坦問題特別會議上，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葛羅米柯作出著名發言，極大地推動了猶太人的復國運動。11月29日，在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投票表決中，蘇聯集團集體投出贊成票；美國也做了相同的行動，甚至逼迫法國“背叛”了鐵桿盟友英國。值得一提的是，分治方案通過後，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表示強烈抗議，他們在隨後舉行的阿拉伯聯盟會議上宣稱：“阿拉伯人決心為反對聯合國分裂巴勒斯坦的決議而戰，並遵照真主的意志，決戰至最後的勝利。”——這為後來的中東戰爭埋下了註腳。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1947年2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宣佈將當時鬧得火熱的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眼看著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在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鬧得不可開交，國力衰退得厲害的英國表示自己當真是有心無力了。在此之前，英國當局可謂是做盡了努力。
1946年7月31日，一個被稱為“莫里森·格雷迪計劃”的方案被拋出，該方案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4部分，分別為一個阿拉伯自治省、一個猶太自治省和兩個英國直轄省，該方案遭到各方反對；1947年1月27日，英國外交部又提出另一方案：在5年內實現阿猶自治，5年後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此之前，英國將繼續委任統治。這個尺度大得多的方案仍被拒絕。
作為中東地區的老牌霸主，巴勒斯坦問題最終被丟給聯合國，眼看是英國對自己國力和影響力衰微的無奈，然而真正令英國人頭疼的並不是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而是蘇聯和美國。說起來，英國玩這一手其實是打著“緩兵之計”的目的去的，卻被蘇美將計就計了；尤其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更是相當特殊。
對猶太人來說，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都不算啥善主。
這片土地上一直延續著濃厚的反猶主義傳統，直到斯大林時代前半段，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復國主義仍被當局視為一個危險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猶太人的那一套就被列入意識形態根本對立的範疇之內——猶太教將“國家”視為最終的落腳點，而馬列主義則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另外，猶太人遍佈全球各處，成分龐雜，卻總是重複著“民族”這個字眼；斯大林曾給這個概念做過如下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由此來看，猶太人算啥民族？
俄國境內有不少猶太人，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相信，所謂的猶太問題不過是階級矛盾和壓迫的產物罷了，猶太人整天嚷嚷著“民族意識”和“建立猶太國”等，不過是把問題誇張了。因此，在二戰爆發前，蘇聯處理猶太問題的手段一直簡單粗暴——對他們實行“同化”，而對那些尖銳的主張，莫斯科給出的迴應很“官方”，尤其是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當局還不斷安慰猶太人：“反猶太主義作為強烈敵視蘇維埃制度的一種現象，會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和懲罰。”
蘇聯方面一直希望事情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總有人在一旁看熱鬧不嫌事大，非要想辦法撬起點事端，好從中渾水摸魚。
1917年2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阿瑟·詹姆斯·貝爾福公爵發表了歷史上著名的《貝爾福宣言》，“好心”為歐洲猶太人找了個家：從那時開始，數以萬計的猶太人紛紛湧入巴勒斯坦地區，一戰結束後，英國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培養出了大量“利益代言人”，後者在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中也充當了急先鋒。作為回報，英國當局縱容猶太人在該地區“為所欲為”，一時間，“猶太復國主義”塵囂之上。與之相對的是，蘇猶關係迅速惡化，到了列寧時代末期，蘇聯政府直接將猶太復國主義定性為“反革命”，參與者會被以“英國間諜”的罪名逮捕。
蘇聯這樣的國家森嚴得令人敬畏，就拿毒品來說，政府要消滅毒品，這個令世界各國都頭疼的、屢禁不止的問題居然當真就被解決了。相比之下，猶太人的牢騷似乎根本就不算事兒。若是不發生變故，我們不難想象，英國人想要藉助猶太人撬動蘇維埃政權的根基，這簡直就是以卵擊石。然而歷史的戲劇性令人稱奇，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二戰爆發了。
1939年到1940年，蘇聯吃掉了波蘭東部、比薩拉比亞、北布科維納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約200萬猶太人成了難民。為了讓更多猶太人逃到巴勒斯坦，世界猶太復國運動領袖魏茨曼甚至要求將該地區的數十萬阿拉伯人遷走，“只要把他們趕到伊拉克和外約旦就行了”。二戰爆發後，蘇軍兵敗如山倒，大片國土淪陷，形勢岌岌可危。在這種局勢下，莫斯科方面不得不考慮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和力量，備受當局嫌惡的猶太人轉瞬間成了香餑餑。
俗語有云：“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點在蘇猶關係此階段的變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41年底，蘇聯成立了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前者在全世界高聲譴責德軍迫害猶太人的種種罪行，為猶太人鳴不平，一下子成了猶太人的“好朋友”。雖然這種操作看上去有些拙劣，但它的效果是卓著的：蘇聯為猶太人提供了避難所，作為回報，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將資金和各種資源提供給蘇聯，他們甚至影響到了美國援蘇的決策。莫斯科戰役進行時，蘇猶算是進入了蜜月期，雙方關係迅速升溫，彼此間的要價和報價也是越開越大。蘇聯駐英大使伊萬·邁斯基就曾對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戴維·本-古裡安表示：“如果您能讓美國人瞭解我們的情況並對我們繼續援助，這對我們就是最大的支持了。我們需要大量的坦克、槍炮和飛機。”
“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看上去不過是特殊歷史背景影響下的利益的產物而已，實際上，它從此改寫了猶太人的命運。
二戰結束後，蘇聯人已經從根本上改寫了對猶太人問題的立場，在蘇聯當局的批准下，大量猶太人得以回到波蘭等國。然而，在德國的影響下，波蘭也變得不待見猶太人；波蘭境內的反猶事件愈發頻繁，為此，數以十萬計的波蘭人不得不離開波蘭，另選落腳點。在那個時間點上，英國仍然是中東地區名義上的霸主，美國在地中海沿岸連個基地都沒有，也沒有合理藉口開闢一處據點；英國將這塊寶地看得滴水不漏，正當美國人一籌莫展時，正是此事令他們看到了橫插一手的契機。
1945年8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英國首相剋萊門特·理查德·艾德禮立即增發10萬張移民許可證，允許歐洲的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地區。經過一番調查後，英國當局得出這樣的結論：阿猶雙方正處於敵對狀態，建立一個猶太國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增發10萬移民許可證並取消猶太人購買土地的限制等是合理的，但英國委任統治的延續也是必要的。從表面看，美國入駐中東的第一步計劃已經得逞，實際上，英國藉機強調了自己在中東的地位。正當美英為此內鬥時，蘇聯也趁機撈了一杯羹。
正如咱們文章開頭所說，從1946年9月開始，英國外交部提出的諸多方案被一一回絕，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都想單獨吃掉大部分好處，而所有有利於英國維持中東霸權的提議又會遭致美蘇反對。英國將問題丟給聯合國並不是當真決定破罐子破摔，1946年，英國還同外約旦簽署條約，為自己留了條後路。根據專家分析，英國認為巴勒斯坦問題在聯合國並不能很快就得到解決，畢竟背後牽扯到太多勢力的利益了，因此盤算著能賴一天算一天；英國殖民大臣克里奇·瓊斯甚至直接表示：“英國人完全沒有打算放棄委任統治。”然而，蘇聯集團發揮的影響令英國方面始料未及。
政治場上永遠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美蘇都想結束英國在中東的霸權，因此達成了微妙的默契：1947年5月14日，在聯合國召開的巴勒斯坦問題特別會議上，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葛羅米柯作出著名發言，極大地推動了猶太人的復國運動。11月29日，在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投票表決中，蘇聯集團集體投出贊成票；美國也做了相同的行動，甚至逼迫法國“背叛”了鐵桿盟友英國。值得一提的是，分治方案通過後，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表示強烈抗議，他們在隨後舉行的阿拉伯聯盟會議上宣稱：“阿拉伯人決心為反對聯合國分裂巴勒斯坦的決議而戰，並遵照真主的意志，決戰至最後的勝利。”——這為後來的中東戰爭埋下了註腳。
就在決議通過當天，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便爆發了暴力衝突，局勢一片混亂。阿拉伯國家甚至趁機派出非正規武裝挑事，同時給美國政府施壓。在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美國一度表現得猶豫不決。其實，美國人心裡清楚，分治方案雖然能結束英國在中東的霸權，但它卻為蘇聯提供了便利。相比之下，蘇聯是個更可怕的對手。美國軍方也作出分析，一旦蘇聯勢力入駐中東，蘇聯間諜和軍隊便會展開行動，一方面試圖顛覆當地政府並建立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蘇軍會藉助暴力手段建立並鞏固自己的利益體系。
1948年3月19日，美國向安理會建議：“鑑於巴勒斯坦局勢的惡化，美國認為聯合國託管委員會應當臨時託管巴勒斯坦以維持和平。”這句話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美國在下一輪利益鬥爭還沒開始時便已經認了慫。相比之下，蘇聯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猶太人建國，一番此起彼伏，美國和蘇聯誰更“靠得住”，這便不用多說了。有趣的是，美國表現出的反覆觸怒了猶太恐怖組織伊爾貢，後者甚至宣稱：“如果美國軍隊被派往巴勒斯坦來實現託管的話，我們將與之決一死戰。”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曾提到，雖然二戰的交戰國被分為兩大陣營並被賦予了“正邪”之分，這場戰爭的實質卻沒有改變，仍然是世界強國對利益的一場爭奪。二戰剛一結束，英、法等老牌強國便想方設法地鞏固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試圖掩蓋國力日薄西山的事實；美蘇這樣的“新貴”則想盡辦法插手這些地區，旨在將勢力散佈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這輪新舊交鋒中，一場精彩、突兀卻又無法避免的博弈上演了。
1947年2月18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宣佈將當時鬧得火熱的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處理。眼看著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在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鬧得不可開交，國力衰退得厲害的英國表示自己當真是有心無力了。在此之前，英國當局可謂是做盡了努力。
1946年7月31日，一個被稱為“莫里森·格雷迪計劃”的方案被拋出，該方案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4部分，分別為一個阿拉伯自治省、一個猶太自治省和兩個英國直轄省，該方案遭到各方反對；1947年1月27日，英國外交部又提出另一方案：在5年內實現阿猶自治，5年後使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此之前，英國將繼續委任統治。這個尺度大得多的方案仍被拒絕。
作為中東地區的老牌霸主，巴勒斯坦問題最終被丟給聯合國，眼看是英國對自己國力和影響力衰微的無奈，然而真正令英國人頭疼的並不是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而是蘇聯和美國。說起來，英國玩這一手其實是打著“緩兵之計”的目的去的，卻被蘇美將計就計了；尤其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更是相當特殊。
對猶太人來說，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都不算啥善主。
這片土地上一直延續著濃厚的反猶主義傳統，直到斯大林時代前半段，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復國主義仍被當局視為一個危險的敵人。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猶太人的那一套就被列入意識形態根本對立的範疇之內——猶太教將“國家”視為最終的落腳點，而馬列主義則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另外，猶太人遍佈全球各處，成分龐雜，卻總是重複著“民族”這個字眼；斯大林曾給這個概念做過如下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由此來看，猶太人算啥民族？
俄國境內有不少猶太人，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相信，所謂的猶太問題不過是階級矛盾和壓迫的產物罷了，猶太人整天嚷嚷著“民族意識”和“建立猶太國”等，不過是把問題誇張了。因此，在二戰爆發前，蘇聯處理猶太問題的手段一直簡單粗暴——對他們實行“同化”，而對那些尖銳的主張，莫斯科給出的迴應很“官方”，尤其是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當局還不斷安慰猶太人：“反猶太主義作為強烈敵視蘇維埃制度的一種現象，會受到最嚴厲的批判和懲罰。”
蘇聯方面一直希望事情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總有人在一旁看熱鬧不嫌事大，非要想辦法撬起點事端，好從中渾水摸魚。
1917年2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阿瑟·詹姆斯·貝爾福公爵發表了歷史上著名的《貝爾福宣言》，“好心”為歐洲猶太人找了個家：從那時開始，數以萬計的猶太人紛紛湧入巴勒斯坦地區，一戰結束後，英國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培養出了大量“利益代言人”，後者在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中也充當了急先鋒。作為回報，英國當局縱容猶太人在該地區“為所欲為”，一時間，“猶太復國主義”塵囂之上。與之相對的是，蘇猶關係迅速惡化，到了列寧時代末期，蘇聯政府直接將猶太復國主義定性為“反革命”，參與者會被以“英國間諜”的罪名逮捕。
蘇聯這樣的國家森嚴得令人敬畏，就拿毒品來說，政府要消滅毒品，這個令世界各國都頭疼的、屢禁不止的問題居然當真就被解決了。相比之下，猶太人的牢騷似乎根本就不算事兒。若是不發生變故，我們不難想象，英國人想要藉助猶太人撬動蘇維埃政權的根基，這簡直就是以卵擊石。然而歷史的戲劇性令人稱奇，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二戰爆發了。
1939年到1940年，蘇聯吃掉了波蘭東部、比薩拉比亞、北布科維納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約200萬猶太人成了難民。為了讓更多猶太人逃到巴勒斯坦，世界猶太復國運動領袖魏茨曼甚至要求將該地區的數十萬阿拉伯人遷走，“只要把他們趕到伊拉克和外約旦就行了”。二戰爆發後，蘇軍兵敗如山倒，大片國土淪陷，形勢岌岌可危。在這種局勢下，莫斯科方面不得不考慮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和力量，備受當局嫌惡的猶太人轉瞬間成了香餑餑。
俗語有云：“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點在蘇猶關係此階段的變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41年底，蘇聯成立了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前者在全世界高聲譴責德軍迫害猶太人的種種罪行，為猶太人鳴不平，一下子成了猶太人的“好朋友”。雖然這種操作看上去有些拙劣，但它的效果是卓著的：蘇聯為猶太人提供了避難所，作為回報，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將資金和各種資源提供給蘇聯，他們甚至影響到了美國援蘇的決策。莫斯科戰役進行時，蘇猶算是進入了蜜月期，雙方關係迅速升溫，彼此間的要價和報價也是越開越大。蘇聯駐英大使伊萬·邁斯基就曾對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戴維·本-古裡安表示：“如果您能讓美國人瞭解我們的情況並對我們繼續援助，這對我們就是最大的支持了。我們需要大量的坦克、槍炮和飛機。”
“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看上去不過是特殊歷史背景影響下的利益的產物而已，實際上，它從此改寫了猶太人的命運。
二戰結束後，蘇聯人已經從根本上改寫了對猶太人問題的立場，在蘇聯當局的批准下，大量猶太人得以回到波蘭等國。然而，在德國的影響下，波蘭也變得不待見猶太人；波蘭境內的反猶事件愈發頻繁，為此，數以十萬計的波蘭人不得不離開波蘭，另選落腳點。在那個時間點上，英國仍然是中東地區名義上的霸主，美國在地中海沿岸連個基地都沒有，也沒有合理藉口開闢一處據點；英國將這塊寶地看得滴水不漏，正當美國人一籌莫展時，正是此事令他們看到了橫插一手的契機。
1945年8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英國首相剋萊門特·理查德·艾德禮立即增發10萬張移民許可證，允許歐洲的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地區。經過一番調查後，英國當局得出這樣的結論：阿猶雙方正處於敵對狀態，建立一個猶太國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增發10萬移民許可證並取消猶太人購買土地的限制等是合理的，但英國委任統治的延續也是必要的。從表面看，美國入駐中東的第一步計劃已經得逞，實際上，英國藉機強調了自己在中東的地位。正當美英為此內鬥時，蘇聯也趁機撈了一杯羹。
正如咱們文章開頭所說，從1946年9月開始，英國外交部提出的諸多方案被一一回絕，阿拉伯國家和猶太人都想單獨吃掉大部分好處，而所有有利於英國維持中東霸權的提議又會遭致美蘇反對。英國將問題丟給聯合國並不是當真決定破罐子破摔，1946年，英國還同外約旦簽署條約，為自己留了條後路。根據專家分析，英國認為巴勒斯坦問題在聯合國並不能很快就得到解決，畢竟背後牽扯到太多勢力的利益了，因此盤算著能賴一天算一天；英國殖民大臣克里奇·瓊斯甚至直接表示：“英國人完全沒有打算放棄委任統治。”然而，蘇聯集團發揮的影響令英國方面始料未及。
政治場上永遠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美蘇都想結束英國在中東的霸權，因此達成了微妙的默契：1947年5月14日，在聯合國召開的巴勒斯坦問題特別會議上，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葛羅米柯作出著名發言，極大地推動了猶太人的復國運動。11月29日，在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投票表決中，蘇聯集團集體投出贊成票；美國也做了相同的行動，甚至逼迫法國“背叛”了鐵桿盟友英國。值得一提的是，分治方案通過後，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表示強烈抗議，他們在隨後舉行的阿拉伯聯盟會議上宣稱：“阿拉伯人決心為反對聯合國分裂巴勒斯坦的決議而戰，並遵照真主的意志，決戰至最後的勝利。”——這為後來的中東戰爭埋下了註腳。
就在決議通過當天，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便爆發了暴力衝突，局勢一片混亂。阿拉伯國家甚至趁機派出非正規武裝挑事，同時給美國政府施壓。在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美國一度表現得猶豫不決。其實，美國人心裡清楚，分治方案雖然能結束英國在中東的霸權，但它卻為蘇聯提供了便利。相比之下，蘇聯是個更可怕的對手。美國軍方也作出分析，一旦蘇聯勢力入駐中東，蘇聯間諜和軍隊便會展開行動，一方面試圖顛覆當地政府並建立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蘇軍會藉助暴力手段建立並鞏固自己的利益體系。
1948年3月19日，美國向安理會建議：“鑑於巴勒斯坦局勢的惡化，美國認為聯合國託管委員會應當臨時託管巴勒斯坦以維持和平。”這句話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美國在下一輪利益鬥爭還沒開始時便已經認了慫。相比之下，蘇聯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猶太人建國，一番此起彼伏，美國和蘇聯誰更“靠得住”，這便不用多說了。有趣的是，美國表現出的反覆觸怒了猶太恐怖組織伊爾貢，後者甚至宣稱：“如果美國軍隊被派往巴勒斯坦來實現託管的話，我們將與之決一死戰。”
1948年5月14日下午4時，猶太民族委員會在特拉維夫博物館正式宣佈建國；次日，被稱為“以色列”的猶太國政府外交部畢恭畢敬地給蘇聯當局發電報，請求對方承認以色列並設立公使館，“建立長久而深厚的友誼”。相比之下，此前還在這個問題上畏首畏尾的美國反而表現得異常積極——戴維·本-古裡安宣讀以色列《獨立宣言》11分鐘後，華盛頓便宣佈“在事實上承認以色列臨時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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