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永
蘇轍（1039 -1112），字子由，晚號潁濱遺老，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著名文學家蘇軾的弟弟。嘉佑二年(1057)，蘇軾、蘇轍兄弟考中進士。蘇轍殿試登進士甲科第五名，而蘇軾名列進士乙科，名次遠落後於蘇轍。在兄弟二人以後的官宦生涯中，蘇轍更是位至宰相，政治地位比蘇軾顯赫得多。
北宋王朝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廣納人才，大開言路 ，優待士大夫，與他們共治、共享天下，政治上一度出現了政通人和、太平清明的中興景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使得蘇軾、蘇轍兄弟這樣來自偏遠地區的青年才俊能夠脫穎而出，發揮聰明才智，鍛鍊成長，成為國家的棟樑。
（一）“干謁”宰相韓琦
當年，進士禮部會試的主考官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副考官是著名詩人梅聖俞，他們正在銳意發起一場詩文革新運動。蘇軾、蘇轍兄弟清新灑脫的文風，深得他們的讚賞，故將他們同列進士高等。
蘇轍及第後，給當時的宰相樞密使韓琦寫了一封信《上樞密韓太尉書》。這是一篇干謁文，“干謁”意指對人有所求而請見，類似於現代的自薦信。文章表達了對韓琦的仰慕之情及拜見之意，同時，蘇轍簡單介紹了自己求學為文的經歷，明確提出：“以為文者，氣之所形”，對自己的文學主張進行闡述，這就是著名的蘇轍“文氣說”。蘇轍寫信雖為干謁，但行文中並沒有流露出攀高枝、求高官的意思，態度不卑不亢，文辭懇切，引經據典，才華橫溢。
十九歲的蘇轍給貴為宰輔之尊的韓大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韓琦也被這位青年人的卓越文采折服，大為欣賞。“自古英雄出少年”，蘇轍就是最好的典範。畢竟蘇轍當時只有十九歲，但他的“文氣說”主張卻新穎獨特，別開生面，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提供了理論支撐，其遠見卓識，令人驚歎！
“三蘇”父子以文章名於當世，是他們成功的基石。然而他們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同樣不能忽視，那就是官場人脈。父親蘇洵在名落孫山之後，痛定思痛，意識到官場人脈的重要。真所謂“哪管你才高八斗，就怕朱衣不點頭”。科舉考試不被考官看中，就是才高八斗也屬枉然。李白早就感嘆：“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在芸芸眾生中能夠被人欣賞、提拔實在是太難得了。僅僅依靠等待，守株待兔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蘇洵鼓勵兩個兒子積極進取，敢於主動去結識自己生命中的“貴人”。這也難怪蘇轍小小年紀就敢斗膽給當朝樞密使大人韓琦寫信干謁了。
（二）策論直言批評宋仁宗
嘉祐二年（1057）四月，蘇軾、蘇轍母親程氏去世，蘇洵父子不得不回到蜀地奔喪。這一去就是三年時間，他們回到京城汴梁已是嘉佑五年（1060）二月。經吏部“銓選”，蘇軾授河南府福昌縣（河南宜陽）主簿，蘇轍授澠池縣（河南澠池）主薄。未及赴任，仁宗皇帝下詔制舉，蘇軾、蘇轍兄弟於是留京應考。
“制舉”是皇帝為選拔人才舉行的特殊考試，是一種最高規格的考試，要求極為嚴格。參加制科考試的人員不但需要學識淵博，而且必須由朝中大臣推薦，然後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參加最後由皇帝親自出題的考核。嘉祐六年（1061）八月，經歐陽修、楊畋推薦，蘇軾和蘇轍參加了制舉考試。據記載，當時參加制科考試的只有四人，為什麼人數這麼少？據蘇軾的學生李廌《師友談記》載：“是時同召試者甚多。相國韓魏公（韓琦）語客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由此可見，蘇軾、蘇轍兄弟影響力之巨大。
而相國韓琦對青年蘇轍尤為關心器重。據說開科之前，蘇轍偏偏生了病。韓琦上奏皇帝：“今年招考的學子，惟有蘇軾、蘇轍兄弟二人聲望最高，而今蘇轍病倒了，不能按時參加考試，必有孚眾望，是否延期舉行？”皇上於是答應了他的請求。一直等到蘇轍痊癒之後，才開科，考試推遲了二十天。後來以此為例，秋闈遂定在了九月。
試前，蘇軾、蘇轍按照規定，分別上了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進論》，各自闡述了治國理政的綱領。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在御政殿試，所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策問。“賢良方正”是說文學出眾，道德端正，“能言極諫”是指善於策論，勇於給皇帝提意見。蘇轍作《御試製科策》，這一次，他似乎是吃了豹子膽，文章矛頭竟然直指年老尊貴的仁宗皇帝。也許真的是少年得志，趾高氣揚，天不怕地不怕，蘇轍把父親蘇洵平時好為驚人之語的文章技巧充分發揮，從而闖下大禍，其激烈尖銳，令人咂舌！
蘇轍在策論中指責仁宗怠於政事，甚至說仁宗“惑於虛名而未知為政之綱”。他說，仁宗在慶曆新政時，勸農桑，興學校，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結果半途而廢，未見實效。蘇轍一針見血地指出：“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為此陛下惑於虛名也。”治國當擇吏，皇帝當擇宰相，宰相當擇職司，“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為陛下未知為政之綱也。”像這樣指斥仁宗，順帶把為政的官員批評一通，真可謂咄咄逼人，不計後果。
蘇轍此時毫無從政經歷，他的這些批評完全是書生之見。更為犀利的是，蘇轍直接批評仁宗的私生活，指責仁宗沉溺聲色。他一連列舉歷史上六個昏君（夏太康、商祖甲、周穆王、漢成帝、唐穆宗、唐恭宗），要求仁宗引以為戒，並說：“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沉湎於酒，荒耽於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於心，而惟婦言是聽。”他認為，仁宗所為與這些昏君相似：“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這樣大膽的言論實在讓仁宗顏面掃地。仁宗當時已經五十多歲，並非什麼荒淫無道的君主，蘇轍道聽途說，未免誇大其詞。
蘇轍還指責仁宗朝“賦斂繁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官吏之俸”、“士卒之廩”、“夷狄之賂”以及“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都要由百姓承擔，因此“凡今百姓為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徵，古之所無者莫不併行，疲民諮嗟，不安其生”。蘇轍的批評雖然有些過火，但他直指當時國家冗官、冗兵、賦稅沉重、對外屈膝等時弊，其憂國憂民、忠君報國的赤子之心躍然紙上，坦坦蕩蕩，正氣凜然。
（三）過激言行產生的嚴重後果
蘇轍無所顧忌的批評立馬在朝廷引起了軒然大波，大臣之間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主考官司馬光在蘇轍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他認為蘇轍在應試者中表現出的忠君報國之心，可喜可嘉，擬如其兄蘇軾評為三等；考官胡宿認為，蘇轍試卷答非所問，又引歷代昏君來比擬盛世英主仁宗，應該不予錄取。更多的大臣認為蘇轍狂妄自大，一致主張罷黜。幸運的是，仁宗皇帝不愧為仁厚之君，豁達大度，一錘定音：“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蘇轍《遺老齋記》）他欣賞蘇轍的文章膽識，對蘇軾、蘇轍兄弟讚賞有加，還興奮地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宋史·蘇軾傳》）於是蘇轍最終得入第四等次。
蘇軾在制科考試中相對中規中矩，文辭婉轉，表現卓越，入三等次。宋朝開國一百多年來，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吳育和蘇軾兩人（《宋史·蘇軾傳》）。這是破天荒的大事，蘇軾美名更是如日中天。當年蘇軾二十六歲，蘇轍二十三歲。考試結果，蘇軾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作為京官被派往基層鍛鍊培養。
蘇轍為試祕書省校書郎，充商州（陝西商縣）軍事推官。然而，知制誥王安石認為蘇轍袒護宰相，專攻人主，一直不肯撰寫任命書。於是朝廷不得不改命沈遘起草制詞。多年之後，有人分析，說王安石是因為蘇洵曾經寫作《辨姦論》諷刺他，言辭激烈，從而導致王安石遷怒蘇轍。這一說法並不成立。因為王安石為蘇軾撰寫了制詞，而且頗為讚許欣賞。總之，蘇轍才入仕途，就栽了個跟斗。直到嘉祐七年（1062）秋，蘇轍才得到朝廷任命。
事實證明，蘇轍終究為自己過激的言行付出慘痛代價。《御試製科策》對蘇轍一生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僅當時飽受輿論煎熬，擔驚受怕，事後還被迫辭官，而且導致這位青年才俊多年一直仕途不順。他晚年深有感慨地說：“予採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蘇轍《遺老齋記》）
蘇轍對自己被任命為商州軍事推官，深感失望。一氣之下，他以父親在京修《禮書》，兄長出仕鳳翔，傍無侍子為由，奏乞留京養親，辭不赴任。而朝廷竟然答應了他的請求。在鳳翔任職的蘇軾得知弟弟辭官決定，寫詩《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勸慰蘇轍，不同意他辭官的輕率決定。蘇轍和詩《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為自己辯解，他在詩中說：“怪我辭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閉門已學龜頭縮，避謗仍兼雉尾藏。”雖然自己已經“學龜頭縮”，“兼雉尾藏”，但是留京侍父只是藉口，他的內心仍然孤傲，堅持己見，不肯低頭。辭官無非是“避謗”，懶得聽那些冷嘲熱諷、蜚短流長罷了。
（四）參與“王安石變法”
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蘇軾結束在鳳翔的任職，還朝判登聞鼓院，又試祕閣再入三等，得直史館。於是，蘇轍留京養親的理由不再成立，他向朝廷乞官外任。蘇轍被朝廷任命為大名府（河北大名）推官，不久出任管勾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哥哥蘇軾可謂平步青雲，弟弟蘇轍卻在邊遠之地，擔任小小的幕僚，從事繁瑣的文字伏案工作。治平三年（1066）四月，蘇洵在京師逝世，蘇軾、蘇轍兄弟護送父親靈柩返回家鄉，葬父於彭山縣安鎮鄉可龍裡。
神宗熙寧二年（1069）二月，蘇軾、蘇轍兄弟服喪期結束後，返回京師。此時，朝政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神宗皇帝勵精圖治，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變法”。
變法之初，諸法未備，神宗詔求直言。蘇轍見年輕的神宗大有作為，不禁歡欣鼓舞，他奮筆疾書，一道《上皇帝書》，洋洋灑灑近萬言。他在上書中查找導致國家危機的原因，“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要解決危機，就必須任用賢能，大膽改革。“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蘇轍慷慨陳詞，雖然是“位卑未敢忘憂國”，但畢竟屬於越次言事，內心誠惶誠恐，不知這道奏摺上去，會不會又給自己帶來什麼麻煩？哪知神宗看完蘇轍上書，大為欣賞。即日破格在延和殿召見蘇轍，聽取他關於改革豐財的意見，並任命蘇轍為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
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變法”組建成立的一個臨時性機構，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三司條例司任用呂惠卿、曾布、蘇轍等官階低微的年輕人，參與草擬新法。每有新法出臺頒佈，王安石都組織他們商談，徵求他們的意見。蘇轍在《龍川略志·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鑄錢利害》對“青苗法”的產生過程作了詳細記述。
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讓蘇轍仔細研究，蘇轍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法看似惠民，實則傷民，倒不如採用漢以來各代推行的常平法，讓富戶商賈不能哄抬糧價，貧戶也能得到切實的利益。王安石說：你的話有道理，我當從長計議再實行。他知道蘇轍的“憤青”脾氣，特別告誡蘇轍“此後有異論，幸相告，勿相外也。”過了一個月時間，王安石都不再談論青苗法。但後來王安石見青苗法在個別地方試行卓有成效，他就決定立刻頒佈實施青苗法。
此時的蘇轍因王安石沒有采納自己的建議，熱血再次暴漲，他直接上書神宗《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表示反對。王安石大為惱怒，將加罪於蘇轍，因副相陳昇之的反對才作罷。蘇轍一不做二不休，上書《條例司乞外任奏狀》，請求離開條例司外任，“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蘇轍時年三十歲，仍然年輕氣盛。所謂“前車之鑑後車之覆”， 蘇轍並沒從自己最初因直言而遭受挫折的慘痛經歷中吸取教訓，這一次又重蹈覆轍。其實，他身處變法大本營，只要稍加留意，依附順從王安石，仕途青雲直上是沒有問題的。他的同事呂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後來都步步高昇，貴為宰相。當然，蘇轍二十多年後也擔任了宰相，不過這升遷的道路也未免太曲折了。
（五） 銳意進取的青年蛻變為保守派
神宗皇帝看完蘇轍言辭激烈的奏章，感覺疑惑不解，問王安石：“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鉗捭闔為事。”帝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續資治通鑑》）顯然，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而王安石說蘇軾兄弟“飛鉗捭闔”即好出風頭，邀功進賞的意思。
這就完全曲解了蘇轍的赤膽忠心。蘇轍看見一項危及老百姓利益的政策即將出臺時，就奮不顧身，為民請命，其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幸好神宗並未同意王安石加罪蘇轍的建議，准予蘇轍離開三司條例司。秋末，蘇轍在三司條例司呆了短短五個月時間就被迫離開，出任河南府推官。熙寧三年(1070)春，張方平知陳州（河南淮陽），聘任蘇轍為州學教授。
這是蘇轍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一個銳意進取，勇於改革的優秀青年，轉眼間就被時代拋棄，劃入到反對變法陣營，甚至成為舊黨的中堅力量。這到底是蘇轍個人的無奈選擇，還是是“王安石變法”，乃至整個大宋王朝的悲哀呢？
【作者簡介】 劉永，愛好文史寫作，時有詩文發表於報刊。從事文同、蘇軾研究，有《文同評傳》等書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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