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夢孜講絲路②古絲路真是張騫開拓的嗎？這是一出大戲，裡面的精彩你想象不到'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音樂演奏圖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突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臺。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音樂演奏圖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突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臺。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張掖是古絲綢之路上進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驛鎮，圖為張掖大佛寺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在東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述。《史記》《後漢書》《新唐書》等均有述及。這種“路”的稱謂很多，或稱之為道、直道、通道、馳道、孔道，或按方位稱為北道、南道，或稱為西域水道等。但是，無論中外，對此進行的學術與理論探討卻歷史性罕見地落後於現實。它之所以只是在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後才得以重視，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思想與行為慣性、近代中國的保守與落後，加之西方中心主義視域的侷限等，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時期以後，權喪國辱，無力向世界傳播華夏文明之歷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術等與學科領先性的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提出後，經西方的傳播才被廣泛接受和認可。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音樂演奏圖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突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臺。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張掖是古絲綢之路上進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驛鎮，圖為張掖大佛寺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在東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述。《史記》《後漢書》《新唐書》等均有述及。這種“路”的稱謂很多，或稱之為道、直道、通道、馳道、孔道，或按方位稱為北道、南道，或稱為西域水道等。但是，無論中外，對此進行的學術與理論探討卻歷史性罕見地落後於現實。它之所以只是在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後才得以重視，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思想與行為慣性、近代中國的保守與落後，加之西方中心主義視域的侷限等，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時期以後，權喪國辱，無力向世界傳播華夏文明之歷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術等與學科領先性的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提出後，經西方的傳播才被廣泛接受和認可。
河西四郡——古代絲綢之路的黃金通道
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柏林大學校長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國探險熱的最前列者，他也最早提出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19世紀中後期，他多次到中國考察，足跡遍及中國當時18個省中的15個，他從親身考察和得到的歷史資料中發現，古代中國的北方曾有一條交通大動脈，1884年在五卷本鉅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李希霍芬在書中提及，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存在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他明確把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為“絲綢之路”。不過，李希霍芬使用“絲綢之路”這個詞時相當謹慎。在他的概念裡，“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歐亞的貿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歐亞交通道路。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音樂演奏圖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突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臺。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張掖是古絲綢之路上進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驛鎮，圖為張掖大佛寺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在東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述。《史記》《後漢書》《新唐書》等均有述及。這種“路”的稱謂很多，或稱之為道、直道、通道、馳道、孔道，或按方位稱為北道、南道，或稱為西域水道等。但是，無論中外，對此進行的學術與理論探討卻歷史性罕見地落後於現實。它之所以只是在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後才得以重視，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思想與行為慣性、近代中國的保守與落後，加之西方中心主義視域的侷限等，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時期以後，權喪國辱，無力向世界傳播華夏文明之歷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術等與學科領先性的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提出後，經西方的傳播才被廣泛接受和認可。
河西四郡——古代絲綢之路的黃金通道
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柏林大學校長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國探險熱的最前列者，他也最早提出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19世紀中後期，他多次到中國考察，足跡遍及中國當時18個省中的15個，他從親身考察和得到的歷史資料中發現，古代中國的北方曾有一條交通大動脈，1884年在五卷本鉅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李希霍芬在書中提及，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存在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他明確把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為“絲綢之路”。不過，李希霍芬使用“絲綢之路”這個詞時相當謹慎。在他的概念裡，“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歐亞的貿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歐亞交通道路。
西漢時期的銀盒，工藝與紋飾、造型都具有古代西亞波斯銀器的特點
其後，另一位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路徑，完成了對絲綢之路的學術論證。絲綢之路由此成為東西方開展貿易路線的代名詞，並被學界廣泛接受。它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創造、交流與融合的象徵。歷史學家沈福偉對此有過重要的評估，即“絲綢之路”這一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西部地區在古代曾經呈現的多元文化的一種重新發現，也可以說是歷史上這些由多民族創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國際上獲得認同。”此後，根據大量文獻記載的指引，沿著主要在中國境內絲綢之路的探險與考古進一步展開，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研究。由此衍生的概念也不斷擴大，如草原絲綢之路、以茶馬古道為標誌的西南絲綢之路、瓷器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香料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音樂演奏圖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突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臺。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張掖是古絲綢之路上進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驛鎮，圖為張掖大佛寺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在東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述。《史記》《後漢書》《新唐書》等均有述及。這種“路”的稱謂很多，或稱之為道、直道、通道、馳道、孔道，或按方位稱為北道、南道，或稱為西域水道等。但是，無論中外，對此進行的學術與理論探討卻歷史性罕見地落後於現實。它之所以只是在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後才得以重視，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思想與行為慣性、近代中國的保守與落後，加之西方中心主義視域的侷限等，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時期以後，權喪國辱，無力向世界傳播華夏文明之歷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術等與學科領先性的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提出後，經西方的傳播才被廣泛接受和認可。
河西四郡——古代絲綢之路的黃金通道
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柏林大學校長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國探險熱的最前列者，他也最早提出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19世紀中後期，他多次到中國考察，足跡遍及中國當時18個省中的15個，他從親身考察和得到的歷史資料中發現，古代中國的北方曾有一條交通大動脈，1884年在五卷本鉅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李希霍芬在書中提及，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存在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他明確把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為“絲綢之路”。不過，李希霍芬使用“絲綢之路”這個詞時相當謹慎。在他的概念裡，“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歐亞的貿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歐亞交通道路。
西漢時期的銀盒，工藝與紋飾、造型都具有古代西亞波斯銀器的特點
其後，另一位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路徑，完成了對絲綢之路的學術論證。絲綢之路由此成為東西方開展貿易路線的代名詞，並被學界廣泛接受。它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創造、交流與融合的象徵。歷史學家沈福偉對此有過重要的評估，即“絲綢之路”這一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西部地區在古代曾經呈現的多元文化的一種重新發現，也可以說是歷史上這些由多民族創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國際上獲得認同。”此後，根據大量文獻記載的指引，沿著主要在中國境內絲綢之路的探險與考古進一步展開，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研究。由此衍生的概念也不斷擴大，如草原絲綢之路、以茶馬古道為標誌的西南絲綢之路、瓷器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香料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
蘭州新區舉行的沙雕藝術節上絲綢之路大型沙雕作品
絲綢之路是路，有區域性的路線，迄今也有部分有跡可循（如茶馬古道），但時下已難發現任何一條完整通達貫穿亞歐的古代絲綢之路，箇中原因不能簡單歸咎於歷史塵埋的掩蓋。絲綢之路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發掘從未發現過一條明確標識的、橫跨歐亞的鋪就好的路。絲綢之路是一系列變動不居的小路和無標識的足跡。因為沒有明顯可見的路，旅人如果遇到障礙就會改變路線。”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音樂演奏圖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突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臺。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張掖是古絲綢之路上進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驛鎮，圖為張掖大佛寺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在東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述。《史記》《後漢書》《新唐書》等均有述及。這種“路”的稱謂很多，或稱之為道、直道、通道、馳道、孔道，或按方位稱為北道、南道，或稱為西域水道等。但是，無論中外，對此進行的學術與理論探討卻歷史性罕見地落後於現實。它之所以只是在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後才得以重視，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思想與行為慣性、近代中國的保守與落後，加之西方中心主義視域的侷限等，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時期以後，權喪國辱，無力向世界傳播華夏文明之歷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術等與學科領先性的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提出後，經西方的傳播才被廣泛接受和認可。
河西四郡——古代絲綢之路的黃金通道
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柏林大學校長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國探險熱的最前列者，他也最早提出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19世紀中後期，他多次到中國考察，足跡遍及中國當時18個省中的15個，他從親身考察和得到的歷史資料中發現，古代中國的北方曾有一條交通大動脈，1884年在五卷本鉅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李希霍芬在書中提及，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存在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他明確把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為“絲綢之路”。不過，李希霍芬使用“絲綢之路”這個詞時相當謹慎。在他的概念裡，“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歐亞的貿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歐亞交通道路。
西漢時期的銀盒，工藝與紋飾、造型都具有古代西亞波斯銀器的特點
其後，另一位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路徑，完成了對絲綢之路的學術論證。絲綢之路由此成為東西方開展貿易路線的代名詞，並被學界廣泛接受。它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創造、交流與融合的象徵。歷史學家沈福偉對此有過重要的評估，即“絲綢之路”這一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西部地區在古代曾經呈現的多元文化的一種重新發現，也可以說是歷史上這些由多民族創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國際上獲得認同。”此後，根據大量文獻記載的指引，沿著主要在中國境內絲綢之路的探險與考古進一步展開，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研究。由此衍生的概念也不斷擴大，如草原絲綢之路、以茶馬古道為標誌的西南絲綢之路、瓷器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香料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
蘭州新區舉行的沙雕藝術節上絲綢之路大型沙雕作品
絲綢之路是路，有區域性的路線，迄今也有部分有跡可循（如茶馬古道），但時下已難發現任何一條完整通達貫穿亞歐的古代絲綢之路，箇中原因不能簡單歸咎於歷史塵埋的掩蓋。絲綢之路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發掘從未發現過一條明確標識的、橫跨歐亞的鋪就好的路。絲綢之路是一系列變動不居的小路和無標識的足跡。因為沒有明顯可見的路，旅人如果遇到障礙就會改變路線。”
2018年5月，南京市博物總館舉辦的“CHINA與世界——海上絲綢之路沉船與貿易瓷器大展”
至於海上絲綢之路，即運送絲綢的海上通道。學術界流行的說法是，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首先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沙畹確實在他1903年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綢之路有陸海兩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沙畹也提到中國人（玄奘）抵印度之情況，但他並未直接說出“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完整概念。1956年法國印度學家讓·菲利奧軋則被認為是明確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說法的學者。195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正式使用“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提法，1974年中國香港學者饒宗頣在《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一文的《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部分專門討論了以廣州為轉口中心的海道絲路。1989年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出版《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1996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專著。“海上絲綢之路”才逐漸為中國學者使用。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音樂演奏圖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突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臺。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張掖是古絲綢之路上進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驛鎮，圖為張掖大佛寺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在東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述。《史記》《後漢書》《新唐書》等均有述及。這種“路”的稱謂很多，或稱之為道、直道、通道、馳道、孔道，或按方位稱為北道、南道，或稱為西域水道等。但是，無論中外，對此進行的學術與理論探討卻歷史性罕見地落後於現實。它之所以只是在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後才得以重視，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思想與行為慣性、近代中國的保守與落後，加之西方中心主義視域的侷限等，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時期以後，權喪國辱，無力向世界傳播華夏文明之歷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術等與學科領先性的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提出後，經西方的傳播才被廣泛接受和認可。
河西四郡——古代絲綢之路的黃金通道
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柏林大學校長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國探險熱的最前列者，他也最早提出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19世紀中後期，他多次到中國考察，足跡遍及中國當時18個省中的15個，他從親身考察和得到的歷史資料中發現，古代中國的北方曾有一條交通大動脈，1884年在五卷本鉅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李希霍芬在書中提及，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存在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他明確把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為“絲綢之路”。不過，李希霍芬使用“絲綢之路”這個詞時相當謹慎。在他的概念裡，“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歐亞的貿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歐亞交通道路。
西漢時期的銀盒，工藝與紋飾、造型都具有古代西亞波斯銀器的特點
其後，另一位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路徑，完成了對絲綢之路的學術論證。絲綢之路由此成為東西方開展貿易路線的代名詞，並被學界廣泛接受。它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創造、交流與融合的象徵。歷史學家沈福偉對此有過重要的評估，即“絲綢之路”這一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西部地區在古代曾經呈現的多元文化的一種重新發現，也可以說是歷史上這些由多民族創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國際上獲得認同。”此後，根據大量文獻記載的指引，沿著主要在中國境內絲綢之路的探險與考古進一步展開，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研究。由此衍生的概念也不斷擴大，如草原絲綢之路、以茶馬古道為標誌的西南絲綢之路、瓷器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香料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
蘭州新區舉行的沙雕藝術節上絲綢之路大型沙雕作品
絲綢之路是路，有區域性的路線，迄今也有部分有跡可循（如茶馬古道），但時下已難發現任何一條完整通達貫穿亞歐的古代絲綢之路，箇中原因不能簡單歸咎於歷史塵埋的掩蓋。絲綢之路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發掘從未發現過一條明確標識的、橫跨歐亞的鋪就好的路。絲綢之路是一系列變動不居的小路和無標識的足跡。因為沒有明顯可見的路，旅人如果遇到障礙就會改變路線。”
2018年5月，南京市博物總館舉辦的“CHINA與世界——海上絲綢之路沉船與貿易瓷器大展”
至於海上絲綢之路，即運送絲綢的海上通道。學術界流行的說法是，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首先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沙畹確實在他1903年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綢之路有陸海兩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沙畹也提到中國人（玄奘）抵印度之情況，但他並未直接說出“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完整概念。1956年法國印度學家讓·菲利奧軋則被認為是明確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說法的學者。195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正式使用“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提法，1974年中國香港學者饒宗頣在《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一文的《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部分專門討論了以廣州為轉口中心的海道絲路。1989年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出版《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1996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專著。“海上絲綢之路”才逐漸為中國學者使用。
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尤其在清朝時期更被列為唯一通商口岸，圖為廣州市的南海神廟
古代中國通過從海路出口的商品和陸上絲綢之路一樣，相當一部分也是絲綢。海上絲綢之路是當時海上運輸絲綢航線的泛稱，不是僅指某一條具體的航線。對中國而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在東南沿海，如青島、揚州、寧波、泉州、廣州等地，終點在非洲東北部埃及沿海港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以“遠溯到千百年前”。海上絲綢之路雖然不像陸上絲綢之路那樣普遍地為人們所知，但在歷史上它卻是一條比陸上絲綢之路更重要的商業航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東西方貿易交往的重要通道。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音樂演奏圖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突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臺。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張掖是古絲綢之路上進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驛鎮，圖為張掖大佛寺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在東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述。《史記》《後漢書》《新唐書》等均有述及。這種“路”的稱謂很多，或稱之為道、直道、通道、馳道、孔道，或按方位稱為北道、南道，或稱為西域水道等。但是，無論中外，對此進行的學術與理論探討卻歷史性罕見地落後於現實。它之所以只是在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後才得以重視，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思想與行為慣性、近代中國的保守與落後，加之西方中心主義視域的侷限等，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時期以後，權喪國辱，無力向世界傳播華夏文明之歷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術等與學科領先性的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提出後，經西方的傳播才被廣泛接受和認可。
河西四郡——古代絲綢之路的黃金通道
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柏林大學校長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國探險熱的最前列者，他也最早提出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19世紀中後期，他多次到中國考察，足跡遍及中國當時18個省中的15個，他從親身考察和得到的歷史資料中發現，古代中國的北方曾有一條交通大動脈，1884年在五卷本鉅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李希霍芬在書中提及，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存在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他明確把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為“絲綢之路”。不過，李希霍芬使用“絲綢之路”這個詞時相當謹慎。在他的概念裡，“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歐亞的貿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歐亞交通道路。
西漢時期的銀盒，工藝與紋飾、造型都具有古代西亞波斯銀器的特點
其後，另一位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路徑，完成了對絲綢之路的學術論證。絲綢之路由此成為東西方開展貿易路線的代名詞，並被學界廣泛接受。它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創造、交流與融合的象徵。歷史學家沈福偉對此有過重要的評估，即“絲綢之路”這一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西部地區在古代曾經呈現的多元文化的一種重新發現，也可以說是歷史上這些由多民族創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國際上獲得認同。”此後，根據大量文獻記載的指引，沿著主要在中國境內絲綢之路的探險與考古進一步展開，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研究。由此衍生的概念也不斷擴大，如草原絲綢之路、以茶馬古道為標誌的西南絲綢之路、瓷器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香料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
蘭州新區舉行的沙雕藝術節上絲綢之路大型沙雕作品
絲綢之路是路，有區域性的路線，迄今也有部分有跡可循（如茶馬古道），但時下已難發現任何一條完整通達貫穿亞歐的古代絲綢之路，箇中原因不能簡單歸咎於歷史塵埋的掩蓋。絲綢之路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發掘從未發現過一條明確標識的、橫跨歐亞的鋪就好的路。絲綢之路是一系列變動不居的小路和無標識的足跡。因為沒有明顯可見的路，旅人如果遇到障礙就會改變路線。”
2018年5月，南京市博物總館舉辦的“CHINA與世界——海上絲綢之路沉船與貿易瓷器大展”
至於海上絲綢之路，即運送絲綢的海上通道。學術界流行的說法是，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首先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沙畹確實在他1903年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綢之路有陸海兩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沙畹也提到中國人（玄奘）抵印度之情況，但他並未直接說出“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完整概念。1956年法國印度學家讓·菲利奧軋則被認為是明確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說法的學者。195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正式使用“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提法，1974年中國香港學者饒宗頣在《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一文的《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部分專門討論了以廣州為轉口中心的海道絲路。1989年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出版《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1996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專著。“海上絲綢之路”才逐漸為中國學者使用。
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尤其在清朝時期更被列為唯一通商口岸，圖為廣州市的南海神廟
古代中國通過從海路出口的商品和陸上絲綢之路一樣，相當一部分也是絲綢。海上絲綢之路是當時海上運輸絲綢航線的泛稱，不是僅指某一條具體的航線。對中國而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在東南沿海，如青島、揚州、寧波、泉州、廣州等地，終點在非洲東北部埃及沿海港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以“遠溯到千百年前”。海上絲綢之路雖然不像陸上絲綢之路那樣普遍地為人們所知，但在歷史上它卻是一條比陸上絲綢之路更重要的商業航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東西方貿易交往的重要通道。
鄭和“二千料”福船模型
中國最先開創的絲綢貿易自然以絲綢作為標誌性的交易產品。可以界定，絲綢之路即指中國與域外、東方與西方開展貿易的路線，源起並興盛於個人之間、部族之間、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實現產品互通有無及人民交往的通道網絡。因為當時絲綢的昂貴、時尚與實用，成為東西方貿易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物品，因此實現貿易的路線後來被統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不只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符號，其內涵與外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擴大。
部分圖片來源網絡
文/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存在歷史久遠，且其路線不斷髮展演變。但是，其最先表現的只是為實現與外族、外域交往的各種交通路線，也就是“路”。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道路也最先成為實現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經濟發展、國家統一的先導，歷朝歷代為道路拓展付出持續而艱辛的努力。遠古時代，就有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夏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重九山”的記載。
位於西安市的絲綢之路群雕
根據中國官方史書記載，中國與中亞至更遠地方的交往包括絲綢貿易，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但據考證，以絲綢為標誌的東西方貿易則有數千年之久，遠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春秋戰國時期，東西方之間“已經沿著如今被稱為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的交通路線開展絲綢貿易”。更早的估計則明確，“在4000年前，中國的絲綢便傳到了歐洲”。因此，絲綢之路也是亞非歐各國人民在長遠歷史進程中逐步探索出的多條連接幾大文明和人文交流之路。
一幅描繪威尼斯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中國經商的地圖
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開發，促進了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許多中原大族和文化士人來到河西，中原文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機融合，開創了思想活躍、文化發展、藝術繁榮的新局面，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到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及其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使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絲綢之路呈現出空前繁榮。甘肅作為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顯突出，各種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寬容博大、絢麗清新的風格。佛教藝術自傳入河西以來，不斷髮揚光大，逐漸傳播至全國。
展現唐朝漢、胡往來交流的畫作《絲綢之路》
絡繹不絕的中外商旅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等傳入西方，又將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藥材等奇珍異物輸入中國。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現出“胡商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忙景象。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印度等地的音樂、舞蹈藝術率先傳入新疆和甘肅河西地區。在與本土樂舞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音律優美，舞姿婆娑的“龜茲樂”“西涼樂”等樂舞藝術，它們後來成為隋唐宮廷樂舞的基礎，並且傳到朝鮮、日本等地。
唐代音樂演奏圖
唐代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逐步興起，但陸上絲綢之路並未中斷。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聯繫，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為東西方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工匠、軍民的大量往來遷徙，促進了新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發展，使甘肅突顯出多元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歷史的輝煌前人已多有記述。駝鈴陣陣，羌笛悠悠，絲綢之路跨越無垠的戈壁，漫漫的沙漠，險阻的山脈，把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羅馬文明連接在一起，將古代中國推上國際舞臺。絲綢之路是商貿大道，文化走廊，也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它的歷史，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歷史，它向人們揭示：開放接納，博採眾長，才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
張掖是古絲綢之路上進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驛鎮，圖為張掖大佛寺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在東方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述。《史記》《後漢書》《新唐書》等均有述及。這種“路”的稱謂很多，或稱之為道、直道、通道、馳道、孔道，或按方位稱為北道、南道，或稱為西域水道等。但是，無論中外，對此進行的學術與理論探討卻歷史性罕見地落後於現實。它之所以只是在被冠以“絲綢之路”之名後才得以重視，原因是複雜的。
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思想與行為慣性、近代中國的保守與落後，加之西方中心主義視域的侷限等，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主義時期以後，權喪國辱，無力向世界傳播華夏文明之歷史。近代，西方文理工技術等與學科領先性的發展，“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提出後，經西方的傳播才被廣泛接受和認可。
河西四郡——古代絲綢之路的黃金通道
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柏林大學校長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是走在中國探險熱的最前列者，他也最早提出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19世紀中後期，他多次到中國考察，足跡遍及中國當時18個省中的15個，他從親身考察和得到的歷史資料中發現，古代中國的北方曾有一條交通大動脈，1884年在五卷本鉅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研究的成果》第二卷中，李希霍芬在書中提及，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存在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他明確把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為“絲綢之路”。不過，李希霍芬使用“絲綢之路”這個詞時相當謹慎。在他的概念裡，“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歐亞的貿易通道，甚至只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歐亞交通道路。
西漢時期的銀盒，工藝與紋飾、造型都具有古代西亞波斯銀器的特點
其後，另一位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路徑，完成了對絲綢之路的學術論證。絲綢之路由此成為東西方開展貿易路線的代名詞，並被學界廣泛接受。它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創造、交流與融合的象徵。歷史學家沈福偉對此有過重要的評估，即“絲綢之路”這一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西部地區在古代曾經呈現的多元文化的一種重新發現，也可以說是歷史上這些由多民族創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國際上獲得認同。”此後，根據大量文獻記載的指引，沿著主要在中國境內絲綢之路的探險與考古進一步展開，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研究。由此衍生的概念也不斷擴大，如草原絲綢之路、以茶馬古道為標誌的西南絲綢之路、瓷器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香料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
蘭州新區舉行的沙雕藝術節上絲綢之路大型沙雕作品
絲綢之路是路，有區域性的路線，迄今也有部分有跡可循（如茶馬古道），但時下已難發現任何一條完整通達貫穿亞歐的古代絲綢之路，箇中原因不能簡單歸咎於歷史塵埋的掩蓋。絲綢之路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發掘從未發現過一條明確標識的、橫跨歐亞的鋪就好的路。絲綢之路是一系列變動不居的小路和無標識的足跡。因為沒有明顯可見的路，旅人如果遇到障礙就會改變路線。”
2018年5月，南京市博物總館舉辦的“CHINA與世界——海上絲綢之路沉船與貿易瓷器大展”
至於海上絲綢之路，即運送絲綢的海上通道。學術界流行的說法是，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首先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沙畹確實在他1903年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綢之路有陸海兩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沙畹也提到中國人（玄奘）抵印度之情況，但他並未直接說出“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完整概念。1956年法國印度學家讓·菲利奧軋則被認為是明確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說法的學者。195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正式使用“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提法，1974年中國香港學者饒宗頣在《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一文的《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部分專門討論了以廣州為轉口中心的海道絲路。1989年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出版《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1996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專著。“海上絲綢之路”才逐漸為中國學者使用。
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尤其在清朝時期更被列為唯一通商口岸，圖為廣州市的南海神廟
古代中國通過從海路出口的商品和陸上絲綢之路一樣，相當一部分也是絲綢。海上絲綢之路是當時海上運輸絲綢航線的泛稱，不是僅指某一條具體的航線。對中國而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在東南沿海，如青島、揚州、寧波、泉州、廣州等地，終點在非洲東北部埃及沿海港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以“遠溯到千百年前”。海上絲綢之路雖然不像陸上絲綢之路那樣普遍地為人們所知，但在歷史上它卻是一條比陸上絲綢之路更重要的商業航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東西方貿易交往的重要通道。
鄭和“二千料”福船模型
中國最先開創的絲綢貿易自然以絲綢作為標誌性的交易產品。可以界定，絲綢之路即指中國與域外、東方與西方開展貿易的路線，源起並興盛於個人之間、部族之間、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實現產品互通有無及人民交往的通道網絡。因為當時絲綢的昂貴、時尚與實用，成為東西方貿易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物品，因此實現貿易的路線後來被統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不只是貿易路線，也是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符號，其內涵與外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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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統一連續出版物號：CN51-1788/F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ISSN2096-2886
郵發代號：6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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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向雯
審核：李卉嬪
主編：鄧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