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導讀

這是施一公院士之前為清華大學研究生新生所做的題為“少年壯志不言愁”的報告。施一公院士在報告時說：“無論什麼學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認為最不重要的是智商。”那麼，什麼才是重要的呢？我們與你分享施一公院士眼中的“研究生的自我修養”。

施一公（中國科學院院士、西湖大學校長）

最不重要的素質是智商

各位同學，大家上午好。

很高興有機會與在座的研究生分享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今天，我採用的標題是我五年之前跟2010年入學的研究生分享體驗時用的標題，“少年壯志不言愁”。這是一首電視劇的主題曲，也是我最喜歡唱的一首歌曲。

01 我的成長之路

以前我在講這一部分的時候會講得特別長，而今天這部分只有一張幻燈片。

在座的有些同學可能還沒有想明白以後要做什麼，會感到焦慮：如果對科研不感興趣、沒想好未來發展該怎麼辦?

其實我想講的是當我在你們這個年齡的時候，也就是二十幾年前，我也沒有想好，也非常迷茫。這種迷茫一直到1995年，博士後完成之後才隱約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才下定了決心。

當時的迷茫來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學選擇專業。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學入學時就知道自己想學什麼專業，想學經管、建築、生命、化學、工程，等等。我當時保送大學，報名的清華的第一專業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機械系。

在報機械系之前還報名了北大的物理系。直到85年5月份清華老師來招生時對我說，生物化學是21世紀的科學。我當時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學連接在一起，當時突然覺得豁然開朗——原來生物化學是21世紀的科學！於是陰差陽錯地上了生命科學這條船。我是數學競賽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華，數理能力很強。

在座數理能力比較好的同學可能有同樣的糾結，數理好往往學生物、化學不靈。

我曾和生物學競賽的同學講，千萬不要自卑，數學物理競賽好的是有小聰明，生物競賽好的有大智慧。這種說法是有爭議的，我今天說的很多內容可能都有爭議。

學習數學物理著重思維的嚴謹，注重推理，而生物不同，這些發生在不同的腦區。我在清華的時候生物學的不好，於是修了數學雙學位，通過加強數學物理課程的學習來彌補生物成績的不足，來讓我的成績排名第一。

所以說，我選專業第一不是憑興趣、第二不是憑專長，而是憑清華老師的一句話。當然這是一句玩笑了。

那選專業應該憑啥?我告訴學生，憑未來世界的需求。這個世界的發展不以在座的某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媒體宣傳為轉移，更不以畢業之後能否找到工作為轉移。

這個世界的發展中，一半以上的學術問題來自對人類的關注，叫做生命科學。不管國內就業情況怎麼樣，其他學科情況怎麼樣，但大生命學科在21世紀是最大的學科。

你們可以去查查，麻省、斯坦福、哈佛最大的學科是什麼。我覺得在你選擇專業的時候，憑興趣挺好，沒有興趣的時候可以培養興趣。有時我在想，人是善變的，你的其他方面可以變，為什麼專業是不能變的?

一項業餘愛好可能你很喜歡，但天天做可能會使你厭煩。我認為做一件事，完全憑興趣的話，對我而言不靠譜。大學期間我對生物真的是深惡痛絕，因為學不好。我的遺傳學實驗、遺傳課、細胞學實驗、細胞課在班上都是中下。

本科講完，我來講一講海外讀博。我在清華提前一年畢業，那是在89年。當時我對學術沒有興趣，而對從政感興趣。可能有些同學瞭解，當時我父親的去世對我的影響很大。

我認為從政可以改變一個社會，可以為老百姓說話、做事。我當時想去從政。而從政又沒有門兒，覺得要先去經商。所以當時和清華大學科技批發總公司簽訂了一個代表公司去香港經商的機會，做公關。

你們難以想象吧？看這施老師還挺能說會道的，做公關應該還不錯。我年輕的時候比現在強太多了，結果就業合同因故被撕毀。89年7月24糾結一晚後，我決定考託福GRE出國。

在年輕的趾高氣揚的施一公心裡，出國不是一條路。最終我決定出國讀生物學博士。

在霍普金斯的5年讀博期間很辛苦，尤其前兩年心情很不穩定。由於我數理思維太嚴謹，常常繞不過這個圈，總覺得學生物怎麼這麼難。有一門生物學考試三次考試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師放我一馬：“我是一個好學生，對學生物還在適應。如果我不及格的話，我會失去獎學金，沒有獎學金的話我會讀不下去，只能退學。”

他戴著眼鏡眯著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個好學生。他最後給了我一個B-，我對他真的非常感激。

在普林斯頓做助理教授時，我第一次回霍普金斯講課的時候，我去拜訪這位教授。我問他，您還記得我當時求您放我一馬給我及格嗎?他說，我怎麼能忘記呢!

其實因為我對專業沒有想好，在讀博的前兩年一直非常糾結。平時精力很好，一看文章就睡著;聽講座也是，聽了十分鐘就睡過去了，大家一鼓掌我就醒了，正好大家一塊走。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會這樣。我直到博士三年級才出了一點感覺，發現我也能做一點東西;到了博士四年級信心大增，因為結果出來了;到了畢業那年，博士五年級，我感到，原來我也可以在學術界“混”個工作。

博士讀完之後，我不清楚我能幹啥、也不清楚我會幹啥，在最掙扎的時候曾想過轉系：轉數學系、轉計算機系、轉經管系，轉任何一個系我都覺得易如反掌，因為這些都是能發揮數理長處的地方，但我沒有轉。因為我在說服自己，也許以不變應萬變最好。

如果急急忙忙轉系，也許去了之後會發現數學、物理、經管可能更沒意思，所以我在說服自己，也許生命科學真的是21世紀的科學呢。就是一種在矛盾中在往前走。在1995年4月12日博士學位答辯以後，我還是不清楚自己會做什麼。

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在清華的時候，曾是清華活躍的一分子，小發明協會的副會長，還參與了很多課外活動，做公關，所以我想也許我可以從商。所以我還面試了大都會中國區首席代表的職位，賣保險，而且拿到了offer。

我差點成為中國第一個賣保險的人，當時有六位數的工資。在博士畢業之後我還設立了自己的公司，和兩個哥們一起做中美間貿易交流，這個經歷也很有意思。

1995年11月我下定決心還是走學術這條路，到現在還不到20年。95年12月我寫了一篇日記，我說，該去explore的機會，你也都explore了，現在輪到你靜下心來，從此之後不再起二心，好好做學術。我也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從95年11月到現在，所有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學術上，我也告訴自己這(種興趣)一定可以培養起來。在座如果有同學感覺對所學領域沒有興趣的話，我想你比不過我。我是在博士畢業半年之後才開始培養興趣，現在我的興趣極其濃厚，到現在可以廢寢忘食、可以沒日沒夜地幹，覺得樂在其中。

我覺得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不是說你天生就有，不是說你聽一個講座突然靈機一動就對一件事感興趣，我覺得都不是這樣。

博士後這幾年在外人看來極其苦，其實自己身在其中並不覺得苦，我經常覺得自己不這麼做的話就虧了。我確實是這樣想的。95年11月到97年4月，我博士後做了一年半，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頓做助理教授的機會。

當時挺幸運的。普林斯頓不像哈佛大學那樣有很多學院，像醫學院、法學院等等，而是隻有一個大學本部加一個國際關係學院，很小。我認為普林斯頓是一個學術聖地。這也是為什麼愛因斯坦在面臨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美國多所大學邀請的時候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普林斯頓，可能去過的人會有感受。

我覺得我挺幸運的，97年4月在普林斯頓開始獨立的科研生涯。其實我對專業、對研究曾經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彎路，但我覺得我還是走過來了。我也勸在座的同學，當你有迷茫的時候，我建議你們，不要覺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問題解決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認可。

我認可一點：不要給自己理由——當你覺得興趣不足、沒有堅定信心、家裡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陰影、面對痛苦往前走的時候，不論家庭、個人生活、興趣愛好等方面出現什麼狀況，你應該全力以赴，應該處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給自己理由。因為你一旦掉隊了以後，你的心態會改變，很難把心態糾正過來。

02 認識你自己

同學可能認為老師很自信，我想告訴大家，我求學時的自卑現在已經沒有了，只是偶爾有insecurity的感覺。但我求學的過程當中，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博士階段，我一直是一個非常自卑的人。

可能大家很難想象。舉個例子，高中的時候化學老師解釋“勒夏特列原理”，我那時候開小差，沒聽懂。後來看書我竟然也看不懂，覺得崩潰了。我總覺得班上其他同學都比我聰明，真的感到自卑。

放眼望向你周圍，當別人和你差不多聰明的時候，你會覺得別人比你聰明。所以當你覺得別人比你聰明的時候，他並不一定比你聰明，不要太自卑。

同時，我還有一個性格特點是好勝。在座的同學可能很多和我一樣，如果不好勝、不自強也很難走到今天，但特別好勝、特別自強的人也更容易受打擊，也更容易自卑。

高中以來我總是覺得自己不聰明，所以總是很刻苦，總覺得我是笨鳥先飛。舉個例子。我什麼地方都好勝，在清華體檢時，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腳尖;所以測坐高時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結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

當時我還沒有想明白，我還沾沾自喜，終於有一項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學提醒我的時候，我突然自卑油然而生。我就問我的教練：“孫老師，我的腿短嗎?”

孫老師的回答非常藝術，說：“一公，你訓練很刻苦，你的身體條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績很不容易了。”

我們家從來沒出過運動員，就我一個。我的哥哥姐姐、我的父母都不是運動員，我是二級運動員。其實也蠻有意思的，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就是自卑和自信、好勝伴隨在一起。

我上初三的時候，班主任老師鼓勵我報1500米。當時我寫了入團申請書，老師說，表現的時候到了。組織在考驗你。我就報了1500。運動會前四天報名，報名的當天晚上一激動大腿抽筋了，腿都動不了，比賽的那天才恢復正常。

發令槍一響我領先了整整100米，最後被倒數第二名落了整整300米。我在全校、在我們班的鼓勵聲中跑過了終點。初三的施一公什麼都不愛就愛面子，當時在青春期發育、最愛面子的時候在同學面前丟臉了，自尊心受到了打擊。

但我那時候很爭強好勝。運動會第二天我就開始練跑步。一年之後我的800米跑了2分17，3000米跑了10分35。孫教練讓我入選校隊，成為一線隊員，代表清華參加比賽。其實我覺得，很多情況下，你的個性決定了你的將來。我很自卑，但我又很好勝。

03 我覺得研究生應該具備的素質

我先說什麼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質就是你的智商。無論什麼學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認為最不重要的是智商。

時間的付出

不要以為你可以耍小聰明，世界上沒有免費的晚宴，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所以有時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說我的成功完全是機遇，這一定是瞎掰。

當然現在一般這樣說是為了謙虛，但這種謙虛會誤了很多學生。我不信有任何一個成功的科學家沒有極大的付出。清華84-86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國已是赫赫有名的終身講席教授。

他在美國開組會時教導學生：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最大的訣竅是工作刻苦，每週工作時間超過60小時。我知道你們不能像我一樣刻苦，但我要求你們每週工作50小時以上，這意味著如果是8小時一天的話，你要工作6天以上。

你不要以為你早上8點去，晃晃悠悠做點實驗，晚上8點離開就可以了。他只計算你具體做實驗的時間，和你真正去查閱簡單的和實驗相關的文獻的時間。

哪怕你的吃飯時間、查閱文獻之後放鬆的一小時，都要去除。一週工作50小時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能做到，你滿足了我的要求，你可以在實驗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離開實驗室。

其實老蒲說的是大實話，是一個真正有良知的科學家說出的話。我想通過這個例子告訴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時間，一定不會有成功。

方法的改變

我的博士後導師是一個獨樹一幟的科學家，他只比我大一歲半，很年輕。從九十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以通訊作者的身份在實驗室做出了30篇《自然》《科學》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頂一的高手。

我進入他的實驗室之後，滿懷希望要向他學習，希望跟他學方法論、學習思維方式、學習批判性思維。但後面發生的事情讓我非常糾結，讓我這才意識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維、真正的方法論應如何養成。我講的例子都非常極端，希望大家不是簡單地接受，而是去思考，因為對你的專業不一定適用。

我舉個例子：理科老師會講，要廣泛閱讀文獻，知識要寬廣，要知道現代科學進展到哪兒了，要泛讀，等等。其實我在霍普金斯做博士生的時候老師也是這樣講的，要讀《Nature》，讀《Science》，讀一些刊物，我也是這樣做的。

到他的實驗室後，我覺得我的表現欲很強，想讓導師知道我以後想做教授。我如何讓導師知道我很能幹、很有見解呢?下一篇《Nature》出來的時候我仔細讀，等我有很深的見解之後，去找導師討論討論，就能顯得我很有見解了。

所以有一次《Nature》發了一篇領域內的前沿文章，我就去找導師，可是導師說：“這篇文章我還沒有讀呢，讀了以後再說吧。”我想導師可能最近比較忙，沒有來得及讀。當時我有點功利，想著我是不是白讀這麼仔細了?(笑)

過了一個月我又讀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已經發表了將近一個月了，也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我們領域內的文章。我又想跟他討論，導師臉一紅說，這篇文章我還沒有讀呢。(笑聲)我當時開始懷疑，他是不是不讀啊?(笑聲)我沒敢問。

等到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訪，邀請我的導師進行1小時的一對一學術交流。我的導師讓祕書回覆，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講座那天，導師很早就來了，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解結構、看結構、分析結構，在寫文章。

我當時非常疑惑。按照中國人的習慣，這樣的人來了，你為什麼不去“套磁”?你還不去表現一把?於是我問導師，像這樣的人來了，你為什麼不和他交流?導師的回答非常簡單，他說我沒有時間。

任何東西都可以再生，時間不可以再生。我當時大膽地問他：你讀文章有時間嗎?(笑聲)他說我不讀文章。我想和大家說，大家在讀博士時要讀文章，但現在我已經不讀那麼多文章了，更依賴於會議、電話、面對面等現場交流。

當時我又問：不讀文章如何養成科學素養？他說科學素養的養成和讀最新的文章沒有任何關係。科學方法論的養成和科學史有關，和重大發現的數據源有關，與科學進展到最前沿的知識沒有任何關係。

科學知識的最前沿只是在你做研究的時候讓你知道，在領域內你所處在的境地是什麼樣的，你是否在科學前沿，你是否在做別人已經做過的東西，僅此而已。所以說好的研究生課程不一定是告訴你科學最前沿的內容。

我在普林斯頓期間，普林斯頓最有意思的課是“人和遺傳學”，裡面最後一篇文章是90年代初期的文章，講整個人和遺傳學的發展歷史、過程和一些關鍵的發現是怎麼來的。

最新的發現只是你在做研究的時候和你的領域內直接相關，而和你方法論的養成確實沒有關係。我問導師，那你寫文章的時候怎麼寫?他說我在寫文章的時候會讀一些文章。他講得很實在。我希望大家能夠問為什麼，不要簡單地接受一些習以為常的東西，你需要挑戰過去，要有批判性思維。我在博士後的兩年裡收穫巨大，我學到了如何在實驗室裡真正地攻堅克難。

建立批判性思維

除了方法論的改變，還包括挑戰學術權威。我的博士生導師在33歲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在開車時想象出Zinc Finger的結構，這是我們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重大憑大腦想象出來的結構。

他在晚上做夢的時候也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滿思考，那時，我在上博士三年級的，我很怕他。他有一米九三，一百公斤，力大無窮。有一次我們超速離心機的蓋子擰不開，他去直接把轉軸給擰斷了。他經常說，“懷疑是科學發現的推動力”。

有一天我們開組會，他看起來特別激動，說今天我給大家演示我的一個想法，希望大家幫我看看，有什麼問題提出來。他開始畫了一個長方形。中間加一個隔斷，左面是氧氣，右面是氮氣，看到他畫出來的圖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證明熱力學第二定律，熵增的過程。他開始寫公式，滿滿一黑板的推演之後，一步步證明出熱力學第二定律是錯的。當時我們都震驚了。

可是，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我認為我最好的一門課是物理化學，朱文濤老師。

朱老師理論基礎非常紮實，當時教我們的時候也很認真。所以我在他寫出的公式裡面發現了三處錯誤。

當時我不敢提啊，但是後來一想，那的確是有錯的時候，我哆哆嗦嗦的舉起手說，我想說有第一處錯誤。這時，我對面的師兄說“哪兒有錯?啊!哪兒有錯!”我哆哆嗦嗦說完，所有同學都說我錯了，但是我們實驗室的小老闆說，我覺得一公講得不錯。

其實，我發現Jeremy M.Berg，在我說出我的第一句話時，他的臉就紅了。這時我們實驗室在爭吵，老闆說今天的組會到此為止。大家覺得我頂撞了老師，沒人理我，中午我都一個人吃飯。

下午一點，老闆找到我說，你學士是在哪個大學唸的，我說Tsinghua University，是我們國家最好的大學。他說我不關心你來自哪個大學，我關心的是你學的非常好，老師一定是一位大家。

我的本科老師的理論功底很深厚，所以講的很透徹。在此之後，我們研究所的同事見到我便會主動給我打招呼，這讓我慢慢的有了自信。

在我找到職位的時候，他們都對我說“Congratulations!”這段公然鼓起勇氣，用自己所學糾正系主任兼實驗室導師的學術錯誤的經歷，在我科研路上給予我無限自信，至今對我仍有很大影響。

我希望我們的學生能夠志存高遠，腳踏實地。我在科學網的微博上面寫了一些對研究生如何提高自己寫作和閱讀能力的博文。你要時刻記住，你認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時還要記住，不可知足常樂!

我認為的科研是一種生活方式。它讓我能夠無憂無慮地去思考和解決一些科學問題。但是，我們也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我們的研究是希望能夠回報社會，為人類做出貢獻。

最後，我祝願大家能夠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堅持走下去。

附：施一公畢業典禮演講《大學的意義》

我原本應該只講五分鐘，但今天我們時間提前了，所以我想多講一點。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以院長的身份給我們的本科生、研究生撥穗，我很珍惜這次機會。

施一公

我從回國建成實驗室算起，到現在整整8年，時間不短了。這是我的母校，也是在座各位的母校，我們深愛的地方。

今天我們又有一茬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畢業，我確實心情很激動，很多話想說，但我沒有事先準備講稿，因為我想把現場最真實的感受告訴大家。我想講什麼呢？我就順著兩位特邀嘉賓鄧鋒先生、徐彥輝博士他們講的一些觀點，給大家講講我的心裡話。

今天的主題是畢業，但回頭看，我們從上大學開始，包括我自己都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要上大學？大學是為了什麼？我相信不少家長到現在還在想這個問題，我作為院長也還在想這個問題。我這裡講上大學其實不只包括本科，也包括碩士、博士階段的學習，究竟是為了什麼？

當然，我們為了學知識、充實自己，但一定不只是為了學知識！甚至在你這一輩子的過程中，在大學裡學習的知識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也為了學技能、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但也不只是為了學技能！甚至學技能也不是大學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麼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我們為什麼來大學呢？我以為，是學做人。

做人並不是一定要做我們覺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範，更不是要學八面玲瓏會做人的那個“做人”，我覺得是學做一個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別人的、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大學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培養這樣的人。大學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幫你樹立社會價值觀、人生觀，我覺得清華就是這樣一所大學。

我拿今天的兩位演講嘉賓來說事兒，先說我們第二位嘉賓徐彥輝博士。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我2001年回清華講課，徐彥輝當時應該是學生輔導員，他找到我，跟我長談了一次。他說我組織我們班級看了一場話劇叫《切格瓦拉》。

你們聽說過嗎？聽說過切格瓦拉這個名字嗎？切格瓦拉是一位革命英雄，出生在阿根廷一個上流社會家庭，他讀了醫學院，本來可以做醫生，可以掙很多錢，可以買洋房，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覺得這個世界很不公平，於是去古巴參加、領導了革命以後，輸出革命到非洲又回到美洲在玻利維亞繼續領導革命，最後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抓獲、被殘忍殺害。

徐彥輝

2000年夏季，話劇《切格瓦拉》讓整個北京沸騰了；2001年，清華校園也沸騰了。

徐彥輝激動地難以自已，他找到我，他說，“一公，我很糾結，這個社會的價值觀現在如此之混亂，大家拼命去掙錢，又有這麼多腐敗現象。看到這些社會弊端，我作為一名博士生，空有報國之志，真想做點什麼，但我能做什麼呢？”

我跟他說，“彥輝，我長你10歲，我恰好經歷過你這個困惑期。我告訴你，你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兢兢業業做好你的學問。你記住，你總有一天會成為這個社會的中流砥柱，會成為這個社會的領導者。到那時，你一定會承載起這個社會發展的重任！

我只怕你十年、二十年之後不再有今日的沸騰心聲，不再有現在這份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心氣兒，而變得淡漠和世故…… 如果那樣你就真的墮落了，你就愧為清華人了。”

當時徐彥輝聽了以後非常激動，我也很激動。但我也真的擔心他十年之後會被社會同化，被不健康的社會輿論同化，那就會是一位清華畢業生的悲哀。

我很高興徐彥輝接受了我的建議，博士階段研究出色，後來在我的實驗室做了四年博士後；他現在是復旦大學的徐大教授，他在從事前沿的基礎科學研究；我覺得他在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過程中已經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他對社會的承諾和對社會的責任感也邁出了第一步，這就是清華的學生！

我們的第一位嘉賓鄧鋒先生，我想在座的不用我介紹太多了。當學生工作組徵求我意見請鄧鋒好不好時，我立即說當然好。

你們可能覺得，施老師崇尚做研究、做學術大師，怎麼會想請一位企業家呢？其實你們誤解我了，我希望的是在座的每一位學生實現你們的個人價值，實現你們對社會的承諾，我不是非要你做科學家在實驗室呆著，儘管我認為做科研特別有意思。因為鄧鋒的價值觀和徐彥輝的價值觀，和清華期望的我們學生的價值觀完全吻合！

鄧鋒

我很感謝鄧鋒，他作為一位清華的校友、清華的學生，完全盡到了他的責任！鄧鋒可能不是北京最富有的，但是他現在掙了一些錢之後一直在回饋社會、幫助清華，也幫助我們生命學院、醫學院。

我們的醫學實驗班需要投入，國家無法全部負擔，鄧峰慷慨解囊，拿出一千萬元來資助我們這些立志從醫的清華學弟學妹。我相信很多人掙錢比鄧鋒多，但是不一定願意無私地拿出這些錢來培養下一代的清華學子。

其實我挺感慨的。我6月中旬把自己的兩個孩子帶到河南省駐馬店，到一所農村留守小學，和那裡的小學生一起吃一起住，接受教育。

儘管這所小學已經得到當地鄉政府的關照，但是條件還是很差，如果不是農村長大的孩子，你不會知道條件有多艱苦。孩子們很受教育，我也很受教育。

中國是一個發展如此不均衡的國家，當你們在這裡、在清華可以享受所有的優勢和優惠的時候，你們其實應該好好想一想：我承載了多少人的期望？我需要做什麼回饋社會？

有些學生，我們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有時候會陷入一種無端的狹隘—在一些消極的輿論影響下，天天想著找工作，天天想著只為個人奮鬥。

其實我告訴你，為個人奮鬥是很重要，但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為你生活在一個大世界中，你看看你生活的這個國家、你看看中國社會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關愛？你超越了多少人才有機會參加今天的畢業典禮？你難道不應該有一點社會責任感？你不覺得到清華以後、如果你的人生目標還只是為自己、為自己的家庭找一份工作，實在是很狹隘？

天下之大，有這麼多事情需要我們去做，當你把自己限制到這麼小的一個圈子裡的時候，你的路只會越走越窄。

大學培養你的就是價值觀，我希望大家都樹立自己最認同的價值觀。我是一個言辭比較激烈的人，但我並不奢望每一個人都接受我的觀點，只要你們中有5位、10位認同我的觀點，我就很欣慰了。

在這個畢業季，我想對我們畢業生說幾句話：我真的覺得現在是一個大時代，希望我們畢業生每一位同學真的不要辜負你的老師、你的家長和那些對你充滿期望的人，中國要想騰飛的話一定是我們的學生、我們的青年人強大才會騰飛。

我們清華人的奮鬥目標從來不是、也不應該只是簡單地找一份愜意的工作！我衷心希望你們每一個人在追求小我的同時，心裡也要有一個大我——即便在困境，也要有一個承擔起天下的雄心壯志！做事的時候要做到極致，不留下遺憾。生命就是體驗，既然體驗只有一次，何不做到極致？！

今天在這個很高興的時刻，好像我不應該跟大家說的很沉重。其實我真的很開心，給每一位同學撥穗，我都希望多停幾秒鐘，想擁抱在一起再照幾張像。

我祝你們每一位同學前程似錦，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工作順利、生活幸福。清華永遠是你們的家，當你們有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一定會盡力，千萬不要忘了自己的家。

謝謝大家！